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舫的抗美援朝題材紀實文學《回家》（1）對當下社會具有一種特殊的價值意義。它通過對抗美援朝題材的再挖掘，創(chuàng)造性地融入前沿、深刻的家國觀念，向人們彰顯：盡管那一代人的背影已在現(xiàn)實中遠去，漸漸成為民族記憶的一部分，但正因如此，他們的功勛才越發(fā)值得后來者守望，這些前輩構筑的偉大記憶理當也正在成為團結、教育、激勵國民的有力武器。

本文主要從書寫方式入手，討論《回家》之于當下文學的意義，或者說示范作用。本書是作者重返抗美援朝題材，與前輩寫作構成復雜對話并獨樹一幟的重要表達。《回家》對抗美援朝精神的追溯，以及對于這一重大歷史事件與當代人生存關系的記憶打撈，有其鮮明且獨樹一幟的風格：突出個體，強化細節(jié)，彰顯日常，將偉大故事熔鑄于看似平凡的過往——作者更突出了無名個體的意義。作品當然未止步于此。其大篇幅著墨于個體化細節(jié)，并非要否定普遍的價值情感和民族共同體的意義，而是試圖在這些看似平凡的個體中尋求偉大記憶之于人類普遍價值的基石地位，從而進一步將戰(zhàn)爭描寫從國家立場推向人類文明的高度。從個體到國家，再到人類文明的價值序列，《回家》展示出一種偉大記憶的書寫范式，它提醒寫作者們如何避開獵奇或價值虛無的險灘，在精微處、在情感深處追尋那些偉大事件與具體個人之間的堅實聯(lián)系，并由此生成書寫的意義，形成可傳之后世的文本——使“記憶制造意義，意義鞏固記憶”（2）。

一、無名者的存在：偉大記憶中

的至痛部分

《回家》突出的藝術成就首先表現(xiàn)在對偉大記憶中無名個體群像的打撈、鋪陳和敘寫上。和以往同類題材寫作不同，無名者的功業(yè)構成了本書所彰顯的偉大記憶的主體部分之一。有記憶而又無名，這多少有些悖論。但這正是歷史的悲劇，自古以來“實現(xiàn)了社會倫理價值的死亡，其意義遠大于生命個體的價值本身”，“這是生命個體的悲劇，也是生命本體價值與倫理價值間的悖論”（3）。李舫切中了這一點，她和她的同道者們力圖挖掘那些隱匿于英雄光輝名字背后不為人知的、甚至被遺忘的無名者的名字及其歷史功績。由此，重返歷史現(xiàn)場，追索作為生命個體的“無名者”之存在印記，將其納入偉大記憶的書寫序列之中，從而賦予生命個體本身以至高價值，就成為《回家》之于抗美援朝記憶書寫的重要貢獻。

名字是記憶最重要的時空標定點之一。關于偉大事件的記憶，往往與一些光輝的名字緊密相連——無論是在烈火之中紋絲不動的邱少云，還是高聲喊出“向我開炮”的王成，抑或是一躍而起用胸口堵住敵人槍口的黃繼光……名字與記憶之間存在著極為穩(wěn)定的關系，這一點毋庸置疑。然而，如果從歷史的深遠處來回望抗美援朝這樣的偉大歷史事件，人們也容易察覺那些光輝的名字作為偉大記憶的典型代表而存在，但卻遠非全部。偉大記憶之所以能夠成為民族文化的基底，成為指向未來的原動力，除了像巨崖、磐石、支柱那樣的光輝名字來做標志，還需要一些更為堅實的東西像鋪路石那樣來做基礎，使它們在更細微處、與人民大眾血脈相連之處、于日常感知之處，發(fā)揮點滴滲透的情感喚醒作用。這正是藝術家的天職所在?！痘丶摇肪蛯⒅c放在對無名英雄的姓名、事跡的考據(jù)、追溯與再現(xiàn)上，讓無名英雄與名字重逢，勾勒出一種屬于無名英雄的偉大圖景。書中寫道：“能夠被人們記住名字、能夠回家的烈士也畢竟是少數(shù)，更多的則是無數(shù)也許永遠在尋找回家之路的無名英雄。”那些永遠無法回家的“無名英雄”，無緣體驗國家儀式的配祭，正是經由《回家》的文學記載而得以“回家”。可以說，將淹沒于歷史長河中的無名英雄“打撈”上來，讓無名者“有名”，正是《回家》的獨特藝術魅力所在。通過這樣的書寫，作品將英雄的志愿軍戰(zhàn)士還原為一個個有血有肉的個體，并讓這些個體與當代日常生活中的普遍情感發(fā)生深切的關聯(lián)。譬如作者在文末表達，身邊朋友總是會給她這樣的反饋：“太好了，我的父親就是志愿軍戰(zhàn)士”“真巧，我也認識一個志愿軍的后代！”等。這就充分顯示，像抗美援朝這樣的偉大歷史并未走遠，它仍活在當下，與普通人發(fā)生著緊密的情感關聯(lián)。

如何恰切地在記憶的深海里打撈這些無名者的名字（或哪怕只是一些模糊的個人信息），如何以高度的藝術表現(xiàn)力描摹這些無名個體，才能喚醒讀者心中對偉大記憶的情感共鳴？這無疑需要寫作者對相關問題具有敏銳而深刻的透視力，同時在文學書寫上具有高度的表現(xiàn)力，通過一系列敘述策略，使無名個體的“血肉”與“筋骨”分明，進而重塑“無名”的文化思想意義。在這方面，《回家》的幾種書寫技巧尤其值得重視。

一是對檔案資料的整理與揀選。為了發(fā)掘并有力地呈現(xiàn)無名者在偉大記憶中的歷史分量，作者接觸、整理了海量的原始檔案。在這些原始文獻中，她投入了大量諸如想象與再現(xiàn)的精神勞動，跨越歷史的鴻溝，發(fā)現(xiàn)那些被遺忘的名字，擦亮那些曾經被忽視的名字，激活那些曾失落在歷史長河中不復存在的名字。通過勾勒名字與偉大歷史的關系，展現(xiàn)這些名字背后的事跡，使塵封的記憶變得鮮明而神圣。

在《回家》第二十章“馳騁”中，作者以檔案作為引子，講述了9位烈士的“回家”、認親之旅。在這一過程中，作家一步步進入檔案，從檔案中發(fā)現(xiàn)微妙的線索，再從線索中找到事件、人物可能的發(fā)展方向，然后在充分辨別、判斷的基礎上，將這些歷史細節(jié)選擇性地呈現(xiàn)于文本之中。比如陳曾吉的《烈士犧牲證明書》和作者親赴吉林延邊在烈士舊宅所見的陳曾吉17歲時的黑白照片，共同構成了國家文學中關于這位烈士的“記憶”。通過對此類檔案的深入挖掘和挪用，《回家》有力地傳遞了這樣一種觀念：英雄來自平民。作者書寫無名英雄的自覺性或許正是來源于檔案的啟發(fā)，“檔案里的一切都聚焦于普通人生活中的幾個瞬間，歷史幾乎不會涉及這些內容，……檔案書寫的并不是歷史篇章，不論描繪鬧劇或悲劇，它使用的都是日常語言和同一種口吻”（4）。作者將退居為歷史的偉大記憶與個人的命運聯(lián)系起來，以人性、人情勾勒偉大記憶，令二者相互映襯，使歷史有了更為真切的呈現(xiàn)。有研究者說，在寫作中，巧妙的檔案運用能夠生成一種獨特的美學效應，“那種樸素但深沉的感覺油然而生，就像揭開了一層面紗，穿過了認知的迷霧，經歷了一段漫長而不確定的旅程后，終于了解到生命與事物的真諦。檔案能夠將事情抽絲剝繭；寥寥數(shù)行，展現(xiàn)在我們面前的不僅有無法理解的內容，還有生活”（5）?！痘丶摇穼n案的運用，抵近此妙味。

二是對書信和日記的摘取與詮釋。單純的檔案考索，有時不免單調，有時還可能流于孤證，《回家》還將筆觸伸向兩種能夠與歷史檔案相互印證的記憶文獻：書信和日記。在歷史工作者與寫作者的共同努力下，一批能夠塑造并分享記憶的書信和日記得以重見天日。作者在整理志愿軍烈士資料的過程中，首先被這些書信和日記的內容所打動，進而找到了英雄們的“根脈”——故土和家國。由此，《回家》以書信和日記為“入口”，更加堅實地走向無名英雄的內心；同時，后來者也得以在長眠于歷史長河中的先輩們的陪同下，重返歷史記憶的現(xiàn)場。

書信和日記有著其他歷史文獻難以匹敵的生動性和現(xiàn)場性。它們以第一視角展現(xiàn)戰(zhàn)爭中的生活百態(tài)，讓無名英雄的個體生命歷程在烽火中熠熠生輝。在家書中，志愿軍戰(zhàn)士以相當平實的語言描述自己的戰(zhàn)地生活，“每日兩餐，秫米飯豆腐菜均能吃飽”“表帶和腰帶比我來時都緊了三孔，只有咬緊牙關堅持下去”。他們對家的情感與歸家之渴望，凝聚于那些簡短卻飽含深情的“我一切都好”“不要掛念我”“不要為我擔心”的字句中，甚至是“望不要回信”的囑托。而他們所為的，是“朝鮮人民的幸福，祖國的安全”；所盼的，不過是“將來過更安定快樂的日子”。在面臨家國取舍時，他們無一例外地選擇家讓位于國，展現(xiàn)出崇高的愛國情懷。用身體堵住敵人機槍口的黃繼光實現(xiàn)了自己在家書中“站在光榮戰(zhàn)斗最前面”“不立功不下戰(zhàn)場”的諾言；“希望父親聽到好消息”的牟敦康發(fā)誓要報答黨多年的培養(yǎng)，直至犧牲——他們的言語和行動皆彰顯出堅定的信念和偉大的自我犧牲精神。作者將他們的生命體驗、所思所想與戰(zhàn)斗事跡一同編織進偉大記憶的書寫機制中，無疑構成了最為細膩真實、最動人心魄、也最具情感穿透力的表達。

在由書信和日記構成的文本里，“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式的細節(jié)與溫度是偉大記憶的微觀顯現(xiàn)。它們透露出跨越時代的共通情感，讓偉大記憶變得具體又真實。烈士李征明那6封閃爍著創(chuàng)意、畫滿“表情包”的家書，便是對這一情感的生動詮釋。因擔心家中兩個年幼的妹妹看不懂文字，他巧妙地用簡筆畫的方式替代部分詞語，使畫中不僅有兄妹三人的卡通頭像，而且還有日歷、課本、學校、上甘嶺等形象，字里行間充滿生活情趣。此外，文本再現(xiàn)了那個時代的特有語言與表達方式，對今天的讀者而言，這是一種相對陌生的閱讀體驗，更是一種偉大記憶的體現(xiàn)。如羅盛教于1950年1月寫給父母的第一封家書中提及的時代變遷，“現(xiàn)在與以前不同了，以前是做出來的有一大半是別人的，現(xiàn)在是做多少收多少、絕對沒有人敢搶我們的”，讓讀者深刻感受到特定歷史時期的獨特語境與氛圍。

值得指出的是，《回家》還努力使書信和日記的引用呈現(xiàn)出超越私人言說的公共敘事取向，從而折射出宏觀的歷史進程，使這些被重新發(fā)現(xiàn)名字的無名者內嵌于偉大記憶之中。如1953年3月，譯電員伍逢亨寫給戰(zhàn)友們的信，是一封戰(zhàn)場上的遺書，信中他以必死之志寫下對黨組織的向往之情，讓人為之動容；四個月后，在最先譯出“停戰(zhàn)協(xié)定”電文后，日記中的他又難掩雀躍之情，筆墨間躍動著勝利的喜悅；直至2019年，87歲的伍逢亨留下第二封遺書，交予黨組織，短短幾行字既是對其堅守個人信仰的展露，又是對黨和國家事業(yè)傳承的深刻體現(xiàn)。這三封書信和日記的摘錄，見證了伍逢亨一生對共產主義理想的執(zhí)著追求與踐行，更成為黨和國家發(fā)展歷程中無數(shù)英雄兒女忠誠奉獻的縮影，閃耀著不朽的光芒。還有牟敦康沒寄出的信、任西和沒寫完的日記等，都不再僅是個人記憶，而且是被文學整合進偉大記憶的書寫序列之中，成為連接過去與當下、個體與集體的橋梁，體現(xiàn)出個體將自我與國家命運緊密關聯(lián)的強烈身份認同。在作者的書寫中，書信和日記中的私人記憶，已然帶有了公共屬性。這種屬性是作家賦予的，更是時代給予的，作家讓它們成為偉大記憶的組成部分。

三是對紀念物的敘寫。這是屬于作者李舫個人詩性的部分，也是她在歷史質感呈現(xiàn)方面的獨到之處。《回家》中頻頻出現(xiàn)戰(zhàn)爭的紀念物，如缺損的紀念章、皮帶碎片、帶彈孔的水壺、半個鞋底、一枚紐扣、寫有“最可愛的人”的搪瓷茶缸、鑲有年輕女性照片的小圓鏡……作者以滿溢深情的筆觸和間或出現(xiàn)的實拍照片，細細描繪著這些與烈士遺骸一同踏上歸途的物品，以此還原歷史現(xiàn)場。作者通過對紀念物歷盡磨難而依然保持的物質性實存的揭示，隱喻偉大無名前輩的功績即便歷經時光磨洗也依然確鑿無疑——這同時象征著那些偉大記憶的確定性。但有別于前述檔案、書信、日記的引用，無聲的紀念物所召喚的英靈往往是更為純然的無名者，他們存在的唯一痕跡便是這些紀念物本身，幸賴于這些紀念物堅實且堅定的物質實在性，屬于他們的記憶才不至歸于虛無。正如作者所指出的，它們在戰(zhàn)爭年代是戰(zhàn)士與家人的重要連接紐帶，而在今天，則是找尋和確認無名者的重要線索，是“烈士回家的路”。

在《回家》中，對紀念物的追溯與考索，主要圍繞以王春婕等為代表的“守陵人”的工作展開，這一過程頗具歷史考證中“田野調查”的色彩。在作者的筆下，歷史與現(xiàn)實交織的畫面，正是通過這些“小寫的”“具體的”人進行勾連的。作家代表讀者，對紀念物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進行追問，如為什么膠鞋、紐扣、水壺這三樣東西占據(jù)很大比重？又如紀念章、小銅號、被子彈打穿的鋼盔、殘缺不全的腰帶都見證了什么？于是作者同王春婕一道，追溯紀念物的鮮活故事，打撈物品背后的信息及其真實價值，乃至找尋這些價值背后的無名英雄。書中記錄了王春婕將冉緒碧烈士的三件遺物交還給其家屬的一段故事，作者通過“一把木質算盤、一盞桐油燈和一個簡易木質書箱”感知英雄的存在，勾勒出冉緒碧“是書生，也是戰(zhàn)士”的立體形象，通過物與物主實現(xiàn)了跨越時空的對話。在這個意義上，作者與王春婕的工作皆指向一處，那就是——將物與人勾連起來，讓無名者“有名”。譬如作者還特意指出，2019年退役軍人事務部從數(shù)百位烈士遺骸、上千件烈士遺物中，“找出24枚刻有個人名字的印章，并發(fā)動社會力量為魂歸故里的烈士們尋親”。但世事變遷太過劇烈，雖然印章、紀念物偶然能夠幸運地與前主人相匹配，但大多數(shù)的尋找只能歸于失敗。這種失敗的尋找正是偉大記憶的自然構成部分，它凸顯了記憶中的痛苦要素：“共同的痛苦比喜悅更能使人團結起來;對國民的追憶，哀悼比勝利更有價值……因為哀悼要求義務，命令我們共同努力”（6）?！巴纯唷被颉鞍У俊币庠谒茉熳鳛檎w的國民。而“所謂國民就是人們在過去構成的，今后也要繼承由犧牲的感情構成的偉大的團結精神”（7）。李舫因此說：“毫無疑問，精神的追尋甚至決定一個民族能夠走多遠。一個民族，如果任由英雄的墓冢掩蓋在荒煙蔓草里，那么這個民族的情感底色是蒼白的，精神家園也是荒蕪的?！?/p>

二、國家儀式：偉大記憶與

民族認同的勾連

偉大記憶的書寫必然觸及國家情感、民族共同體共情等層面的內容。相關寫作的角度很多，《回家》中最令人矚目的，突出體現(xiàn)在國家儀式的書寫上。作品所謂的“回家”，其實就是那些無名英雄的遺骸如何回國、如何確認其身份、如何落葬于特定烈士陵園，以及國家如何舉行儀式祭奠。作者通過對一系列國家儀式過程的描寫，一方面升華了無名個體（英雄）的精神內蘊，另一方面則從宏觀的層面，突出偉大記憶的崇高特質，將其從日常瑣碎中分離出來，以達到一種神圣的凈化效果。這其中的根基，自然是在于作者對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所需要和建構的國家儀式儀軌的通透理解及圓融把握。

首先，作者充分認識到，儀式描寫的介入，具有某種特殊的喚醒力量，能夠喚醒參與者和后來者的集體記憶，形成情感價值的共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之后，更有一種喚醒革命記憶的現(xiàn)實必要性，使每一個中國人明確個體的歷史責任和國家身份歸屬。誠如論者所言，“集體受難經驗常成為凝聚族群認同的工具，儀式化的定期紀念此經驗，得以強化及維系族群邊界”（8）。作者因此以“待我回家”“代我回家”“帶我回家”為敘事線索，構建起極具中華文化儀式感的書寫脈絡，這一脈絡代表著新中國歷史發(fā)展的三個階段，既構成對無名英雄個體生命史的追溯，又形成了偉大記憶的基本內容?！按一丶摇笔?0多年前志愿軍將士辭別親人出征時的殷殷期盼，是他們對家鄉(xiāng)、故土的深情告白，更是對國家和平與安寧的堅定捍衛(wèi)。這一儀式性的告別像一枚時間的種子，深植于每個中華兒女的心中，歷經風雨而不朽，成為當下追溯記憶、觸發(fā)情感共鳴的起點?！按一丶摇眲t承載著志愿軍烈士犧牲時的無盡遺憾，是對戰(zhàn)爭殘酷性的深刻揭示；書中，回溯具象的戰(zhàn)爭場面，無數(shù)志愿軍戰(zhàn)士以“青山處處埋忠骨”的信念，用生命保家衛(wèi)國，戰(zhàn)死疆場，成為偉大記憶的核心環(huán)節(jié)。直到“帶我回家”這一主題的實現(xiàn)，接續(xù)的回家“儀式”以中國人民志愿軍遺骸交接儀式為節(jié)點，標志著一段漫長等待與期盼的終結，它不僅讓志愿軍烈士們得以魂歸故里，更讓個體命運與國家命運同頻共振，由此完成了對偉大記憶的追溯、喚醒。而作者對利用這種由個體轉向國家的儀式書寫，有著記憶喚醒的明確自覺。比如，她引用狙擊手連隊隊長科萊加諾夫的臨終遺言：“我們會犧牲——人民會活著，他們會看見和記住這一切?！彼€援引了一位志愿軍烈士遺書中的話：“我們不怕無名，不求有聞于世，也無悔于葬身異國的山野。然而，我們害怕冷寂苦久后的遺忘?！边@些話語對于被書寫者個體來說，具有突出的生命史的儀式性，而在文學表達里則成為國家儀式喚醒集體記憶的關鍵例證。

其次，寫作者還以儀式復現(xiàn)記憶，達成構建共時性想象的效果。作為一種高度形式化、規(guī)范化的社會活動，儀式通過特定的程序、符號和場景等一系列有目的的設置，創(chuàng)造出一個超越日常生活的神圣場域，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實現(xiàn)記憶復現(xiàn)等目的?！皟x式時間”與“日常時間”有所不同，其“以一種累進性的沉淀方式將歷史的各種力量在特定的時刻喚醒”（9）。中國的國家儀式構建也是基于這種共有時間的感覺而展開的。而這種共時性想象，主要是通過儀式場景的搭建來完成的。

“身體性的感情移入”可視為儀式場景搭建的前提，即“將我的‘現(xiàn)在·這里’的自我知覺和場所的知覺聯(lián)系起來”（10），以身體操演參與到儀式活動中，由自我知覺的真實，確證歷史記憶的真實。在第十五章“墓園”的開篇，作者從睡夢中醒來，遠眺沈陽抗美援朝烈士陵園，隨即以夢境為引子，構建充滿儀式感的敘事空間。在夢里，作者和戰(zhàn)友們埋伏在零下40多攝氏度的雪地中，直到所有人都凍成了冰雕。而這樣的夢還有很多，作者由此以“參與式的”第一視角引出長津湖地區(qū)作戰(zhàn)的過往，使歷史的切實存在得到反復證實，以此加強記憶的深刻性，同時為國家儀式的展開做鋪墊。

“共時性的記憶編織”可視為儀式場景搭建的主體?！痘丶摇穼χ袊鴩覂x式的書寫，無不以歷史與現(xiàn)實的時間軸展開。書中對于現(xiàn)實的儀式場景的構筑，主要圍繞第一次、第九次中國人民志愿軍烈士遺骸交接儀式展開。在兩次的儀式構筑中，作者對中韓雙方簽署交接書、中方為烈士遺骸覆蓋國旗后進行簡單祭奠儀式、中國空軍迎接護航、專機降落、禮兵護送烈士遺骸棺槨上靈車赴沈陽抗美援朝烈士陵園安葬等一系列儀式過程的呈現(xiàn)，劃定出一個由共同記憶和象征意義構成的特殊場域。這一場域不僅限定了物理空間，更重要的是，它創(chuàng)造了一種獨特的時空體，個體在其中不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被置于一個由共同記憶編織的網(wǎng)絡中，使得當下作為儀式參與者的個體與被紀念者緊密相連，形成一種強烈的共時性體驗。經由國家儀式構造的神圣場景和氛圍，被紀念者與當下的人們共享同一時空。埋骨他鄉(xiāng)的志愿軍烈士經由國家儀式得以“回家”；觀禮者/讀者“目睹”英魂歸來，也經由這場儀式與先烈們產生跨越時空的交集，將對偉大記憶的觀念認知轉化為主觀感受和情感共鳴，從而使主流價值內化于心。

通過共時性體驗所形成的記憶復現(xiàn)與情感共鳴，個體與集體可以形成一種聯(lián)結，不僅能夠實現(xiàn)“個體在其中可以體驗到自己是這個共同體中的一分子”（11），使堅固的集體觀念得以形成，更為重要的是如涂爾干所說的，“正是在儀典中，他們重新鍛造了自己的精神本性”（12）。

再次，寫作者有意識地以儀式賡續(xù)記憶，助力凝結國家意志。國家儀式通過象征符號對儀式的意義進行編碼，使不能直接被感覺到的情感、精神氣質和價值變得可見、可知、可感，從而達到賡續(xù)偉大記憶，凝結國家意志的效果。《回家》突出了這一點，中國人民志愿軍遺骸交接是指向偉大記憶最為重要的國家儀式，作者對第一次和第九次交接儀式現(xiàn)場展開詳盡刻畫，主要通過語言符號、物化符號傳達國家儀式蘊含的特定精神體驗，使偉大記憶被轉化為可被解碼和再轉譯的具象實存。

先看語言符號。作者通過詳盡地轉引中國人民志愿軍遺骸交接儀式的新聞報道、儀式祭文乃至DNA鑒定意見書等具體文本，不僅構建了記憶的堅實框架，更讓歷史的回響穿越時空，直擊人心。這些語言符號使記憶的寫作更加真實有效，也將“儀式”內在地嵌入文本之中，使讀者仿佛置身于莊嚴肅穆的現(xiàn)場。尤其是以文言文寫成的《第九批在韓中國人民志愿軍烈士遺骸安葬儀式祭文》，開頭即回溯新中國成立之初的歷史記憶，“援友邦，保桑梓，拯黎庶于水火，扶道義之將傾”高度凝練概括了抗美援朝的初衷及其歷史意義；“出奇兵于高陽，阻勍敵于鐵原。筑鐵壁于上甘，殲窮寇于金城”則對決定戰(zhàn)爭走向的關鍵事件進行還原，進而對偉大抗美援朝精神予以復刻。此外，會談紀要、交接書、鑒定報告等官方文件的引入則為國家儀式的進程提供了權威佐證，進一步豐富了敘事層次，使記憶的建構更加立體而全面。這些文件作為國家意志與民族情感的深度凝練，在無形中加強了記憶的真實性與可信度。

再看物化符號。這包括烈士紀念碑、紀念廣場（主題雕塑、烈士英名墻）等特定的媒介物。這些符號的出現(xiàn)將個體與國家的關聯(lián)變得更有實體感。有論進曾對用諸如紀念碑等物質形式來彰顯榮譽有所質疑，因為過于宏大的標志物未必能喚起人們的真實情感記憶，如諾拉曾言“即便不能說隨便放在哪里都行，但至少可以換到另一個地方陳列，而它的意義并不會隨之發(fā)生改變”（13）?？墒牵凇痘丶摇分?，物化符號往往與真實經歷發(fā)生關聯(lián)。物化符號的象征意義并不空洞，尤其是鐫刻于紀念碑上的銘文、儀式中的演說等，其背后承載的情感和記憶，讓物化符號變得有生命力起來，最終指向國家的在場。如陳虎山作為志愿軍老兵，對這種超越了個體的國家儀式有著充分的情感認知，書中附有老人撫摸英烈墻的照片，那手勢與表情就是其情感認知的直觀表達，詮釋了物化符號與個體乃至集體記憶之深切關聯(lián)。

三、世界體系：當代人類文明

的記憶書寫

與歷史上中國曾經牽涉的諸多戰(zhàn)爭不同，抗美援朝是中國作為新生國家參與構建國際政治新秩序建設、“完善全球治理”（14）的一次偉大嘗試。老子有言，“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新生的中國為什么在國內建設百廢待興的情況下毅然決然出兵朝鮮？這其中除了保家衛(wèi)國的現(xiàn)實需要，更蘊含著年輕的共和國勇于擔起大國責任，為捍衛(wèi)世界公平、正義、和平、發(fā)展、民主、自由等全人類共同價值的深遠考量。因此，中國在朝鮮戰(zhàn)爭中取得的偉大勝利，其意義具有超國界效應，它不僅鼓舞了當時風起云涌的亞非拉地區(qū)民族獨立運動，而且也極大地振奮了歐美各國的進步政治力量。《回家》有意識地挖掘抗美援朝偉大記憶中包含的超國界、涉及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的精神、情感內容，以紀實的筆觸鋪陳、重復它們，時而伴以主體情感的詩意呢喃，時而呈現(xiàn)夢境中的千回百轉，達成了一種熔鑄過去與現(xiàn)在、記憶與幻想、客觀陳述與主體抒情于一體的書寫方式，形成極具個性化的美學效應。這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三個維度：

一是以對殘酷戰(zhàn)爭與復雜人性的著墨，彰顯志愿軍的偉大犧牲精神與文明之師形象。作品開篇，作家就用“一座四孔殘橋矗立在夏日的鴨綠江中，殘破不堪”來隱喻志愿軍為國際和平所付出的巨大犧牲。這座志愿軍將士過江的橋，既象征著舊秩序的瓦解，又暗示新中國在這一進程中的巨大付出與深遠謀劃。沒有一種舊秩序會甘愿退出歷史舞臺，也沒有一種新秩序的建立不是以巨大的犧牲為代價。為國際和平的新秩序，年輕的共和國志愿軍付出了太多犧牲?！痘丶摇访枥L鐵原戰(zhàn)役時寫道：“志愿軍和人民軍在此次戰(zhàn)役中，也遭受了極大的損失，戰(zhàn)斗減員8.5萬余人。僅僅鐵原阻擊戰(zhàn)，第六十三軍傷亡近萬人，其中一八九師傷亡5000余人，其中犧牲2719人。那些犧牲在鐵原的志愿軍戰(zhàn)士，將年輕的熱血灑在了那片群山之間，他們沒有留下名字，也沒有墓碑。”書中有大量此類統(tǒng)計數(shù)據(jù)引用。這些看似冰冷的數(shù)據(jù)剛性地、無可爭辯地揭示了偉大記憶的鮮紅底色。

一般說來，巨大犧牲總是伴隨著巨大的暴力。但志愿軍的抗美援朝作戰(zhàn)，卻顯示了積極遏制暴力的一面。《回家》中對戰(zhàn)爭場面的還原，對志愿軍戰(zhàn)士不畏犧牲精神的刻畫，不只是為了確證志愿軍打得贏的“威武之師”形象，其最終指向的是不變質的“文明之師”的出發(fā)點，以及作戰(zhàn)的必要性和正義性。作戰(zhàn)是為了解除敵人行使暴力的能力，而絕不是為了生產暴力，更不是以暴制暴。這也正確證了志愿軍作為一支現(xiàn)代化文明軍隊出現(xiàn)在世界舞臺，不僅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可，甚至贏得敵人的尊敬，這一方面固然來自于志愿軍堅韌的意志以及高超的作戰(zhàn)能力，另一方面也來自文明之師形象的確立。戰(zhàn)爭中，志愿軍面臨極度匱乏的物質條件，自身遭受了巨大傷亡，卻表現(xiàn)出全世界都為之震驚的寬容之態(tài)——一旦敵人放下武器，志愿軍便會接納，并力圖轉化他們，甚至施以援助，絕不橫加凌辱。以至于戰(zhàn)俘曾聯(lián)名發(fā)表公開信對此表示感謝：“對朝鮮人民軍中的中國人民志愿部隊表示感謝。因為他們人道地、有禮貌地，并且仁慈地待遇（對待）我們。我們受到親切的照護，居住在溫暖的房子中而且吃得很好?！保?5）這是戰(zhàn)爭史上的奇觀，人類歷史上鮮有軍隊能夠如此自覺地克制并消弭自身所包含的絕對暴力因子。《回家》中寫道，志愿軍這一偉大精神內核連敵人的統(tǒng)帥，“聯(lián)合國軍”總司令李奇微都為之稱奇：“我們要知道，中國軍人都是強悍而兇猛的戰(zhàn)士，經常是打起仗來不要命……在某些方面他們是更加文明的敵人。很多時候，他們把自己僅有的一點食物分給俘虜，對待俘虜很和氣。他們這么做很可能是覺得生活在共產主義制度下會更優(yōu)越?！崩钇嫖⒌脑挶M管很有保留，但客觀上反而更深刻地承認了志愿軍作為“共產主義制度下”武裝力量的“文明”屬性，也承認了新中國在未來國際新秩序中建言立策、率先垂范的地位。在這個意義上，對志愿軍將士犧牲的書寫跨越了國界，印證著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的一致性，更顯現(xiàn)出這一記憶融入未來人類命運共同體建構的基底深處之可能性。

二是以穿插于戰(zhàn)爭中的人文故事和民族情感，激活對全世界被壓迫民族的鼓舞力量?？姑涝旧砭褪菍Ρ粔浩让褡宓脑c鼓舞，而這種鼓舞在戰(zhàn)爭結束的70多年之后，仍顯現(xiàn)出巨大的進步意義，正如作家在全書結尾處再度寫到的“四孔殘橋矗立在夏日的鴨綠江中，殘破不堪”，而這座橋連接起來的是兩個被壓迫民族的命運，象征著被壓迫民族反抗的有效性和聯(lián)合體。在《回家》中，作家深入描繪鐵原、上甘嶺、長津湖等著名戰(zhàn)役，再現(xiàn)志愿軍在武器裝備水平與敵方差距懸殊的情況下，依然憑借堅韌不拔的意志贏得了這場現(xiàn)代化戰(zhàn)爭，向世界被壓迫民族傳遞了勇氣和信念。而在對這些激烈戰(zhàn)斗的敘述中，作者巧妙地穿插了人文故事的講述和對民族情感的展現(xiàn)，進一步加深了這種鼓舞力量。尤其是對于中朝友好關系的呈現(xiàn)，使情感跨越了國界，成為連接全世界被壓迫民族的紐帶。書中，對于年輕戰(zhàn)士羅盛教為救朝鮮落水少年而犧牲的事跡講述，連同羅父戰(zhàn)后寫給朝鮮人民軍的一封信，崔羅兩家長達數(shù)十年的交往，共同成為中朝兩國人民和軍隊休戚與共、生死相依的生動縮影。這一敘述跨越國界，成為國際主義精神之典范，激勵著全世界受壓迫民族共筑和平夢想。

三是以個體之“回家”為基點，傳遞對于和平的向往與呼喚。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中向來包含著和平和寬容，和平性是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突出特性之一。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指出：“中華文明的和平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國始終是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fā)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16）而《回家》一書中，對鐵原、漣川等戰(zhàn)役的細致描繪，在一個又一個血淋淋的殘酷場面中凸顯和平的珍貴與不易。再如志愿軍戰(zhàn)士們在書信和日記中流露出的歸家渴望，不僅是個人情感的抒發(fā)，更是全人類對和平生活的共同向往，包含著深層的全人類共同價值。羅盛教的父親羅迭開在1953年7月28日寫給朝鮮人民軍的信中說：“盛教到了朝鮮后，曾幾次寫信告訴我說：‘不趕走美國侵略者，不使朝鮮獲得自由和平，誓不回家！’”這位父親表達的對和平的向往，并不是讓個體回家，而是要使全球的侵略不再，被壓迫民族重獲自由和平。

尤其觸動人心的是，書中多次出現(xiàn)的那份長長的名單——從名字、生平、籍貫、任職信息，直至最后出現(xiàn)的犧牲日期。每一個名字的背后，都承載著一段記憶，是無數(shù)難以歸家的英勇靈魂的永恒見證。作者用陳列的方式，向寂寂無名的犧牲者致以哀悼，而唯一能真正告慰他們的，便是關于戰(zhàn)爭的記憶以及這些記憶的最終指向——和平。這一主題在《回家》一書中，是隱于紙背又自然貫穿始終的。它向世界人民傳達一個清晰而堅定的信息：中國人民既是和平的渴望者，又是和平的堅定維護者。這種維護是以人類代際情感的延續(xù)為支撐的。

《回家》提供了一種偉大記憶的紀實寫作范例。李舫的寫作，不是高大上地強行把個體與集體、自我與國家關聯(lián)在一起，而是讓情感在綿密的敘事中流淌，進而建構出一種文學的國家意識。通過對志愿軍戰(zhàn)士遺骸“回家”的書寫，作品有力地抵抗對歷史的遺忘，并將過去的苦難與創(chuàng)傷轉化為激勵當代人前行的民族精神力量，使之成為推進中國式現(xiàn)代化偉大事業(yè)的不竭動力，同時也成為全人類共同價值的縮影和象征。

注釋：

（1）李舫：《回家》，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23。本文所引該作品皆出自此版本，不另注。

（2）〔德〕阿萊達·阿斯曼：《回憶空間：文化記憶的形式和變遷》，第149頁，潘璐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

（3）常彬：《抗美援朝文學敘事中的政治與人性》，《文學評論》2007 年第 2 期。

（4）（5）〔法〕阿萊特·法爾熱：《檔案之魅》，第4-5、5頁，申華明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20。

（6）（7）〔法〕恩斯特·勒南：《什么是民族？》，〔日〕高橋哲哉：《國家與犧牲》，第101、102頁，徐曼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

（8）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第32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

（9）曾楠：《試論政治儀式強化國家認同的邏輯演進》，《高校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2018 年第 4 期。

（10）〔日〕西村清和：《場所的記憶與廢墟》，梁青譯，《外國美學》2016年第1期。

（11）〔美〕約翰?R.霍爾：《文化：社會學的視野》，第97-98頁，周曉虹、徐彬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

（12）〔法〕愛彌爾·涂爾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第495頁，渠東、汲喆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

（13）轉引自〔日〕西村清和：《場所的記憶與廢墟》，梁青譯，《外國美學》2016年第1期。

（14）習近平：《團結協(xié)作謀發(fā)展 勇于擔當促和平——在金磚國家領導人第十五次會晤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23年8月24日。

（15）這種對解除武力的敵人的寬容甚至友善，絕非來自后人的總結與拔高。朝鮮戰(zhàn)爭的親歷者鄭文翰將軍就曾在日記中多次提到相關事情。其1951年5月12日的日記述道：“又來了一批美俘（掉隊的），內有幾名黑人，叫學英文的同志與他們談了談，大部分人對戰(zhàn)爭表示厭惡，一黑人甚至痛哭流淚?！币娻嵨暮玻骸多嵨暮踩沼洠姑涝瘧?zhàn)爭時期）》，第13頁，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0。

（16）習近平：《在文化傳承發(fā)展座談會上的講話》，《求是》2023年第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