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我出版了一本園林紀實作品《豐德園》。在寫《豐德園》之前的兩三年間，作為對這一新領域的寫作的準備，我除了研讀一些前輩專家的園林著述，也關注、學習本邑園林史。嘉定不僅在明清時期園林蔚興，有記載的私家園林不下百所，而且，在上海現(xiàn)存五大古典園林中，有兩所（秋霞圃和古猗園）在嘉定。這段時間我所做的功課種種，助我下筆寫《豐德園》時信心倍增。另一方面，當我在多側(cè)面、多角度地觀察、描摹這所不尋常的新筑佳構(gòu)時，她的一窗一景，恍若也構(gòu)成可窺其“前世今生”的視點。筆者的人生過往、家鄉(xiāng)故園等等，似乎亦有意想之外的呈現(xiàn)：看到越多，卻仿佛距“現(xiàn)實”越遠。秋霞圃、匯龍?zhí)?、古猗園、州橋頭等等，這些不期而至的景象和豐德園同構(gòu)書中天地，表現(xiàn)了時空交錯下對古城故園奇景幻影的回眸。

在撰寫此書下篇“豐德園視點”各篇時，給我感受最特別的是秋霞圃，原因就在于它曾是我度過四年中學時光的校園，但在我們這一屆畢業(yè)六七年后，她卻忽然改頭換面，露出了據(jù)說是她原本的妝容。我們也這才初聞她的本名秋霞圃：我們上課在凝霞閣里；老師的辦公室，舊稱屏山堂；當年學生下雨天上體育課的大屋子，是1370年起就在此的城隍廟。桃花潭、碧梧軒、晚香居、叢桂軒、即山亭、池上草堂等一一被喚醒。有一塊石頭，竟在它的原位置被發(fā)現(xiàn)是本地傳奇名石“米汁囊”，令人唏噓不已。

在一篇記重訪秋霞圃的文章里我寫過一件事，我曾陪幾位文友游訪秋霞圃，眼里所見，卻依然是曾經(jīng)的校園，對身邊“重放的鮮花”視而不見。如對桃花潭畔的四面廳碧梧軒，我對朋友介紹說，這兒是我們的音樂教室，也是校文藝隊每天下午放學后排練的地方。當我這么說時，身邊一位出版界的文友忽然對我說：“你應該寫一本小說，一定有好故事！”我聞之不覺一怔。其實之前我并非沒有寫過這兒，無論在虛構(gòu)還是非虛構(gòu)作品中，都還寫過不少。文友的話給我的意外觸動，似乎令我頓覺自己錯過了什么。就在那一刻，我心里有了要寫一本以秋霞圃命名的小說的念頭。

然而，我遇到了始料不及的難題：概而言之，我在今天如何講述五百余歲的秋霞圃，在某一特定時期的故事？不必說，我琢磨，從個人角度，我應該能寫一個園林背景下風花雪月的故事，比如就可以從眼前這間不尋常的音樂教室開始。它似乎就是我錯過的？但我也立刻有所省悟，自己以往的寫作從未進入過這間貌似必進的屋子，其實另有原因，這和當年這間大屋子每天下午在令人想入非非的校文藝隊排練時從不對外開放無關。好比我在小說里從未描寫過男女同學之間的對白，其中反映的現(xiàn)實，并不是因為生活中兩性之間有環(huán)境阻隔或明令禁止。我想說的是，無論何時回望曾經(jīng)的校園，我都可能會像聽到文友那句話時那樣心有所動，我也確實時不時下筆寫過它，但我始終會覺得自己從未真正進入它?；腥缇滞馊?，卻又歷歷在目。

關于在我們畢業(yè)后恢復原貌的古典名園秋霞圃，在學林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秋霞圃志（重修本）》里，有一段文字概括了明清兩朝各個時期的《嘉定縣志》中“第宅園亭”“隱德”等卷對她的零星記載，表述為：

【龔氏園】系明代工部尚書龔弘第宅之后園，即秋霞圃前身，始建于明正德嘉靖年間（作者按：一說始建于1502年，明弘治十五年，龔弘辭官返鄉(xiāng)時），時園內(nèi)景物不見著錄。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龔弘曾孫龔敏卿（又名敏行）為家奴所害（一說死于盜事），家道中落，遂售宅園于徽商汪姓。萬歷元年（1573年），敏卿子錫爵赴鄉(xiāng)試乏資，向汪添價，汪答，價不可添，秀才若中舉，宅園可無償退還。是年錫爵中舉，汪果然踐諾。萬歷崇禎年間，錫爵子方中常邀“嘉定四先生”唐時升、婁堅、李流芳、程嘉燧和客居嘉定的名士宋玨、馬元調(diào)在龔氏園會文唱和。時園內(nèi)有叢桂軒、浴德堂諸勝。清初，清兵三屠嘉定，龔氏后裔龔用圓、龔用廣等十余人與侯峒曾、黃淳耀一起守城，英勇殉節(jié)。龔氏因此再次衰敗，其殘存的宅園復歸汪姓。

史志中關于五百余歲秋霞圃的事跡，只留下這點記載，彌足珍貴。這段文字中的亮點是秋霞圃的前身龔氏園曾先后兩次改姓汪。其中為人樂道的是關于汪氏向龔錫爵退還龔氏園的說法。我曾撰文認為這一說法并不可信，明顯有穿鑿附會之嫌。主要疑點在于，從康熙《嘉定縣志》、光緒《嘉定縣志》等史志所記載龔錫爵做人為官的事跡看，他是一個正直、剛正、品位很高的人，無論在何種情況下，都很難想象他會去向多年前已由自家長輩售出之宅園的買主要求“添價”。在上述史志中，也有關于在清初第二次接手龔氏宅園的汪氏后裔汪于梧的小傳，稱贊他樂善好施。這一評價完全符合當年被譽為儒商的一般徽商的品行。從汪于梧的那位祖輩在龔錫爵中舉后奉還宅園的事實看，他也不是等閑之輩，假設龔錫爵對他有所求，資助在先應更合情理。據(jù)此可推測，汪氏在龔錫爵中舉次年又榮登進士榜，在此背景下主動將龔尚書園完璧歸趙，正合題中應有之義。后來出現(xiàn)的“添價”之說，應該是和市井中對商人的成見有關（暗示汪家在購入龔氏宅園時有“趁火打劫”之嫌）。這種成見被載入史志，可見史家也未能免俗。無怪乎雖然汪氏經(jīng)營秋霞圃近百年，但在史志中提到秋霞圃這段歷史時，它的園主始終有姓無名，這在嘉定園林史上絕無僅有。正因如此，當我在探究秋霞圃歷史時，龔汪兩家交替經(jīng)營秋霞圃的兩百多年間，兩家之間究竟發(fā)生過什么，引發(fā)了我極大的興趣。雖然秋霞圃作為私家園林的歷史已過去三百來年，且史料匱乏，但遙想當年可能發(fā)生什么，豈不正是一份小說家樂見并擅長的工作。

在小說《秋霞圃》里，有一個關鍵詞，叫遲到。人的一生中，有些位置與生俱來，可能虛席以待，但有名有姓，早晚有歸屬。當屬于它的某種情緣姍姍來遲，逝去的時光似乎被躍過。半個世紀，甚或數(shù)百年，恍若彈指。另一方面，卻也不容忽視：在被跳過的時空里，已然留下的若許不可磨滅的歷史印痕。

《豐德園》和《秋霞圃》，我視為姐妹篇。但她們又截然不同，一為紀實，一為虛構(gòu)。對豐德園面面俱到的記錄，尤其是在傳統(tǒng)園志體例中首次特辟“匠人名錄”專章，某種意義上，也是有感于前人對秋霞圃界內(nèi)必要的人事記錄的匱乏和吝嗇。小說《秋霞圃》的寫作，則以虛構(gòu)演繹的方式，對園史中也正在被淡忘的一段，作了必要的記錄。

（長篇小說《秋霞圃》載《作家》今年3月號，上海文藝出版社將出版單行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