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請保姆照顧老人，保姆卻殺掉老人，這是十來年前的社會新聞，發(fā)生在南方某省，我看到這新聞時很震驚，跟朋友聊起，朋友說，這要是放在韓國，能立刻改編成一個電影。大概是這個新聞的影響太惡劣，我一直沒看到后續(xù)報道。我覺得這個事兒能寫成個小說，但總覺得缺了點兒什么。疫情期間，我注意到，我們的防疫政策就是減少發(fā)病率，減少死亡率。不能讓大家平白丟了性命，對防疫政策，我不想多說什么，只是想，照這個邏輯推演下去，政府也不能讓人隨便死掉。我們知道日本的人均壽命很長，如果人均壽命長意味著更好的生活質量，那我們也得讓人盡量活得長久一些。

實際上，如果仔細考察日本和北歐的養(yǎng)老，會發(fā)現兩個地方對生命質量有不同的認識。不過，這話就扯遠了，簡單來說，疫情讓我想象，國家會開展“活到九十九”運動，讓每個城市居民盡可能活得更長久，居委會能給隔離封閉中的居民送蘿卜、白菜、肉，就能給老人送便當，網格化管理，讓老人都有飯吃，而且不收錢，或者收很少的錢，這是社會主義的優(yōu)越性。

大概是2016年，斯坦福大學做出個壽命預測模型，它根據醫(yī)院的數據，判斷一個名人還能有多久的壽命，一般接受判斷的病人，都有半年到一年半的壽命。從理論上來說，這個模型不難，只要有足夠的數據，我們也能做出來。關鍵是，做出來干嗎使？其實，有經驗的醫(yī)生，對患者能活多久，也有自己的判斷。這些壽命預期，如果對醫(yī)療政策沒什么良性的建議與干預，其實也沒什么用。患者自己會使用嗎？比如一個患者，醫(yī)生給他開了一堆藥，他拿著這堆藥，輸入藥名，輸入自己的年齡和病況，按下回車鍵，屏幕上顯示，你還有半年，回家準備后事吧?；颊呖赡茏约阂膊桓吲d。

也是在疫情期間，我們小區(qū)辦過一段時間的出入證，我回我自己的家，需要辦一個出入證。門口的保安，穿上紅背心，寫著“志愿者”，保安的工資由我們支付，你怎么就成了志愿者呢？小區(qū)還搞過人臉識別，刷臉進入小區(qū)，后來出入證和刷臉都不了了之。但這種借由機器和數據對人的控制，依然日益嚴重。這玩意能預防犯罪，將不安定因素扼殺，技術其實也蘊含著“惡”，讓人不寒而栗。

這三重因素——居民不能隨便死，大模型能預知生老病死，技術對人的控制——疊加起來，讓當年的那個保姆殺老人的社會新聞有了更大的縱深。所以就有了這篇小說《主人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