與之：八十年代師大校園里的先生們（五）
五四文學社社刊《五四文學報》總第16期
一
20世紀80年代，師生互動很多，師大的老師都樂于參加學生的校園活動。在我的記憶中，中文系最多的活動便是文學社的，有辦講座、編刊物，還有詩歌朗誦會、戲劇演出，等等。
編輯、出版刊物是文學社存在的基本標志。最初師大有兩個學生文學社，一名“搖籃文學社”，歸校團委和校學生會主管，社員來自全校各系；一名“五四文學社”，由中文系團總支和系學生會管理，社員也就是本系同學。其實搖籃文學社的骨干也多半是中文系的文學小青年，兩個文學社的緣起沒人追問過，也沒聽人談起過它們并存背后的是非，估計也就是組成群體的差異吧。文學社通常不定期編印刊物和報紙，例如五四文學社有一份16開的刊物《雙桅船》，由啟功先生題寫刊名，三色膠印封面，鉛字排印，在當時已經(jīng)是“高大上”的出版物了。經(jīng)過我們這一級的努力，搖籃文學社與五四文學社合二為一了，同時出版《雙桅船》和《五四文學報》。1985級的吳文健（伊沙）、徐江、衡曉帆（侯馬）、李樹權（?？耍┒加凶约旱脑姼枭除埢顒印＿@些社團和刊物一般都由系內(nèi)知名學者助陣，主講寫作和當代文學。尤以散文研究聞名的劉錫慶老師是經(jīng)常被聘請的指導教師，后來還加上了戲劇創(chuàng)作和研究的黃會林老師、詩歌創(chuàng)作的任洪淵老師、詩歌研究的藍棣之老師，以及在學生中威望很高的王富仁老師等。雖然大多數(shù)時候，這些指導教師也就是掛個名，但有時也會給刊物介紹一些校外作家的稿件，或是對刊物的主題發(fā)表意見。一些學生編輯也能夠從指導老師那里獲得不少的教益，例如列名《雙桅船》編委的陳雷就深受藍棣之老師的信任，詩人伊沙、徐江等人受任洪淵老師的鼓勵很多，楊占升老師還曾親自出馬為一位校園詩人找工作。
《雙桅船》封面
80年代的師大學生詩會
詩歌朗誦會是大家最歡樂的聚會，每年都有好幾次。除了學生朗誦自己的創(chuàng)作和當代名詩之外，校外主動加入的詩人也不少。《中國，我的鑰匙丟了》的作者、新詩潮代表詩人梁小斌一度窮困潦倒，寄住在校報江勇老師的宿舍，江老師便將他介紹給我們，我們的活動也經(jīng)常拉上他壯威。也有長期游走在大學生宿舍的社會人員，如某位記者詩人，每會必到，有時候還是不請自到。黃會林老師與戲劇界很熟，也經(jīng)常介紹一些朗誦家到場表演，增強了詩朗誦的熱烈氛圍。
黃老師在20世紀90年代創(chuàng)辦“北京大學生電影節(jié)”，為師大成為校園影視研究的高地功勛卓著。不過，在80年代，黃老師的主要精力還在戲劇藝術上，她指導學生的戲劇演出，發(fā)現(xiàn)校園戲劇人才；仿效田漢創(chuàng)立“南國社”，主創(chuàng)“北國劇社”；排演莎士比亞經(jīng)典名劇《雅典的泰門》《第十二夜》，在1987年發(fā)起組織了北京師范大學第一屆戲劇節(jié)，連續(xù)數(shù)日，由學生自發(fā)組織的戲劇小組推出原創(chuàng)劇目，可謂是掀起了師大校園戲劇前所未有的高潮。我們一個宿舍就創(chuàng)作了兩部作品參賽，魏崇武的作品名為《淺色的淚珠》，我的作品名為《尷尬》，我還獲得了最佳編劇獎。整個戲劇節(jié)壓軸的就是黃老師親自組織的《第十二夜》，由北京人藝的導演執(zhí)導，全學生團隊出演，舞美華麗絢爛，大獲成功。黃老師十分關心學生的戲劇創(chuàng)作，每場演出都出席觀看，看完了我編劇的《尷尬》，她笑嘻嘻地說：“你們演出的時候是用了什么冷氣設備嗎？坐在下頭渾身發(fā)冷??！”這是用戲劇化的語言描述《尷尬》的心理氛圍，是黃老師對我的鼓勵。她似乎很注意發(fā)現(xiàn)戲劇創(chuàng)作的人才，不多久還專門約見我。在黃老師家中，她和先生、劇作家紹武講述戲劇創(chuàng)作的心得，鼓勵我創(chuàng)作一部作品，什么藝術手段都可以嘗試，現(xiàn)實主義也好，現(xiàn)代主義也行，爭取參加來年的一個全國校園戲劇活動，中間有什么問題、需要什么幫助都盡管去找他們。黃老師夫婦如此熱情，我點頭承諾，表示一定要多多努力。只是，那個時候，我的主要興趣已經(jīng)轉移到了現(xiàn)代文學批評，這個應允到后來也就不了了之、無法兌現(xiàn)了。很多年過去了，我始終懷著一份愧疚，直到新世紀初年回到母校工作后，都害怕在校園碰到黃老師。
北國劇社演出
二
在那個年代，給人記憶最深的活動還是各種學術講座。今天的學術講座通常都是學院、學科點等學術官方組織操辦的，有時更是出于某些功利性的目的而安排的。20世紀80年代的大學講座，當然也有學校、系、所一級主辦的，但是學生社團卻同樣積極主動，每學期都策劃安排為數(shù)眾多的學術活動，而在其中穿針引線的就是那些與大家關系緊密的專業(yè)老師。詩人梁小斌來過我們的講臺，作家梁曉聲、張辛欣、趙本夫等也來過。這些活動由老師介紹之后，都是學生自己去聯(lián)絡時間，并到教務處借教室，到團委請款，一般報酬就是10至15元一次，好像沒有誰會計較，幾乎沒有人討論過報酬。張辛欣講座之后，我們奉上15元，她似乎有些意外，連連推辭，說：“哪能收同學們自己湊的錢呢？”我們一再解釋，肯定是學校的公款，絕不是學生自掏腰包，她才收下。這些講座，經(jīng)常還是主講人自己搭車過來，我們只需在校門口等候即可。只有一些年紀較大的老先生出場，我們才在系里的支持下憑辦公室開條由校車隊出車，但是如果同一天晚上學生活動請了好幾位老先生，那么車隊也不會一一派車，通常都是幾位先生擠在一輛小車上。這輛小車得早早出發(fā)，在北京城里東轉西拐，最后才將他們“拼裝”在一起載到師大。
五四文學社演出話劇《尷尬》
學校的老師為同學們舉辦講座就十分簡單了，老師同意、學生無課，找個空教室即可。當然，書寫、張貼海報卻鄭重其事。組織者一般都精心構思，怎么起標題、如何介紹、貼在哪兒，都得十分講究。因為類似的活動多，學生中的書法家都成了海報熟手，書寫海報也就成了提筆練字的重要方式。因為老師們作講座一般都不需支付報酬，所以請自己的老師作講座也是學生社團節(jié)約經(jīng)費的重要辦法，幾乎為我們授課的所有老師都答應過同學們的請求，有的還不止一次，但也有個別例外。曾經(jīng)有一位青年學者在講座前突然發(fā)問：“這場講座，報酬多少？”從未有人如此提問，我囁嚅作答：“可能就是10到15元，還得申請。”后面半截話實在底氣不足，還沒出口就咽了回去。但見他大手一揮：“那就算啦，這就算義務講座！”在80年代那個奉“新啟蒙”為精神信仰的氛圍中，如此坦率地強調(diào)“有勞有酬”顯然不合時宜、格外另類，一度被傳為笑談。拉開三十多年的時間，我回頭打量那個年代的思想發(fā)展，對這樣曾經(jīng)的“笑談”倒多了一分深切的理解：改革開放的80年代不就是以正視和首肯人們的物質(zhì)基礎為前提的嗎？公開地認可人的生存欲望、滿足廣大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本身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為什么不可以公開討論呢？
三
80年代，大學生對于學術講座的渴望是強烈的，不僅專門性的演講，就是博士生答辯也趨之若鶩，常常是將答辯當成講座來聽。這與今天碩博答辯漸成枯燥形式的情形大相徑庭。新時代的研究生教育愈發(fā)講究“學術訓練”，但也愈發(fā)減少了那種源自內(nèi)心的情感需要，每到例行公事的開題答辯，導師須嚴詞下令，學生才不敢懈怠躲避。80年代的師大，中國語言文學的主要專業(yè)都成為了國內(nèi)第一批獲得博士授予權的學科，現(xiàn)代文學、文藝學、古代文學、漢語言文字學、民間文學等都聚集了大批大師名流，博士生隊伍中也是才俊薈萃，他們往往在讀書期間就已經(jīng)在學界小有名氣，所以最后的博士論文也自然成為某一主要領域的開拓之作，引得一眾仰視。這個時候的博士論文答辯，其實也就成了一次學術前沿的重要宣講，在學術審核的形式之下，包含著的卻是學術成果發(fā)布的基本內(nèi)容，足以引來各方面的強烈關注。這些博士論文答辯，前來參加的答辯委員都是國內(nèi)知名學者，好多都是只聞其名未見其人的，他們在答辯現(xiàn)場的發(fā)言也是一種思想講演，對學生而言是難得的受教，所以就是為了一睹大師風采，這答辯也值得一聽。1984年，王富仁老師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個現(xiàn)代文學專業(yè)博士畢業(yè)，但他此前已經(jīng)出版過《魯迅前期小說與俄羅斯文學》，是魯迅研究界一顆冉冉升起的新星。緊跟著是金宏達老師的畢業(yè)答辯，金老師也是歷史名人，早在“文革”之初，還身為師大學生的金宏達，就以“時漢人”之名在《人民日報》發(fā)表文章。文藝學專業(yè)的一批博士生也是如此，王一川碩士畢業(yè)于北京大學，已經(jīng)是師大的青年教師；羅鋼也是青年文學批評家，早已經(jīng)出版過著作《浪漫主義文藝思想研究》。讀博期間，王一川等人就已經(jīng)是我們的文學理論老師了，所以他們的博士論文答辯自然就吸引了眾多學生前往觀瞻。記得王一川老師的答辯在主樓6樓的文學理論教研室進行，頗為莊重肅穆，年輕的師母也在下面旁聽，席間還惴惴不安地低聲對她的同伴念叨：“這么多提問，他能夠回答嗎？”還有的博士生答辯竟人滿為患，理論大家端坐臺上談古論今，既是針對博士論文的評議，又像是面對所有在場大學生的自我理論展示。答辯人雖然居于臺下，卻也信心百倍。上下五千年，縱橫數(shù)萬里，侃侃而談，神態(tài)自若，仿佛此刻已經(jīng)不再是被審核的學生，而是主題演講的發(fā)言人，他要說服的也不是臺上的少數(shù)權威，而是所有現(xiàn)場的人。中間說到口干舌燥，也徑直起身，自顧自走到主席臺前，取走為答辯委員準備的水壺，回頭給自己的水杯倒水，如此輕松有趣的場景，不僅引來聽眾的笑聲，連臺上滿面嚴肅的委員也不禁莞爾?；蛟S，這就是80年代師大的一種寫真，學術的嚴正與人性的真實相互交織，并沒有太多的裝腔作勢與虛偽矯情，構成了中國研究生教育史上難得的景觀，值得今天身處“學術規(guī)范”時代的人們咀嚼、回味。
課堂上的王一川老師
80年代的學術沙龍也真是“貨真價實”。學生社團舉辦過不少當代作品討論會、閱讀會，每一次都邀請相關的老師或博士生參加。進得門來，無論作者是否在場，大都直言不諱，板斧齊飛，不留情面。有一次，某位知名導演前來座談他的電影新作，他似乎對師大師生的好評滿懷期待，沒料到卻遭遇了當頭一擊，從老師到學生萬炮齊發(fā)，痛批影片的種種陳舊呆板，現(xiàn)場氣氛頗為尷尬。還有一次，時任某文學雜志的主編、大名鼎鼎的作家蒞臨中文系征求辦刊意見，這份雜志在普通讀者心中可能真有萬流景仰的地位，卻沒有想到，在師大中文系，我們的“批判性思維”的教育早已經(jīng)落地生根，從文學研究的老師到牛犢初生的學生都是如此的目光挑剔，數(shù)落這份“國家級大刊”的種種缺陷，出言犀利，態(tài)度激昂。主編倒是十分謙和大度，但也難掩窘迫，臉上紅白交替，備受煎熬。其實，這是一位十分優(yōu)秀也虛懷若谷的編輯，那一天的情勢，到最后連我們都有點同情他了。在“人情闡釋”已經(jīng)逐漸成為批評常態(tài)的今天，當年的師大記憶可能更有打撈的價值，因為，它為每一個剛剛面對文學界的大學生展示了閱讀和批評的真諦。
1985年9月，《收獲》第5期在頭條位置發(fā)表了張賢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系作家“右派”生活的系列小說之一，前續(xù)榮獲“第三屆全國優(yōu)秀中篇小說獎”的中篇小說《綠化樹》，但因為涉及性壓抑等敏感描寫而立即引發(fā)了全社會的關注和討論。批評家黃子平在上海《文匯報》率先發(fā)表了評論《正面展開靈與肉的搏斗——讀〈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熱情禮贊：“我們現(xiàn)在談論的這部中篇小說，則以中國當代文學前所未有的高度，正面地展開‘靈與肉’的搏斗及自我搏斗。”1張辛欣在《文藝報》的評論《我看〈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性心理描寫》說得理直氣壯：“性心理的描寫恰恰使這部小說成為一部嚴肅作品。”2短短半年中，《文匯報》《北京日報》《青年評論家》《文藝報》《羊城晚報》《文論報》《遼寧日報》《作品與爭鳴》《當代作家評論》等全國幾十家報刊發(fā)表了大約百余篇文章，一時間真是熱浪滾滾。這也在校園中激起了強烈的反響，而我們剛剛被“文學理論”“中國現(xiàn)代文學”課程所激活，正是意氣風發(fā)的時節(jié)，于是當仁不讓，主動介入，在學校發(fā)起組織了“與張賢亮對話”的學術沙龍。那天晚上，沙龍在心理樓一間大教室里召開，雖然名為“對話”，卻不過是作者缺席的單向討論與批評，但是參加者依然十分踴躍，到沙龍開始之時，連兩邊的窗臺上都擠滿了聽眾。當天晚上，王富仁、劉錫慶及盧惟庸三位老師蒞臨現(xiàn)場發(fā)表評論，他們的發(fā)言將沙龍推向了高潮：盧惟庸老師從心理分析的視角解讀小說；劉錫慶老師從當代文學史的角度論述張賢亮的意義；王富仁老師則另辟蹊徑，生動地為我們講述了“文革”時期他那一代人所遭遇的故事，一時間全場鴉雀無聲，都為那難以置信的歷史而深感震撼。歷史并不真的是“不會忘記”的，我們這一代人，在“文革”中出生，但還是不夠熟悉那些歷史，對張賢亮的生活史更是陌生，王老師的故事恰到好處地“帶入”，讓年輕的我們剎那間就感同身受了。20世紀80年代的文學閱讀就這樣接通了老師們的體驗，穿透屏障的體驗的真實在此呈現(xiàn)。
80年代的學術沙龍
注釋：
[1]黃子平:《正面展開靈與肉的搏斗——讀〈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文匯報》1985年10月17日。
[2]張辛欣:《我看〈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性心理描寫》，《文藝報》1985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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