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譯文《但丁》中的“R. W. Church”是誰?
理查德·威廉·丘奇
1931年12月10日至1932年3月10日,時任齊魯大學(xué)文學(xué)院教授(1930—1934)的老舍以“舍予”之名在《齊大月刊》(三至六期)上連載譯文《但丁》,全文長達(dá)130余頁,首刊譯文第三期還在題名后標(biāo)注原著者系“R.W. Church”。至于國籍和身份,四期連載的譯文只字不提。2013年版《老舍全集》第18卷全文收錄了《但丁》譯文,并原封不動地保留了原著者姓名。但是,譯文中沒有關(guān)于原著者的注釋,“R. W. Church”何許人也?
張桂興和葛濤是國內(nèi)老舍研究界的領(lǐng)軍人物,偶爾會在論著中提及《但丁》這篇譯文,將原著者姓名拼為“B. M.Church”或“R. W. Chuvch”(張桂興:《老舍資料考釋》,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98年出版),抑或“P. W. Church”(葛濤:《“探尋‘靈的文學(xué)’——論老舍對但丁的接受歷史》,載《上海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2000年第1期)。由此可見,即使國內(nèi)老舍研究界的大家對原著者“R. W. Church”也比較陌生。
1999年,張昆河口述、李耀曦撰文,在《憶老舍在齊魯大學(xué)》一文中指出,老舍曾為齊大國文系三年級學(xué)生開設(shè)《但丁研究》選修課程(《山東醫(yī)科大學(xué)學(xué)報社會科學(xué)版》1999年第3期)。據(jù)此,《但丁》譯文可能是老舍為選修課而作。王璟在《〈齊大月刊〉》與20世紀(jì)30年代齊魯大學(xué)新文學(xué)教育》一文中就曾斷言二者之間存在明確的對應(yīng)關(guān)系(《玉林師范學(xué)院學(xué)報》2022年第1期)。2018年11月7日,《中華讀書報》的《國際文化》版面刊載了《但丁在中國》一文,文錚教授在回顧深受但丁文化遺產(chǎn)滋養(yǎng)的中國作家時,也曾提到老舍譯文《但丁》,指出原作出自“丘奇”之筆,但對丘奇本人未予說明。迄今,國內(nèi)尚無與原著者相關(guān)的任何介紹。
丘奇是否應(yīng)被國人忽視? 如果丘奇是籍籍無名之輩,老舍怎會從浩如煙海的西方但學(xué)文獻(xiàn)中打撈出他的文字? 如果丘奇之言是庸??帐柚o,老舍怎會從教書寫作生活中騰挪時間研譯全文? 由此,筆者決意解開“R.W. Church”或丘奇的身份之謎。
據(jù)筆者考,原著者R. W.Church的全名為 Richard William Church,漢譯名為理查德·威廉·丘奇,生于1815年,卒于1890年,是在國際化家庭和生活環(huán)境中孕育出的一位牛津?qū)W者,也是英國文學(xué)史上一位從知名學(xué)府歸隱鄉(xiāng)村教區(qū)、又從鄉(xiāng)村教區(qū)步入圣保羅大教堂的文學(xué)批評家,被公認(rèn)為當(dāng)時“英格蘭最好的但學(xué)者”(Algernon Cecil,Six Oxford Thinkers,London:John Murray,1909,P.126)。丘奇父親為英國人,母親來自英裔德國家庭,二人在葡萄牙相識結(jié)婚,并在里斯本生下丘奇。丘奇3歲時,全家卜居但丁故鄉(xiāng)佛羅倫薩。父親客死他鄉(xiāng)后,丘奇隨母親遷居英國,18歲入牛津讀書,而后一等學(xué)位畢業(yè),23歲至37歲擔(dān)任奧里爾學(xué)院研究員,故其作品書封上常印有“奧里爾學(xué)院研究員”(Fellow of Oriel College)或者“奧里爾學(xué)院榮譽(yù)研究員”(Honorary Fellow of Oriel College)等字樣。這個時期,丘奇參與了“牛津運(yùn)動”(the Oxford Movement,1833—1845),晚年追憶這段經(jīng)歷時還撰寫了他著述生涯的最后一部專著《牛津運(yùn)動》(The Oxford Movement,1891)。丘奇離開牛津后,從教育界轉(zhuǎn)向宗教界,先在不足200人的沃特利村的小教區(qū)擔(dān)任教區(qū)長(Rector of Whatley),默默生活了近19年時間,后被時任首相的威廉·尤爾特·格拉德斯頓(William Ewart Gladstone,1809—1898)推舉,擢升為圣保羅大教堂主任牧師(Dean of St. Paul’s),從鄉(xiāng)村走入倫敦。67歲,丘奇婉辭出任坎特伯雷大主教職務(wù)的邀請,擔(dān)任圣保羅大教堂主任牧師至終。鑒于此,丘奇之女編輯整理的《主任牧師丘奇的生平和書信》(Life and Letters of Dean Church,1894)、D. C. 萊瑟勃利(D. C. Lathbury)撰寫的傳記《主任牧師丘奇》(Dean Church,1905),以及巴茲爾·亞力克·史密斯(Basil Alec Smith)撰寫的傳記《主任牧師丘奇——圣公會對紐曼的回應(yīng)》(Dean Church:The Anglican Response to Newman,1958)都將丘奇尊稱為“主任牧師丘奇”。此外,很多書籍的書封或目錄中還印有“圣保羅主任牧師”的字樣和介紹語。
無論在學(xué)術(shù)界還是宗教界,丘奇均以著文為務(wù),曾為《基督醒世報》(Christian Remembranc?er,1819—1868)、《英國批評家》(The British Critic, 1793—1843)、與友人創(chuàng)辦的《衛(wèi)報》(Guardian,1846—至今),以及《星期六評論》(Saturday Review,1855—1938)等報刊撰寫書評和論文,并著有《中世紀(jì)的開端》(The Beginning of the Middle Ages,1877)和《牛津運(yùn)動》等文史類作品。另年,丘奇善寫傳記,有《但丁》(“Dante”,1850)、《圣安瑟姆傳》(Life of St.Anselm,1870)、《斯賓塞》(Spenser,1879)、《培根》(Ba?con,1880)、《托馬斯·薩克維爾》(“Thomas Sackville”,1880)和《威廉·華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1880)等多(篇)部傳記行世。其中,《斯賓塞》《托馬斯·薩克維爾》《威廉·華茲華斯》皆被收入《英國詩人——選文并附諸位作家導(dǎo)讀和馬修·阿諾德總序》(The English Poets:Selections with Critical Introductions by Various Writers and a General Introduction by Matthew Arnold,1880)之中,書中也敬稱丘奇為“圣保羅主任牧師”。值得一提的是,老舍發(fā)表譯文《但丁》之后又分兩期在《齊大月刊》連載了題名為《維廉· 韋子唯慈》的譯文(1932年第7期和第8期),這篇譯文中的“維廉·韋子唯慈”即今人口中的“威廉·華茲華斯”。
《但丁的〈神曲〉:〈地獄篇〉》(Dante’s Divine Comedy,the Inferno)在倫敦出版,丘奇遂在歐洲漫游歸國后撰寫了書評,次年年初經(jīng)《基督醒世報》刊行于世,洋洋灑灑整整80頁。這篇書評,實為丘奇為但丁其人其作所作的傳評。傳記部分,重在介紹但丁的時代生平、政治理念及其作品。書評部分,重在闡發(fā)《神曲》與但丁其他作品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以及他對《神曲》的主旨、寓意和意象等方面的個人見解。全文體勢充沛,征引范圍覆蓋拉、意、英三個語種的作品,囊括了但丁早期作品《新生》(Vita Nuova,老舍譯為《新生命》),以及流亡期間創(chuàng)作的作品《饗宴》(Convito)、《論俗語》(De Vul?gari Eloquio)、《論帝制》(De Monarchia)、《致斯卡拉大親王書》(Ep.ad Kan Grand,老舍譯為《致Kan Grand函》)和《神曲》(The Commedia,又名The Div-ina Commedia)(此處外文書名皆源自丘奇所用書名,而漢譯名皆采用現(xiàn)今通譯名)。廣征博引,無疑是丘奇精研博覽但丁著作的明證。其中,丘奇對《神曲》的論述最多,共計60余頁。據(jù)丘奇之女憶述,丘奇漫游意大利期間隨身攜帶《神曲》,《但丁》即其深研詩文后所得(Mary C. Church, Life and Letters of Dean Church,London and New York: Macmillan and Co., 1894,P.160)。丘奇征引《神曲》的次數(shù)也最多,共計80余次,短則只言片語,長則幾十個詩行,既有意語原文,也有英語引譯文。據(jù)腳注標(biāo)示,丘奇援引了英國詩人亨利·弗蘭西斯·凱 里 (Henry Francis Cary,1772—1844) 的無韻體(blank verse)譯文和牛津大學(xué)瑪格德琳學(xué)院(Magdalen College)研究員伊卡博德·查爾斯·賴特(Ichabod Charles Wright,1795—1871)的“改良三韻體”(modified terza rima)譯文。丘奇倚重賴特譯文,偶爾使用凱里譯文,彰顯出他倡導(dǎo)“以三韻體譯三韻體”的審美取向。
《但丁》是丘奇?zhèn)€人批評生涯中創(chuàng)制的“偉大經(jīng)典”(Mary C. Church, Life and Letters of Dean Church, London and New York: Macmillan and Co.,1894,P.160),同時也奠定了其在英國、歐洲乃至西方但學(xué)界的先驅(qū)者地位。據(jù)丘奇自述,英德等國的但學(xué)研究皆在他發(fā)文之后才蓬勃興起(R.W.Church,“Notice,”in Dante.An Essay,London:Macmillan, 1878;R.W. Church, “Notice,” in Dante.An Essay,London: Mac?millan, 1879;R. W. Church,Miscellaneous Essays, London and New York: Macmillan and Co.,1888)。這并非夸大其詞,他是牛津?qū)W者眼中的“英國知名但學(xué)者”(John C. Hawkins,“Some Helps Towards the Study of Dante,”The Expository Times,Volume 17,Num?ber3,1905)之一,《泰晤士報》還曾將其傳評比作但學(xué)界“用之不竭的采石場”(“Death of Dean Church,”The Times,December10,1890)。半個多世紀(jì)內(nèi),丘奇?zhèn)髟u雄居西方但學(xué)界巔峰,被視為“無可超越的”“劃時代的”經(jīng)典作品(Edward Hayes Plumptre, trans, Dante:The Divina Commedia and Canzoniere,Vol.5,Boston: D. C. Heath &Co.,1899)。正如某些學(xué)者所言,丘奇?zhèn)髟u的成功之處在于展現(xiàn)出的“深刻見解”“廣袤思想”和“優(yōu)美表達(dá)”(Charles Allen Dinsmore, Aids to the Study of Dante,Boston and New York:Houghton, Mifflin & Co.,1903)。
丘奇一生僅為但丁寫了一篇傳評,但是這篇洋洋灑灑的傳評已然成為一首優(yōu)美、偉大且經(jīng)久不衰的頌歌。遲至老舍翻譯《但丁》之時,丘奇?zhèn)髟u共有13個全本版本(節(jié)選本除外)問世,包括《基督醒世報》1850年初版,同年霍德&斯托頓(Hod?der & Stoughton)出版社選錄版(幾乎全文選錄,故可視作全本版本),J. & C. 莫茲利(J. &C. Mozley)出版社1854年修訂版,倫敦麥克米倫公司1878年和1879年修訂版,倫敦和紐約麥克米倫公司1888年至1906年重印版,以及倫敦喬治·勞特利奇父子有限公司(George Rout?ledge & Sons, Limited)與E. P.達(dá)頓公司(E. P. Dutton & Co)的1906年重印版。近30年,丘奇?zhèn)髟u仍不斷重印,系其在西方但學(xué)界回響不止的明證。丘奇對但丁的深研、深悟,以及對后代學(xué)者發(fā)人深省的影響,無愧于一時無兩的但學(xué)者的稱號。
鄧小軍教授在《隱藏的異代知音》一文中提出“顯性的異代知音”和“隱藏的異代知音”兩個概念,用來指代兩種對待前賢大作“精微蘊(yùn)藏”的兩類學(xué)人,前者依托獨(dú)到卓絕的評注,后者訴諸適切機(jī)巧的用典(《文學(xué)遺產(chǎn)》2007年第3期)。借用鄧教授的概念,丘奇的《但丁》不啻為其作為但丁的“顯性的異代知音”的宣言。如果將這個概念的語義延展,把翻譯納入其呈現(xiàn)方式,老舍的譯文《但丁》不啻為其作為丘奇的“顯性的異代知音”的宣言。換言之,丘奇是老舍研讀但丁時追尋的異代知音。
至此,我們可以在老舍與但丁之間為丘奇定位,呈現(xiàn)其人其作的概貌,至于老舍與丘奇的淵源研究須留待日后探討。老舍究竟通過什么途徑發(fā)現(xiàn)丘奇是但丁的異代知音? 老舍對但丁和《神曲》的哪些觀點承緒了他所追尋的異代知音的觀點? 這些問題關(guān)涉老舍但學(xué)的源頭,毋庸置疑給我們留下了值得深究的空間,也為在老舍與但丁的關(guān)系研究領(lǐng)域?qū)で笸黄铺峁┝诵碌倪M(jìn)路?!洱R大月刊》載130余頁的《但丁》譯文,堪稱中國最早、最全面的英國但學(xué)研究的啟蒙讀物(按:《學(xué)衡》第41期載吳宓譯《但丁神曲通論》系我國國內(nèi)首篇美國但學(xué)研究啟蒙讀物,共計35頁),由此可知探究老舍的但學(xué)源頭也關(guān)涉上世紀(jì)中國歐美但學(xué)研究的源頭和動向,故深入探索老舍與丘奇的淵源關(guān)系意義重大。
(本文作者系太原師范學(xué)院外語系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