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托爾德·貢布羅維奇（Witold Gombrowicz，1904—1969），這位被昆德拉同卡夫卡、布洛赫和穆齊爾并稱為“中歐四杰”的波蘭現(xiàn)代主義作家，在中國的知名度遠不及其他三位。作為20世紀最具實驗性、批判性和前衛(wèi)性的文學人物之一，他的作品已經在近年來逐漸被引入中國。

“流亡賦予我另一種視角”

貢布羅維奇的作品在中國的接受與傳播，既受到了全球文學潮流的影響，也與中國獨特的社會和文化背景發(fā)生了深刻的對話。貢布羅維奇的文學創(chuàng)作深刻探討了個人與社會、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之間的矛盾，尤其是他對“身份”和“形式”的關注，深刻影響了20世紀文學的發(fā)展。他在作品中強調，文化和社會所塑造的身份往往是偽裝的，個體的自由和真實往往被社會規(guī)范和文化形式所壓制。其作品中的諷刺、荒誕和對傳統(tǒng)文化的批判，常常令讀者感受到一種極端的對現(xiàn)實世界的反叛與質疑。在中國，這種關于身份、形式以及個人自由的探討，恰好與中國在近現(xiàn)代歷史中的文化反思產生了某種共鳴。中國經歷了長期的封建制度壓迫，并且在20世紀經受了劇烈的社會變革?，F(xiàn)代中國的文化思潮一度關注如何在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集體與個體之間找到平衡。貢布羅維奇對形式和身份的不斷質疑，與中國作家和知識分子在現(xiàn)代化過程中對“自我”認同的探索產生了某種相似的哲學共鳴。

2024年是貢布羅維奇誕辰120周年，波蘭參議院決定將2024年定為“貢布羅維奇年”，以紀念這位偉大的文學巨匠。決議中說：“貢布羅維奇的作品不僅有助于理解復雜的現(xiàn)實社會，還幫助我們進行真實的評估，并避免形成那些在實踐中對任何形式的個性主義具有破壞性的陳舊、約定俗成的判斷。”因此，作為貢布羅維奇的研究者，希望能夠通過此文向中國讀者展示一個較為全面、真實的貢布羅維奇。

貢布羅維奇戲謔荒誕的作品與他風雨飄搖的一生密不可分。貢布羅維奇1904年8月4日出生于波蘭一個貴族家庭，他的童年是在莊園中度過的，這種背景對他的創(chuàng)作產生了深遠影響。在華沙大學攻讀法律后，他對哲學和文學產生了濃厚興趣，尤其是存在主義和非理性主義思潮。他的青年時期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的波蘭復興時期，社會動蕩和文化混雜成為他思想的重要滋養(yǎng)。在20世紀30年代，他開始嶄露頭角，1937年出版了小說《費爾迪杜凱》（Ferdydurke），這部作品成為他奠定文學地位的代表作。然而在小說問世之初，因其深刻揭示了波蘭當時存在的各種典型的落后現(xiàn)象，以致長達將近二十年都被禁止在波蘭國內出版流通。

二戰(zhàn)爆發(fā)前夕，貢布羅維奇乘船前往阿根廷，卻因戰(zhàn)爭的爆發(fā)無法返回波蘭，從此開始了他長達二十余年的流亡生活。流亡的經歷成為他人生中的轉折點。在阿根廷的多年間，他以極大的創(chuàng)造力繼續(xù)創(chuàng)作，以一種邊緣化、離散的身份思考波蘭文學與歐洲文化的局限性，同時接觸到拉丁美洲文化的多樣性。這種跨文化體驗為他提供了更加多維的觀察視角。這段孤獨的流亡歲月既是對他個人的巨大考驗，也成為塑造他文學觀的重要階段。他在《日記》（Dziennik）中曾寫道：“流亡并沒有摧毀我，反而賦予了我觀察和審視世界的另一種視角?！?/p>

1963年，他移居法國并重新融入歐洲文學圈。他的作品逐漸受到國際關注，特別是在法國結構主義興起的背景下，貢布羅維奇的作品因其形式實驗性和對現(xiàn)代性問題的解構而備受推崇。1969年，他因心臟病去世。他生前獲得了多項文學獎，包括1967年國際筆會小說獎等，甚至一度被視為諾貝爾文學獎的熱門候選人。作為同樣是移民海外，獲得過諾貝爾文學獎的波蘭詩人、作家米沃什，兩人在文學風格和哲學觀點上有明顯的不同，國內關于米沃什對貢布羅維奇的解讀——在我曾閱讀的幾篇國內已發(fā)表的研究文章中——似乎都只提到了單純贊賞的一面。

“現(xiàn)代的精神批判者”

米沃什眼中的貢布羅維奇，首先是作為一個“現(xiàn)代的精神批判者”來理解的。米沃什在多個場合提到，貢布羅維奇的文學不僅僅是對波蘭社會和文化的挑戰(zhàn)，也是對普遍人類狀況的深刻反思。貢布羅維奇的作品，尤其是《費爾迪杜凱》（Ferdydurke）、《橫渡大西洋》（Trans-Atlantyk）和《色》（Pornografia），對于個人如何在社會和傳統(tǒng)的框架下尋找自我，以及人類如何面對荒謬的生活，提供了令人震撼的見解。米沃什認為貢布羅維奇作品中的諷刺與荒誕，能揭示出人與人之間關系中的虛偽和局限性。

米沃什在文學風格上與貢布羅維奇存在差異——米沃什更傾向于詩歌和散文的哲學深度，側重于宗教和歷史的維度，而貢布羅維奇則專注于社會形式、身份以及個體在外部強制力量下的掙扎——米沃什對貢布羅維奇的思想和文學創(chuàng)作保持著一種深刻的理解和認同。他認為，貢布羅維奇對“形式”的概念有獨到的見解，尤其是在社會規(guī)范和身份認同的層面上，貢布羅維奇為波蘭以及全世界的文學提供了一個新視角。

然而，米沃什也曾在《被禁錮的頭腦》中批評了貢布羅維奇在某些方面對波蘭文化的態(tài)度。他認為貢布羅維奇的某些觀點雖然具有洞察力和批判性，但有時顯得過于冷漠或否定，特別是貢布羅維奇對波蘭歷史和民族身份的看法。米沃什自己作為一個深受波蘭歷史和文化熏陶的作家，他在某種程度上無法完全認同貢布羅維奇對波蘭傳統(tǒng)和文化的強烈否定。對于米沃什來說，貢布羅維奇的批評有時過于極端，忽略了民族認同和文化延續(xù)的重要性。

米沃什對貢布羅維奇的書寫并非簡單的贊美或批評，而是以一種更為復雜和多維的視角呈現(xiàn)的。他承認貢布羅維奇的獨特性和文學成就，理解貢布羅維奇的作品中的荒誕主義和對形式的批判。米沃什雖然批評貢布羅維奇的部分觀點，但他同樣對貢布羅維奇的批判精神和對自由的追求給予肯定。

正是貢布羅維奇創(chuàng)作的大膽、新奇，沖破傳統(tǒng)模式書寫的力量使他遭受了諸多敵意。在貢布羅維奇看來，20世紀初的波蘭社會和波蘭民族正受困于“身份”和“形式”的巨大迷宮之中，而他則渴望通過自己的作品給這群迷失的同胞指引方向。

一個人始終在“成為”而不是“是”

《費爾迪杜凱》可以說是貢布羅維奇最有代表性也是最受非議的小說，它誕生于近一個世紀前，卻依然經得起時間的考驗。貢布羅維奇在這部作品中將荒誕發(fā)揮到了極致。小說主人公——三十多歲的尤齊奧變成十幾歲的初中生而被迫回到學校的情節(jié)就象征了個體被強行納入社會的框架中，社會通過教育、禮儀和權威，不斷把人塑造成符合“形式”的樣子，而不允許個性化或自發(fā)性的存在。這篇小說的游戲性、爆發(fā)式的思維方式和故事產生的背景可能讓人覺得它只是對波蘭文學和社會的惡搞，然而，貢布羅維奇以其典型的諷刺手法，故意讓讀者失去這種確定感?！顿M爾迪杜凱》是對外部強加的形式如何影響塑造我們個人身份的深刻反思。我們被迫融入的形式——那些外在的、由社會強加的形式，以及由內心恐懼所決定的身份——不僅僅是我們必須接受的事實，它們也是貢布羅維奇所認為的荒謬和妨礙“真實存在”的枷鎖。但是，我們真的注定要被困在這些由他人強加的形式中嗎？貢布羅維奇并沒有給出簡單的答案，反而是迫使我們不斷地提出問題。為什么是這種形式？為什么是這種姿態(tài)？為什么我們總是扮演特定的角色，即使它們是不真實的？他的創(chuàng)作是一次邀請，讓人們重新思考這些問題，不僅僅是從文學的角度，而是從存在主義的視角來看待。

存在主義和現(xiàn)代主義深刻影響著貢布羅維奇的創(chuàng)作，而他作品里反映的哲學思想又極具個人特色，獨具一格。他的作品雖然很難被完全歸類為存在主義文學，但他的思想和創(chuàng)作中確實包含了大量與存在主義哲學相契合的元素，尤其是在探討個體、自由、荒誕和身份問題時，與存在主義有許多相似之處。他的作品與讓-保羅·薩特（Jean-Paul Sartre）、阿爾貝·加繆（Albert Camus）等存在主義作家的理念在某些方面形成了呼應，但貢布羅維奇以他獨特的方式對這些問題進行了文學化和戲劇化的表達。

存在主義哲學強調個體在外部世界中不斷掙扎，以尋求自由和真實的自我。貢布羅維奇的作品將這種掙扎置于荒誕和諷刺的背景中，表現(xiàn)了人被社會規(guī)訓和“標簽化”的過程，以及這種規(guī)訓如何使人失去真實的存在。他探討了一個人是否可能掙脫這些外部形式，從而實現(xiàn)真正的自由和個體性。貢布羅維奇的作品充滿了荒誕的情節(jié)和情境，這種荒誕性與加繆在《西西弗的神話》（Le Mythe de Sisyphe）中描述的荒誕世界有一定的相似性。比如，《費爾迪杜凱》中那些看似荒唐離奇的場景——如師生關系的過度儀式化，或人與人之間奇怪的互動——揭示了人類生活中隱藏的荒誕本質。對貢布羅維奇而言，荒誕不僅是社會規(guī)范的反映，更是人類存在本身的一部分。他的文學人物往往被拋入無法控制或解釋的環(huán)境中，這種狀態(tài)與存在主義哲學中“世界的不可知性”和“人生的無意義”觀念緊密相關。個體在一個充滿荒誕和矛盾的世界中掙扎，這種矛盾是存在主義作品中常見的主題。

貢布羅維奇的作品在存在主義意義上也探討了自由的復雜性。他關注個體試圖超越社會和文化強加的限制以追求自由的同時，也表現(xiàn)出對這種自由的矛盾態(tài)度。貢布羅維奇并不認為自由是完全積極的。他的角色在試圖掙脫形式的同時，往往陷入另一種形式，表現(xiàn)出一種存在主義中的“自由的重負”。例如，在《色》這部作品中，主人公通過操控年輕人來達到某種“超越”道德規(guī)范的自由，但這種自由的行使本身又是一種權力的表現(xiàn)，揭示了個體自由與他人自由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這種探討類似于薩特對“自由即責任”的理解：個體在追求自由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影響他人，從而承擔起存在主義哲學中的道德責任。

貢布羅維奇對身份問題的關注也是他作品中最具存在主義色彩的方面之一。他認為，人的身份不是固定的，而是在與他人的互動中不斷變化和生成的。一個人始終在“成為”（becoming）的過程中，而不是“是”（being）。這種觀點與存在主義哲學中關于存在的“動態(tài)性”相契合。存在主義哲學中的孤獨感在貢布羅維奇的作品中同樣有深刻的體現(xiàn)。他的角色常常感到被孤立，不僅因為他們無法融入社會的“形式”，還因為人際關系本身充滿了權力斗爭和虛偽。例如，在《橫渡大西洋》中，主人公的孤獨不僅來自于身處異國他鄉(xiāng)，還源于與波蘭文化傳統(tǒng)之間的深刻矛盾。這種孤獨感是存在主義作品中經常出現(xiàn)的主題，表現(xiàn)了個體與世界之間的不可調和性。

貢布羅維奇創(chuàng)作的另一個特色是在其作品中巧妙而深刻地融入許多個人的經歷、性格特質和思想。他并不直接將自己呈現(xiàn)為某種傳記式的人物，但通過小說、戲劇和隨筆，他的個人觀念和生活體驗得以隱秘而鮮明地表達。貢布羅維奇的作品既是他對社會、文化和個人問題的藝術化表現(xiàn)，也是他對自我身份的探索和再創(chuàng)造。在許多層面上，他的文學充滿了作者自身的影子。因此可以說，貢布羅維奇的作品是他個人思想和經驗的延伸，他通過文學探討了個體與社會、自由與壓迫、形式與真實自我的關系，而這些問題也正是他在生活中不斷思考和經歷的內容。

貢布羅維奇在荒誕與現(xiàn)實中穿行，在形式與內容中掙扎，在身份與權力中突破，他開創(chuàng)了一種全新的文學表達方式，為我們理解現(xiàn)代性提供了重要的參考。在全球化與身份認同問題日益復雜的當代，重讀貢布羅維奇的作品，不僅是對文學史的回顧，更是對現(xiàn)代人類處境的再思考。貢布羅維奇在不同文化中展現(xiàn)的跨越性，使他成為真正的“世界作家”。

（作者系北京外國語大學歐洲語言文化學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