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任俠在談及與郭沫若的交往時說過：“我與郭老有同樣的悲劇，都遠別了日本的妻、孥。但是我們決不氣餒，發(fā)憤戰(zhàn)斗，直到1945年8月抗日勝利之后，我才離開戰(zhàn)后的國土，應聘往印度的泰戈爾國際大學去講學。1949年，我由印度返回北京，與郭老又時時會晤，直到1978年他在病榻上安息為止?！贝_實，他們相識相知四十余年，在學術研究、日常生活上均有良好的交流。

一

據(jù)常任俠日記，時在東京帝國大學求學的他于1935年12月11日與李佑辰同赴千葉市川須和田町郭沫若寓所，有魏猛克、陳伯鷗在場。常氏談了西域音樂戲劇東漸的問題，郭氏堅持琴瑟西來說，指出金文中并無“琴瑟”二字，并從“樂”字的古形解讀了其音其意。郭氏高度稱許了常氏欲撰中國演劇史的計劃，對其提到的“三人操牛尾，投足而歌八闋”一句作了補證。針對常氏談及的大儺，郭氏認為：“方良即網(wǎng)兩，或作罔象，亦為一獸。”“南洋人為漢族所逐，中國之舞樂，與南洋亦有關系。南洋謂猩猩為Orang（人）utem（林），意為林中之人，罔兩之發(fā)音，與 Orang為近，殆即人與猩猩之搏斗也。大儺逐方良，其擬態(tài)也。又云鳳即南方極樂鳥，鳳字古無F音，而有B 音，南洋謂極樂鳥為 Banlock，其語源或出于此?！背Ｈ蝹b后來多次憶及這次會面，賦有詩《訪郭沫若先生》，并記錄：“郭老當時的生活是夠清苦的，一家六口，惟賴稿費生活。當我第一次去千葉市川拜看郭老時，他的室外有一位穿著勞動服的婦人在掃地，我就問：‘旦那檬（主人）在嗎？’她說：‘在?！胧液?，才知她就是郭老的夫人。在留午餐時，只有一碗雞蛋炒飯供客，另無菜肴?！?/p>

關于郭沫若，常任俠的留日 日記中尚有其他記錄，如1936年1月24日，李佑辰談及計劃創(chuàng)辦一種反法西斯雜志，請常氏作發(fā)刊詞，他認為請郭沫若寫或許看的人更多，因為郭氏是著名作家。10月26日，他見《帝國大學新聞》載郭沫若悼念魯迅之文，乃喟嘆自中學時代即受魯迅影響，“讀其譯著各書，每夜深不倦，及研文學史，尤愛《中國小說史略》一書，《野草》散文詩集，亦極愛之。其他如《工人綏惠略夫》《桃色的云》《愛羅先珂童話集》等，則至今猶為中學生介紹也。魯迅之死，損失極大，惟有繼其忠于文學態(tài)度，繼續(xù)努力。余于郭君之文，有同感焉?！?1月4日，魯迅追悼會在日華學會召開，常任俠到時幾乎散會了，據(jù)其記述：“演說者有佐藤春夫及郭沫若君，報告者則有徐紹曾君等人。”

1988年，常任俠撰文論及郭沫若在日本的學術研究成就及其與文求堂的關系，指出郭氏“為了研究中國古代社會，運用摩爾根、恩格斯的學說，探討中國社會歷史的發(fā)生發(fā)展，對龜甲獸骨文字、青銅器銘文，以至秦石鼓（獵碣）刻文，都下了很大功夫”，并先后完成《中國古代社會研究》《 卜辭通纂考釋》等著作，“發(fā)過去未發(fā)之秘”。其研究“與摩爾根、恩格斯的貢獻鼎足而三，使中國蒙昧的時代昭然揭示，使學人傾心佩服，雖當時南京的中央研究院亦愿投票推為院士，尊為學術界的光輝典范”。這些著作的早期印本“都是由文求堂發(fā)行的精美制本。田中慶太郎氏可以說是郭老在東邦的知己，他能認識這些著作的價值，而且敢于承擔風險。郭老……的著作以馬、恩思想為主導，是被日本當政者視為異端的。田中敢于出版，可見他的卓識與魄力，以視今日有些出版者，不愿出版學術著作，只知媚俗謀利，其品質(zhì)何啻霄壤！”郭沫若獲取的研究資料多由田中慶太郎介紹和聯(lián)系在日本尋得，包括三井家藏品、靜嘉堂文庫、東洋文庫等藏館，他的九部考古著作皆由文求堂出版，其中《兩周金文辭大系》就獲資三百日元，足夠維持一年的生活了，而田中紀念冊發(fā)表的手札也以郭氏的最多。

二

“七七事變”的爆發(fā)標志著中國抗戰(zhàn)進入新階段，也給常任俠、郭沫若的人生帶來了大變化。常任俠經(jīng)常關注郭沫若的動向，如1937年9月26日他記述了前一日《中央日報》登有郭氏已赴南京的信息：“此君久不見，想與京中田漢等晤見時，當共商抗戰(zhàn)救亡大計也?！?0月1日，他稱上?！读蟆冯m是小報紙，而編輯甚好，載有“郭沫若亦將返京工作云”。兩人再次見面是在1938年，常任俠落腳長沙，而郭沫若正供職于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是年2月7日常氏“晚間至遠東，晤郭沫若君等”，他后來成詩：“昔日分手瀛海濱，今朝喜晤湘江漘。湘靈鼓瑟譜戰(zhàn)曲，誓飲黃龍掃賊氛?！保ā兑痪湃四甓缕呷胀黹g至遠東喜晤郭沫若先生》）17日，常任俠“過遠東，郭沫若約同看商承祚”，三人“雜談銅器甲骨，以至長沙出土明器”。不久，常任俠受田漢之邀到第三廳工作，于4月5日正式擔任第六處第一科中校主任科員，主管編審戲劇。4月13日，常氏得到陽翰笙秘告有人擬在大游行會場搗亂，欲對郭沫若不利，要注意戒備。7月26日，長沙張某請郭沫若考證玉尺一把，乃轉(zhuǎn)請常氏代考。28日，常任俠致函郭沫若，談及玉尺銘文俱非漢代通行小篆或隸書，器物上字體復雜，與漢人簡樸古質(zhì)的特點不同，疑為偽作，即便是舊玉，文字恐怕是后刻的；國內(nèi)所藏有年號及監(jiān)制人的出土銅尺絕少，此物或從長沙新出土，該地商人好作偽，不可不細查。信末又補充，漢人制印用篆書，鑄銅、刻石、寫磚等常用隸書或篆書，用鐘鼎古文大篆者頗少。11月8日，常任俠將自作《亞細亞之黎明》劇本分送郭沫若、洪深、田漢、胡蘭畦等。26日，身在衡陽的常任俠見到郭沫若，“由長沙來，至此下車”，郭氏次日“出在漢口、長沙所得古明器示之。一玉環(huán)兩管玉（瑪瑙質(zhì)）極所愛。又白石璧兩枚，陶瓷數(shù)事，以途中不慎，中有破碎者矣。沫若云：漢口青年會間壁古董肆中，售有楚式紋鏡，光澤可愛，有‘位至三公’四字，楚鏡有文字者，殊不多見”。12月1日，常氏請郭沫若為《亞細亞之黎明》封面題字。2日，郭沫若出示在衡山所拓拓片一種“文曰‘□慶元年’，第一字不清晰，郭疑為‘寶慶’，囑代一查。按歷史紀年，唐穆宗曰長慶（821），宋理宗曰寶慶（1225），明穆宗曰隆慶（1567），就字體觀之，頗似六朝磚文。郭云系鐵鑄也。”他對常任俠計劃轉(zhuǎn)任中英庚款董事會人文科學研究員的想法表示贊同：“抗戰(zhàn)期間，高深專門科學之研究，仍不可廢。中英庚款所設研究名額，皆系專門學者，故于學術事業(yè)，前途無量云?！?4日，音樂家張曙因日機轟炸殉難，常任俠赴樂群社與郭沫若商量喪葬善后，郭氏手令由常氏主持，并撥喪葬費五百元。26日，第三廳人員、孩子劇團、新安旅行團等為張曙舉行葬儀，郭沫若出席致悼詞，常任俠有詩數(shù)首敘及此事。

1939年1月10日，常任俠、宗白華同至郭寓，對弈后共餐，討論了《洪波曲》。3月15日，常任俠致函郭沫若，再次談及受中英庚款委員會之邀一事：“竊職于去年九月即受管理中英庚款委員會招邀研究人文科學，當時以抗戰(zhàn)孔殷，未敢輕離崗位，故未往就。其后曾將此事報知鈞長，頗獲贊許，繼續(xù)學術研究工作，茲特請假以貫初衷。惟在此民族爭求解放最烈之日，抗戰(zhàn)之責未敢自棄，雖不受廳中薪資，關于制作抗戰(zhàn)宣傳文字或抗戰(zhàn)戲劇活動，如有囑命，仍愿義務盡其綿力也?！?月4日，他與陳紀瀅等討論事情后至生生花園午餐，遇郭沫若生子兩月湯餅宴，二人有交談：郭氏要常氏演講考古與抗戰(zhàn)建國的議題，常氏以為考古是一種科學，抗建需要科學，考古對于民族文化尤其重要。9月3日，郭沫若、田漢等假中國電影制片廠追悼張曙，郭氏主持并致詞，高度評價了張曙的功績，常任俠含淚憶及與張氏的交往。27日，他至郭處談論考古，又將郭父去世的訃告轉(zhuǎn)送沈尹默、胡小石和宗白華等。10月27日，常任俠寫下《挽郭沫若尊人膏如先生》一詩：“沫水有德翁，稟氣仁且寬。高義感盜賊，良醫(yī)濟病瘝。積德之所至，當階生桂蘭。哲嗣能文章，報國據(jù)征鞍。教忠為人民，足繼翁膽肝。翁德照沫水，翁去沫水寒。沫人思翁者，日日望沙灣?！?/p>

1940年4月9日，常任俠收到衛(wèi)聚賢函約，于次日往牛角沱對江視察漢墓發(fā)掘，見到馬衡、郭沫若、衛(wèi)聚賢等。發(fā)掘期間，眾人多次聚首討論相關事宜，郭沫若賦有《為任俠題富貴磚拓墨》：“富貴如可求，尼叟愿執(zhí)鞭。今從吾所好，乃得漢時磚。上有富貴字，古意何娟娟。文采樸以殊，委婉似流泉。相見僅斯須，逖矣二千年。貞壽逾金石，清風拂徽弦。皓月來相窺，拓書人未眠。嘉陵江上路，藹藹豎蒼煙。”常任俠作有注：“四月十日由重慶牛角沱生生花園渡江至培善橋胡家堡，叔平、聚賢、沫若諸人發(fā)掘漢墓得延光磚，拓墨本，請郭氏題詩其上，又題富貴、昌利兩磚?！彼钟泻驮姡骸鞍退倘缬?，渝柳軟于鞭。晴郊趁游屐，荒壟撥殘磚。研古集多士，振奇來群娟。長劍出幽墓，覆瓿結(jié)敗泉。剔辨昌利字，造作延光年。欣獲盤與豆，快比箭脫弦。洗拓能忘疲，摩挲行廢眠。既返城市路，猶戀墟里煙。”（《發(fā)掘漢墓紀事次郭沫若韻》）他偏愛此詩韻，后吟成《四月二十二日 題漢富貴磚拓本疊前韻》《村居即景再疊前韻》等作品。發(fā)掘活動遭到古物保管委員會負責人責難，稱不合規(guī)定，令常氏不滿：“職司救火者不救火，別人強救犧牲，乃反見忌，此真可笑也。此漢墓被人建筑破壞，轉(zhuǎn)瞬即消滅無跡，余與聚賢、沫若，拾其殘余，公開展覽，引人注意，不如此則誰知江北有漢墓乎。古物保管會只保條文，不保古物，誠懵然無知矣?！?月1日，常任俠至郭家暢談，斥責古物保管委員會負責人的聲明：“所謂負責人，顯系盜竊名義，恣意侮人，決不理之?！?日，中央大學歷史學會約郭沫若、衛(wèi)聚賢演講漢墓發(fā)掘的情況，常任俠與郭氏等同赴竹廬將漢墓遺物取回，以備開巴蜀文物展覽會。10月7日，常任俠在北溫泉遇郭沫若，郭氏提及“近蘇聯(lián)所刊國際文學，擬多刊中國作品”，常氏“出《創(chuàng)世紀》一詩示之，并請其介紹”。11月19日，常氏看了《夜上?！罚罟?、萬籟鳴等；26日，他寄衛(wèi)聚賢一函，談及決定與郭沫若等共撰漢墓發(fā)掘報告一事。

1941年1月18日，常任俠赴文化工作會訪郭沫若，請其退還詩稿。6月18日，他參加高爾基逝世五周年紀念會，馮玉祥、郭沫若等到場。9月30日，他致信沈尹默，因郭沫若五十壽辰將至，鄭伯奇等發(fā)起刊行其創(chuàng)作生活二十五周年紀念冊，托他向沈氏索稿。11月 2日，他過訪郭沫若，借得考古書籍，擬為其壽辰紀念寫稿。16日，郭沫若五十壽辰創(chuàng)作二十五周年紀念會舉行，文化界數(shù)百人到場，會場陳列了郭氏的生活照片和全部著作，甚至有中學時代的作文成績和文憑，資料珍貴，令常氏感喟：“余以播遷四方，中學時代之作文及文憑，已不知尚存否矣。郭氏創(chuàng)作二十五年，出版著作八十種，共兩千余萬言。文藝創(chuàng)作、翻譯、歷史、考古，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俱有之，其精力亦可謂豐富矣?！?3日，他看了郭沫若所編《棠棣之花》，評云：“甚佳。服裝道具，甚費考證功夫，配音樂亦富東方趣味，為近年來排演歷史劇最佳之作?！?/p>

1942年1月1日，常任俠前往中蘇文協(xié)參加團拜活動，見到郭沫若等；2月5日，他拜訪郭沫若，觀其所藏虎符，獲悉郭氏繼《屈原》后又在撰寫他劇。4月16日、17日，他夜觀《屈原》，并評價：“演來甚佳。金山飾屈原，顧而已飾楚玉，白楊飾南君，均好。”6月18日，常任俠訪郭沫若，得知劇本《高漸離》已寫成，正在考釋“筑”的形式與彈奏方法，晚間又至中蘇文協(xié)開紀念屈原和高爾基會，到者數(shù)百人，于右任、曹靖華、郭沫若等演講，常氏誦《九歌·國殤·湘夫人》兩章。

在接下來的三年里，常任俠的日記關于郭沫若的記述驟減，不過依然透露出不少重要信息，如1943年11月15日，他至文化工作會，與洪深、杜國庠同觀郭沫若所編《金風剪玉衣》，稱贊此劇演技、編劇均佳。12月5日，他至郭處談了一個小時，獲贈《蒲劍集》一冊；18日，他與同學李健吾至中蘇文協(xié)觀看商衍鎏、商承祚書畫展，遇郭沫若，相約同至沈鈞儒處。1944年1月14日，他為聚賢處書聯(lián)一條“花和尚一醉醒來，走進渥兒街，結(jié)起說文社；茶博士全盤招待，要看楊子浦，請上聚賢樓”，郭沫若幫其改易數(shù)字。自本年3月起，常任俠轉(zhuǎn)至昆明工作，兩人見面更少。1945年6月，常任俠回到重慶，8月25日赴郭家，見其“自蘇聯(lián)歸來，精神甚好”。9月9日，他至郭處，遇陽翰笙、馮乃超，又與杜國庠論治學之法，言談甚暢。10月 7日，常任俠與郭志嵩談論赴日調(diào)查接收古物藝術品一事，并為其介紹郭沫若、葉恭綽、傅抱石等該領域的專才；21日，他至文協(xié)參加晚會，有老舍、郭沫若、葉圣陶、周恩來等演講，飲酒盡歡而散。11月5日，他訪郭沫若，略談關于國際文化中國學院之事。次月，常任俠前往印度開展教學、研究，歷經(jīng)數(shù)年才歸國。

三

1949年，常任俠應周恩來之電回國。3月26日，他赴北京飯店訪沈鈞儒、郭沫若、茅盾、吳晗等。7月1日，他作為文代會代表赴天壇參加中國共產(chǎn)黨二十八周年慶祝大會；3日，他赴中南海懷仁堂開文代會，聽郭沫若報告。8月7日，他將影印《禮記》殘卷贈予郭沫若。9月21日，他在王府井大街遇見郭沫若和于立群，立談片刻，“郭云有一雞血圖章，交齊白石刻字，不知成否，當為一詢”。10月19日，他赴國民大戲院參加魯迅逝世十三周年紀念會，聽郭沫若等報告；23日，他晨起作書寄郭沫若，賀其擔任科學院院長。11月 27日，他收到郭函，至北京飯店約郭氏同往薛慎微家看銅器。1950年1月5日，徐悲鴻來訪，“以薛君所刻郭沫若圖章托為轉(zhuǎn)交”。4月1日，中央美術學院舉辦成立大會，已入職該校的常任俠聽了郭沫若、茅盾、周揚等演講。1952年1月18日，他赴車站迎接朝鮮人民代表團、志愿軍歸國代表團，遇郭沫若、邵力子、陸志韋等。20日，他在西郊公園遇郭沫若攜子女游玩，乃品茗且談，暮至西四南大街大院胡同五號郭寓，相談甚暢。郭沫若提及故宮博物院已經(jīng)花費港幣二十萬元購得“三希墨寶”（即王羲之的《快雪時晴帖》、王獻之的《中秋帖》、王珣的《伯遠帖》）中的兩種，由馬衡自往取回。郭氏問及中央美術學院整風的狀況，是否仍然畫國畫？ 常氏回復：“國畫山水花鳥，已無習者，惟人物尚有人畫，但亦只畫小人書連環(huán)畫。關于過去，一概歸之分揀藝術，對于民族傳統(tǒng)技法，未免鄙棄過甚?！敝劣跒楹螣o人畫花鳥，他表示：“現(xiàn)以人為社會活動主體，故只畫人不畫花鳥。”郭氏說：“如此則動物園中，只將人關閉其中足矣?！背Ｊ险劦接彤嬕彩艿脚?，同人謂油畫藝術未經(jīng)群眾批準，是資產(chǎn)階級之物，郭沫若以為“表現(xiàn)大幅，終非油畫不可，如主題正確，則群眾應亦喜歡”。郭氏又問到傅抱石、倪貽德的近況，并囑咐常氏代查漢墓地券中有無關于奴隸的資料。26日，常氏到學校圖書館翻閱書籍，發(fā)現(xiàn)查遍《藝術叢編》而無記錄。2月19日，常任俠致函郭沫若，說到：“買地券現(xiàn)存的，多是冢墓中出土之物，磚制不易腐朽，所以幸存。生人買地所用，應是書于紙帛，敦煌石室，出有數(shù)紙，大率為唐代物。”9月1日，他從書攤?cè)〉谩豆魵w國秘記》一冊，至晚讀畢。10月16日，他赴科學院取來西洋油畫十三件，晤郭沫若、鐘潛九等。

1959年，郭沫若為北京人藝創(chuàng)作五幕歷史劇《蔡文姬》，上演后，常任俠吟成《觀郭沫若同志〈蔡文姬〉?。ㄋ氖祝罚骸爸欣捎信徊湃A，兵火倉皇辭漢家。望斷千山南雁遠，不堪幽怨訴胡笳?！薄耙蝗埳呈辏瑲w來兒女更情牽。曹公高誼傳佳話，郭老新詩入管弦?！薄皽婧；胤啦还?，浪花舊夢未模糊。豪情壯彩生花筆，自寫文姬歸漢圖?！薄爸囟梅既A撫玉琴，能傳心事是朱琳。歌聲亦似東風軟，吹綠人間春更深。”并附言：“郭老著《浪花十日》小說，自記由東京歸來事情，劇中蔡文姬寄托遙深。”詩歌稱贊了郭沫若以新筆法敘寫傳統(tǒng)的愛國精神，必然生發(fā)大的影響。

1970年1月4日，郭沫若向來訪的常任俠了解尼泊爾文化，囑咐他將在加德滿都寫的紀行詩寫成書面文字送來以供出訪之需。不久，常氏將詳注紀行詩寄去。30日，常任俠致函郭沫若，談到見其年逾七十，健康如常，甚為愉快；關于印度、尼泊爾文化，自著有《中印藝術因緣》等，與友人合編的《尼泊爾文化史》經(jīng)胡愈之推薦刊印，近查稿件已失；1957年奉派尼泊爾時有詩歌紀行，略述掌故，茲錄奉請指正；曾計劃以現(xiàn)代考古照片佐證注釋《大唐西域記》，向向達借書時知其正在述作，向氏近日去世，不知是否還有他人治此學問？ 過去研究此書的著作，以托馬斯·瓦特、足立喜六最為著名，均能總結(jié)前人成果而有新成就，中文方面無人作進一步探討，故想盡點力量。他還談及家庭成員的處境，以及上萬冊書無法處理的苦惱，并希望再有請益的機會，一旦離京不知何日才能再見。他為此賦詩：“雪朝郭老數(shù)行書，半日清言寒意無。仗節(jié)將行尼泊爾，飛龍八駿過天都?！保ā豆蠈⑷ツ岵礌枮樘厥?，囑寫資料，以過去所寫尼泊爾紀行詩寄之，并成一絕》）同年還有《夜夢與郭老談話，作五律一》稱頌了郭沫若的聲望、中國的崛起，譴責了美國的霸道、流毒，展望了世界的未來發(fā)展趨勢。

1971年4月9日，常任俠函告郭沫若自己住在河北磁縣西陳村，在當?shù)負斓竭^新石器時代的石斧；傳言曹操的七十二疑冢就在附近，根據(jù)近期考古發(fā)現(xiàn)證實為北朝墓葬，疑冢之說不攻自破；村東南方有銅雀臺古跡，聽聞郭氏去過，不知是否確實；村里計劃在臺上建學校，必將破壞殘存的遺跡，請科學院去信臨漳縣加以保管，善存明代詩碑、過樓和八路軍所寫標語等。他抄錄了登臺所賦詩一首請郭氏指正。8月28日，休假回京小住的常任俠致函郭沫若，談及原本打算拜訪，因不知是否有暇而未敢造次；又談到停留洛陽時見到的精美漢墓壁畫和漢陶舞伎俑，打算撰文加以論述。1973年7月10日，常任俠致信郭沫若，希望他對近成之文進行指導：“俠于七二年冬，奉調(diào)回京，仍理故業(yè)，每欲往候起居，因恐公務多勞，未敢冒瀆。鄉(xiāng)居時寫書兩冊，近按出版社所提意見，復加修改，尚未完竣。新疆博物館發(fā)掘唐墓壁畫，為撰一稿，拜呈指正謬誤，懇批示俾便修改。如尊處有暇，幸愿趨前一領教益也?！?8日，郭氏在寄回原件上批示：“你好。……大作建議送《文物》。未見插圖?？磿H費力?！?/p>

綜上可見，郭沫若和常任俠長期保持著君子之交，互有補益，造就了一段文化人心心相印的交往佳話，這些多來自常任俠的日記、信函等方面的信息為豐富、夯實郭沫若研究提供了富有價值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