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山》的靈感誕生于南京。那是2020年10月，我在南京參加鳳凰出版集團主辦的鳳凰作者年會，著名評論家汪政老師發(fā)來的邀請，他多年來一直關注我的創(chuàng)作。我沒有在江蘇社出過書，也好幾年沒有寫小說，接到邀請自然感到溫暖。但就因為既沒有在主辦方出過書，又沒有新作品，在那場文學盛會中，我一直都站在了局外，不管現(xiàn)場氣氛多么熱烈，內(nèi)心都無比沉靜。對，是沉靜，而不是被邊緣被冷落的落寞——那時候，因為某種特殊原因，我對文壇的冷熱已經(jīng)沒有覺知，狀態(tài)酷似淡定。所以，開幕式晚上，當汪政老師在招待會上過來敬酒，問在寫什么，我脫口而出：汪老師我不想寫作了。我說的是真話，當時覺得只要內(nèi)心安詳，可以沒有寫作。記得葛水平在旁邊，也說不想寫作了，汪政老師鄭重地看著我們，仿佛有些不信，但很快，他不知從我們表情中看出了什么，厲聲道：墮落！

一個作家不想寫作了，確實是墮落。但我覺得我的理由是充分的。2016年，我去臺灣采訪一位母親，這位母親的兒子被殺，她卻出人意料地認了罪犯為兒子。我當時想以這位母親為原型寫一部小說，探究一個母親有怎樣的胸襟超越殺子之仇，她的精神世界發(fā)生了什么？采訪是成功的，她向我敞開心扉，含淚講述了內(nèi)心艱難的超越過程，在狼性與人性的搏斗中，她讀了許多宗教哲學經(jīng)典、先賢留下的傳統(tǒng)文化經(jīng)典，經(jīng)歷了一次又一次沉淪與覺醒。然而作為母親，無論怎樣，我都無法真正抵達那個從人性到神性的超越——當時我把她的境界看成神性。當然，我只能依賴于看到的事實來相信，比如我跟她去了罪犯服刑的監(jiān)獄，親眼目睹了她與罪犯的擁抱，親耳聆聽了罪犯喊她黃媽媽，可如果讓我描寫，我還是無法用文字來觸及這精神世界的瞬間之謎。于是離開臺灣前一天，我到成品書店買來她讀過的圖書篇目，可回到家里，讀了她推薦的書，我不但不想寫這個母親，且連小說都不想寫了。原因很簡單，當我平生第一次涉獵宗教哲學以及傳統(tǒng)文化經(jīng)典，我像一個饑餓的乞丐發(fā)現(xiàn)了大餐，陷入瘋狂的閱讀之中。原本，我想去了解精神世界的某些真相，比如什么是愛，什么是痛苦、痛苦的來源、痛苦的寂滅、解脫痛苦之后的安詳，結果，我卻掉進知識的海洋，且在閱讀中發(fā)現(xiàn)，安詳，是心的智慧，它不依賴于任何外在事物，如果心的問題不解決，寫作并不能讓自己解脫痛苦。

被汪政老師棒喝，我沒有解釋自己。然而不知為什么，那個晚上，我毫無睡意。我并沒覺得“墮落”兩個字刺激到我，我甚至有一種登高望遠的愜意，覺得自己已經(jīng)看到了更高遠的東西，就是不需要用寫作來達成人生的意義，可輾轉反側間，突然眼前一亮，“紫山”蹦了出來。那是2011年寫下的一個小說題目，那時聽說莊河北部山區(qū)有一座山，地下水常年轟鳴，山上霧氣籠罩，有陽光的日子，不確定什么時辰，就變成了紫山。紫色，是超越的顏色，我又喜歡托馬斯.曼的《魔山》、查爾斯·弗雷澤的《冷山》，喜歡愛麗絲·沃克的《紫色》，于是就望風捕影地為自己的下一部小說取名《紫山》。當時想到的超越，并非指筆下人物的超越，而是想通過暗示激發(fā)自己創(chuàng)造力的超越?？墒聦嵤?，我為這部小說下鄉(xiāng)深入生活兩年，最后寫下的卻是《生死十日談》《后上塘書》。這兩部作品是否有所超越我并不清楚，但我清楚的是，在我的寫作生涯中，從沒荒廢過一個題目，《紫山》是唯一一個。然而這個晚上，它不知為何就蹦出來了，它蹦出來，后邊還跟出兩個小題目：三個人；兩個人。當我清晰地捕捉到小說的靈感，認為一部由兩部分組成的小說已經(jīng)降臨時，我從床上坐起來，打開燈，看了下手機，是后半夜兩點。

刁斗曾對我說，孫惠芬你總是把寫作的事情說得那么神奇，我怎么就不相信。我想這或許就是寫作之謎。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寫作之謎。我本不想寫作了，覺得生命中可以沒有寫作，可是靈感來了，就沒什么道理好講。

其實三個人的故事，2011年就裝在心里了，那是隨大連醫(yī)科大學賈樹華教授做自殺遺族心理訪談的收獲。一個在外打工的農(nóng)民，從城里帶回一個女子回家結婚，親哥哥以他沒有贍養(yǎng)老人為借口不讓進家，厚道的堂哥收留了堂弟。結果，在堂哥家結婚三個月，堂弟發(fā)現(xiàn)妻子和堂哥好上了，遂服毒死亡。故事駭人的地方在于，堂弟搶救無效，需要回家等死，可從醫(yī)院拉回來，親哥還是不讓進家，認為堂哥是肇事者，必須回到堂哥家。結果，堂弟在堂哥家又活了七天。當時，聽村里人們從不同角度講述黑暗的七天，我無比的震撼，我無法想象那是怎樣的時光，三個人，一個是遭遇背叛的瀕死者，兩個是深深愛著、卻又因為愛而負罪的背叛者，他們經(jīng)歷了什么？如何面對？這個彌漫著死亡氣息的小屋，人性的光明與黑暗、道德與背叛、恐懼與罪惡，如何鞭打、審判著他們的靈魂？記得當時講述者的口吻，無一不是對兩個肇事者的聲討、詛咒和批判?；蛟S就是那一刻，我萌生了將小黑屋的鎖頭打開的念頭，因為無論是屋子里的三個人，還是屋外的聲討者，都有可能就是我們自己！但在《生死十日談》里，我只揭開了冰山一角。一些年來，他們一直跟隨著我，我曾把這個故事講給朋友毛琦聽，她搞戲劇創(chuàng)作，希望能將這個故事搬上舞臺，她以救贖為主題創(chuàng)作了四幕話劇，但因為題材原因，只在一個雜志上發(fā)表。我自己沒有動筆，是因為恐懼嗎？我不知道。反正一些年來，我的光就是無法照亮他們——打開小黑屋，走進三個人深陷沼澤的情感紋理或許并不難，尋找將屋里屋外的人隔開的壁壘或許也不難，難的是怎么才能將困頓的靈魂從小黑屋里解放出來，讓他們獲得重生；如何把壁壘推倒，讓同是孤苦的靈魂彼此相認——在那次訪談中，我平生第一次真實地看到，那些深陷災難的人們，之所以能夠活下來，沒有一個不是接受了因與果的追問，那些一度沉淪的靈魂，沒一個不是在沉淪后獲得了上升……

想寫臺灣母親的故事，或許正基于同一個信念。

那個南京的晚上，《紫山》這個沉睡的題目被汪政老師喝醒，像一束光，它不光照亮了小黑屋里的三個人，還照亮了如何從道德災難中活下去、走出來的兩個人，因為當小說有了第一部第二部的結構，我突然想起黑格爾的話：“對偉大的悲劇人物來說，有罪是一種榮譽，沉重的負罪感使得后來的和解成為可能。”

沒有為了寫悲劇而去尋覓，是我放不下的悲劇得到了激勵。

我并非自信能寫出偉大的悲劇人物，但我對兩個在災難中負罪的靈魂如何和解充滿好奇。

記得從南京回到大連，當天就給毛琦打了電話，說我的靈感，說我的激動，說我對寫好這樣一部小說的信心，似乎不說，就不足以將靈感的種子握到手里。

靈感照亮小說，但也只是小說的種子，如同思想的火花，需要將它植入大地，撒向能夠燃燒的原野叢林。那時，覺得告訴朋友，正是這樣的開始。

我的大地，我的原野叢林，自然在我的故鄉(xiāng)莊河。它離大連約一百八十公里。一些年來，一直都覺得，一百八十公里，是我與時代的距離。時代就在身邊，它是小區(qū)外面的車聲人流，是手機電視的新聞信息，它是身邊無所不在的空氣，可對我而言，只有回到鄉(xiāng)村大地，見到田野中落雀一樣的房屋，聽到街巷里“媽呀你怎么來了”的鄉(xiāng)音，時代的氣息才撲面而來。

很顯然，從2020年秋天開始，我再也不能“淡定”了，為了給小說尋找物質外殼，為了豐滿小說人物的血肉，我無數(shù)次重返故鄉(xiāng)。我的老家在東北最南端，叫青堆子，這里因為瀕臨黃海，很早就有碼頭，很早就注入了外來文明，到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這里商業(yè)繁榮、多教并存，是整個遼南的文明重鎮(zhèn)。一些年來，我書寫我的故鄉(xiāng)，書寫外來文明對鄉(xiāng)村文明的沖擊和影響，與這片土地很早就有的開放氣象有著直接關系，出生地是寫作者的血脈，連著無法割裂的基因，《紫山》自然也不會例外，可是被《紫山》照亮的三個人，他們究竟是誰？來自哪里？有著什么樣的過往和身世？他們陷入道德災難，什么樣的生命底色才能擔當?shù)闷稹柏撟锏撵`魂”？

沉睡了十幾年的《紫山》被喚醒，似乎有著獨屬于自己的命運。我下鄉(xiāng)第一站，就來到了那座常年被紫霧籠罩的老黑山，它是《紫山》這個題目的來源，這樣的選擇自然順應了天意。十幾年前，侄子的朋友給礦老板打理礦山，知道春天我常在鄉(xiāng)下，一連三四年，都在農(nóng)歷三月十六這天，喊我到礦山參加祭山活動，所以這一帶的地貌，風土人情，我并不陌生。是誰發(fā)現(xiàn)了能夠制造汽車玻璃的二氧化硅，礦山在哪個年代被開發(fā)，礦山由社隊企業(yè)到大集體再到承包給個人，當?shù)匕傩战?jīng)歷了什么樣的內(nèi)心震蕩，聽了太多的故事。然而，十幾年過去，除了老黑山上的紫霧被記住，其它都成耳旁風了。而為《紫山》下鄉(xiāng)的第一天，車剛剛駛入老黑山一帶，看到那些動物化石一樣的石砬子，就覺得有故事冒出來，當在礦山前邊的村莊下車，看到掩映在樹叢里的瓦房人家，我已經(jīng)看到了三個人深陷災難的小黑屋。

實際上，2020年的這一天來到這里，礦山已經(jīng)關閉。

老黑山在蓉花山境內(nèi)，蓉花山和我老家青堆子一樣，有著悠久的歷史。這或許是所謂天意最重要的部分，當我把小說發(fā)生地定在老黑山一帶，一次次下來采訪，我進一步了解到，這里因為水好，氣候溫潤，出產(chǎn)優(yōu)質的柞蠶絲。十八世紀，闖關東的流民來這一帶落腳放蠶，他們用馬車把繭拉到蓉花山繅絲，再把繅出來的絲拉到青堆子，經(jīng)碼頭運往南方，這里是遼南最先富起來的地方，從蓉花山到青堆子，就成了傳說中遼南最早的絲綢之路。到十九世紀中葉，從山東闖關東來的有錢人引來國外傳教士，在當?shù)鼐杞ㄌ熘鹘烫?，這因蠶絲而繁榮的小鎮(zhèn)便有了國際性色彩。

文明離鄉(xiāng)村并不遠，咫尺之間，這正是遼南這塊地域與東北內(nèi)地的不同。然而，當我得知從蓉花山到青堆子，曾是遼南的絲綢之路，平生第一次把目光投注在兩個已經(jīng)荒蕪了的古鎮(zhèn)老街。

老街的荒蕪，經(jīng)歷了時代的一次又一次變遷，可因為我是鄉(xiāng)下人，不管是童年還是少年，還是一路走來的寫作，我都一直是小鎮(zhèn)的局外人，一直都用鄉(xiāng)下人視角看小鎮(zhèn)，當我無數(shù)次站在兩個老街的街頭，把自己想象成老街上的兒女，事情變得大不一樣了。

這當然得感謝不斷收獲到囊中的故事，在把自己放逐鄉(xiāng)村的一年半時光里，我仿佛掉進了富礦，富得流油。在青堆子老街，我采訪到一個叫鐵子的中年人，他是一出生就被送到寺廟的私生子，當年寺廟被毀，尼姑帶他返俗，嫁給一個掩護過她不被揪斗的街道干部，可由于尼姑人嫁身不嫁，一輩子與丈夫打鬧不斷，這個被抱養(yǎng)孩子的童年少年，就遭受了難以想象的痛苦，曾經(jīng)四次入獄。在采訪他的三個小時中，他不斷地自問我是誰？父母在哪里，為什么要生我？在蓉花山鎮(zhèn)上，我采訪到一個七十多歲的老人，他祖上做木匠生意，七歲時父親去世，母親受不了天主教家庭氛圍的壓抑，改嫁鄉(xiāng)村，當他十四歲生日這天在鄉(xiāng)村找到母親，母親揭開鍋蓋，讓他看鍋里的紅豆米飯，母親告訴他，每一年他的生日，她都要蒸一鍋紅豆米飯。在太平嶺東側的一個山溝，我還遇到過這樣一個老人，他動輒就到村頭小賣店門口坐著，眼神孤獨又恍惚，仿佛丟失了什么東西，后來鄰居告訴我，他曾是縣上工人，當年到坦桑尼亞贊比亞修過鐵路，不知在非洲受了什么刺激，回來后就神情呆滯，郁郁寡歡。

我不是一個天才的寫作者，想象力的飛升需要大地的助力，一年半以后，當我回到大連家里，在電腦前坐下來，寫下“僅以此書，獻給我的遼南大地”，三個人呼之欲出。

他們，一個是在蓉花山天主教家庭長大，十七歲到老黑山小峪溝找到改嫁的母親，從此把戶口遷到鄉(xiāng)下的湯犁夫；一個是剛出生就被送進青堆子寺廟，在對身世的質疑中經(jīng)歷無數(shù)磨難，從而生成了叛逆性格的冷小環(huán)；一個，是出身大山溝，卻從小到大總是心在別處、從不安心山溝的湯立生。

他們說是三個人，其實就兩個人，男人和女人。他們看上去只是男人和女人，卻是長達半個多世紀以來，遼南大地經(jīng)受一次次現(xiàn)代文明洗禮與沖擊的父老鄉(xiāng)親。干部下放，知青下鄉(xiāng)、土地包產(chǎn)到戶、商品經(jīng)濟興起，民工潮向城市涌入……封閉的、被傳統(tǒng)固化的偏僻鄉(xiāng)村，每一次洗禮，無不伴隨著悲劇的發(fā)生，人性、“村性”、盤根錯節(jié)的宗族關系，一直都是鄉(xiāng)村大地活躍的神經(jīng)……

因為人物身份的確立有著堅實的基礎，開始的寫作非常順利，可是當我跟隨三個人，和他們一起囚禁在小黑屋，和他們一起經(jīng)歷恐懼、脆弱、罪惡、錐心滴血的疼痛，第一部寫到三分之二，就寫不下去了。

記得當時是酷熱的夏天，太陽北移，客廳光線陰暗，我需要一次次站到北窗前感受陽光，有時要下樓走到小區(qū)廣場，當時最真實的感覺，是我需要光，我沒有了照亮他們的光。小說是生命的分泌，而不是建造，觸及三個人的心靈世界，必須將心交付，以心印心。當我一筆一筆培育了他們，讓他們有了血脈神經(jīng)，我深深愛上了他們，他們的每一絲痛楚，都消耗著我的情感，都讓我不忍。最后，我真的又回到老黑山下的小峪溝，在那里住了一周。

我不再需要故事，我只需要在山里聆聽自然，感受陽光。充了電，再回到家里，小說確實一瀉千里，很快就寫到最后一個字。我讓故事發(fā)生在一九九二年，一來那是一個特殊的年份，一來要給第二部留出故事生長的時間和空間——湯立生只活了三天，上卷的結構只有三天。但三個主人公的心靈歷史卻輻射了上世紀九十年代之前的四十年。

然而寫完一場葬禮，結束了三個人驚心動魄的三天，我有半年時光沒有動筆。在我原來的想法里，第一部寫三天的故事，第二部寫三十年的故事，可不同的時間結構，在技術上對敘述有著不同的要求，在三天里，語言是慢的，我可以在大量的心理描寫中穿插敘述；在三十年里，語言必須加速，我必須在大量的敘述里穿插描寫，而這兩種方法的轉換，就像給嬰兒斷奶，需要時間，我需要忘記寫第一部時的習氣和慣性。于是我停筆半年。在這半年里，一個讀了第一部的朋友強烈建議我不要寫第二部了。她認為停止在悲劇，才有震撼力。丈夫看到我的消耗，也不讓我寫了?？赡遣皇俏业某踔?，《紫山》靈感出現(xiàn)的晚上，就因為“三個人”后面還跟了“兩個人”才讓我興奮。關鍵我把第一部交給《收獲》副主編謝錦，她讀后，提出一些修改意見，給了極大的鞭策和肯定，并說非常期待第二部。謝錦是我《后上塘書》的責編，還編輯過我的七卷本文集，我特別信任她的藝術感覺，然而我根本不知道，寫兩個“負罪靈魂”的“和解”有多么艱難，我?guī)缀趺刻於家?jīng)歷推倒了重來的過程，這在過去的寫作中從未有過。一方面，將心交付給兩個“負罪的靈魂”，你會發(fā)現(xiàn)葬禮結束，他們心底里的愛情并沒結束，他們需要去經(jīng)歷一次又一次的蛻變。而從1992年到2018年，是鄉(xiāng)村城市化進程突飛猛進的年月，他們重新出發(fā)，面向漫長的日子、無邊的鄉(xiāng)村與城市，置身滾滾的欲望洪流，他們會不會被欲望重新拖入沼澤？很顯然，第二部走向了開闊，我的“礦區(qū)”變得開闊，可小說自有自己的礦脈，當兩個人的故事難以交織，寫作的難度無疑在增大，撬動哪一塊礦石都覺得找到了礦脈，可費了好大的勁才發(fā)現(xiàn)，礦脈并不在那里，往往一周時間，都過不了一個坎兒。當然，最艱難的還不是這個，而是“和解”，它并不是一蹴而就，它是在情感廢墟上一層層積沙成塔的建立，而積沙成塔，需要經(jīng)歷一次又一次坍塌的黑暗，如果不在黑暗里熬過時間，根本就見不到黎明。

那黎明，不是別的，是愛的升起。

——所謂負罪的靈魂容易和解，是在最黑暗處，愛的升起。

記得寫完最后一個字，我躺在榻榻米上，淚水縱橫。我沒覺得我在哭，因為我既沒有悲也沒有喜，可我確實淚如泉涌。那一刻，我想起臺灣母親被喊黃媽媽時的淚水，那是和解的淚水，是愛升起時的淚水。而這時，轉頭之間，我看到了放在書柜上母親的照片，她正沖我微笑。母親一生生了十個孩子，死了六個，其中我前邊的姐姐，活到五歲，吞一只鞋扣在肚子里便不出來，不幸死亡。母親經(jīng)歷了多少次與生活的和解，才抵達了安詳？眼淚再一次洶涌時，我體悟到，所謂安詳，根本不是書本里的知識，誰在苦難里熬過，誰才有可能見到。誰在時間里熬過，誰才有可能見到這瞬間之謎。

紀伯倫說過：“世界的本質是愛，愛醒了，生命就醒了。”也是這一刻，我懂得了這句話更深的含義。

雖然我并不確定，自己是否真的觸碰到人類的本性之愛，但我知道我在努力。

當然，必須承認，如果沒有停止了寫作的瘋狂閱讀，我也無法完成《紫山》的寫作。實際上，正是先賢們古老智慧激發(fā)出的思想，照亮了沉睡的《紫山》，照亮了一直跟隨我的三個人以及更多人——他們是鄉(xiāng)村大地最卑微的人群，他們看到陰天，會說“興下興不下”，遭遇事情，會說“也對也不對”，他們或許從不知道人類知識里還有“哲學”、“真理”這樣的詞，可是他們一地雞毛的生活廢墟里，從不缺少形而上的光輝，哪怕僅僅是一些斑駁的碎片。他們用古老的智慧對抗不幸，在詰問蒼天與大地時，找到了人與自然萬物的依托，在追問我是誰，我從哪里來時，找到人與自然本體的和諧，從而生出信念和力量……

感謝汪政老師！

感謝《收獲》雜志將《紫山》（第一部）呈現(xiàn)。

2025年2月23號寫于大連莊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