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談起中國文化，阿齊茲（Abdel Aziz Hamdi）教授總是興致勃勃，這位埃及漢學家將半生奉獻給了中埃文化交流。

阿齊茲是埃及知名翻譯家和埃及漢學研究的重要創(chuàng)立人，現(xiàn)為埃及愛資哈爾大學中文系主任、埃及高級文化理事會翻譯委員會委員、埃及作家協(xié)會會員，同時擔任世界漢學家理事會顧問委員會委員、埃及漢學家理事會召集人。在近半個世紀的學術(shù)生涯中，阿齊茲筆耕不輟，他始終專注于中文教學、文學翻譯與漢學研究，為推動阿拉伯國家民眾深入了解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促進中阿文明交流互鑒作出貢獻。鑒于阿齊茲對中外文化交流的突出貢獻，他于2024年獲得第十七屆“中華圖書特殊貢獻獎”。

中埃友好往來的縮影

回顧阿齊茲半生的治學之路，他的個人經(jīng)歷恰如中埃兩國70余年來友好交往的縮影，他生命中多次重要選擇無不貼合于兩國友好往來的大勢。

阿齊茲1959年出生于埃及達卡利亞省會曼蘇拉市，此時的埃及社會適逢阿拉伯民族主義興起，許多阿拉伯知識分子受中國共產(chǎn)主義革命成功的感召，集中翻譯了一批反帝國主義、反封建的中文革命論著和現(xiàn)當代小說，以期通過借鑒中國經(jīng)驗，尋求阿拉伯社會自身解放之路。

阿齊茲于1977年考入艾因·夏姆斯大學中文系，1978年因成績優(yōu)異獲得來華學習中文的機會。此后20余年間，他先后在北京大學和復旦大學獲得了中國現(xiàn)代文學方向的碩士與博士學位，并擔任阿聯(lián)酋駐華使館和中埃商務理事會顧問。這些經(jīng)歷不僅使他深諳中外文化交流之道，也讓他對中國社會產(chǎn)生了更加深厚的情誼。后來阿齊茲因工作關系攜妻回埃及定居，于2001年在素有“伊斯蘭教最高學府”之稱的愛資哈爾大學開設了中文系。

作為愛資哈爾大學中文系主任，阿齊茲20余年來一直致力于通過高校漢語教學，為埃及培養(yǎng)漢語人才。相比于埃及其他大學的中文系，愛資哈爾大學中文系建成了獨具跨文化意識的課程體系，在教授基本的中文語言知識和語言技能之外，還專門設置了中國伊斯蘭史、漢譯《古蘭經(jīng)》等課程，為中埃文化交流培養(yǎng)了大批通曉中國語言、了解中國文化、熟悉中國國情、深諳中阿關系的漢語人才。在這些已畢業(yè)的學生中，已有不少人成長為文學翻譯家或漢學家，長期活躍在中埃文化交流的舞臺上。

中國文學的阿語“再創(chuàng)造”

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阿語譯介中，阿齊茲選擇的幾乎都是現(xiàn)實主義題材作品。阿齊茲坦言這并不是巧合，而是其作為阿語譯者結(jié)合多方面文化需求而確定的翻譯方向。

阿齊茲對中國現(xiàn)代文學作家作品的深刻理解，是其能夠不斷推出暢銷阿語世界的譯作的關鍵因素。當筆者問及他對哪位中國作家的作品情有獨鐘，阿齊茲毫不猶豫地報出了沈從文的名字。此外還有曹禺、老舍的多部戲劇，余華的《活著》等，都深深觸動著這位文學翻譯家的情腸。

對譯者來說，不僅要通過個性化的理解才能使譯作“活化”為“另一部創(chuàng)作”，更要作為文化的“中間人”，以自己的獨特視角聯(lián)系起兩國文化之間的相似觸角，預判真正適合翻譯的文本，進而創(chuàng)造性地發(fā)掘全人類意義上的情感共鳴。

阿齊茲的翻譯能夠在阿語世界深受歡迎，他卓越的母語水平更能夠打動阿語讀者是重要原因。由于中阿互譯人才相對匱乏，大部分中國文學作品主要依賴從西方語言轉(zhuǎn)譯為阿語，直到現(xiàn)在，阿齊茲仍然是為數(shù)不多的堅持從中文直譯為阿拉伯語的譯者之一。在他看來，如果流行于阿語世界的中國文學作品僅是些“文采少、語病多”的低質(zhì)量譯本，無疑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中國文學更好地走進阿拉伯世界。

阿齊茲十分注重翻譯的靈活性與創(chuàng)造性，他強調(diào)要“用較為含蓄的阿語表達來替換原著中帶有宗教社會禁忌的詞句”，“同時盡量使用意思相近的阿拉伯成語或諺語來翻譯中國成語或諺語”。阿齊茲表示，他在翻譯沈從文的短篇小說《蕭蕭》時，曾被如何翻譯女主人公蕭蕭的名字所困擾：如果直接音譯，很多阿拉伯讀者會覺得這個名字不知所謂，而聯(lián)想到古代埃及社會也有類似蕭蕭這樣經(jīng)歷悲慘命運的“小新娘”，阿齊茲最后決定將其翻譯成“童娘”，果然吸引了大批阿語讀者，其受歡迎程度甚至超過另一本譯作《邊城》。

尤其在處理一些文化負載詞時，阿齊茲的譯作仍然能夠較大程度地還原中華文化的精義，體現(xiàn)了其作為漢學家譯者的良苦用心。其對劉震云小說《一句頂一萬句》中一些語言文化意象的翻譯，就較多地運用了歸化的翻譯方式，通過釋義直接翻譯出詞語背后的引申義和象征義，在保證阿語閱讀流暢性的同時，盡可能將中國特色的文化意象傳遞給讀者。

埃及著名文學評論家法特瑪·姆薩（Fatmaa Musaa）在閱讀過阿齊茲翻譯的《茶館》后，評價“譯者很成功地完成了翻譯思想性和審美藝術(shù)性的主要任務，他精通阿漢兩種語言，這主要體現(xiàn)于他生動、流暢的語言風格”，可見阿齊茲的創(chuàng)造性翻譯是較為成功的。

“一帶一路”漢學的古今相通

共建“一帶一路”倡議不僅是推動構(gòu)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實踐平臺，也促成著世界漢學在共建國家的空間拓展與范式重構(gòu)。在這些國家，受惠于科學技術(shù)的不斷進步，一大批新生代漢學家正在崛起，國別漢學研究正呈現(xiàn)出全新氣象。

作為第一批成長于埃及本土并且與中國保持長期密切交往的漢學家，阿齊茲的漢學研究起步于翻譯，但不限于對漢學學術(shù)著作的阿譯，他的許多漢學研究論著都體現(xiàn)了鮮明的文明互鑒觀念。

一般而言，阿拉伯文化對異國文化的理解接受更傾向于“求同”“尚古”，即他們更容易接受與自身文化特質(zhì)相和合、充滿古典人文氣質(zhì)的文化產(chǎn)物，但對那些與其文化精神迥異的當代文明則鮮有興趣。然而隨著中國的快速發(fā)展，阿拉伯學者對中國的興趣點已不再局限于歷史、文學和語言等領域，當代中國的經(jīng)濟、政治和社會等吸引了他們更多關注。

20世紀90年代，剛剛攜妻回埃及工作的阿齊茲敏銳地察覺到，當時埃及社會迫切地想要了解現(xiàn)代中國社會各方面的發(fā)展狀況，于是立即著手撰寫他的第一部阿語漢學著作《中國的嘗試》，該書甫一出版就受到許多研究中國問題的阿拉伯專家關注。

阿齊茲的翻譯也秉承這種漢學家式的認識論，他認為要讓阿拉伯讀者真正讀懂中國現(xiàn)代文學作品，就必須要讓他們首先了解中國近半個世紀以來的歷史。在為翻譯老舍的話劇《茶館》所撰的前言中，阿齊茲不惜筆墨地用150頁的篇幅分析了作品所述時代的重要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體量相當于一部介紹該時期的中國現(xiàn)代史學術(shù)著作。

越是深入研讀中國文學作品，阿齊茲越能夠體悟到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學體系中的獨特魅力。作為漢學家，他深知中華文明的古典性與現(xiàn)代性密切相關、渾然一體，一方面他長期致力于翻譯《論語》《老子》等傳統(tǒng)文史類著作以期鑒古知今，另一方面他關注當代中國社會，相繼翻譯了《現(xiàn)代中國人》《中國思想發(fā)展史》《中國當代文學史》等學術(shù)專著，還撰寫《中國的穆斯林》等漢學著作，在埃及的漢學研究中引起良好反響。

作為翻譯家與文學研究者，阿齊茲的“域外”視野更使他長于發(fā)覺中西文學文化之間長期而復雜的交流對話過程。在首屆世界古典學大會上，阿齊茲結(jié)合中外文明交流史上的典型案例，難掩贊嘆之情地談道：“正是中國古代文學與西方文學之間跨越時空的對話與交流，讓人類的文學遺產(chǎn)更加豐富多樣，互相融合，展現(xiàn)出獨特的魅力。”他認為，中西文明盡管在地域上相隔甚遠，但其實自漢代起，中國與世界上的其他文明一直保持著對話交流，這種對話交流不僅體現(xiàn)在商品交易的互利互惠上，在文學藝術(shù)層面上也激發(fā)了多種文化傳統(tǒng)之間的相互啟鑒。

阿齊茲盡管早已著作等身，但依舊孜孜不倦地翻譯、研究中國文化，一直與學界保持密切的學術(shù)交往。自2022年8月青島成立世界漢學中心以來，阿齊茲獲得了更多與其他國家漢學家一起研討中國文化的機會，許多重要的漢學學術(shù)會議上都能尋覓到他忙碌的身影。他認為，中國文化從古綿延至今，不僅造就了自身的輝煌歷史，還包孕了世界性的文化意義。

（作者單位：江南大學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