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專門有“小孩哥”“小孩姐”這樣的詞匯，來形容那些早慧的“10后”們，他們能講解高等數(shù)學、人文歷史，完成高難度的體育動作，情緒穩(wěn)定、對自己喜歡的事情堅定不移；而對于“00后”，網(wǎng)上最熱的詞則是“脆皮大學生”，意思是他們在真正面臨“社會毒打”之前，已經由于生活能力匱乏、身體孱弱，而以各種匪夷所思的方式把自己搞得遍體鱗傷。

人們在短視頻或信息平臺上，看著這些令人意外的事情，發(fā)出歡快或鄙夷的笑。但我認為這未必反映了社會真實的狀況，現(xiàn)在互聯(lián)網(wǎng)敘事對于“00后”一代來說不太公平，人們或許已經忘記，這些“脆皮大學生”們也是在各種興趣班、補習班和中考、高考的“獨木橋”中拼殺過來的一代，他們也曾從小就“十八般武藝”樣樣精通。大學生就業(yè)難、生育率下降等嚴峻的現(xiàn)實問題，讓什么變得稀有、珍貴，又讓什么沉默、下沉？所謂時勢造英雄，指的或許正是每一代人、每一個群體的形象，都是有選擇性的信息與敘事構成的，我們在輿論中看到的“00后”，不見得就是真的“00后”。

形象和敘事都是文學層面的問題。最近出版的長篇小說《走近我，走向前》的作者龔彥竹就是一名“00后”，小說以近似自敘傳的形式，講的也是“00后”的人和事。小說從“我”的幼兒園時代一直寫到中學時代，從家庭關系到學校生活，真實地還原了一個“00后”的心靈世界，“我”既不是引人矚目的“小孩姐”，也不是遭人調侃的“脆皮大學生”，“我”就是“我”，是和每個時代里的人都相同又不同的豐富個體。若與那些書寫家國風云、社會變化的作品放在一起看，《走近我，走向前》未免顯得過于溫柔、平淡了些，但是若從“00后”形象的建構角度來看，我們就能從中發(fā)現(xiàn)一些深意。

在中國文學中有一個關于少年的形象譜系。在《二十四孝》《紅樓夢》這些文本中，那些臥冰求鯉、扼虎救父或吟詩作對、才高八斗的兒童形象和成年人沒什么分別，這大概一方面出于倫理觀念和藝術手段的考量，另一方面是由于“兒童”作為一種社會學概念，是后來物質生活水平普遍提升、城市文明迅速發(fā)展之后才被“發(fā)明”出來的，由之衍生的保護意識與限制態(tài)度也是過去沒有的。古典文學中的兒童形象延續(xù)到了20世紀40年代至70年代，在《雞毛信》《雨來沒有死》或《閃閃的紅星》《小兵張嘎》等作品中，少年英雄們扮演著比成年人更重要的角色。

進入20世紀80年代，情況才出現(xiàn)了較為明顯的變化，莫言、余華、蘇童等“先鋒作家”塑造出了一批明顯有別于之前的少年形象。以莫言《透明的紅蘿卜》中的黑孩為例，這些少年一方面體現(xiàn)著人性中的動物性與頑強生命力，一方面又有著文明世界中的敏感與脆弱，他們的潛意識中既有原始的“力必多”與“荷爾蒙”，更有一個特殊時代政治生活留下的刻痕。來到世紀之交，韓寒、郭敬明們的“青春寫作”，在言情敘事中又給出了另一種少年形象。而關于今日之少年，雖然我們有很發(fā)達的兒童文學市場，但或許既不玄幻、也不言情、又非傷痕的少年形象敘事并不多見。

《走近我，走向前》中的“我”出生在一個優(yōu)渥的家庭，有著和諧的家庭關系，生活中偶爾父母的苛責、老師的懷疑、同學的疏遠就構成了“我”經歷過的全部“風暴”。從歷史和社會的大視野來看，這種生活無疑算是風平浪靜，然而從上述的譜系來看，這種風平浪靜或許正有其獨特的意義。這些公共視野中看似輕于鴻毛之事，對于特定時間階段中的個體，就是重于泰山的，往往文學處理的就是在公共與個人、“輕”與“重”之間的辯證關系。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心靈史，無論性別、年齡、階層。這些在文學面前都是平等的，少了任何一種，對于一個時代的文學來說都是有缺憾的。從這個角度看，龔彥竹的《走近我，走向前》中塑造出的“00后”形象，相比當下充斥于互聯(lián)網(wǎng)的“00后”敘事有補足和糾偏意義；同時我也期待并相信龔彥竹的寫作不是個例，隨著越來越多“00后”走進文學，他們將在“輕”與“重”的辯證法中寫出更豐富、立體的“這代人”。

（作者系中國作協(xié)創(chuàng)研部副研究員，遼寧作協(xié)特聘簽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