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天才原創(chuàng)之作都內涵豐富，為后世靈感之源泉，思想之根基；凡經(jīng)歲月洗禮存留至今之作均反映時代，又穿越時代，把探尋現(xiàn)實的觸角伸展到充滿想象力的世界，激勵思想的無限再生。帕特農神廟是希臘文化的象征，盡管神廟已遭損毀，但建筑樣式之美依然令人驚嘆，一直是現(xiàn)代設計師向往的圣地；萬神殿既彰顯著古羅馬精湛的建筑技藝，又成為后世心儀的摹本。文字符號帶來的神奇猶如建筑，可以有多重內涵，激發(fā)奇異的聯(lián)想；有豐富的意義層次，喚醒多元的解釋。偉大著作的生命由文字所形塑，又逸出其字面含義，從而使文本的交流和解釋變得細微而豐富、濃密而復雜，進而使文本的意義更加淳厚，而這種交流和解釋若發(fā)生在另一種文明系統(tǒng)中，在不同語境中則更會反襯并催生出多重意義，甚至激活他者文化或已凝滯的文明。

從效果歷史的角度來看，盡管文本大多具有作者賦予的預期意義，但隨著時間推移，文本與讀者的背景、經(jīng)驗、視角和想象力之間的互動，不同的闡釋和再闡釋，賦予了文本不斷新生，持續(xù)喚起作者內涵在文字深處卻可與讀者靈犀一念相勾連的記憶、情感、聯(lián)想和意義。在文本的原典性、靜態(tài)性、凝聚性與讀者的再生性、動態(tài)性、創(chuàng)造性之間，存在著持久的張力，不斷激發(fā)新意和洞察。此類文本互動、互惠是文明交流、交融的基本前提，也是閱讀的崇高體驗，是閱讀生命的主體建構。人類就是在這樣的交流和理解中逐漸使文明的含義越來越豐富。

閱讀經(jīng)典不僅是習得文化素養(yǎng)的過程，亦是一種共享、共情人類文化遺產的實踐。文化是人類的核心，歷史文本是其表達的重要手段；文化塑造了我們感知世界的方式，奠定了與他人互動以及認識主體自我的手段，而這在很大程度上又是通過歷史敘事實現(xiàn)的。歷史的多樣化表現(xiàn)不僅關聯(lián)傳統(tǒng)文化的特定價值觀和思維模式，而且也關聯(lián)文明的不同境界。

人類用各種辦法保存自己的文化記憶與集體記憶，包括結繩記事、史詩、抒情詩、悲喜劇、口頭傳說、小說故事、建筑碑刻等等，歷史寫作是其中一種特殊的形式。歷史學有其獨特的精神內涵與目的，概而言之，如傳承、垂訓、求真、定位、證明等。在不同時代，人們寫作歷史的方法和目的有著很大的差異，希羅多德發(fā)表《歷史》，旨在“保存人類的功業(yè)”，他選擇記載的是“希臘人和異邦人的那些值得贊嘆的豐功偉績”。但對于何為“值得贊嘆的豐功偉績”，人們也有著各自的選擇。

就西方史學而言，古希臘史學和與之一脈相傳的古羅馬史學共同構成西方史學發(fā)展的古典史學階段，希羅多德、修昔底德在努力對當時事件進行敘述時強調親自調查，尋找目擊者，詢問并加以判斷。公元4世紀起，基督教史學逐漸占據(jù)主導地位，教父們構想出一種目的論史觀，將歷史解釋為由神的旨意引導或塑造，這種觀點通常強調歷史是一種有意義的敘事，有其普世的、終極的目標。文藝復興時期人們對古典歷史的興趣復蘇，重新確立人的中心作用和根本價值，形成了服務于人之教養(yǎng)的人文主義思潮。進入近代，啟蒙運動史學家崇尚理性主義，相信通過運用理性和科學方法，人類有可能取得進步。同時，人們逐漸視自然科學為人類知識的至尊，歷史學以貫徹實證主義精神、求得“科學”的一席之地為榮。19世紀是西方史學的繁榮時代，考證方法、文獻整理、國史書寫都有重大進展，各類專史競相出現(xiàn)，歷史學家在國族建構的過程中充當了關鍵的角色。進入20世紀，法國年鑒學派在各個方向的開拓，使得歷史學突破了傳統(tǒng)的藩籬，一切材料均可證史，所有人物都能入史，歷史學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加全面地反映人類共同的活動和實踐。毫無疑問的是，各種思潮激蕩下的史學著作，持續(xù)豐富人類文明的內涵，為文明交流提供扎實的基礎。

經(jīng)典是鮮活的、流動的，可以跨越時空界限，可以超越文化隔閡，促進人類文明間的互動與發(fā)展，挑戰(zhàn)那些固化的、穩(wěn)定的文化體系，一直產生著極大的效果。歌德認為：“借著翻譯，德國在有關東方的研究方面不斷取得新的進展?！薄舶餐型摺ぜ{貝爾曼：《異域的考驗》，第1頁〕翻譯為文明交流的重要手段，不僅是一種文化擺渡，更是為了“建造可比物”，因此，我們需要在一個更廣泛的文化層面上來思考翻譯問題?！暗靡嬗趯畔ＥD作品的大規(guī)模翻譯，更是借助于同前者的共生、融合和借鑒，羅馬人建立起了自己的語言與文化”〔同上，第22頁〕；在十六和十七世紀的圣經(jīng)翻譯中，歐洲語言的詞匯通過翻譯得以豐富，文學風格的多樣性也得到了擴展，如本雅明所說，譯者的任務是“在譯入語中找到能夠由此喚醒原文回聲的意向”。

文明是多元的，亦是多源的，歷史書寫亦是如此，人類對自我、他者、世界的認知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敘述方式，均值得我們學習與借鑒。商務印書館“世界漢譯學術名著叢書”對于中國文化建設而言，既是拿來、吸收、借鑒，又是對話、揚棄、互融。翻譯可以跨越語言和文化的界限，在人類共同體的層面交換對于真善美的不同理解，從而促進跨文化交流；翻譯可以加強不同背景學者之間的溝通和理解，形成一個更具包容和相互聯(lián)系的學術界；翻譯可以使人們能夠接觸到母語中可能沒有的觀點和視角，從而豐富學術話語，促進人類合作。要之，研讀域外名著是人類彼此理解的基礎，是文明交流、互鑒的前提。如果我們排斥外來文化，不引進外來文化，不研究外來文化，無異于把自身放逐在世界之外，是閉目塞聰、是固步自封，更遑論去理解世界、展望未來了。我們的世界因民族、種族、階級和性別歧視而嚴重分裂，而超越這些分裂的唯一途徑，就是通過教育去培養(yǎng)批判性的自我審視、塑造世界公民的理想、發(fā)展某種敘事想象力，來包容人類文化的差異性、尊重人類文化的多樣性、理解人類文化的共通性，構建一種尊重差異的全球文明。

商務印書館歷來重視對世界各國學術名著的譯介，對史學名著的引進更是不遺余力，所譯名著，已蔚為大觀，成為現(xiàn)代中國文化建設的重要部分。適值商務印書館“漢譯名著”出版一千種（其中史地類205種）之際，出版社再精選出“漢譯名著·歷史學經(jīng)典十種”，是值得贊賞的舉措。這十部著作本身就是西方文明進化的證明，它們構成了一部獨特的人類文明史，也是中國認知世界的重要窗口。我們力圖讓這十本名著具有廣泛的代表性，大致分為記錄個體英雄行為的《吉爾伽美什史詩》《高盧戰(zhàn)記》、呈現(xiàn)歷史傳承與文化演變的《封建社會》《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與社會》《舊制度與大革命》、探究文明交流互鑒的《希羅多德歷史》《拜占庭帝國史》《草原帝國》、凸顯整體史觀的區(qū)域國別研究的《地中海與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以及反思史學思想與史學方法的《歷史是什么？》等五類著作。

通過入選的十本史學名著來反映西方史學發(fā)展的歷程，這本身就是一個很大的挑戰(zhàn)。歷史是現(xiàn)實的鏡子，歷史總與現(xiàn)實互動，把握歷史是理解世界的關鍵。因此，我們遴選的原則是那些能反映文明的起源與發(fā)展、文明的交流與沖突、文明的多樣與復雜，能體現(xiàn)過往五千年人類文明發(fā)展框架的奠基性著作，同時亦關注環(huán)境變化對人類社會影響的作品，當然，對歷史書寫本身的反思也是我們要考慮的。希望通過這十部史學名著，展現(xiàn)人類文明豐富多元的樣貌，讓讀者對人類文明發(fā)展有一種全景式理解。

這些歷史著作在人類文化傳統(tǒng)中一直扮演著重要角色，其重要性已超越歷史學本身，既影響了西方思想自身的發(fā)展，也影響了西方思想與其他傳統(tǒng)的文化對話。我們稱其為“歷史學經(jīng)典”，是因其蘊涵的思想歷久彌新，只要用心去讀，就會有收獲。閱讀經(jīng)典可以破除因循守舊和知識同質化而產生的心靈的封閉。經(jīng)典具有普遍的價值，可傳承偉大的思想、回應時代的大問題、表達人類的永恒主題，是人類文明前行的基礎。閱讀經(jīng)典更有一種難以言表的快樂，它永遠是一種與“不在場”智者的交流，為每個時代的讀者提供對話的可能與空間，讓我們的思想充滿活力，讓我們的精神豐盈。世界不僅是一個可以體驗的地方，而且是一個可以通過人類的文字、思想和行動來研究、設想和改變的地方。

一部歷史著作可以是“經(jīng)典”的，或是“偉大”的，但并非“盡善盡美”“毫無瑕疵”。它可能存在這樣那樣的不足，被人質疑，引發(fā)爭議，但這并不妨礙其對人類產生巨大影響。與其說歷史發(fā)生了什么，不如說歷史事件是如何被書寫的，通過閱讀可以知道歷史如何因時代不同而呈現(xiàn)不同的形式？ 作者想表達什么？ 其目的是什么？ 作者是如何選題與選材的？ 作者又是如何受時代、民族、年齡、性別、身份等因素影響的？ 等等，閱讀歷史學經(jīng)典是培養(yǎng)人的批判性思維和道德判斷能力的重要路徑，這決定著一個人能走多遠，能站多高，能思多深。

閱讀是我們理解世界的重要方式，閱讀歷史學經(jīng)典會有助于我們領會西塞羅的箴言：歷史是“真理的光輝，記憶的生命，生活的老師，古代社會的信使”：歷史智慧無窮無盡，翻開歷史著作，就是打開了智慧之門；希羅多德屬于全世界，人人都是布羅代爾，只要開卷就能發(fā)現(xiàn)自己的哈姆雷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