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七年，歐陽予倩編劇的《潘金蓮》與田漢編劇的《名優(yōu)之死》同在北京人民藝術(shù)劇院演出

一九四七年，歐陽予倩編劇、導演的話劇《桃花扇》在臺灣上演時的說明書

1936年，歐陽予倩帶隊拍攝《魯迅先生逝世新聞》

歐陽予倩

近日，首屆“歐陽予倩戲劇獎”揭曉，多部作品及多位戲劇工作者獲獎。該獎項是國內(nèi)繼田漢戲劇獎、曹禺戲劇文學獎、老舍青年戲劇文學獎之后，又一個以中國杰出戲劇家命名的專業(yè)獎項，旨在紀念歐陽予倩先生為中國戲劇事業(yè)作出的卓越貢獻。隨著獎項的公布，歐陽予倩這位中國現(xiàn)代戲劇的先驅(qū)者，再次成為業(yè)界關(guān)注的焦點。

作為中國話劇事業(yè)的開拓者與奠基人，歐陽予倩的一生堪稱中國現(xiàn)代戲劇發(fā)展的縮影。他早年留學日本期間參與春柳社演出，將西方戲劇形式引入中國；回國后，他不僅編創(chuàng)了《潘金蓮》《忠王李秀成》等經(jīng)典劇作，還創(chuàng)立了中國最早的現(xiàn)代戲劇教育機構(gòu)——南通伶工學社，培養(yǎng)出大批戲劇人才。在長達半個世紀的藝術(shù)生涯中，他橫跨京劇、話劇、電影等多個領(lǐng)域，既是編劇、導演，又是舞臺表演藝術(shù)家。他曾與梅蘭芳并稱“南歐北梅”，這一稱謂至今仍在戲劇界傳頌。1949年，歐陽予倩被任命為中央戲劇學院首任院長，成為新中國高等戲劇教育事業(yè)的領(lǐng)航人。歐陽予倩能夠取得如此成就，既源于其深厚的文學修養(yǎng)與開闊的國際視野，也得益于其以“誠、義、容、雅、通”為準則構(gòu)建的文壇經(jīng)緯網(wǎng)——這張跨越半個世紀的人脈網(wǎng)絡(luò)，為他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提供了多元養(yǎng)分，更為中國戲劇事業(yè)凝聚起關(guān)鍵力量。

一為“誠”，赤子肝膽照汗青

“誠”字源自田漢致郭沫若信中“（我）深信‘一誠可以救萬惡’乃絕對真理”的箴言，恰成歐陽予倩與田漢半世紀莫逆之交的生動注腳。作為中國現(xiàn)代革命文藝先驅(qū)者，田漢不僅是卓有成就的劇作家、歌詞作家與詩人，更在文學、話劇、戲曲、電影等領(lǐng)域建樹斐然。1923年，歐陽予倩與田漢在滬上初逢，竟如故交，徹夜長談不舍別離。二人雖性情迥異——歐陽嚴謹如松，田漢灑脫似云，卻因?qū)騽〉某嗾\而志同道合。有一段時間，歐陽予倩和田漢存在著藝術(shù)觀念的沖突，歐陽予倩在舊劇舞臺上經(jīng)營數(shù)年，田漢則主張徹底的戲劇改革，二人常常吵得面紅耳赤，卻始終秉持理性探討，毫無個人意氣之爭。田漢直言不諱認為歐陽予倩演出的京劇《徽欽二帝》《武家坡》等劇乏善可陳，但當他在藝術(shù)魚龍會上欣賞到歐陽予倩親自編劇和演出的《潘金蓮》后，便被歐陽予倩的藝術(shù)全然陶醉了。該劇以翻案筆法重塑潘金蓮形象，既控訴封建壓迫，更彰顯女性覺醒意識，令徐悲鴻贊嘆“翻數(shù)百年之陳案，揚美人之隱衷；入情入理，壯快淋漓，不愧杰作”。田漢更由衷感慨：“我們把此次《潘金蓮》的演出，當作我們新國劇運動的第一步。”

1935年，田漢籌組“中國舞臺協(xié)會”，困于人力財力之際，只能尋求舊友相助。信至歐陽處，歐陽即赴南京，鼎力相助?？箲?zhàn)期間，歐陽和田漢在桂林過從甚密。1944年2月至5月，歐陽予倩、田漢等人在桂林聯(lián)手舉辦了西南第一屆戲劇展覽會，8省30多個文藝團體的千余名藝術(shù)工作者在漓江之濱演出170余場，觀眾達10萬人次。除了演出，展覽會還舉辦了參觀人數(shù)近4萬的戲劇資料展覽，召開了為期16天的戲劇工作者大會。歐陽予倩和田漢的精誠合作，不僅凝聚了文藝界共識，更彰顯了抗戰(zhàn)時期戲劇的輝煌成就，為勝利的曙光積蓄了力量。1950年，歐陽予倩的愛女歐陽敬如與田漢的長子田海男締結(jié)連理，周恩來與鄧穎超親臨證婚。始于“誠”字的友誼，歷經(jīng)時代洪流淬煉，終成百年藝苑最動人的金石交響。

二為“義”，鐵肩擔道破長夜

夏衍在為歐陽予倩的文集寫序時特別指出：“中國話劇有三位杰出的開山祖,這就是歐陽予倩、洪深和田漢?！睔W陽予倩不僅和田漢相交甚密，與洪深亦有長達30年的友誼，二人相交突出一個“義”字。洪深是知名的戲劇編劇和導演，曾和歐陽予倩、田漢等人一同為“話劇”定名，還是電影劇作家，創(chuàng)作了中國第一部電影劇本《申屠氏》，擔任中國第一部有聲電影《歌女紅牡丹》的編劇。此外，他還是知名的編輯家，編纂了《中國新文學大系·戲劇集》，編輯《光明》半月刊、《戲劇時代》以及《大公報》的《戲劇與電影》周刊達108期，對戲劇的普及和發(fā)展起到重要作用。

1921年，留學美國哈佛大學的洪深看到沈雁冰（茅盾）、鄭振鐸、歐陽予倩等13人成立的“民眾戲劇社”的《宣言》，其中寫道：“當看戲是消閑的時代，現(xiàn)在已經(jīng)過去了。戲院在現(xiàn)代社會中，確是占著重要的地位，是推動社會前進的一個輪子，又是搜尋社會病根的X光鏡；又是一塊正直無私的反射鏡。”這頓時引發(fā)洪深的高度共鳴，他給“民眾戲劇社”寫信，期待結(jié)識戲劇的同道者。可惜，“民眾戲劇社”只存在了9個月便宣告解散。1922年，洪深抱著要做“中國易卜生”的想法回到上海從事新劇工作。

歐陽予倩認識洪深后，知曉其為人與才華，便邀請他加入“上海戲劇協(xié)社”，一同開展新劇運動。洪深第一次為戲劇協(xié)社排戲，就選擇排演歐陽予倩的《潑婦》與胡適的《終身大事》。洪深這樣安排有自己的考量，因為這兩部劇都聚焦新青年的婚戀問題，且當時新劇演出多為男扮女裝，洪深認為這不符合戲劇發(fā)展規(guī)律。于是，他在《終身大事》里采用女演員扮演女角，在《潑婦》里用男演員扮演女角的方式排演?！督K身大事》男女合演展現(xiàn)出自然狀態(tài)，更加凸顯《潑婦》一劇中男扮女裝帶來的滑稽感，盛行許久的新劇舞臺男扮女裝風氣在此次排演后便“壽終正寢”了。洪深以歐陽予倩編寫的《潑婦》為試驗品，這自然得到歐陽予倩的首肯。歐陽予倩還親自為演員化妝，體現(xiàn)出他對好友及戲劇事業(yè)的支持。

抗戰(zhàn)烽火中，洪深因時局動蕩陷入困境，曾試圖攜全家輕生未果。歐陽予倩聞訊連夜馳信寬慰，更聯(lián)絡(luò)田漢、柳亞子等文藝界同仁發(fā)起聯(lián)名贈詩，以文人特有的方式傳遞精神力量。新中國成立后，兩位戲劇大家在京重逢，共同投身文化建設(shè)事業(yè)。1955年洪深病危之際，將年幼的女兒與畢生藏書鄭重托付于歐陽予倩、田漢，完成知識分子的精神傳承。這場超越生死的文化托付，成為20世紀中國文人道義精神的深刻見證。

三為“容”，虛懷若谷納百川

歐陽予倩性格儒雅，寬以待人，且樂于提攜后輩，這也是他能收獲諸多友誼的原因。歐陽予倩與曹禺的“《日出》刪減風波”亦能彰顯其雅量。曹禺年少成名，23歲時便創(chuàng)作出《雷雨》，海內(nèi)外劇團爭先演出此劇，茅盾曾有“當年海上驚雷雨”的贊嘆。完成《雷雨》創(chuàng)作后，曹禺旋即投入《日出》的寫作。經(jīng)過長時間積累，曹禺終于完成《日出》，這部心血之作再度在中國劇壇引發(fā)轟動。

歐陽予倩一直留意著這位文壇新人，他十分喜愛曹禺的劇本。1934年回到上海后，歐陽予倩共導演了四出戲，其中兩部便是曹禺的作品。歐陽予倩看到《日出》劇本后，欣喜不已，決定即刻將其搬上舞臺，成為首位排演《日出》的導演。出于對演出時間、主題解讀及演出效果的考量，歐陽予倩在為上海戲劇工作社排演《日出》時刪去了曹禺極為珍視的第三幕。曹禺認為，從主題和寫作技巧上來看，《日出》的第三幕是必要的，如果第二幕之后還停留在陳白露的客廳里，那劇本就無戲可寫了。曹禺在看完“刪減版”的《日出》后，一方面非常感激演員們的演出，但他同時也認為第三幕被刪去太令人遺憾了。所以，曹禺在文章中寫道：“《日出》不演則已，演了，第三幕無論如何應(yīng)該有?！睋?jù)飾演陳白露的演員鳳子回憶，歐陽予倩知道曹禺的想法后，感嘆道：“對作者真是有說不出的歉意，怎樣讓作者明白我的用心呢？”歐陽予倩和曹禺都是劇作家，所以歐陽予倩對曹禺珍視作品之心是能夠感同身受的。

兩個月后，歐陽予倩為中國旅行劇團再度排演《日出》。此次因演員陣容齊整，得以在演出中呈現(xiàn)出歐陽予倩心中理想的戲劇形象，《日出》四幕劇均在舞臺完整上演。當時，曹禺每周末都從南京趕赴上海觀看演出，對歐陽予倩在中旅排演的《日出》極為滿意，與歐陽予倩之間的“隔閡”也隨之消除。1949年，歐陽予倩與曹禺齊聚中央戲劇學院，共同投身新中國高等戲劇教育事業(yè)。1988年，曹禺抱病參加歐陽予倩銅像在中戲的落成儀式，并發(fā)表了感人至深的演講，深切緬懷這位戲劇界的老前輩。這段令人難忘的友誼，不僅體現(xiàn)出曹禺對作品完整性的堅守，更讓我們感受到歐陽予倩仁慈寬厚的長者之風和對戲劇藝術(shù)的堅持。

四為“雅”，詩詞弦歌著新章

歐陽予倩出身瀏陽書香世家，常予人以德高望重的夫子印象，其與友人的交往亦多逸聞雅事。1917年，他在上海加入柳亞子主持的南社，由此開啟二人深厚友誼。1943年柳亞子于賀詩《賀歐陽予倩五十六歲初度兼戲劇活動三十六年紀念》中寫下“南社交情終古在，好持杯茗話炎涼”，追憶社中情誼；次年寓居桂林時，更對歐陽予倩主持的西南劇展贊嘆不已，以“戲劇精神為民主，競渡中流看左右”之句贊譽其藝術(shù)理念。雖歐陽予倩贈柳亞子詩作今已散佚，但1944年粵劇演員紅線女與馬師曾婚禮上，二人共題紅綢的慶賀詩得以留存。柳亞子揮毫“風流雄武平生意，從遺人間不寂寥”，歐陽予倩則戲謔“善歌西粵劉三妹，一對情人化石頭”，盡顯文人諧趣。1950年歐陽予倩編劇的新中國首部芭蕾舞劇《和平鴿》在京上演，柳亞子觀后盛贊，特賦《浣溪沙》贈毛澤東。毛澤東遂以同調(diào)和詞回應(yīng)，成就文壇佳話。

歐陽予倩與后輩的交游亦別具風致，抗戰(zhàn)期間，他讀完端木蕻良的《紅拂傳》后，興奮不已，希望端木蕻良能創(chuàng)作更多的京劇劇本。某次造訪時，他預想到端木正伏案寫作，所以就寫了首絕句，從窗外遞進來。詩為：“春宵何處覓情郎，擁被挑燈春恨長。吟到擬云疑雨候，小生端合便敲窗?！睔W陽予倩戲稱自己為“小生”，上款落“紅良小姐”以調(diào)侃對方，此等幽默令端木感嘆其毫無前輩架子，前輩威嚴化作春風，滋養(yǎng)后輩創(chuàng)作靈思。

正是因為對中國古典文學的熟稔，歐陽予倩在一生中改編了大量的“紅樓戲”，如《黛玉葬花》《黛玉焚稿》《晴雯補裘》《寶蟾送酒》《饅頭庵》等。他還創(chuàng)造性地以京劇、桂劇、話劇、電影等形式改編過《孔雀東南飛》《人面桃花》和《桃花扇》等文學作品，產(chǎn)生了極大影響。歐陽予倩在指導桂劇演員尹羲排演《人面桃花》時匠心獨運：要求將“去年今日此門中”四句念白分兩段處理，通過抑揚頓挫與情感遞進，從初見悸動演繹至肝腸寸斷，將文學意境轉(zhuǎn)化為舞臺張力，這無不體現(xiàn)其文學修養(yǎng)對戲劇實踐起到的積極作用。

五為“通”，跨界融通連中外

這里所說的“通”包含兩層含義。首先是通才之誼，歐陽予倩與眾多文人的交往常能打破專業(yè)藩籬。例如，他與魯迅因戲劇結(jié)緣，魯迅曾在日本觀看過歐陽予倩主演的《黑奴吁天錄》，此后魯迅也留意過歐陽予倩創(chuàng)作的小說。20世紀二三十年代，在上海內(nèi)山書店的組織下，歐陽予倩與魯迅參加了文藝漫談會等活動，魯迅對戲劇的深刻見解令歐陽予倩折服。1936年魯迅逝世，歐陽予倩親率團隊拍攝喪儀影像，為后世留存珍貴記錄。

歐陽予倩與茅盾的交往始于共同創(chuàng)辦“民眾戲劇社”，編發(fā)專業(yè)戲劇刊物——《戲劇》月刊。1948年，茅盾與郭沫若、夏衍等人在香港發(fā)起為歐陽予倩六十壽辰暨戲劇生涯四十年慶賀的活動，會上茅盾曾評價“歐陽先生本人，就是一部活的現(xiàn)代中國戲劇運動史”。1949年，茅盾出任文化部部長，歐陽予倩擔任文化部直屬的中央戲劇學院院長，二人工作聯(lián)系更為密切。1950年4月2日，中央戲劇學院成立大會上，茅盾代表文化部發(fā)表了熱情洋溢的祝賀詞，此時距離二人發(fā)起“民眾戲劇社”已近30年。1962年，歐陽予倩去世，茅盾擔任治喪委員會委員，并親筆寫下“春柳發(fā)軔，桃扇翻新，舞史草創(chuàng)，大匠頻開風氣；行圓志方，恭良儉讓，既紅且專，后生長仰楷模。予倩院長千古——沈雁冰敬挽”的挽聯(lián)，此挽聯(lián)正是歐陽予倩一生成就與為人的真實寫照。

歐陽予倩與老舍的交往也頗為深厚。歐陽予倩曾導演過老舍創(chuàng)作的劇本《國家至上》，深知老舍在語言方面的深厚功底。1953年，為在舞臺確立標準舞臺音的過程中，歐陽予倩曾多次拜訪老舍，雙方共同商定以北京音系為標準音的話劇臺詞發(fā)音。老舍還為歐陽予倩推薦了許多曲藝藝人到中戲任教，歐陽予倩也多次邀請老舍到中戲講學。

“通”的第二層要義是文化融通。20世紀初期，世界各國聯(lián)系不斷加強，文人交往不再局限于本國。歐陽予倩曾留學日本，又前往英、法、德等多個國家考察，與各國文藝界人士多有聯(lián)系。其中，他和日本作家谷崎潤一郎的交往令人印象深刻。1926年，谷崎潤一郎抵達上海后，郭沫若、田漢、歐陽予倩等人曾多次為谷崎舉辦集會，讓他感受到了中國人的熱情。除夕夜，田漢與谷崎不請自來到歐陽予倩家中，歐陽一家熱情款待兩位客人。滿門詩書風雅的氛圍，令谷崎深感驚艷。歐陽予倩題詩“竹徑虛涼日影移，殘紅已化護花泥。鸚哥偶學啼鵑語，喚起釵鶯壓鬢低”贈送給谷崎。谷崎回國后，將歐陽一家人的詩詞發(fā)表在日本的雜志上，使其廣為流傳。與谷崎相交后，歐陽予倩很快將他的劇本《無名與愛染》改譯為《空與色》，而《潘金蓮》一劇中的唯美主義特點，也明顯能看出谷崎對歐陽予倩的影響。1956年，歐陽予倩率領(lǐng)中國京劇代表團訪日演出，谷崎前去與老友相會，歐陽予倩極為感動，再次贈詩給谷崎。1962年9月，歐陽予倩去世，谷崎得知消息后泣不成聲，隨即寫下《回憶舊友歐陽予倩》一文，緬懷良友。這種以藝會友、以心傳心的交往范式，恰是文化融通的生動縮影。

從清末春柳社新戲的金聲玉振，到南國藝術(shù)運動的艱難探索；從抗戰(zhàn)的烽火硝煙，到新中國文化建設(shè)的揚帆起航，歐陽予倩以藝術(shù)家的熱忱織就了一張文壇經(jīng)緯網(wǎng)。他與諸多文學家的真摯情誼，并非僅僅是個體之間的惺惺相惜，更是一個時代文氣的匯聚。在時代的浪潮中，中國文化人以“誠”“義”為基石，以“容”為胸懷，以“雅”為氣質(zhì)，以“通”為追求，澆筑著中華文脈復興的根基。他們的故事，就此成為中國近代文化史上熠熠生輝的篇章，永遠激勵著后來之人。

（楊樂系中央戲劇學院戲劇藝術(shù)研究所助理研究員，葉卜瑋系中央戲劇學院中國現(xiàn)代戲劇館館員，本版照片由楊樂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