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絳誕辰110周年｜《喜智與悲智》：重繪楊絳的文化肖像
【編者按】2021年7月17日，恰逢楊絳誕辰110周年紀念日，也是她去世五周年。作為融貫中西的文學大家，楊絳先生以睿智、精純、真誠、曠達的文字俘獲了萬千讀者的心靈。為表示對楊絳的紀念，我們轉(zhuǎn)載北大教授、學者陳曉明的《重繪楊絳的文化肖像》（為《喜智與悲智——楊絳的文學世界》的序言），以饗讀者。
1934年，楊絳與錢鍾書在北平。
如今的文學博士大都是在嚴整的學術訓練中成長起來的，無疑有不少十分優(yōu)秀的青年才俊，他們處理起學術問題得心應手，做起論文來駕輕就熟。他們無疑是學術生產(chǎn)的主力軍，其學術潛力當然可以長期發(fā)掘下去，也可期待成就一番事業(yè)。只是如此造就學術人才，有時難免缺乏新奇之感。例外與偶然往往可以給人驚喜，呂約大約就是這樣一個例外與偶然的博士。她之就讀于北師大現(xiàn)當代文學專業(yè)博士研究生，多少有些偶然機緣。她原來在南方一個領潮流的報業(yè)做得風生水起，在那里正是如魚得水、游刃有余的時候，突然北上，隨后數(shù)年，又向往起學術。呂約的媒體經(jīng)歷，使得她對學術還保持著學術之外的那種心情和方式，多了一份疏離開來的自由、隨意和靈巧。說到底，她做學位論文，就是帶著很強的個人情感、愛好和追求。本人有幸參加答辯，既可感覺到論文的不同凡響，在答辯現(xiàn)場也別有趣味格調(diào)，可以感受到呂約為文的清新純凈之氣。當然，說起來，呂約早年寫詩，她在華東師大讀本科時的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正是校園詩派風起云涌的時代，她的詩情伴隨著青春的熱情和時代劇變，自有另一種不可放棄的品質(zhì)。延伸到她的博士歲月，于她則是自然而然地選擇楊絳做題目。這一做，還就是把自己做進去了，也做成了她自己。這樣的博士論文，就是有個性，有文風，有韻致的文章了?，F(xiàn)在我們讀到的這本書，就是她在博士論文基礎上做起來的。
楊絳先生深受一大批文藝青年熱愛，她早已是一種文化象征，一種精神規(guī)格，一種歷史僅有的存留。2016年暮春，楊絳先生與世長辭。新聞媒體一時喧囂，紛紛聚焦這位百歲老人的愛情故事，并將其定義為“最賢的妻，最才的女”。我想，這是有偏頗的——對文學研究者來說，楊絳首先是一位具有貫通意義的中國文學家。說她“貫通”，不只因為她的生命穿越了二十世紀，更因為她的創(chuàng)作貫通了“現(xiàn)代文學”與“當代文學”，貫通了戲劇、小說、散文等多重文體。如何在紛繁復雜的中國文學史中定位楊絳？這是極具挑戰(zhàn)性的學術命題。事實上，楊絳的創(chuàng)作始終游離于二十世紀文學史主潮，她恪守知識分子的基本立場，有意身披“隱身衣”，與波詭云譎的中國現(xiàn)代史（也包括文學史）保持著適度的觀視距離。當然，也只有如此，她才能完成那辯證而有情的“觀世”“察幾”。
如此說來，呂約的博士論文《喜智與悲智——楊絳的文學世界》（以下簡稱《喜智與悲智》）可謂迎難而上，畢竟，這是學術史上第一篇對楊絳創(chuàng)作進行有系統(tǒng)的總體性述評的博士論文，她要處理的文本對象是九卷本的《楊絳全集》。對她來說，這無疑是一次學術歷險。若沒有對楊絳文學生命足夠的情感認同，她的研究恐怕是不能完成的；反過來說，文學研究者最大的幸福，大概正是與研究對象的情感共振。幸運的是，呂約在楊絳那里找到了共振的主脈，或者說，她在楊絳先生的那些文字中找到了自己。
1941年的楊絳
基于女性知識分子的共同立場，呂約首先將楊絳的創(chuàng)作特征總結為“智性”，這是準確的，也是楊絳與蕭紅、張愛玲、丁玲等女作家的本質(zhì)區(qū)別。然而，楊絳的“智性”卻又是有溫度、有關懷的，那不是純?nèi)坏目陀^理性，而是理性對感性沖淡中和后的動態(tài)平衡。由此，呂約將“智性”推進為“喜智”與“悲智”，她試圖用這組情感辯證法來詮釋楊絳，并還原文學研究的某種“感性”。我想，文學研究者不時流露出的些許“感性”總是很可愛的，如果這世上還有一門學問渴望用文字本身來打動人心，恐怕就是文學批評了。文學研究的現(xiàn)代化與學科化，使得我們越來越對“知人論世”“以意逆志”羞于啟齒，然而，任何一篇優(yōu)秀的博士論文寫到最后，到了圖窮匕見之時，依憑的還是研究者最初的感性，是謂“不忘初心”。
“悲智”是個很有些感性的詞，它本是一個佛教術語，錢鍾書先生用它來評價王國維的詩：“比興以寄天人之玄感，申悲智之勝義，是治西洋哲學人本色語。”所謂“悲智”，就是表現(xiàn)悲劇意識的智慧，然而根據(jù)情感辯證法的規(guī)律，“悲”與“喜”本就相反相成，故“悲智”又可轉(zhuǎn)化為“喜智”。沃爾波爾曾說：“這個世界，憑理智來領會，是個喜??；憑感情來領會，是個悲劇。”楊絳整個文學生命都在參悟“喜劇”與“悲劇”的奧秘，而她最重要的文學譯著，正是用喜劇精神表達悲劇內(nèi)涵的《堂吉訶德》。為什么全世界的知識分子都如此熱愛堂吉訶德？我想，是因為他的理想主義精神與烏托邦沖動確證了現(xiàn)代知識分子的社會位置，我們甚至可以說，堂吉訶德就是現(xiàn)代知識分子的思想肖像，當然，也包括中國知識分子。堂吉訶德可以成為理解楊絳文學生命的有效注腳嗎？錢理群先生在《豐富的痛苦——堂吉訶德與哈姆雷特的東移》中指出，經(jīng)歷二十世紀風云變幻的中國知識分子普遍面臨著一種精神困境——“堂吉訶德式的理想主義、烏托邦主義遭到?jīng)_擊，哈姆雷特式的懷疑主義遭到威脅的雙重危機”。想想看，堂吉訶德與哈姆雷特的辯證關系，或許正對應著楊絳的“喜智”與“悲智”？然而，楊絳卻說，她不是堂吉訶德，也不是幻覺中的英雄。她不僅和二十世紀的歷史巨變保持著距離，更與“知識分子”的自我想象保持著距離，這是她的獨特之處。
把握楊絳的獨特之處，并不意味著將《喜智與悲智》做成孤立的個案研究，這個議題必須回到中國知識分子的文化心態(tài)與精神蛻變上，這也是我對《喜智與悲智》的核心期待。對中國文學史而言，楊絳的文學形象是相對穩(wěn)健的，她總是以自我之“?！眮韺箷r代之“變”，而作為研究者的呂約再度發(fā)掘了楊絳的“?！敝兄白儭薄＿@一正一反的兩重“變”數(shù)，打開了楊絳的闡釋空間。屢遭苦難，楊絳何以安之若素？可以想見的是，其內(nèi)心必存在一種強大而有效的自我情感轉(zhuǎn)化機制：有“變”才能“通”，悲喜之間方見豁達，這自然是楊絳先生的智慧；而對于這種情感轉(zhuǎn)化機制的準確捕捉，則更是研究者的智慧了。
呂約讀楊絳先生，是讀到書里面去了，讀到人的心里和風格氣韻里去了，那都是她所向往的。呂約無疑是極為崇拜楊絳先生的，她想標舉那種人品，那種潔凈的氣質(zhì)，那種心靈的自然樸實。就為文來說，楊絳先生的文藝粉絲都喜歡她的自然清雅、靈秀安靜。這點呂約也是極為著迷的，不過，作為一次理性的、理想性的把握，呂約要發(fā)掘出楊絳作品更內(nèi)在的意蘊，更理論化地表述那些內(nèi)涵。
呂約這就選擇了切入“智性”這一環(huán)節(jié)。博士論文無疑是要有“智性”的寫作，論述“智性”才能提升出理論話語。呂約分析說，楊絳的“智性”首先體現(xiàn)在，她賦予了文學創(chuàng)作整飭的秩序。在戲劇、小說和散文三種文體中，呂約的論述層層遞進，從主題到修辭，進而抵達形式風格。其中，楊絳的散文創(chuàng)作是尤其難于把握的。這一方面是由于小說理論是更完善的，小說細讀方法已成體系，并更容易從書本上習得，而品評散文卻需要研究者的情感投入與人生閱歷；另一方面，小說是虛構，散文卻是在虛實之間博弈，甚至更具寫實傾向，它更接近一種“現(xiàn)身說法”。呂約論文的第三章聚焦楊絳的散文，其論述結構從一個“憶”出發(fā)，散射出三條不同的光譜，進而編織成精密嚴整的敘述網(wǎng)絡。作者認為，楊絳的散文創(chuàng)作集中體現(xiàn)了她面對歷史的“記憶書寫”特征：“記、紀、憶”是楊絳散文的三種記憶書寫形式，這是與“家、離別、死亡”三個重要主題相呼應的，呈現(xiàn)方式上則是依靠“夢幻、鏡像、現(xiàn)實”三種結構要素的不同組合關系。以《我們仨》為例，全篇由“入夢”“長夢”“夢覺”三部分組成，以“夢幻”作為全篇的結構基礎和總體象征，其中，真與幻、實與虛、經(jīng)驗與夢境、回憶與想象，融為一體，構建了一個諸要素之間互相映射、互文相足的審美結構。作者由此得出了精準的結論：楊絳的記憶書寫創(chuàng)造了一種獨特的“夢的詩學”。
晚年楊絳
作為文學研究者，呂約的“智性”還表現(xiàn)在她強烈的問題意識，只有堅持以問題意識為主線，論述才能綱舉目張。在嚴整地論述了“喜智”與“悲智”之后，呂約再進一步，將楊絳的文學創(chuàng)作拔升至“總體風格學”的理論高度，這也是她真正的問題意識所在。在第四章中，作者從“隱匿與分身”“修身與修辭”“憂世與傷生”“幽默與諷刺”“圓神與方智”五個角度，辯證地分析了楊絳的風格與人格的幾個層面，并將它們命名為“隱逸保真的精神風格”“文質(zhì)合一的語體風格”“悲智交融的情感風格”“喜智兼?zhèn)涞睦硇燥L格”“一多互證的結構風格”。可以說，錨定一位作家的“風格”，是文學研究者的根本任務，它需要文本細讀與作家批評的基本功；然而，若是納入文學史視野進行全盤思考，我們就不能滿足于“內(nèi)部研究”，而必須具備一種“向外轉(zhuǎn)”的意識，必須回返至歷史現(xiàn)場，觀察文本與歷史的互動。令人欣喜的是，呂約沒有止步于對楊絳戲劇、小說與散文的分類闡釋，她重新定義了“總體風格”的概念，在她眼中，所謂“總體風格”即“作家個性”與“社會歷史”的協(xié)商。顯然，她不滿足于將楊絳研究限定為一個孤立的學術個案，她有更宏大的思想史企圖，她真正試圖提出的問題是：作為一位女知識分子，楊絳對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究竟有何意義？
我認為，楊絳的“觀世”與“察幾”或可成為我們觸摸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另一種方式：有情卻不濫情，理性卻不功利。這本應是現(xiàn)代知識分子共享的基本立場，而絕非女性的性別特質(zhì)。誠然，我們已迎來了一個空前的女性主義時代，可是，楊絳的“智性”卻呼喚著一種更為平等的觀察視角，它直面“人性”，從而超越了“性別”，也使得任何關乎“性別”的信條都不再僵化。別忘了，后結構主義早就告訴我們，“性別”不過是一種社會建構，它本身是不斷流動的、變動不居的?，F(xiàn)有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形塑了一種對女作家的刻板印象：她們是內(nèi)心剖白的、感性的、失控的、抗議的、身體的……楊絳恰恰站在了她們的反面，她的智性、含蓄與節(jié)制讓我們看到了女性靈魂的寬度，她身上既有古代中國的隱士風流，也有現(xiàn)代中國的啟蒙意識，她足夠復雜，正因為她足夠真誠?？梢姡喿x楊絳，正是探尋中國現(xiàn)代知識分子精神歷程的一條有效路徑。歷經(jīng)數(shù)度“清洗”，楊絳的精神面貌何以泰然如初？她的文學生命背后是不是存在著某種倔強的韌性？魯迅先生說，知識分子要有“野草”精神。那么，在經(jīng)歷了二十世紀的風風雨雨之后，楊絳可否被視作一株優(yōu)雅佇立的“野草”呢？
不可否認的是，我們已置身于一個媒介變革的大時代。在媒介轉(zhuǎn)型的語境之下，楊絳的文化形象與其文學史上的文學形象發(fā)生了某種“偏離”，這似乎是必然的，卻也是必須被討論的。楊絳是如此抗拒知識分子的英雄想象，可在九十年代以來的市場機制運作之下，她卻被大眾傳媒塑造為一個“文化英雄”，這種“事與愿違”是很有趣的。《我們仨》在圖書市場上的營銷策略是“溫情”，而那些對中國現(xiàn)代歷史的犀利洞見則被遮蔽了。文學家楊絳的一生可以被僅僅限定為“賢妻良母”嗎？這顯然是對消費者的某種迎合。我真正關心的議題是，我們?nèi)绾尾拍軗荛_媒介意識形態(tài)的種種霧障，把“楊絳”還給“文學”？我們?nèi)绾螐闹袊R分子心靈史的角度去重繪楊絳的文化肖像？我們?nèi)绾螐臈罱{這一個體出發(fā)，得以管窺二十世紀中國的思想史脈動？在這個意義上，“論楊絳”更是研究者的一種文化選擇，而呂約的“喜智”與“悲智”正為我們提供了切近楊絳的有效通道。
是以為序。
《喜智與悲智——楊絳的文學世界》，呂約 著，浙江文藝出版社·KEY-可以文化，2021年7月，69元，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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