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柳青長篇小說佚作《在曠野里》是一部趙樹理似的“問題小說”，因為它確實反映了新中國成立初期農(nóng)民出身的老干部在新形勢下面臨的新問題、新心理和新表現(xiàn)。但因作者主要是在“農(nóng)民出身的老干部”和“知識分子出身的新干部”這一“二元對立”中形成敘述框架，展開矛盾沖突，故后者出現(xiàn)的問題（如自負、盛氣凌人、喜歡夸夸其談、工作不得要領等）要大大嚴重于前者。而梁斌和張志謙作為后者的典型代表，其實正是毛澤東批評知識分子時所需要的那種人物形象，即只有書本知識和知識架子，生產(chǎn)斗爭和階級斗爭知識嚴重匱乏。因此，在此小說中，雖然其敞開的視野是對工農(nóng)干部和知識分子干部問題的美學賦形和善意批評，但其隱匿的問題域則是對延安“整風運動”和新中國成立之初“思想改造運動”的委婉迎合和間接呼應，把它看作“一部向生活提出尖銳問題的嚴肅的現(xiàn)實主義作品”恐怕有些失之簡單。

關鍵詞：柳青 《在曠野里》 思想改造 問題域 征候閱讀

塵封七十年的柳青長篇小說佚作《在曠野里》（《人民文學》2024年第1期）1一經(jīng)刊出，便引發(fā)了文學評論界的濃厚興趣。目前我已看到李建軍、邢小利、閻晶明、白燁、賀紹俊、孟繁華、施戰(zhàn)軍等評論家或撰寫文章，或接受訪談，暢談該長篇的整理、發(fā)表經(jīng)過，表達自己閱讀柳作之后的欣喜和感受。這些評論中最能啟人深思者，則非李建軍的文章莫屬。他把寫作模式分為“論證”和“提問”之后特別解釋道：“所謂論證模式的寫作，即作家接受他者的思想觀念，試圖通過自己的小說作品，來證明某種思想的正確性和某種道德的合理性的寫作；所謂提問模式的寫作，即作家根據(jù)自己的經(jīng)驗和思考展開的寫作，是一種充滿現(xiàn)實焦慮、反思精神和問題意識的寫作。”此前人們認為柳青屬于典型的“贊同型人格”，“他也傾向于選擇‘論證模式的寫作’”，但《在曠野里》卻沖破“論證”的藩籬，進入到“提問”的陣營之中，因此，“它是一部懷著深深的不安和憂患，嚴肅而真誠地向生活提問的小說。從作品的語調和事象里，人們可以強烈地感受到作者深切的現(xiàn)實焦慮和莊嚴的生活態(tài)度”2。

李建軍既是最早讀過這部佚作的評論家之一，也是為此佚作敲定題目并被大家普遍認可的命名者，3所以他的看法既值得重視，也在很大程度上指出了這部小說不同于柳青其他作品的重要特征。但筆者讀過《在曠野里》之后，一方面覺得李建軍說得在理，另一方面似乎又感覺意猶未盡。于是，在李建軍論述的基礎上“接著講”，尤其是把那些隱藏在此文本無意識框架中的深層結構和無言的論述“從深處拖出來”4，也就有了必要和可能。

一

《在曠野里》是一部未完成稿，文末標注的時間是1953年10月7日。這也是柳青在長安安家落戶之后的第二年寫出的一部長篇小說，用時達半年之久。為什么要寫這部作品？據(jù)柳青之女劉可風講，柳青在皇甫村住下后，開始寫一部構思很久的小說：反映農(nóng)民出身的老干部在新形勢下面臨的新問題、新心理和新表現(xiàn)。但寫到半截，柳青卻感到很不滿意，差點把它付之一炬。對此情景，王汶石在其日記（1954年4月13日）中曾有記載，劉可風在《柳青傳》中亦有描述。前者轉述柳青說法：“他說：他原本想以現(xiàn)在的米脂縣委書記為模特，計劃寫四大部，結果寫了十二萬多字，寫不下去了，苦惱得很，吃力得很。因為許多現(xiàn)實生活的問題，于自己都是生疏的，不夠了解，而除過主人公之外，其他二等、三等角色，則更不熟悉，于是不得不拋掉這十二萬字的勞動?！?后者指出：

經(jīng)過整理和抄寫的最后一稿已經(jīng)用棉線裝訂起來。用半年多的心血完成了這部作品，他既不輕松，也不愉快，因為，與自己要達到的藝術效果相距甚遠。他認為，這部作品與《銅墻鐵壁》水平相仿，沒有太大提高——對每一部新作品，他的自我要求是：“不能停留在藝術創(chuàng)作的老路上，要提高，一定要達到一個新水平?！?/span>

……

最終擱筆前后，他寫了一部長篇小說的消息傳了出去，省委宣傳部派來干部，想了解寫作情況，并勸他盡快將小說發(fā)表。他沒有猶豫，堅決地搖了搖頭。

作為一個專業(yè)作家，兩三年沒有發(fā)表作品，何以心安？他感到苦悶。但拿不滿意的作品去應付？他不！這一點很堅定，他決不愿意在已有的水平上徘徊，在老路上走來走去。

當人去屋靜的時候，看著自己的作品，和桌角上的一只花瓶，那里插著妻子前兩天帶回來的幾支鮮花，現(xiàn)在花瓣已凋零。他實在不滿意這部新作，劃著一根火柴，伴著落英，點燃了它的一角。這也是自己勞動的成果呀，他又不舍地掐滅了剛剛燃起的火苗。6

正是因為柳青當時沒舍得燒掉手稿，去世之前又親手將它交給了自己的女兒，我們今天才見到了這部未完成稿的真容。

為什么柳青既不愿意把它拿出來又不愿意把它毀掉？如果按照王汶石的轉述和劉可風的解釋，原因便顯得相對簡單：因為他寫得吃力，覺得自己沒寫出像樣東西，只是在原地踏步，所以不愿意公之于眾；又因為他畢竟為之付出了心血，所以他也不舍得付之一炬。但是，如果我們認真面對這一文本，背后的原因或許就會變得復雜起來。

有必要對小說的故事情節(jié)略加復述。

故事發(fā)生在1951年7月，剛被任命為渭河平原某縣縣委書記的朱明山乘火車去那里履新，發(fā)現(xiàn)身旁坐著一位捧讀《論共產(chǎn)主義教育》（加里寧）的年輕女孩（后來知道此人正是該縣青年團縣工委副書記李瑛），于是勾起了他的滿腹心事：他的妻子高生蘭原本有文化，有干勁，生氣勃勃，當年他在陜北的一個區(qū)里當區(qū)委書記時，她甚至幫助他這個工農(nóng)干部讀完了蘇聯(lián)小說《被開墾的處女地》。然而自從結婚之后，生活的磨難和家庭（兩個孩子）的拖累卻使她變成了一個村婦：“特別使朱明山惋惜的是：她和書報絕了緣，而同針線和碗盞結了緣。朱明山在西安接待了他們大小四口不幾天，就發(fā)現(xiàn)高生蘭變得那么寒酸、小氣、遲鈍和沒有理想。她在精神上和她母親靠得近了，和她丈夫離得遠了。”在朱明山看來，這便是“思想溜坡”，是苦難結束之后“安逸、享受和統(tǒng)治的欲望”在她心中潛滋暗長所致。于是，他讓自己的愛人去黨校學習，寄希望于她在那里能提高思想覺悟。

這自然是故事的一條暗線，卻一直隱隱約約地貫穿小說的始終。那么明線是什么呢？是朱明山履新之后馬上面臨的一場考驗，以及在這場考驗面前縣委、縣政府的各色人等所呈現(xiàn)出來的生活態(tài)度和工作作風。渭河兩岸是產(chǎn)棉區(qū)，但朱明山走馬上任后卻發(fā)現(xiàn)了一個嚴重的問題——棉蚜蟲肆虐，如果不及時治理，將會大大影響棉花產(chǎn)量。為了消滅蟲害，朱明山自然是身先士卒，尋求科學的解決辦法，但與此同時，他又要解決其他人的思想問題、工作作風問題。例如，縣長梁斌喜歡夸夸其談，長篇大論，他在大會小會上做報告，試圖發(fā)動群眾，贏得治蟲勝利。但實際上，他卻是要和朱明山對著干，以此發(fā)泄沒把他任命為縣委書記的不滿。工作組長張志謙仗著自己是大學生，既自負，也喜歡作報告，其實也是與朱明山暗中作對，這讓趙振國很是生氣。趙振國是縣委副書記，也是治蟲的副總指揮之一，他文化程度不高，不擅在場面上講話，喜歡發(fā)牢騷，說怪話；可是工作起來，卻“好像一匹烈馬拉著載滿的大車上坡，只要是力所能及的，不需要揚鞭子，把脖子一勾，咕咕就曳上去了”。他當然是朱明山的左膀右臂，也是敘述學上的所謂“幫手”。他對梁斌的看不慣，以及與張志謙的沖突，實際上是開辟了展開矛盾與堅持斗爭的第二戰(zhàn)場。白生玉——一位四十多歲的老革命——是監(jiān)委會副主任，但因為家庭原因，他總想著回陜北當一個村干部。于是，此人“行動上的積極負責和思想上的陰暗憂郁”讓朱明山很是惋惜。當然，主要人物中還有年輕、活潑、單純、可愛的李瑛同志，她的漂亮、聰明和進步每每讓朱明山心動，但每當他心中活動時，高生蘭的影子便在他眼前晃動。與此同時，與張志謙斷絕了戀愛關系之后，李瑛則對“朱明山的生活發(fā)生了一種隱秘的興趣”。而與朱明山接觸越多，李瑛就越不能欺騙自己，“新來的縣委書記的確撩動了她少女的心了”。

那么，在朱明山與李瑛那里會不會發(fā)生什么故事呢？因為小說沒寫完，我們自然無從猜測，但朱明山對高生蘭的不滿越來越多卻是顯而易見的。其中的一個細節(jié)是，高生蘭來信，朱明山都懶得去看。三天之后拆開瞧，繼續(xù)“溜坡”之辭依然躍然紙上：為了能更好地照顧自家孩子，她想向組織提出去保育院工作，以后再住黨校。這讓朱明山很是惱火也很是無語，只好暫時不給她回信。這一細節(jié)強化了朱明山對妻子之愛的流失，而這種流失在小說的第二節(jié)內容便有所暗示：“當一個男人很滿意自己的愛人的時候，沒有一個另外的女人可以吸引他的注意；但是當一個男人感到自己的愛人沒有一種美或失掉了一種美，而從另外的女人身上發(fā)現(xiàn)了的時候，他會不由得多看她兩眼，雖然他并沒有更多的打算?！钡偃缌喟堰@個小說寫完，他其實又面臨著兩難選擇：如果讓朱、李走到一起，顯然有損于朱明山的正面人物形象塑造；假如讓他初心不改，守著“失掉了一種美”的女人兩地分居，似乎又有違現(xiàn)實主義的創(chuàng)作原則。如此看來，柳青沒往下寫是明智的，因為他的小說存在著向相反兩個方向發(fā)展的拉力。放任其任何一方，都會打破這種業(yè)已形成的平衡或張力結構，讓小說陷入不好處理的難堪之境。

于是我們只能就事論事，看看柳青寫出來的部分達到了什么目的、形成了怎樣的效果。

二

假如劉可風所說的柳青的寫作動因——“反映農(nóng)民出身的老干部在新形勢下面臨的新問題、新心理和新表現(xiàn)”7——大體不差，那么此作既可看作趙樹理所謂的“問題小說”8，同時也讓我們意識到，這部小說雖未寫完，但應該說已基本達到了預期目的。因為仔細琢磨，干部問題確實是柳青的命意所在，這不僅是因為“干部”一詞在小說的敘述中大面積使用（據(jù)精確統(tǒng)計，“干部”用了202次），而且“老區(qū)干部”和“新區(qū)干部”、“老干部”和“新干部”、“工農(nóng)干部（農(nóng)民干部）”和“知識分子出身的干部”也是柳青使用的對舉概念。大體而言，“老區(qū)干部”“老干部”“工農(nóng)干部（農(nóng)民干部）”是一類人，而“新區(qū)干部”“新干部”“知識分子出身的干部”是另一類人，前者來自陜北革命老區(qū)，出身農(nóng)民，雖富有革命經(jīng)驗，但是卻沒文化或文化程度不高；而后者則基本上是前者的對立面。也就是說，當柳青確立了這個敘事模式之后，他基本上就是在這一二元對立的框架中展開其矛盾沖突，完成其故事講述的，因此，這一框架很值得我們認真對待。

可以說，小說在開篇之初，就確立了這一敘述框架。朱明山初來乍到之際，接待他并向他詳細介紹縣里情況的是其老相識趙振國。當朱明山得知趙振國在組織部副部長的職位上辦過三期土改訓練班后，他立刻兩眼放光，說：“那你對老區(qū)干部和新區(qū)干部都摸得很熟??！”這是對這個二元對立關系的初步交代。而趙振國本人就是老區(qū)干部，通過他的講述，他自己的苦惱也躍然紙上：自己在陜北工作多年，卻沒注意學習，如今來到新區(qū)，工作不得力，沒頭緒，加上自己的老婆也沒文化，斗大的字不認得一個，家里孩子又多，負擔重，他就顯得比較頹唐，也不怎么安心工作。在這里，雖然趙振國和盤托出的是自己的苦惱，但實際上也把老區(qū)干部的苦衷擺到朱明山面前，讓他不得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而在趙振國的繼續(xù)講述中，這種苦惱又進一步聚焦，并且暗示了新、老干部的基本矛盾：“老區(qū)干部沒文化，一套老經(jīng)驗已經(jīng)使喚完了。新干部起來了，有文化，雖說有些不實際，勁頭大，開展快?！薄耙虼死蠀^(qū)來的干部苦惱。怎辦哩？舊前土改完了爭取戰(zhàn)爭勝利，而今土改完了路長著哩，一眼看不到頭，模糊得很，復雜得很。你給大家講社會主義，大家要解決眼前的問題。說成了問題，什么都是問題……”考慮到小說在最前面便引用了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中的話——“過去的工作只不過是像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殘余的敵人尚待我們掃滅。嚴重的經(jīng)濟建設任務擺在我們面前。我們熟習的東西有些快要閑起來了，我們不熟習的東西正在強迫我們去做”——作為導語，我們便能意識到，從戰(zhàn)爭年代進入和平年代之后，隨著工作重心的轉移，老（區(qū)）干部所存在的問題已全面暴露出來。柳青先是借助毛澤東話語撐腰，以便使其立意政治正確，然后又通過趙振國之口，揭開了這個問題的蓋子。

實際上，在老區(qū)干部那里，趙振國身上雖存有問題，但還不夠典型，最典型的是主動找朱明山傾訴衷腸的白生玉。白生玉與縣長梁斌吵過一架，也吵出了他的滿肚子委屈：他為革命立過汗馬功勞，用他的話說，是“從一九三六年脫離生產(chǎn)起，為革命跑爛的鞋湊在一塊兒的話，我這么大的漢量也背不起”。然而，到了新區(qū)之后，不但沒人對他的革命功勞表示尊敬，而且還常常在工作中受到新區(qū)干部的擠對。他覺得工作在新區(qū)是受罪受累，便跟朱明山提出請求：“能把組織關系給我的話，我回陜北老家種地呀。我當上個村干部，領導好互助組，也是往社會主義走哩嘛，何必在這達受冤枉罪？”同時，讓白生玉負氣而走的因素還有來自其妻子的指責，因為朱明山看到了他妻子的來信：

“生玉賢夫：”一張麻紙上用歪歪斜斜的很大的字寫著：“古歷五月來的信和寄的十萬元都收到了。咱處一春未降甘霖，夏田收成每坰二三斗，秋田落籽太遲，糧價又漲了。我們母子五口人，吃用多少，收入多少，你也不是不知內情。人家出外的干部也有，你走后二年至今，一回也沒回來料理，又不叫我們去，是甚居心？你有良心，來信言明……”

四個娃娃被妻子帶著，丈夫為了工作兩年沒回過老家，但工作卻并不稱心如意。如此狀況，無怪乎白生玉心生去意，也無怪乎朱明山充滿同情，立刻說道：“你寫信叫他們來吧。我給你保證，所有的問題慢慢都要解決。不能解決干部的問題，我們能建設什么國家？”當然，白生玉心中郁悶，也并非單純是居功自傲，而是真切意識到了自己的落伍。他對朱明山說：“咱沒文化，沒理論；可是像那些知識分子說的話，咱可有感覺?！倍^感覺，便是“革命的飯總算吃下來了，建設的這碗飯，沒文化沒知識，恐怕不好吃。……我們和陜北穿下來的粗藍布衣裳一樣，完成歷史任務了。建設社會主義，看新起來的人了”。如此看來，假如把白生玉和趙振國放在一起稍作對比，那么二人雖同為老區(qū)干部，共享著此種干部的先天不足，但前者依然放大了后者的缺陷和不足，讓人對老區(qū)的農(nóng)民干部產(chǎn)生了許多擔憂。

而且，即便是主人公朱明山，他雖然克服了老區(qū)干部的諸多缺陷，但也依然不能讓人完全放心。朱明山在小說中甫一出場，作者就對他的干部身份作了交代：他是一位“三十歲上下的陜北干部”，“大關中解放以來，這樣的干部到處有，即便有穿上呢子制服的，也蓋不住他們舉動上的那點農(nóng)民底子，人們一眼就可以看出”。不過，盡管朱明山的干部“底子”是“農(nóng)民”，但是通過其努力，他已完全改變了自己“一窮二白”的落后面貌，成功躋身知識分子行列。小說中寫道，朱明山在陜北工作時就喜讀書，以至于趙振國當時的感受是：“那陣眾人見你隨常夾一本厚書，還笑你冒充知識分子哩。”正是因為喜歡書，他來新區(qū)工作時，手提皮箱里裝的全是“他兩年來陸續(xù)積累起來的他心愛的書”。也因為李瑛曾幫著拎過箱子，領教過皮箱的沉重，所以她猜測說：“朱書記大概是知識分子出身?！倍牟聹y又被楊寶生及時糾正：“啥嘛？參加革命以前還沒有上過正式的學校哩！”朱明山的不斷學習也贏得了組織上的信任，于是他被視為“一個有相當文化水平的工農(nóng)干部”。于是我們看到，朱明山雖然也像趙振國、白生玉等人一樣是來自陜北老區(qū)，但他已是進階為文化人的工農(nóng)干部。而朱明山能被如此塑造，讓他既是農(nóng)民出身又具有知識分子素質，在柳青那里也頗顯得意味深長，因為這種人物就像霍爾所說的那樣，由于把“兩種不同元素”“接合”到了一起，所以更容易“表達”出某種意義。9而在柳青的描述中，這種意義已呼之欲出：朱明山顯然已克服了農(nóng)民“沒文化”和知識分子“好自負且喜夸夸其談”的雙重弱點，從而成了一個幾近完美的優(yōu)秀干部。

然而，即便是如此優(yōu)秀的干部也有自己的軟肋。這一軟肋就是那種愛欲漸漸熄滅的夫妻關系。小說中寫道：“朱明山早就知道有些陜北干部不讓家屬來新區(qū)：有的是想和家庭包辦的不識字女人離婚，有的就是準備著什么時候會回家去種地?！彼匀徊辉谶@種歸納里，但他的情況又不容樂觀。尤其是對李瑛心生愛意之后，故事的走向也就有了某種可能性：與“思想溜坡”的高生蘭離婚，而與青春活潑、積極進取的李瑛喜結連理。倘如此，那么這種“離”與“結”雖以“經(jīng)濟建設”的名義而具有了某種正當性，卻也把朱明山置于老區(qū)干部固有的尷尬之中（不帶家屬來就是為了與原先的不識字女人離婚）。如前所述，柳青讓小說處于“未完成”狀態(tài)確實顯得恰到好處，因為它保持了故事的某種張力，也沒有讓朱明山的優(yōu)秀受到損傷，但這并不意味著故事的走向沒有這種可能性。想一想新中國成立之初，工農(nóng)干部離婚再娶似乎也是時代潮流。小說中沒有寫到那一步也只是因為那種意味深長的“中斷”，或者說，柳青以此小說的“未完成性”成功地掩蓋了主人公有可能會出現(xiàn)的道德缺陷。

從這個意義上說，通過趙振國、白生玉顯在的所作所為，甚至通過朱明山潛在的情感取向，作者確實觸及了“農(nóng)民出身的老干部在新形勢下面臨的新問題、新心理和新表現(xiàn)”，從而達到了自己的寫作目的。

三

然而，實在說來，僅僅揭示老區(qū)工農(nóng)干部出現(xiàn)的問題顯然還不是這部“問題小說”的全部寫作目的，因為面對新區(qū)知識分子出身的干部，柳青發(fā)現(xiàn)的問題似乎更嚴重也更尖銳。而這種問題又集中存在于縣長梁斌和工作組組長張志謙身上。

在工作上，作為縣長的梁斌雖然是朱明山的合作伙伴，但是若以敘述學的視角審視二人關系，他顯然又是朱明山的“對手”。小說中寫道，朱明山上任之前就了解了梁斌的底細：他1938年畢業(yè)于延安抗日軍政大學，是正宗的知識分子出身，沒文化的工農(nóng)干部顯然不可與他相提并論。然而，也就是這樣的新區(qū)干部，身上卻全是毛病。小說中寫道：“有些人被擺在領導地位上以后，人們從他們身上卻只感覺到把權力誤解成特權的表現(xiàn)——工作上的專橫和生活上的優(yōu)越感，以至于說話的聲調和走路的步態(tài)都好像有意識地同一般人區(qū)別開來了?！狈路鹁褪菫榱苏撟C這一觀點，小說著重描述了梁斌由副縣長升任縣長之后的各種變化：

梁斌一接任正職，馬上就變了另一副神氣。他在黨委會上開始不斷地和常書記發(fā)生爭執(zhí)，固執(zhí)地堅持意見；他在縣政府里好像成了“真理的化身”，凡是他的話一概不容爭辯。他新刷了房子，換了一套新沙發(fā)，加強了他的權威的氣氛。他站在正廳的屋檐底下對著寬敞的大院子，大聲地喊叫著秘書或科長們“來一下”。而科員和文書們給他送個什么公事或文件，要在他房外偵察好他不在的時候，進去擺在他辦公桌的玻璃板上拔腿就走，好像那是埋藏著什么爆炸物的危險地區(qū)。日子長了，他發(fā)現(xiàn)了這個秘密，咯咯地笑著，從這些下級的可笑的膽怯里感到愉快。

敢把“特權”的嘴臉寫到如此程度，顯然體現(xiàn)了柳青在1950年代初期的文學膽識。而更重要的是，由于朱明山的到來粉碎了梁斌的縣委書記兼縣長之夢，所以他對朱明山就不可能心服口服，而多是以不服氣和賭氣之態(tài)與之分庭抗禮。比如，為了開好治蟲動員會，他先是重讀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以便能夠引經(jīng)據(jù)典，既顯示自己作為知識分子的優(yōu)越感，也想在氣勢上壓倒朱明山。而當他以“文化水平比村干部還低，頭腦比平原上的農(nóng)民還笨”之類的說辭“敲打”朱明山時，甚至連馮光祥都感到心里一怔：“這號話在干部會上公開說合適嗎？”當縣長當出如此做派，自然引起了一些干部群眾的嚴重不滿，但他們多數(shù)或者當場認慫，或者只是背后嘀咕。例如，梁斌甫一出場，就在頤指氣使地教訓徐場長，說他砍伐蘋果樹不力，耽誤了種莊稼。當管果樹的雇工試圖跟縣長講一講“成物不可毀壞”的道理時，梁斌一句話就問得雇工羞愧難當：“你說人民現(xiàn)在主要吃啥過日子？你說：糧食還是蘋果？”在如此咄咄逼人的領導面前，雇工的“農(nóng)業(yè)常理”也就立刻敗給了縣長的“政治道理”。組織部長對縣長也是滿肚子意見，但他也只是在私下里說：“他把一個領導的作用降低到好像老百姓插在莊稼地里嚇唬飛鳥的草人一樣了?！毕录壐刹恐懈矣谂c縣長公開叫板者大概也只有白生玉一人了，他的憤激之詞分貝高，嗓門大，仿佛是要專門挑戰(zhàn)縣長權威，根本不怕走漏風聲：“我見不得那號光賣嘴的人。你看他講了快兩點鐘，講出來個什么道理？不是你后來解釋那一下，下來總有整爛包的。你看他把這號話就打發(fā)出來了：蟲治不下去，就不要給我回縣上來！給‘你’回縣上來？我們是來給你攬長工的？”于是，經(jīng)過柳青的正面描述，也經(jīng)過眾人之口的側面評說，梁斌作為一個新區(qū)干部的毛病開始暴露無遺：他是一縣之長，他也充分享受著來自縣長的赫赫威權，盛氣凌人，專橫霸道，喜歡夸夸其談，工作不得要領。假如不是朱明山及時制止其錯誤做法，恐怕他會在自以為是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相比之下，張志謙仿佛成了小一號的梁斌。他是西北農(nóng)學院畢業(yè)的大學生，自然也是知識分子出身，然而他的自負與夸夸其談并不比梁斌遜色。在開群眾大會的場合，他也喜歡高談闊論，甚至敢于嘴角上撇著諷刺的冷笑，影射朱明山在工作上的小手小腳和畏首畏尾。他把“剛從機關里走出來的人稱為高高在上的聰明人，不管時間地點，總是把群眾當成傻瓜”。這種對朱明山的貶低已經(jīng)讓趙振國很不舒服，但張志謙卻渾然不覺，盡顯趙振國所謂“初生的犢子兇如虎”的本性。當然，由于張志謙是李瑛的戀愛對象，他的“劣跡”也就通過李瑛的觀察與審視擴而大之，成了后者與他一刀兩斷的主要理由。小說中寫道，張志謙比她大幾歲，也比她多念了幾年書，能力強，會講話，筆頭功夫也不錯——

這些都是李瑛所喜歡的。但是他有些埋藏在精神里的東西，她不喜歡。來往的時間越久，她的第六種感覺能力越強，她不喜歡的那種東西從他的言詞和行動上感覺得越明顯。后來和他在一塊兒的時候，有一種隱約的念頭時常從她腦里浮起：他有些地方遠不如老區(qū)來的那些農(nóng)民出身的同志可愛。這讓她比從他身上嗅到肉體發(fā)出的怪味還要失望，這就是他們的關系越來越疏遠的原因。

這里有了明確的對比：作為知識分子出身的新區(qū)干部，張志謙“遠不如老區(qū)來的那些農(nóng)民出身的同志可愛”。如果再與朱明山一比，張志謙就更是馬尾巴串豆腐——提不起來。小說中有一處描寫了李瑛的心理活動：“朱明山微微噘起薄嘴唇尖的笑容，那雙可以洞察微細事物的晶亮眼睛，和他在任何情況下不浮不躁地談論工作的那種老大哥風度，在她的腦里把張志謙年輕漂亮的影子完全擠掉了?！边@也就是說，柳青通過呈現(xiàn)張、李戀愛關系土崩瓦解的過程，從另一個角度指出了知識分子出身的新區(qū)干部所存在的種種問題?？梢哉f在小說中，正是通過梁斌與張志謙這兩位人物形象的相互映照和相互補充，才完成了對新區(qū)干部的文學敘事。

如此看來，不只是老區(qū)的工農(nóng)干部有問題，新區(qū)的知識分子干部同樣有問題。而解決問題的辦法則是體諒、擔待，然后各打五十大板。小說的最后一節(jié)內容有朱明山與馮光祥的一段對話，后者不滿意梁斌靠嘴上功夫取勝，結果被前者嚴肅批評：“對知識分子出身的地下同志和新同志要求得寬一點嘛！不管他們黨齡有多長，經(jīng)過什么考驗；可是他們沒經(jīng)過一九四二年和一九四三年整風的鍛煉，也沒經(jīng)過一九四七年和一九四八年戰(zhàn)爭的考驗。人家沒經(jīng)過，你和經(jīng)過的同志一樣要求，那就是不公平。難道你不知道毛主席說過知識分子的改造是長期的嗎？”而對于白生玉那種對待梁斌的態(tài)度，朱明山更覺得不妥：“一個縣政府的科長，眼里光看見人家知識分子的缺點，甚至于帶那么股仇恨味道?！倍斣掍h轉到老區(qū)干部時，馮光祥認為“現(xiàn)在要改造農(nóng)民出身的老干部的思想了”。他的觀點立刻受到朱明山的表揚：“這一下說對了。這才是主要的問題，所以要整黨?！阆胧畮啄甑膽?zhàn)爭里培養(yǎng)起來多少老干部？解決他們的思想問題，不比改造知識分子新干部的思想更迫切嗎？他們散到全國，大大小小都是領導者哩?！?/p>

知識分子出身的新干部需要改造，農(nóng)民出身的老干部同樣需要改造，只有經(jīng)過思想改造，新老干部才能適應新經(jīng)濟建設形勢，成為群眾的貼心人。很顯然，這既是朱明山的解決辦法，其實也是柳青那時候能夠想到的解決辦法，而就在這種對干部思想改造的未來展望中，這篇未完成稿也畫上了一個句號。

四

如果我們只是在柳青的這一文本中尋尋覓覓，作者提出的問題、我們能夠發(fā)現(xiàn)的問題基本上也就是如上這些。但是，假如我們借助于阿爾都塞的“征候閱讀”之法，問題恐怕就沒有這么簡單了。阿爾都塞在談及如何閱讀馬克思的《資本論》時特別指出：政治經(jīng)濟學“生產(chǎn)了一個新的、沒有相應問題的回答，同時生產(chǎn)了一個新的、隱藏在這個新的回答中的問題”。為什么政治經(jīng)濟學對它的“生產(chǎn)過程”如此盲目？“因為它總是抱著它的舊的問題，并且總是把它的新的問題同舊的問題聯(lián)系起來，因為它總是局限于它的舊的‘視野’。從這個視野出發(fā)，新問題是‘看不見的’”10。這就意味著，假如我們要想從《在曠野里》“看見”更多東西，那就必須轉換“視野”（問題域），看看這個“隱藏在這個新的回答中的問題”是什么。

順著柳青在小說結束部分有意無意形成的“路標”——“知識分子的改造”“改造知識分子新干部的思想”——我們馬上就能進入另一個問題域中。眾所周知，《在曠野里》寫作之前，新中國剛剛經(jīng)歷了一場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但若去掉“運動”二字進而追溯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起源，則必須回到延安整風運動時期。對于知識分子，毛澤東是素無好感的，這在他當年的演講（1942）中已體現(xiàn)出來：“有許多知識分子，他們自以為很有知識，大擺其知識架子，而不知道這種架子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礙他們前進的。他們應該知道一個真理，就是許多所謂知識分子，其實是比較的最無知識的，工農(nóng)分子的知識有時倒比他們多一點。”11而在隨后的延安《講話》中，他又以自己為例，現(xiàn)身說法，談到了思想改造的必要性與可能性：

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與工農(nóng)兵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但精神有很多不干凈處，就是身體也不干凈，最干凈的還是工人農(nóng)民，盡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大小資產(chǎn)階級都干凈。這就叫做感情起了變化，由一個階級變到另一個階級。我們知識分子出身的文藝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為群眾所歡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來一個變化，來一番改造。沒有這個變化，沒有這個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12

現(xiàn)在看來，作為一種前期鋪墊，延安整風運動所觸及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還是特別管用的，因為這意味著國家意識形態(tài)早就為知識分子拉響了警鐘，而后來的“思想改造運動”不過是整風運動的延續(xù)。這一點誠如謝泳所言：“其實1952年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不過是把當年延安整風的審干那一套東西，用來對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重演一遍而已?！?3至于1952年的“思想改造運動”，其實是從1951年拉開序幕的。隨著周恩來于是年9月在北京、天津等高等院校教師學習會上做《關于知識分子的改造問題》的報告，隨著毛澤東在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1951年10月23日）致開幕詞時的進一步定性——“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種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國在各方面徹底實現(xiàn)民主改革和逐步實行工業(yè)化的重要條件之一”14——“思想改造運動”開始提上日程。當時的《新名詞詞典》在解釋“思想改造運動”時指出：

這一思想改造的學習運動，起先是從北京、天津的高等學校教師在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的領導下，開展了以批評和自我批評方法進行有系統(tǒng)的思想改造為開端的。接著，北京的中小學教師也在文教局領導下進行了思想改造的學習，北京的文藝界與科學工作者也都在有關部門的領導下開始了文藝整風和思想改造的學習運動。華東文化教育界，為著響應毛主席這一號召，于十二月間成立了華東毛澤東思想學習委員會，以統(tǒng)一領導全區(qū)的思想改造學習運動。該學委會成立后，立刻進行了各項準備工作，1952年春就開始了高等學校的思想改造運動，接著又開始了文藝界整風和新聞界整風的學習，中小學教職員也逐步開始了思想改造的學習運動。除華北華東地區(qū)外，其他各校的思想改造運動也先后開展了?！@次思想改造運動，是堅決貫徹毛主席所指示的‘團結教育改造爭取’和‘治病救人與人為善’的方針。思想改造的過程，就是在自覺自愿的基礎上進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亦即自我斗爭的過程；思想批判從嚴，是非黑白必須分清，只要能認識錯誤，就能得到人民的寬大與諒解。15

由此可見，雖然“思想改造運動”主要面向高校，但也涉及文藝界和新聞界整風。比如1951年11月24日，文藝界整風學習動員大會在北京舉行，胡喬木、周揚、丁玲等人發(fā)表演講，其中胡喬木的演講題目是《文藝工作者為什么要改造思想？》，這自然是對“思想改造運動”的積極響應。16而在此期間，柳青主要在干什么呢？查《柳青年譜》，從1951年10月下旬開始，他隨中國青年作家訪蘇代表團出訪蘇聯(lián)，參加了為期一個多月的訪問。而到1952年2月，他已做好回陜準備，欲寫一部反映即將開始的農(nóng)村社會主義改造的作品，為此他曾找中宣部副部長胡喬木，要求到西北下鄉(xiāng)。5月初，他寫出《和人民一道前進——紀念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十周年》，并參加全國文聯(lián)召開的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fā)表十周年文藝座談會，后與周揚有所接觸。5月26日，他回到西安，9月1日在長安縣落戶。179月30日，他填寫了一份“中國共產(chǎn)黨黨員登記表”，其中的“入黨動機”如此寫道：

在嚴格的思想改造和實際煅煉以前和以后是有很大區(qū)別的。以前，就是我的革命活動的初期，大致有三種思想基礎：一是對舊社會的不滿，二是個人抱負，三是對蘇聯(lián)人民生活的愛慕。我真正變得像一個革命者是在農(nóng)村實際工作煅煉以后，其前后的情形和變化的過程，詳述于我的短文《毛澤東思想教導著我》。18

從這一簡單的履歷中可以看出，“思想改造運動”雖未觸及這一時期的柳青，但延安時期整風運動所形成的“思想改造”之風早已吹拂在他心頭，并成為他對照自己、貫徹落實的行動指南。例如，這里“入黨動機”中的“思想改造”之說，便是指伴隨延安整風運動的思想改造。何以見得？因為在《毛澤東思想教導著我》（1951）中，柳青一方面以延安《講話》為引子，強調思想改造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更想著重論述的是，《湖南農(nóng)民運動考察報告》在其心目中如何“又是政治文件，又是藝術作品”。他指出：

對于小資產(chǎn)階級出身的文藝工作者來說，還必須首先通過與工農(nóng)兵大眾的結合，來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里說：“要徹底解決這個問題，非有十年八年的長時間不可。但是時間無論怎樣長，我們都必須解決它，必須明確地徹底地解決它。我們的文藝工作者一定要完成這個任務，一定要把屁股移過來，一定要在深入工農(nóng)兵、深入實際斗爭的過程中，在學習馬列主義和學習社會的過程中，逐漸地移過來，移到工農(nóng)兵這方面來，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有真正為工農(nóng)兵的文藝。”

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解決了我的許多文藝思想上的問題，而他的出色的階級觀點分明而又熱情充沛的著作《湖南農(nóng)民運動考察報告》，更在我自我改造的思想斗爭最痛苦的時候，教育了我，鼓舞了我，使我有了足夠的理智和意志堅決地改造自己。19

接下來，柳青便以自己1943年被組織抽調為例，描述了他赴米脂縣“下鄉(xiāng)”三年的經(jīng)歷和思想改造過程。他特別強調，由于讀《湖南農(nóng)民運動考察報告》，“我發(fā)現(xiàn)毛澤東同志無論在行動上還是思想感情上，都是‘同工農(nóng)群眾結合在一塊’的最早的與最好的典范”，于是他后來反復讀這個文件，并將它與下鄉(xiāng)生活的一言一行加以對照，致使自己的思想改造大見成效：“此后我不僅不想回延安，而且在縣里開會日子久了，都很惦念鄉(xiāng)上的事。我背著鋪蓋和農(nóng)村干部一塊在街上走不臉紅了，再不覺得有人在笑話我了。這難道不是思想感情起了變化嗎？只因這一變化，我才能安安心心在鄉(xiāng)村政權里工作了三年，而不覺得時間長，并且在一九四七年陜北戰(zhàn)事爆發(fā)后，我在生活舒適的大連待不住，不惜跋涉萬里回陜北去，下農(nóng)村又搞個一年半載，而不覺得有什么困難。”

了解了這一問題域中的“思想改造”和“思想改造運動”，我們就不難發(fā)現(xiàn)，柳青在寫作《在曠野里》時固然也在“反映農(nóng)民出身的老干部在新形勢下面臨的新問題、新心理和新表現(xiàn)”，但這只是其初始寫作動因和表層問題框架，其深層的問題域或“無言的論述”則是對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迎合與呼應。于是小說所呈現(xiàn)的種種征候也就變得不難理解：小說當然也通過趙振國、白生玉之言行呈現(xiàn)老區(qū)工農(nóng)干部所存在的問題，但他們的問題與新區(qū)知識分子干部所存在的問題相比，似乎又有小巫見大巫之別。也就是說，新區(qū)干部無論是縣長梁斌還是工作組長張志謙，他們身上存在的問題都大于老區(qū)干部身上的問題，又很容易引發(fā)人們的反感。因為在老區(qū)干部那里，如果說他們的沒文化、想回老家只是拖了革命工作的后腿，那么新區(qū)干部的蠻干之風卻必然會給革命工作帶來重大損失。而他們紙上談兵的嘴上功夫又很容易營造出一種美學之丑，讓他們的形象一落千丈。為什么在李瑛的暗暗比對中張志謙的“有些地方遠不如老區(qū)來的那些農(nóng)民出身的同志可愛”？因為這已是超越事實判斷之上的審美判斷，是張志謙言談話語所自塑的美學形象無法引起李瑛的審美愉悅。就這樣，小說通過戀人之眼，既挑明了李瑛退避三舍的原因，也暗示了知識分子甚至在戀愛層面也沒有競爭的實力。

更重要的是，如果我們回想一下延安整風文件，那么柳青所塑造的梁斌和張志謙其實正是毛澤東批評知識分子時所需要的那種人物形象。如前所述，當年毛澤東批評許多知識分子“自以為很有知識，大擺其知識架子”，卻不知道這種架子有百害而無一利。而在解釋為什么許多所謂知識分子“是比較的最無知識的，工農(nóng)分子的知識有時倒比他們多一點”時，毛澤東又把世界上的知識分成兩門：一門是生產(chǎn)斗爭知識，一門是階級斗爭知識。一個人從小學讀到大學，自以為已擁有許多知識，但毛澤東卻認為：“他有的只是書本上的知識，還沒有參加任何實際活動，還沒有把自己的學得的知識應用到生活的任何部門里去。像這樣的人是否可以算得上一個完全的知識分子呢？我以為很難，因為他的知識不完全?！?0而在柳青筆下，梁斌和張志謙就是這種只有書本知識和知識架子，生產(chǎn)斗爭和階級斗爭知識匱乏的典型代表。而當朱明山最終以體諒之態(tài)、寬容之姿為這樣的知識分子暫時開脫時，他一方面借助毛澤東之口，指出了知識分子改造的長期性，另一方面也暗示了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必要性。而主人公的這種想法實際上也恰好體現(xiàn)了柳青的某種心理，因為他本人作為知識分子和文藝工作者，就是經(jīng)過思想改造之后提高覺悟、化蛹成蝶的，于是他虔誠地認為，梁斌和張志謙也需要如此操練。

走筆至此，我對《在曠野里》的分析已可告一段落。假如我的以上分析成立，那么把此作看作“一部向生活提出尖銳問題的嚴肅的現(xiàn)實主義作品”21，把柳青寫作一下子擢升為“提問模式的寫作”，恐怕就有些失之簡單。我們可以認為柳青的這部長篇確實有他自己的問題意識和提問方式，而且小說文本中也確實充滿了這樣那樣的問題，然而，這只是表層現(xiàn)象。實際情況是，一旦把這些問題征候化，它們就落入毛澤東早已設計好的批判方案中。而如此一來，此部小說就有了一顯一隱兩種視野或問題域：敞開的視野是對工農(nóng)干部和知識分子干部問題的美學賦形和善意批評，隱匿的問題域則是對當年“整風運動”和眼前“思想改造運動”的委婉迎合和間接呼應。所有這一切，很可能并非柳青有意為之，而是他作為一個自認為自己“思想改造”得比較到位者的情感體驗向小說文本的不自覺延伸。也就是說，為什么他把更嚴重的問題攤到了知識分子出身的新干部頭上？為什么他要以如此方式形成他的問題分配？這其實更值得探討也更有意思，也更能夠讓我們意識到柳青的困惑和種種矛盾。

因此，我更傾向于把《在曠野里》看作一個矛盾的文本，看作一個表層問題域和深層問題域形成某種錯位的文本?；蛘呓栌美罱ㄜ娬f法，它更應該被看作“提問模式”和“論證模式”雜糅互動的文本。如此看待這部作品，或許才更有利于我們辯證地認識1950年代初期處于思想和生活轉折期的柳青寫作。

注釋：

1 以下所引皆出自柳青《在曠野里》，《人民文學》2024年第1期。

2 21 李建軍：《提問模式的小說寫作及其他——論柳青的長篇小說佚作〈在曠野里〉》，《人民文學》2024年第1期。

3 此佚作原無題目，柳青長女劉可風把它取名為《縣委書記》，李建軍讀后認為可改為《在曠野里》，因為“在曠野里”不僅是小說中多次出現(xiàn)的一個句式，而且也是其核心意象。邢小利很是贊同，他覺得“‘在曠野里’，有象征性，蘊含豐富，意味深長，有小說所寫年代的生活氣息和時代特點，也有相當?shù)默F(xiàn)代性”。參見邢小利《柳青長篇小說佚作〈在曠野里〉考述》，《人民文學》2024年第1期。

4 參見奚廣慶等主編《西方馬克思主義辭典》，中國經(jīng)濟出版社1992年版，第343—344頁。

5 王汶石：《王汶石文集》（第4卷），陜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1頁。

6 7 劉可風：《柳青傳》，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56—157、155頁。

8 “問題小說”是趙樹理本人對自己小說做法的一種概括，他說過：“我在作群眾工作的過程中，遇到了非解決不可而又不是輕易能解決了的問題，往往就變成所要寫的主題?！眳⒁娳w樹理《也算經(jīng)驗》，《趙樹理全集》（第3卷），大眾文藝出版社2006年版，第350頁。

9 See Stuart Hall, Cultural Studies 1983: A Theoretical History, eds. Jennifer Daryl Slack and Lawrence Grossberg, Durham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 121—122.

10 [法]路易·阿爾都塞、艾蒂安·巴里巴爾：《讀〈資本論〉》，李其慶、馮文光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版，第16頁。

11 20毛澤東：《整頓黨的作風》，《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5、816頁。

12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解放社1943年版，第6—7頁。

13 謝泳：《思想改造運動的起源及對中國知識分子的影響》，《思想利器——當代中國研究的史料問題》，新星出版社2013年版，第235頁。

14 毛澤東：《三大運動的偉大勝利》，《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9—50頁。

15 《新名詞詞典》，春明出版社1953年版，第3070頁。轉引自謝泳《思想利器——當代中國研究的史料問題》，新星出版社2013年版，第252—253頁。

16 胡喬木、周揚、丁玲等人的文章均收入《文藝工作者為什么要改造思想》一書，人民文學出版社1952年版。

17 18 參見邢小利、邢之美編《柳青年譜》，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32—45、47頁。

19 柳青：《毛澤東思想教導著我——〈湖南農(nóng)民運動考察報告〉給我的啟示》，《人民日報》1951年9月10日。

[作者單位：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

[本期責編：鐘　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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