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部分群體而言，2018年9月是“小徑分岔”的開始。來自不同地域、民族、家庭的孩子，共同走入一個嶄新的大學班級，成為當代第一批“00”后大學生。如何留住可能烙印在他們思考上的，有關“潛在自我”的身份確認與深層意義的覺醒，而不止于短暫的精神巡禮，或許將悄無聲息地決定他們日后的生存狀態(tài)，同時也將在變動的時代中減少身份混沌的焦慮，迎接覺察后的自由時刻。

近年來不少學者日益關注高校學生……鄭雅君、熊慶年在《金榜題名之后：大學生出路分化之謎》一書通過對清華、復旦兩所高校畢業(yè)班學生的深度訪談，揭示了家庭背景和社會出身對大學生“上大學”的“技藝”的深刻影響。其實類似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觀點在歐美學界早有呈現，影響最大的當屬上世紀英國學者保羅·威利斯的《學做工：工人階級子弟為何繼承父業(yè)》一書，通過田野調查的方法，展現一個工業(yè)城鎮(zhèn)里諸多出身工人階級家庭的男孩從畢業(yè)前18個月到工作后半年這段時期內的學習生活經歷及其對學校主流文化做出反叛的新文化生產過程。美國學者安東尼·亞伯拉罕·杰克《寒門子弟上大學：美國精英大學何以背棄貧困學生？》、羅伯特·帕特南《我們的孩子：危機中的美國夢》也分析了寒門子弟在原生家庭和成長過程中的遭遇對他們在進入高校后出現分流的塑造作用。

雖然《金榜題名之后：大學生出路分化之謎》帶著同樣的問題意識和研究方法聚焦于中國高校，但書中的樣本學生來自清華、復旦，畢竟是極少數的精英群體，不能代表廣大的大學生。而黃燈《我的二本學生》和艾苓《我教過的苦孩子》兩本書，曾以案例式、追蹤式的方法深描了出身鄉(xiāng)村和二本院校的大學生在求學和工作之后的困局，也闡釋了原生家庭對校園生活、就業(yè)狀態(tài)的種種影響。然而，對于高校的主體——大學生和教師來說，這些環(huán)境性、體制性的限制和束縛固然存在，但如何在四年的大學生活中主動作為，在區(qū)別于應試教育階段的大學時期通過各種探索，發(fā)現焦慮且破解焦慮，在日常師生陪伴、生生陪伴的共同體中，實現自我突圍和心靈成長，方是最有效、最切實的問題。

與“從一個年代看一個時代”相類似，《班史：一個大學班級的日常生活（2018-2022）》正通過一個普通大學中的普通班級，擺脫單一的教師觀察視角，以眾“生”喧嘩、師生共情的方式，關注大時代中一類群體的日常生活。書中五大部分“班志”“師說”“學記”“雜志”“書目”皆以四季為序，構成一個互補、互釋、互證的史傳系統(tǒng)。“班志”作為主體部分，由班主任黃修志老師發(fā)起。他與全班42名同學在2018年9月至2022年6月執(zhí)筆完成一場文字的馬拉松接力賽，記錄四年間每月的日常生活、閱讀思考、學習與成長之路，可謂我手寫我史、眾手寫班史。如果說“學記”類似《春秋》般的編年記，那么“班志”就是豐腴注解的《左傳》，既詳細記述班級經歷的重要事件，又因其非虛構性更加貼近每位個體的真實心聲?！皫熣f”由黃老師諸多演講及教育隨筆構成，回眸自己與學生的成長之路，以同理心紓解諸生之困惑與疑慮，印證“班志”中一以貫之的歷史精神與教育信念?！皶俊眲t是黃老師以四年四時為序，風雨不輟地向班級推薦的課外閱讀書目，重在引導學生形成跨學科閱讀與研究性寫作語感，折射出師者的精神世界及班級的閱讀理想?！半s志”指《石榴花》（季刊）目錄，該雜志由黃修志、姜娜等老師共同發(fā)起，在班級破土而出，依托院內外諸多志同道合之士創(chuàng)建的新型學生社團“石榴花讀書堂”，是以書評、影評、隨筆為特色的大學生雜志，提倡跨學科、跨文化、跨層次的理念，構建“新文科師生閱讀研究共同體”。“石榴花”作為重要的圖騰與象征符號，其精神奧義實為各大部分所貫通，深深嵌入每位執(zhí)筆者的記錄與講述中。

《班史》雖由普通日常切入，但透視到現象下的本質，探索出青年階段適宜于個人與集體發(fā)展的隱性動因與實踐方式。筆者作為本書的參與者、校對者，從頭到尾見證了本書的萌生、抽芽、開花、結果，試圖梳理出本書的隱在線索，或許能為諸位讀者提供個人視角下的借鑒意義。

“班史”亦為“心靈史”。無法忽視的是在“班志”規(guī)劃之初，每位執(zhí)筆者各異的心理樣貌或與原本“史”的統(tǒng)一講述大相徑庭。放棄連貫的敘述聲音、遷就寫作水準差異性的同時，也將影響最后的成書效果，但與之相比，我們卻更加渴望掌握書寫的主動權，擺脫長久以來被凝視的習慣。因此，在樁樁件件瑣碎之事里，時常穿插著鐘情于四季景物的刻寫、青澀又隱蔽的成長心事、引用或原創(chuàng)的詩句；各篇成文風格更是內心氣質的不同投射：活潑逗趣型、溫馨動人型、智性思考型……一方面為拒絕被“他者化”而成為在場的敘述者，在迎接自己負責的一個月時，每位執(zhí)筆者都將正視這一問題：如何擔起“史官”的角色，展開觀察、把握細節(jié)到最后落筆成章，真正由混沌中實現自我主宰？另一方面也需要“他者”以觀照自身，如何面對品性、學習、體能上的強者與弱者，建立起自身與世界的關聯(lián)？

這便讓“對話”的意義無所遁形，觸手可及。

首先，與當下的自己對話。身在底蘊深厚的中文系，文字是自我對話與對外發(fā)聲的重要載體，自我對話能力又是檢驗是否真正具備“個性”的方式。“班志”中的四十三位“我”不乏“個性”之音，無論處于何種情景與當下，都在堅持深掘內心的微末變化。有人面對新一季的“書目”推薦“在亮白的底色與分明詳盡的字節(jié)里，深覺一種對時光的辜負與驚醒”；有向往凱魯亞克筆下熱愛生活的瘋癲之人“從不疲倦，從不講些平凡的東西，會像奇妙的黃色羅馬煙花筒那樣不停地噴發(fā)火球、火花”；有人“于人聲鼎沸中與自我交談，于逼仄的夾縫中安撫內心”；也有人用詩句告訴自己“抉擇的路口我踟躕且奔跑四處游蕩，將家鄉(xiāng)視作暫歇的地方”。而“師說”中的“我”遙望那段來之不易的求學歲月，致力把史學精神熔鑄一生，在個人修行中內生出“真正的快樂”，這又將影響千萬個“我”的當下與未來，從而陪伴與安放一代代的青春。

其次，與過去的自己對話?！鞍嗍贰币詴r間為經、以事件為緯，作者們以點串線、以月串年演繹四載春秋，卻未能呈現較為完整的單人成長敘述。而每個人既為作者又同為讀者，能在閱讀的“此時”自覺透過時間跨度重審書寫的“彼時”，重返這段個人歷史的起始端，與過去隔空對話，進而揭開時間賦予的每種變化。從“打開一扇窗，照進一道光”到“流年終相遇，風雨故人來”，這不僅是人與書的相遇、人與人的相遇，也是自己與自己的相遇，從過去的時光中一直走向終究也會成為過去的未來?！鞍嗍贰狈置髟谡咽荆喝嗽跉v史之中，歷史精神無處不在。

再次，與個體和群體對話，對話因交流互動也兼具私人與公共的雙重屬性。各篇均從個人視角出發(fā)，同時也需要敞開視野的關懷，突破自身重圍書寫由“己”到“群”的現實問題。因此，在本書當中，正面臨著如何協(xié)調這兩種不同性質的講述方式，以及在何種程度上體悟到二者融合的意義，對于每位書寫者都具有相當的要求。經由教育實習窺見鄉(xiāng)村學生與中國教育底色、社會田野調查、對于諸多社會熱點事件的反應態(tài)度都融入當中?；蛟S這種探尋的努力并未提供深刻、成熟與完備，但在“群”與“己”的互動下，已嘗試抵達了豐富而鮮活的真實境況。

我們通過“對話”找到共識，尋找有限但創(chuàng)造無窮。書中各部分的內在結構與過渡銜接都有條不紊，正源自師生共同創(chuàng)造的一種內生理念，也是成書的最大動因與意義所在：撰寫“班史”不只是記錄日常，更是扎實而細密地尋找自我、修煉生活。它誕生于“師說”“書目”的倡導，發(fā)跡于班會交流、師生談話、閱讀思考之間，“班志”“學記”吸引了又一批好學深思的同行者形成某種約定俗成的默契，在無數場跨學科講堂中埋下種子，結出了石榴花讀書堂和《石榴花》雜志的果實。在四年的相互陪伴和讀寫思行中，師者不斷體認和踐行自出機杼的“用心用功，天道酬誠”“萬事一理，萬物一體”等信念，繼續(xù)勇敢而平靜地在創(chuàng)作中勞作，而學生又以此信念為參考，逐漸領悟晦庵、陽明闡發(fā)的“居敬持志，切己體察”“靜處體悟，事上磨煉”，使自我與成長、現實與理想的對話深深嵌入到日常生活中，而非鏡花水霧、隔簾望月。它使得“班史”成為真切的心靈變遷史，最后聯(lián)結個人與雙方對話的深層。

2019年6月，曹文軒教授曾在魯東大學“貝殼兒童文學周”開幕式上發(fā)言：“未經凝視的世界是毫無意義的?！北緯姸鄮熒髡咦鳛槟曋黧w，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為何凝視、凝視何物以及如何凝視等問題，特別是在2018-2022年的大學四年中，凝視與對話成了抵御這場波及全球每個人的時代風暴的重要方法。它或許瑣碎稚嫩，卻通過展示普通書寫者的求學歷程與心路筆跡，為當代大學生提供了“對話”的樣本范式。更重要的是，它作為師生集體記憶的一部分，以一種“歷史學的想象力”和“歷史精神”延續(xù)進今后的生命中，在美滿或困頓時刻，繼續(xù)保持對世界的追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