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創(chuàng)作談還挺難的。談?wù)撟晕?，或者自己的小說于我而言是件羞澀的事，我寧愿和別人眼中的我，和寫完的小說保持一些距離。作者不好跳出來解釋他的作品。再者，寫完的小說存放不過一周，我便覺得它有些陌生了；如果時間更久，心里便會發(fā)問，這是我寫的嗎？如果重新再寫一遍，那絕不可能是同一個小說。

但似乎必須談?wù)?，把自己重新拉回到故事里，拉回到書寫的時刻。

我二十五歲開始寫作，如今恰滿十年。相較十年前，絲毫沒覺得寫作變?nèi)菀琢?，發(fā)出最多的感慨也是寫作太難了，講好一個故事太難了。我想吃螃蟹，只需在超市生鮮區(qū)瞧上一瞧，往臍蓋上捏捏，照著菜譜做就好了。寫小說卻如掘地造湖，親自把蟹養(yǎng)大。一切都是新的，等待填滿的。我既需是全能的上帝，又是謙卑的信徒；既是老爺，又是仆人；是親歷者，也是旁觀者。在不同的角色和情緒間切換，有時候難免會恍惚，在某種角色里待得太久，以至于失去平衡。

前幾天睡前，讀到杜拉斯的一段話：“我自以為我在寫作，但事實上我從來就不曾寫過，我以為在愛，但我從來也不曾愛過，我什么也沒有做，不過是站在那緊閉的門前等待罷了?！蔽覍戇^嗎？寫過什么呢？一些名字在我腦中閃過，但很快就沉沒了。感到自己什么也不曾寫過時，我同時覺察到一種長大，那是我等待的意義。無論是不停地寫，還是停下來休息，我能做的唯一不變的事，似乎只是等待。耐心地、懷疑地、微瞇起眼等待。

2019年至2021年，是最難熬的時候。我突然喪失了表達的直覺，變得冗長、沉溺、混亂。那種一開始托舉著我的腔調(diào)和敏銳，悄悄溜走了。起初不過是一種模仿，我對自己說，是我親自將它趕跑的。直到兩年前的冬天，我從一個古老的問題上翻越過去，覺得文學(xué)可做的事變得比以前更多的，才稍稍緩過來。那個問題是：什么是美？

什么是美？對我來說很重要。這決定我為什么發(fā)聲，我站在哪一邊，我是否被偏見環(huán)繞，我能否滿足一般的解釋，以及我如何看待那些寫砸的小說。我想，美不是稀有的、處于上空的、難以接近的那些，人很容易自以為身處鄙視鏈的高層，而錯過美，失去寬容，或者說更客觀的感受。當(dāng)然，此刻我依然無法回答，什么是美。我只希望自己筆下的故事不再回避低俗、回避不道德、回避客觀存在的破壞性、像回避華麗一樣回避簡陋，任何在故事中走過的事物都是重要的。這是我寫《殺死一只天鵝》和《叮叮當(dāng)當(dāng)》，想做成的其中一件事。

《殺死一只天鵝》緣起于一次聊天。一位老師告訴我，他們學(xué)校有兩只黑天鵝，它們被精心飼育，上過新聞，學(xué)校的人工湖因此成了天鵝湖，它們是校長的驕傲，他時常在辦公室，透過玻璃窗眺望湖上的天鵝，露出滿足的笑。我想給這個驕傲一點點破壞。

《叮叮當(dāng)當(dāng)》的靈感則來自一次和媽媽的對話。有一天，她（似乎）很高興地說，她要去衛(wèi)生院取環(huán)，她沒有忘記這個日子，還順利領(lǐng)到村里發(fā)的免費取環(huán)證明。后來好像是爸爸陪她去的，又好像是她自己去的，總之她有點驕傲。我想給這個驕傲一點點破壞。

讓人欣喜的是，兩個小說雖湊巧放在一起發(fā)，想說的話卻很相似?！稓⑺酪恢惶禊Z》探討的是個人與家庭的距離及不同的相處形態(tài)，我們渴望的愛真的能從家庭中得到嗎？父母的情感是否是一種連他們自己也沒有意識到的“偽裝”呢？父母真的長大了嗎？《叮叮當(dāng)當(dāng)》是對生育和“女性職責(zé)”的思考，從上一輩那里繼承的東西是否依然適用于我們自身？兩個小說除了都有家庭元素，也同樣探討我們，尤其是女性正在遭遇的“暴力”。

暴力無處不在。

不愛說話、言辭木訥又喜歡獨處的人更容易受到排擠，這是對“內(nèi)向”的暴力；把頭發(fā)染成粉色、打了唇釘?shù)娜?，要被目光審判，這是對“不同”的暴力；父母對孩子的愛如果不能跳出自己的圈層和價值觀，很容易造成傷害；把生育與女性高尚和女性義務(wù)等同，是對女性身體最大的暴力。暴力是《殺死一只天鵝》中，郅元口袋里存放的艾司唑侖片，是我們對天鵝的殺念，是三姐姐嘴里的羽毛，是流浪漢無家可歸的緣由，是《叮叮當(dāng)當(dāng)》里德善腹部的寒冷，是阿芝放在帳篷外的腳被丈夫踢了一下，是阿芝告訴7號病人別去聽……

暴力誕生于單一的審美，滋長在傳統(tǒng)和偏見中。這又回到“什么是美”的問題上了。我個人不太喜歡標(biāo)簽化或標(biāo)準(zhǔn)化的東西，這個世界從來不缺給出“標(biāo)準(zhǔn)”的人，甚至還給標(biāo)準(zhǔn)上價值，讓它們合理化，以此教人說服自己：只有這樣才是有益的。很多標(biāo)準(zhǔn)從不解決人的問題，除了增大鄙視鏈、讓人痛苦地運轉(zhuǎn)之外，別無用處。尊重自己的靈性，適當(dāng)偏離主流、偏離標(biāo)準(zhǔn)，讓自己做生活的主人，才能真正解決當(dāng)下的一些問題吧。

《殺死一只天鵝》和《叮叮當(dāng)當(dāng)》是近兩年對美的重新感知，是環(huán)視四周所見，更重要的是對不那么容易被覺察的暴力的思考和回應(yīng)，做出一點點破壞。誠然，在這個“大”時代，小說的聲音是微弱的，它的破壞力也是極有限的，哪怕它從地核冰川寫至外太空，這艘故事的船上坐的只是要去那個目的地的少數(shù)人，它的聲音從小眾傳播給另一些相似的小眾，它如何放聲吶喊，都像耳語。但有什么關(guān)系呢？如果走在更明亮的路上，那就踮腳跳舞吧，等待路上會有越來越多的卡夫卡，馬爾克斯，托馬斯·曼，若澤·薩拉馬戈，納博科夫……等待。

然后大膽寫下去吧，因為文學(xué)有權(quán)利探索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