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學“道統(tǒng)”提出的歷史際遇

隋唐以來，佛道興盛，至兩宋漸熾。佛教禪宗在宋代形成所謂“五家七派”的格局，而此時的道教內丹學也大行天下。宋儒眼見佛道二教的興盛，心知儒學若要與之抗衡，不能不補上“性與天道”層面的理論缺失。這些儒者或多或少都受過佛道的熏染，做的又是前人未有之功，幾無參取，故而在其理論建構中借鑒佛道，也是自然的事情。但正因為是與佛道針鋒相對，宋儒辟佛老之語于其著作或語錄中隨處可見，避談或否認與佛道的關聯(lián)也在情理之中。

而在與佛道辯難的過程中，理學的基本觀念因之而愈加成形，基本理論亦隨之精湛?！袄硪环质狻薄袄碛妗薄绑w用之分”等基本問題多借此而發(fā)，儒學之心性論、本體論等思想體系也在此激蕩中日趨完備。不得不說，釋老之學風行天下對宋儒是不小的刺激，二氏之說在間接促進宋代儒學理論發(fā)展高度與深度上功不可沒。而宋代理學家刻意趨避自身對佛道理論有所吸收的事實并力辟之，乃在于其出發(fā)點與立場使然。宋儒辟佛老一方面當然是為了振拔儒學，以便能與當時席卷神州的佛道并立甚至超越之，搶占意識形態(tài)與話語權高地；而另一方面則是為了爭華夏正統(tǒng)。從宋與遼、金、西夏等少數(shù)民族政權對峙開始，各政權都認為自己才是“中國”，代表華夏之正統(tǒng)。兩宋時期再度興起的“華夷之辯”正是宋儒為了證明宋的正統(tǒng)性的表現(xiàn)。而宋代理學家們將“道統(tǒng)”與“治統(tǒng)”結合，認為“道統(tǒng)”所在就是治統(tǒng)之所在。出于以上緣由，程朱理學遂呈現(xiàn)出對外強調與佛老等“外道”之異，在儒學內部則樹立并完善所謂“道統(tǒng)”為宋朝的正統(tǒng)性提供理論支撐。因此，雖然后來遭遇慶元黨禁，理學受到打擊，但程朱構建的“道統(tǒng)”理論并未受到影響，并隨著元代統(tǒng)治者重新重視理學并推尊程朱而受到后儒崇信。

所謂“道統(tǒng)論”，從韓愈發(fā)端到朱熹，并非一開始便是如今的架構，而是經(jīng)歷了一個建構的過程，其中對于一些大儒是否應在道統(tǒng)之中的討論在不同時期也有過反復。如對于揚雄與荀子的評價在韓愈《原道》與《讀荀》篇中明顯不同，顯露出其晚年觀點的轉變。元滅宋以后，由于元代統(tǒng)治者又需要“道統(tǒng)”來彰顯其統(tǒng)治的合法性，程朱理學及其道統(tǒng)論在政治權力的強勢推動下，愈加深入人心。明清兩代皇權專制逐漸加強，在裹挾與異化中，“廟堂上的程朱”與“科場中的程朱”使得理學真面目漸被扭曲，進而嚴重教條化。由于明末清初已不存在佛道與儒家的嚴重對立和理論沖突，加之有陽明學由盛而衰的前車之鑒與明中后期漸興的實學洗禮，明清之際很多學者已對宋明理學及其僵化后的流弊有相當程度的反思。

明清之際反理學道統(tǒng)思潮出現(xiàn)的理論分析

人處于歷史中，人的思想也具有歷史性。這意味著人與周圍環(huán)境的互動而引起的心靈與思想的感知與變化是具有連續(xù)性、累積性的。這種累積性并非指簡單的量的疊加，因為對于人的感知與思想來說，它無法被量化。面對同樣的情境與事物，不同的人的感知與思考徑路不可能完全一致，所以這里的連續(xù)性和累積性是說人的感知與思考無時無刻不在進行，而在此過程中所產(chǎn)生的觸動與靈感都是促成其思想觀念形成的養(yǎng)料。這一過程并不必然經(jīng)由自身的理性或意識來把握它的存在、確認它的價值。這樣所凝成的思想觀念及所形成的理論便也具有了歷史性。正如宋儒有意無意地借鑒佛道理論來建構新儒學一般，他們雖然理性上辟佛老，但無法擺脫當下的歷史情境所帶來的思想影響。再如陽明心學離開了程朱理學，也不可能建立。陽明“格竹”正見其對所信朱子觀念的篤行，而格竹失敗產(chǎn)生的失落與反省，雖最終走向對朱子理論的懷疑，但若無早期對朱子理論的篤信與踐行，則陽明無法對朱子思想有較一般儒者更深入的理解。若無對朱子思想深入的理解，也未必能對朱子理論中的問題敏銳地察知并產(chǎn)生深刻的質疑?？梢哉f，陽明創(chuàng)發(fā)心學亦仰賴對朱子理學的深造自得，而早年之浸潤佛道，亦為其后質疑朱子、建構心學理論有襄助之功。

同樣，清代學術相對程朱理學，無論是梁啟超的“反動”說，還是錢穆的“延續(xù)”說，都包含了一個事實前提，即清儒大多早年都是受過宋明理學之熏染，無論其后來是質疑或認同。所以，當清初學者們在經(jīng)學領域開啟建立在反理學目的上的“回歸原典”運動時，無論他們是走向經(jīng)史考證之學，是重建孔孟學統(tǒng)的義理之學，或是欲以子學輔經(jīng)學，而興起新諸子學的研究。無論哪一種徑路，都已無法繞開理學而談經(jīng)學、子學，更遑論新的理學。何況，宋明理學填補了儒學對終極問題關懷的不足，并一手提供了異彩紛呈的答案；同時也為經(jīng)學詮釋貢獻了新的范式與理論?？梢哉f到了清代，理學早已融為儒學肌體的一部分，而不僅是一門獨立的學問。就思想史而言，宋明理學論域之深廣亦達到前一千年儒學從未觸及的高度，而為后八百年儒學開一新統(tǒng)，可謂是中國哲學發(fā)展史上一座繞不過去的高峰。無怪錢穆在談論漢宋之爭的時候評說：“漢學諸家之高下淺深，亦往往視其所得于宋學之高下淺深以為判”，“不識宋學，即無以識近代也。”

但同時，問題也隨之出現(xiàn)。

思想既具有歷史性，那么其于社會環(huán)境中互動而在當下呈現(xiàn)出與之前不同的存在形態(tài)。明清兩代大多數(shù)讀書人早年修習程朱理學多為應試，理學意識形態(tài)化體現(xiàn)為受皇權的利用與科舉的功利引導，變?yōu)闄嗔Φ母接购退枷虢虠l。當讀書被認為是唯一的改變命運途徑的時候，“迂闊空談”也自然成為一種社會弊病，才有顧炎武“昔之清談談老莊，今之清談談孔孟”（《日知錄》卷七）的慨嘆。因此，這一時期清儒對程朱理學的反感和批判，主要集中于以下三點：（1）僵化與意識形態(tài)化；（2）忽視經(jīng)世與實踐的迂闊空談；（3）只見程朱而不見孔孟。而第一點與后兩點形成一定的因果關系。基于以上三點，又鑒于反程朱之陽明學最終亦陷入空疏，甚至逃禪。清儒發(fā)現(xiàn)問題不在于程朱理學本身，而在于其提出的道統(tǒng)說所衍生的“傲慢”與“偏見”，故而很多人批判理學實際上是在打破程朱理學所建立之“道統(tǒng)”，而欲建立新的統(tǒng)緒。正如前文所言，宋明理學已然成為儒學思想肌體部分，且不可或缺。主張反理學的學者，亦不可能打爛程朱重新來過。即便如陽明融古今智慧，從百死千難中創(chuàng)出一套體系，亦未嘗將程朱理學整個推翻。另一方面，從明清之際大量譜系類、學案類著作問世也可以看出這一時期儒家學者們建構新統(tǒng)緒之努力，同時為前賢思想作系統(tǒng)的梳理。如周汝登的《圣學宗傳》、孫奇逢的《理學宗傳》、湯斌的《洛學編》、黃宗羲的《明儒學案》，后來還有李紱的《陸子學譜》和全祖望的《宋元學案》等，這么多譜系類、學案類著作的集中問世，絕不只是巧合。他們有的意圖以陽明承接孟子，有的欲以荀子代替孟子而接孔子之傳，有的則為漢唐儒在儒家統(tǒng)緒中爭一席之地。

就經(jīng)學而言，即便如一直尊程朱為正統(tǒng)的清廷，在康雍乾三朝官方編纂的經(jīng)學注疏中，也已不完全以程朱及其后學的注釋為唯一標準了。《欽定三禮義疏》等官方注疏除保留程朱一系注解以外，大多都補有漢晉以來儒者的注解。這都證明了那些能影響統(tǒng)治階層的儒學精英們在經(jīng)學解釋上已不獨尊程朱。

明清之際儒者對理學道統(tǒng)的批判

明代中后期以降，對理學道統(tǒng)說的質疑已經(jīng)漸次鋪開。李贄曾譏諷所謂“繼道統(tǒng)”的宋代反不如被認為“失道統(tǒng)”的唐代。清代思想家戴震所謂“以理殺人”，正是批評理學家所建立的道統(tǒng)及后世附于其上的所謂正統(tǒng)的觀念與規(guī)范，已泛化為道德標準的部分之“理”對所謂“異端”的排斥，并隨著意識形態(tài)化進入社會生活之中。而對于理學倫理在社會生活的普及與理學思想逐漸走向封閉，活躍于清中期的袁枚明確提出“道本無統(tǒng)”。

道就是道，自在而未曾斷絕。它極公而無私意，極廣而不狹隘。而且道不遠人，徹上徹下，無所不在。袁枚之后，為江藩的《國朝宋學淵源記》作序的達三對漢至明的儒學亦有一段論述。在達《序》中，達三表漢儒、韓愈、陸王之功，唯獨認為宋儒倡“道統(tǒng)說”令本合一之“心性事功”判然，漢唐儒傳經(jīng)之功遂湮。甚或使得程朱后學與異見之陸九淵、陳亮、王陽明后學互相攻訐貶斥。儒學門戶之爭，自明中期以來愈演愈烈?？梢娐彘}一派以舍我其誰的姿態(tài)苦心孤詣構建“道統(tǒng)”，不料卻在儒學內部引發(fā)了廣泛而持久的紛爭，這實在有違孟子“深造自得”之教。

另外，在清中葉的反理學風潮中，仍有一些無門戶之見的對理學道統(tǒng)作理性反思的學者，劉沅就是其中之一。他選擇回歸原典，以宋學方法重注群經(jīng)，意圖打破程朱理學對儒家經(jīng)典解釋話語權的壟斷。其作《理學道統(tǒng)論》專門批評后世學者高標理學之名、曲解孔孟之意、抬高學圣門檻的作為。其《正訛》一書專就宋儒之文逐段評點，且經(jīng)解中的義理也多與程朱相抵牾。盡管如此，劉沅仍申宋儒之功，認可其對圣學的理論貢獻。

在當時“反理學”的風潮下，劉沅以實事求是的態(tài)度看待朱子理論及其貢獻，把思想理論本身與作為意識形態(tài)的思想及其所產(chǎn)生的流弊辯證地予以分別，這一點又比執(zhí)漢宋門戶之見的俗儒高明許多。

渠之常清，賴有源頭活水不斷生出；思想之生命力，也在其博大閎深。朱子思想的活力正在其能海納百川、披沙揀金。吸收佛道，發(fā)明二程，涵化南軒、橫渠，又與陸子砥礪切磋。但當程朱將“道統(tǒng)”的旗幟高舉，元明理學逐漸從革新轉向保守，在皇權專制的裹挾下愈加封閉。理學遂不能吸納其他思想進行自我更新，甚至排斥其他思想，陷入教條進而變得僵化便是不可避免。宋代理學家及其后學的思想即便是萬古不易的真理，其對理學道統(tǒng)的建構與維護即便再合情合理，也無法否認一個事實，即其所樹立起來的不僅是一面旗幟、一個標桿，也是一道壁壘。程朱所標榜的“道統(tǒng)”到明清逐漸狹隘化，意識形態(tài)化，甚至成為打擊異見、排斥異己的理論工具。正如萬斯同在《儒林宗派》中所揭示的：“明以來談道統(tǒng)者，揚己凌人，互相排軋，卒釀門戶之禍，流毒無窮?！?/p>

（本文摘自《面向教化的經(jīng)學：劉沅經(jīng)學思想研究》，戴森宇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24年出版，定價：7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