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紅是呼蘭河的女兒，十年創(chuàng)作生涯，以天才筆墨繪制黑土地風土人情，留下《呼蘭河傳》《生死場》《小城三月》等名篇佳作，成為東北黑土地文學的時代經(jīng)典。蕭紅研究碩果累累，以京旗視角進入蕭紅筆下的文學世界卻是一次新嘗試。“京旗”是北京特定歷史時期存在的文化現(xiàn)象，兼具區(qū)域、民族兩重屬性，本指北京旗人，“京旗文化”指北京旗人文化；清代曹雪芹《紅樓夢》、文康《兒女英雄傳》至20世紀老舍、王度廬、葉廣芩的文學創(chuàng)作是京旗文化的藝術結晶。將蕭紅小說代表的黑土地文化與京旗文化并置構成鮮明反差，但有其歷史依據(jù)。清代歷時百余年的“京旗回屯”政策將北京旗人文化帶到松花江流域，沿拉林河、阿勒楚喀河、呼蘭河形成京旗文化帶，出現(xiàn)三座具有京都風韻的文化小城：雙城、阿城、呼蘭，其腹地矗立著一座現(xiàn)代大都市——哈爾濱。21世紀初哈爾濱學者率先將阿城、五常、雙城一帶的鄉(xiāng)土文化稱為“京旗文化”[1]。因此，作為學術概念的“京旗文化”具有本源與流變雙重屬性：前者指北京地區(qū)以紫禁城、三山五園為核心由八旗駐防構成的本源文化，后者指因“回屯”“調(diào)防”“戍守”“流徙”等因素在東北、青州、荊州、成都、開封、杭州、西安各地生成的飛地文化（部分地區(qū)因歷史變遷而消失）。與南方諸省不同，松花江流域作為“京旗”故里，本土文化與北京旗人文化同源同構，內(nèi)在呼應機制易于達成文化認同，在通婚、慶賀、吊唁等民間交流中，北京旗人居于文明高位成為本土旗人的文化首崇，逐漸形成共同的文化認知乃至身份想象，北京“草帽胡同”成為松花江流域滿族人共同的文化鄉(xiāng)愁。蕭紅筆下呼蘭河的民俗風情、生活習慣、社會倫理與清末民初北京旗人社會高度一致。本文嘗試在北京旗人文化衍生、流變的歷史視野下探析蕭紅小說的鄉(xiāng)土世界。

有旗便有民。旗與民的根本區(qū)別不在種族，而在戶籍制度。旗人戶籍歸八旗管理，不問出生地域，但問旗籍；民人戶籍歸省、府、州、縣管理，即通常所謂戶口。關內(nèi)遷徙來的民人，或協(xié)旗丁墾荒，或租旗人地畝，在法律界限內(nèi)私墾江河兩沿荒地，在八旗周邊形成錯落有致的民人聚居區(qū)。蕭紅成長于民人家庭，祖籍山東莘縣，始祖張岱乾隆年間遷入東北，先在遼寧朝陽、鳳凰城落腳，后在拉林河南岸伯都訥青山堡（吉林榆樹）墾荒，經(jīng)三代勤苦創(chuàng)業(yè)，族人遍布五常、阿城、賓縣、呼蘭等地。張氏家族創(chuàng)業(yè)史是一部清代闖關東的民族史詩。蕭紅祖父定居呼蘭，見證旗民社會的融合過程。蕭紅的生命里不乏旗人身影，繼母梁亞蘭是呼蘭旗人，未婚夫汪恩甲是阿城旗人，摯友舒群、金劍嘯也是旗人。學界普遍以闖關東視角進入蕭紅筆下的呼蘭河，雖有創(chuàng)見，卻囿于“京旗文化”的缺席，對翠姨、小團圓媳婦、王大姑娘、有二伯等呼蘭河人的命運解讀以及對跳大神、野臺子戲、娘娘廟等社會習俗的認識難免存在偏頗乃至誤讀。本文坐標呼蘭河的歷史沿革、人文風俗，在京旗文化視野內(nèi)識別蕭紅筆下的旗人影像，探析作品人物的精神氣質(zhì)與文化性格，在呼蘭河傳統(tǒng)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對沖中呈現(xiàn)東北現(xiàn)代轉型路徑，對舒群、李輝英、端木蕻良等東北作家研究或許同樣具有啟示性。

一

呼蘭河源出小興安嶺，與通肯河交匯南流注入松花江?？滴醵辏?683年）設黑龍江將軍，沿呼蘭河置八卡倫（滿語：哨所），征調(diào)旗兵分段駐守，河口駐防是呼蘭城建制之始。雍乾時征調(diào)齊齊哈爾、伯都訥、盛京等處旗丁重編八旗，建旗營，置官莊，立封堆，設哨道，漸成規(guī)模，以呼蘭河為界：“河東為左翼，鑲黃正白鑲白正藍四旗；河西為右翼，正黃正紅鑲紅鑲藍四旗。旗各四界，共三十有二界?！盵2]呼蘭旗人戍、漁、獵、耕，職責多樣，旗兵戍邊衛(wèi)國，牲丁捕魚狩獵，旗丁墾殖耕作。清代呼蘭是黑龍江南大門，隔江與吉林雙城、阿城相望，位處東北核心地帶，供應齊齊哈爾、墨爾根（嫩江）、璦琿（黑河）糧草，有“滿洲谷倉”美譽。咸豐五年（1855年）呼蘭由城守尉升級副都統(tǒng)，下設綏化、巴彥、蘭西，以哨道為界：“哨道以內(nèi)為封禁官荒，不準開墾。哨道以外為公中閑荒，向準該處旗丁耕種而禁民戶入界私墾。”[3]然而呼蘭轄區(qū)廣袤，人煙稀少，旗丁之力有限，多有直隸山東百姓來此謀生，“呼蘭旗營官莊利其工勤而值賤也，往往收為賃傭”[4]。咸豐十年（1860年）黑龍江將軍特普欽籌備接納京旗，正式招民墾荒，開黑龍江移民墾荒史。光緒三十年（1904年）呼蘭升廳為府，裁撤副都統(tǒng)，民初降級為縣，“轄境僅存四旗九界（鑲黃旗頭二三界正白旗頭界正黃旗頭二三四界正紅旗二界）”[5]。因此呼蘭有廣狹之分：廣義呼蘭包括綏化、巴彥、蘭西等縣市，狹義指蕭紅故里，今哈爾濱市呼蘭區(qū)。

清代京旗回屯史伴隨一部民人墾荒史。清廷嚴格封禁黑、吉兩地之時，便有關里民人犯險越禁，與八旗地界形成犬齒相錯的民人聚居區(qū)?！逗籼m縣志》記載：同治十年（1871年）呼蘭城八旗水師營旗戶1981戶，光緒二年（1876年）增至3731戶；同治七年（1868年）呼蘭城民戶232戶，光緒七年（1881年）增至1072戶。[6]清季旗民比例大致穩(wěn)定，后因招墾、租佃等政策，呼蘭民戶極速增長。《黑龍江志稿》記載，光緒十三年（1887年）呼蘭旗戶4015戶，“入界民戶一萬五千九十戶”[7]。六年間呼蘭民戶增長9倍，數(shù)據(jù)未必可靠，卻可折射清季闖關東的歷史浪潮。闖關東給松花江流域帶來大量勞動力，促進工農(nóng)商各業(yè)繁榮，也帶來飲食、服飾、曲藝、節(jié)日等中原文化，為京旗文化帶注入新元素。張氏家族墾荒史見證了民人融入旗人社會的歷史過程。據(jù)《東昌張氏宗譜書》記載，始祖張岱的小女兒嫁入大荒溝屯張氏。大荒溝位于呼蘭縣境西北部，泥河漂河之間，是呼蘭與巴彥界溝。長子張明福、次子張明貴在阿城墾荒務農(nóng)。張明貴長子張璽（1814—1869）道光年間赴呼蘭城經(jīng)營商號，建燒鍋，置土地，四子張紹（1841—1881）咸豐年在大荒溝墾荒置業(yè)。張氏兄弟的呼蘭創(chuàng)業(yè)史與呼蘭籌備接納京旗、招民墾荒史大致吻合。張紹早逝，遺下幼子張維岳（1861—1910），夫人薛氏協(xié)理家業(yè)。“譜書”記載張維岳持家境況：“時當清末，土地每年除稅賦之外，尚納租于旗東，每于索租催糧之際備嘗苦窘，屢遭勢者白眼?！盵8]張維岳有自耕地，卻需租種旗人土地維持生計，家境艱辛。張璽的呼蘭產(chǎn)業(yè)由侄子張維禎（1884—1929）繼承，張維禎即蕭紅祖父，過繼張維岳第三子張廷舉，即蕭紅生父。蕭紅生于辛亥端午，值清王朝殘燈末廟之際，然而因歷史、地理、政治、文化等因素，蕭紅成長期的呼蘭河依然存在明晰的旗民界限。駱賓基《蕭紅小傳》講，蕭紅出生在呼蘭縣“一個地主家庭”[9]，蕭軍講“張家是呼蘭縣城頭等的大地主，既有財，又有勢”[10]。因缺少本地旗族參照，學界通常將張氏家族描述得聲勢顯赫，構建的歷史現(xiàn)場難免偏頗。張氏本家福昌號位于阿勒楚喀河與松花江交匯處，河口濕地附近，張廷舉岳父家（姜家窩堡）位于呼蘭河與泥河交匯口內(nèi)側，均是洪澇區(qū)；蕭紅故居位于城郊，臨近呼蘭河，附近多是“亂墳崗子”[11]，張家在呼蘭河南岸（樂業(yè)）有二十來坰澇洼地。[12]張氏家族在松花江流域的居住地、土地、通婚等體現(xiàn)了京旗文化帶民人社會的邊緣屬性，直到張廷舉一代（五世）才有轉變。1919年8月，蕭紅生母姜玉蘭病逝，百日后張廷舉續(xù)娶呼蘭名門梁三爺之女梁亞蘭。數(shù)年后，蕭紅與汪恩甲（正白旗滿洲，完顏氏）訂婚，張家與旗人家庭通婚。張廷舉在呼蘭社會名望日升，并非單純來自張氏家族幾代人的財富積累。有兩位人物對于重新認識張廷舉以及蕭紅的家庭環(huán)境十分重要。

林傳甲（1877—1921），號奎騰，福建閩侯人，中國近代著名教育家、方志學家。林氏曾任京師大學堂國文教員，講授《中國文學史》，赴黑龍江督辦教育。1906年在齊齊哈爾設初等小學堂10處，高等小學堂1個，親任監(jiān)督，之后陸續(xù)設立兩級師范學堂、滿蒙師范學堂。[13]1909年黑龍江迎來首批師范畢業(yè)生。“當時師范第一班五十人受業(yè)于傳甲，分赴各屬創(chuàng)辦小學?！盵14]張廷舉1906年畢業(yè)于黑龍江省立高等小學堂，1909年畢業(yè)于省立優(yōu)級師范學堂，“獲獎師范科舉人、中書科中書銜”[15]。按時間節(jié)點，張廷舉是林傳甲在黑龍江培養(yǎng)的首批學生。黑龍江高等學堂教員多從北京、上海、保定、江蘇等地調(diào)聘[16]，邊陲之地迎來啟蒙曙光，張廷舉求學期間加入同盟會，可見一斑。黑龍江向無地方志，林傳甲編寫《黑龍江鄉(xiāng)土志》《黑龍江地理志》，并召集“友朋及門諸子，纂各縣志”[17]。黃維翰《呼蘭府志》成稿于此時期，張廷舉珍藏多年，新中國成立初獻給人民政府。張廷舉師承林傳甲，是黑龍江現(xiàn)代教育先行者，開呼蘭現(xiàn)代教育之先河，為張氏子弟成長營造一個開明環(huán)境。

另一位重要人物是于琛澄。于琛澄（1886—1942），字險州，雙城人，與蔡運升、莫德惠、韓光第并稱雙城四大家族，是哈爾濱軍政界風云人物。民元后歷任吉林陸軍團長、旅長、副軍長等職，偽滿時任“北滿”鐵路護路軍總司令、濱江警備司令、治安大臣等，權傾一時。1927年11月9日，蕭紅參加反帝護路運動，高呼打倒的濱江道尹蔡運升是于琛澄兒女親家。京旗文化重姻親輕宗族，蔡、莫、韓、于通過姻親關系結成盤根錯節(jié)的權力網(wǎng)，形成“護官符”。而張廷舉和于琛澄是兩姨兄弟，二人母親是同胞姊妹。1928年初，蕭紅祖父八十壽辰，黑龍江省騎兵總指揮馬占山親臨壽宴，呼蘭軍政要人悉數(shù)出席，風光無兩。半年后張廷舉任呼蘭教育局局長，隨后升任黑龍江省教育廳秘書，不排除是于琛澄的影響。蕭紅在哈爾濱求學時代的激進行為給張家造成一定壓力。1935年張廷舉監(jiān)修《東昌張氏宗譜書》，未錄蕭紅而記錄于琛澄，可見對這位兩姨兄弟的重視程度。當張廷舉仕途穩(wěn)步上升時，蕭紅離開哈爾濱，永別呼蘭河。

京旗文化與民人文化奠定呼蘭河傳統(tǒng)底色，呼蘭河畔的風物形勝是蕭紅一生魂牽夢縈的精神家園。學界通常以中原視角解讀蕭紅乃至其他東北作家筆下的黑土文化，以闖關東歷史背景構建東北文化史，原東北成為一塊文化真空地?；氐綒v史現(xiàn)場，旗族在東北土地、政治、軍事、教育等方面占據(jù)壟斷地位，旗族倫理習俗居于文化主導地位，民人入鄉(xiāng)隨俗，生活習慣漸與旗族相近，而非相反。蕭紅留給許廣平的第一印象是“具有滿洲姑娘特殊的稍稍扁平的后腦”[18]，扁平頭正是旗人的族群標志；《生死場》主要描寫王婆、二里半、成業(yè)、福發(fā)等闖關東人的生存狀態(tài)，端午節(jié)卻掛紙葫蘆，這可追溯到北京旗俗。京旗文化無疑是通往蕭紅小說世界的重要途徑?！逗籼m河傳》的一首歌謠來自北京旗人社會：“拉大鋸，扯大鋸，老爺（外公）門口唱大戲。接姑娘，喚女婿，小外孫也要去?！盵19]清末民初北京作家諤諤聲曾作演說文《唱大戲》：

戲而曰大，乃當日之舊名辭也。降及今日，只有唱戲之一說，無所謂大小之判。所有雜耍、提偶、幻術、影戲等等，都不能算是戲。

單獨唱堂會者，猶廖若晨星，必須真得夠資格，家里有戲臺，為其父母作整壽，而后才能唱這種大戲。[20]

清代北京戲園集中在外城大柵欄一帶，內(nèi)城八旗子弟過戲癮或出城聽戲，或設票房玩票，府宅深院逢迎節(jié)慶則請戲班搭臺唱戲，外嫁的女兒、女婿、親朋好友齊聚一堂，其樂融融。府門宅院搭臺是唱堂會，城外郊區(qū)搭臺則是野臺子戲。清末京旗社會流行的一首童謠恰似呼蘭河民俗活動的縮影：“轂洞洞，太平車，里頭坐著個俏哥哥。城外去聽野臺兒戲，回頭逛個十里河兒。老爺廟鬧吵吵，人山人海真熱鬧?！盵21]野臺子戲、逛老爺廟、娘娘廟正是《呼蘭河傳》著力描寫的民俗活動。值得注意的是，呼蘭河野臺子戲的演出劇目是《打漁殺家》《汾河灣》，舒群《老兵》描寫一面坡劇院的演出劇目是《虹霓關》，京旗文化帶流行的戲曲是傳統(tǒng)京劇而非二人轉。呼蘭河的民俗場景與清末民初北京旗人社會在不同時空交相輝映，照見清代京旗回屯政策的歷史遺存，京旗習俗點綴了蕭紅小說文本的意義世界。小說描寫呼蘭河婦女不同人生階段的服飾、發(fā)飾，十分精彩。未出嫁的大姑娘：

頭辮梳得一絲不亂，扎了紅辮根，綠辮梢。也有扎了水紅的，也有扎了蛋青的。走起路來像客人，吃起瓜子來，頭不歪眼不斜的，溫文爾雅，都變成了大家閨秀。[22]

旗門女子的發(fā)型“幼年時期與男孩一樣，稍長，在腦后留有一根或兩根辮子，結婚時開臉上頭，戴鈿子”[23]。梳辮子是未婚女子的標志，蕭紅讀中學時梳“兩個很粗很粗的大辮子”[24]。小團圓媳婦過門尚未圓房，仍梳一頭大辮子；王大姑娘梳一頭大辮子而懷孕生子，成為丑聞。蕭紅弟弟張秀琢回憶：“在姐姐青年的那個時代，……姑娘要扎一條長辮子，穿上拖到腳面的旗袍?！盵25]據(jù)此，應留意《呼蘭河傳》的服飾描寫?？匆芭_子戲的大姑娘：

有的著蛋青市布長衫，有的穿了藕荷色的，有的銀灰的。有的還把衣服的邊上壓了條，有的蛋青色的衣裳壓了黑條，有的水紅洋紗的衣裳壓了藍條，腳上穿了藍緞鞋，或是黑緞繡花鞋。[26]

《呼蘭縣志》載：“婦女喜長服，旁無開氣，間有青藍紫綠各色衣料。”[27]《小城三月》描寫翠姨參加族人婚禮，婦女一律穿繡花大襖：“她們是八旗人，大襖的襟下一律的沒有開口，而且很長?！盵28]“長服”“大襖”均指傳統(tǒng)旗裝，不“開氣”（開口）。蕭紅同學傅秀蘭追憶道：

呼蘭有個傳統(tǒng)習慣，每逢秋天收成好，總要唱上幾天野臺子戲，戲臺的對面還要搭上一個專供權貴和太太們看戲坐的臺子。

我們這些學生就利用午休時間趕來，與其說是去看戲，還不如說是去看那些盛裝打扮的太太們，她們穿著繡花的旗袍，金赤金鱗的，顏色十分鮮艷，特別引人注目。[29]

張秀琢、傅秀蘭的回憶印證了《呼蘭河傳》《小城三月》中婦女服飾均是傳統(tǒng)旗裝?！逗籼m縣志》載：“士工商人俱尚長服外加馬褂或背心。”[30]男性仍穿長袍馬褂?！逗籼m河傳》描寫紳士見到年青婦女時的輕薄舉止：

這紳士就應該站起來打著口哨，好表示他是開心的，可是我們中國上一輩的老紳士不會這一套。他另外也有一套，就是他的眼睛似睜非睜的迷離恍惚的望了出去，表示他對她有無限的情意。[31]

小說對老太太的服飾描寫也印證這一點?？匆芭_子戲的老太太衣著樸素，但也各個整齊，“手拿長煙袋，頭上撇著大扁方”[32]。大扁方，扁平一字形大簪，旗人婦女梳兩把頭戴大拉翅的特殊插飾。小說另一次描寫大扁方是臨院楊老太太出場，“穿了一身漿得閃光發(fā)亮的魚藍大布衫，頭上扣著銀扁方，手上戴著白銅的戒指”[33]。藍大衫、銀扁方、白銅戒指簡略勾繪一幅呼蘭河旗族婦女的日常裝扮。楊老太太的語言精煉傳神，并非通常理解的“東北話”，而是拉林河、阿勒楚喀河流域的京旗方言。[34]因松花江流域京旗文化的歷史底蘊，蕭紅筆下的呼蘭河偶有“京味兒”風韻。[35]蕭紅以敘事詩般筆墨繪制一幅幅呼蘭河的風俗畫卷，留下1920年代呼蘭旗人社會的日常剪影，跳大神、野臺子戲、放河燈、娘娘廟大會等傳統(tǒng)習俗與北京旗人文化血脈交融，是重新認識哈爾濱鄉(xiāng)土文化的理想范本。

二

《呼蘭河傳》共七章。前兩章是呼蘭河文化總綱，宏觀概述小城格局、民俗，展現(xiàn)呼蘭河普遍性的人文風物；后五章聚焦城南一隅，以“我”家五間正房為界，次第講述前院、后園、鄰里故事，以具體人物、事件詮釋呼蘭河的文化性格。綱舉目張，前后相應，為河立傳，以河寫城，以城寫人。小說的敘事場景集中在宅院之內(nèi)，正是兒童的活動空間，涉及人物除敘事者和家庭成員之外，主要講述小團圓媳婦、有二伯、王大姑娘、馮歪嘴子的故事。本部分在京旗文化傳統(tǒng)內(nèi)分析小團圓媳婦、有二伯的悲劇命運。

“我”家前院分東西兩部，空房租給四家外來戶。漏粉的唱民間小調(diào)《五更天》《嘆五更》，養(yǎng)豬的唱秦腔，拉磨的徹夜打梆子，蕭紅通過中原地方曲藝給這三家外來戶貼了文化標識——闖關東。小說對老胡家落墨最多，故事也最驚心動魄。胡家從遼陽一帶遷來，祖孫三代：老太太頤養(yǎng)天年，兩個兒子趕車養(yǎng)家，兩個兒媳溫厚孝順，兩個孫子一位成家，一位訂婚，“家風是干凈利落，為人謹慎，兄友弟恭，父慈子愛”[36]。胡家的家庭結構健全穩(wěn)定，堪稱鄉(xiāng)土社會的理想范本。胡老太太終年生病，信仰大神。跳大神又稱薩滿，全民狂歡性的巫教文化，是呼蘭小城的精神支柱。旗門婦女有了兒媳婦方稱老太太，是家庭最高掌權者；《呼蘭河傳》中楊老太太的稱謂暗示已有兒媳，周三奶奶則是中青年婦女，年長未婚女子則稱“老姑娘”。蕭紅以民間信仰、倫理稱謂標明胡家的旗族背景。辛亥革命打破禁錮旗人的八旗制度，遷徙謀生對于窮苦旗人來說是種解放。但是流徙旗人沒有土地，同一般流民沒有區(qū)別，然而旗族文化同源同構，易于鄉(xiāng)土認同，胡家與鄰里周三奶奶、楊老太太的交往較其他三家外來戶更為密切，胡家上演的家庭悲劇代表了呼蘭河的文化悲劇。

不少研究者將小團圓媳婦理解為“童養(yǎng)媳”，實在不妥。童養(yǎng)媳是父母或親人將童女賣入男方家庭，與娘家斷絕關系，成婚后兩家未必存在姻親關系。小團圓媳婦則是提前許訂的童女，兩家存在姻親關系。小說第二章寫呼蘭河“指腹為婚”習俗，為小團圓媳婦的悲劇命運埋下伏筆。胡家應在遼陽時與小團圓媳婦的父母訂下婚約，因家境變故遷入呼蘭，兩妯娌為是否迎接小團圓媳婦爭執(zhí)不休，最終大神做了裁斷。學界通常以啟蒙視角探討小團圓媳婦之死，婆媳、鄰里以及呼蘭河一眾看客成為“無主名無意識的殺人團”（魯迅語），以此剖析呼蘭河文化根性，然而相關解讀忽略了小團圓媳婦的重要參照——長孫媳婦，批判焦點難免失衡。按呼蘭河世俗標準，長孫媳婦是一位合格兒媳，“又能干，又溫順”，“人長得不肥不瘦，不高不矮，說起話來，聲音不大不小”[37]。外能飲馬鍘草，內(nèi)可剪裁縫補，粗活細活均是一把好手。旗人家庭素重姑奶奶，姑娘時可當家做主，出嫁卻受婆婆、小姑規(guī)訓。雞鳴即起，梳洗畢問安公婆，裝煙倒水，操持家務，中午晚間照例問安，還須伺候公婆用餐。娘家長臉婆家受訓是旗門女子的人生寫照?！都t樓夢》中賈府用餐，賈母上座，寶黛等姑娘側坐，王夫人、王熙鳳等媳婦一旁伺候；冷佛《春阿氏》描寫林黛玉式的旗門女子伺候婆婆、太婆婆、大姑子、小叔子一家人，粗活重活不離手，仍遭訓斥；時感生《鋸碗丁》取材北京旗人社會真實事件，媳婦王氏被婆婆、小姑子虐待致死。老舍《正紅旗下》寫體面利落的大姐被婆婆百般奴役，回家卻安慰母親：“沒事！真沒事！奶奶放心吧！”[38]《呼蘭河傳》長孫媳婦也同樣安慰娘家人：“大伯公是怎樣的兢兢業(yè)業(yè)，公公是怎樣的吃苦耐勞。奶奶婆婆也好，大娘婆婆也好。是凡婆家的無一不好?！盵39]婆婆將兒媳規(guī)訓得端淑賢良、體面大方，是京旗文化的世俗標尺，娘家知道女兒受苦也無可奈何。小團圓媳婦進入胡家，首先接受世俗品評。周三奶奶、楊老太太、有二伯、老廚子的評價代表了呼蘭河的普遍意見：“不怕羞”，“太大方”，“大模大樣”，“團圓媳婦也不像個團圓媳婦了”。大約只有祖父不合流俗，認為“怪好的”[40]。呼蘭旗俗，結婚時送親隊伍在夫家門前停轎，“持久而后納之”，夫家先給新娘立下馬威。[41]胡家在鄰里支持下給小團圓媳婦補立下馬威，狠打一個多月，“不狠那能夠規(guī)矩出一個好人來”[42]。小團圓媳婦逐漸接受世俗規(guī)矩，給客人裝煙倒水，胡家仍認為不夠體面，給她請大神。在旗人世界，大神的話語擁有絕對權威，婆婆、周三奶奶、楊老太太等相信小團圓媳婦將出馬當大神——懷疑的大約只有祖父了。婆婆為了留住兒媳，用鐵鏈鎖住小團圓媳婦；最終，小團圓媳婦在大神的神示、鼓點、舞蹈與眾人的圍觀中死去。

值得注意的是，小團圓媳婦慘遭折磨時丈夫一直缺席，粉墨登場的卻是婆婆、妯娌和鄰居?！洞喊⑹稀分姓煞騾f(xié)助母親訓斥阿氏；《鋸碗丁》中丈夫同情王氏卻無能為力。小團圓媳婦的丈夫即便同情，也無可奈何。男性在婆媳關系中缺席是京旗文化值得深思的社會現(xiàn)象。京旗文化素有女尊傳統(tǒng)，女性在滿洲創(chuàng)世神話、薩滿祭祀中占有崇高地位，重姻親、疏宗親便是女尊傳統(tǒng)的社會反映?！都t樓夢》中賈母侄孫女史湘云，王夫人外女薛寶釵，李紈的妹妹李紋、李琦可以住進大觀園，賈府同宗女子卻難享受同等地位。鎖住小團圓媳婦的鐵鏈來自薩滿支撐下的女尊傳統(tǒng)而非中原宗法文化。蕭紅講述胡家故事不乏自我投射，未婚夫汪恩甲隸籍正白旗滿洲，嫁入汪家或成為長孫媳婦一樣合格的兒媳，或是遭遇小團圓媳婦般的命運，無論哪種選擇，于蕭紅皆是悲劇。

有二伯在蕭紅小說的人物長廊里占有重要席位?！逗籼m河傳》《家族以外的人》大致呈現(xiàn)這位老人的孤零一生。蕭紅弟弟張秀琢講，張家確有此人，“不過他姓李而不姓有，因為他的乳名叫有子，叫慣了，大家倒忘了他的真姓，就隨叫起有二伯了”[43]。小說細致羅列不同人對有二伯的不同稱謂，不厭其詳：

他的乳名叫有子，他已經(jīng)六十多歲了，還叫著乳名。祖父叫他：“有子做這個?！薄坝凶幼瞿莻€?！?/span>

我們叫他有二伯。

老廚子叫他有二爺。

他到房戶，地戶那里去，人家叫他有二東家。

他到北街頭的燒鍋去，人家叫他有二掌柜的。

他到油房去抬油，人家也叫他有二掌柜的。[44]

不少研究者對有二伯在意稱謂變化的心理存在文化誤讀，甚至認為有二伯執(zhí)著到“十分可笑的地步”[45]。稱謂隨社會身份的變化而變化是普遍現(xiàn)象。北京旗俗“稱名不舉姓”，尤其講究稱謂：

旗人稱謂，因人而異。旗人多以名上第一字為姓。如：此人名祥某，他若是販夫、走卒、引車賣漿者流，則稱祥子；若是商店老板，稍有頭臉的話，則稱祥爺；若是官吏，州、縣、丞、典等，則稱祥老爺；知府、同知一流的稱祥大老爺；道臺以上則稱祥大人；若是宰相、大學士、軍機大臣則稱祥中堂。[46]

“稱名不舉姓”是北京旗俗較為獨特之處?！洞蠊珗蟆分魅擞⑷A（正紅旗滿洲，赫舍里氏），行二，稱英二爺；庚子被害五大臣之一立山（正黃旗蒙古，土默特氏），官至尚書，稱立尚書。老舍筆下的祥子乃販夫走卒，松二爺應有一定社會地位。英、立、祥、松均是名之首字，不是姓氏。張秀琢講有二伯“姓李而不姓有”，祖父稱他“有子”，正合京旗習俗。因此老廚子稱他“有二爺”則笑逐顏開：“有二爺，我看你的頭上去了個‘有’字，不就只剩了‘二爺’嗎？”[47]直接稱爺是旗俗最高敬稱，關系親切，祥子多次敬稱劉四爺為“四爺”。直稱“有二子”“大有子”“小有子”則犯有二伯忌諱。老廚子吵架時說：“我看你這個‘二爺’一丟了，就只剩下個‘有’字了?！盵48]《茶館》中二德子是善撲營旗兵，王利發(fā)須敬稱“德爺”，馬五爺則直呼“二德子”，二德子卻笑臉相迎。廚子與有二伯地位相同，如此稱謂有貶低之意，惹有二伯犯怒。在呼蘭河可以直稱“有子”的大約只有祖父了。有二伯解釋道：“向皇上說話，還稱自己是奴才呢！”[49]清帝面前旗人自稱奴才，旗主面前包衣自稱奴才。賈寶玉面前，李貴、茗煙、襲人、晴雯等自稱奴才。有二伯雖是“家族以外的人”，卻以奴才自居，視祖父為主子，因襲京旗文化中的包衣文化。滿語“包衣”譯為“家的”。奴才隸籍旗主戶下，是主子的家人，亦稱戶下人。京旗文學中“家人”通常指奴才而非同宗血脈的親人?！都t樓夢》中賴大、林之孝、李貴是賈政的家人；《兒女英雄傳》中張進寶、華忠是安玉格的家人。旗人若無子嗣、姻親，絕戶地“照上三旗包衣人等例出派家人兩名管理”[50]。蕭紅紀念館陳列嘉慶年間呼蘭官莊戶口檔冊，旗主戶下的莊頭、莊丁等家人達兩百名。當房戶、地戶稱有二伯為“有二東家”，燒鍋、油坊稱他“有二掌柜的”，在外人眼中有二伯是代主人行事的家里人。有二伯期待丁二爺在張大哥家的家庭地位（老舍《離婚》），而非阿Q與趙太爺之間的雇傭關系，追求的不是物質(zhì)生活而是家人身份。

有二伯因“跑毛子”時護院有功，自認享有家人資格。小說解釋“跑毛子”是日俄戰(zhàn)爭，實指庚子俄難。1900年義和團運動蔓延到黑龍江，6月呼蘭城法國傳教士被害，7月俄軍進犯呼蘭，副都統(tǒng)倭克津泰（字倫卿，伊爾根覺羅氏，京城正藍旗滿洲）領兵御守呼蘭河，9月清廷下詔議和，俄軍始入呼蘭城。倭克津泰御守呼蘭河時，張家在麻家圍子避難，村北是姜家窩堡，十年后張、姜兩家通婚。有二伯舊事常提：“那毛子拿著大馬刀在街上跑來跑去，騎在馬身上。那真是殺人無數(shù)。見了關著大門的就敲，敲開了，抓著人就殺?！盵51]季紅真指出有二伯隨意罵人、發(fā)牢騷“類似于賈府中的焦大”[52]，然而賈府是滿洲旗人家庭，焦大是賈府家人，祖父家庭卻來自儒家文化傳統(tǒng)，有二伯安于奴才身份，祖父一家未必有主子意識?！都易逡酝獾娜恕穼⒂卸非蠹胰松矸莸男睦斫箲]展現(xiàn)得淋漓盡致。有二伯與廚子吵架，開口便是：“姓姜的家里沒有你……你和我也是一樣，是個外棵秧！”對敘事者一再強調(diào)“你是家里人”。有二伯的言行舉止日漸出格，祖父可以寬容，父母卻不買賬：“當他家里人看待……還說不拿他當家里人看待?！蹦赣H斥道：“有二，你罵誰呀？”父親罵道：“有二……你這小子混蛋?！盵53]直稱“有二”是對有二伯的致命一擊。當祥子稱劉四爺為“四爺”時，心懷崇敬，認車廠為家，稱“劉四”則滿懷憤恨，斷絕關系了。蕭紅小說《王四的故事》主要以稱謂變化詮釋家人認同的文化心理。當主人不稱“王四”而稱“四先生”，“他就把自己看成和主人家的人差不多了”。少主人稱他“王老四”，則未視他為家人，方寸大亂；發(fā)水搶救財產(chǎn)時，主人稱他“老四先生”，“王四好像又感覺自己是變成和主人家的人一樣了”[54]。通常認為有二伯因父親打罵，人格受辱才投井、上吊。奴才依附于主子，核心道德是忠誠，缺乏獨立人格，被主子打罵不算恥辱。有二伯之所以抑郁不樂，只因父母未將其視為家里人。有二伯在儒家傳統(tǒng)家庭追求京旗文化的家人身份，上演一場文化認知錯位的悲喜劇。最終有二伯說：“這不是你二伯的家，你二伯別處也沒有家?！盵55]小說第六章開篇首句卻是：“我家的有二伯?！贝蠹s只有敘事者認同有二伯是家里人了，可是敘事者一生漂泊，她的家又在哪里呢？

三

呼蘭河流經(jīng)蘭西縣泥河口轉向東南，將呼蘭縣劃成東西兩部。呼蘭人的世界卻以河為南北分界，河西正黃、正紅兩旗地界為南鄉(xiāng)，河東鑲黃、正白兩旗地界為北鄉(xiāng)，在薩滿、娘娘廟、老爺廟建構的精神世界里看日升月落、冰封雪融、四季輪回，世代戍漁耕獵，出生老去。當西方艦隊載著槍炮、商品從呼蘭河駛過，濱洲鐵路橋（老江橋）架通松花江兩岸，中東鐵路割裂呼蘭縣境，西方兩面神的現(xiàn)代形象搖撼呼蘭人的傳統(tǒng)文明。清末民初二十年，鐵路、公路、郵政、電話、工廠、報紙、學堂等現(xiàn)代文明標志雨后春筍般在呼蘭、雙城、阿城等古舊小城出現(xiàn)，當中聳立一座大都市哈爾濱，將京旗文化帶封閉停滯的傳統(tǒng)時空推向現(xiàn)代文明新秩序。呼蘭河司空見慣的生老病死、花開花落在現(xiàn)代啟蒙燭照下呈現(xiàn)悲劇意味。蕭紅小說“強調(diào)文化現(xiàn)象、生活情景的重復性，由這種歷久不變的生活現(xiàn)象、人性表現(xiàn)中發(fā)掘民族命運的悲劇性”[56]。小團圓媳婦、有二伯、馮歪嘴子、王大姑娘是呼蘭河傳統(tǒng)社會的人生寫照，《小城三月》則以婚姻問題為表象，在自由戀愛、新式學堂、西裝、打網(wǎng)球、哈爾濱等現(xiàn)代元素點綴下，講述翠姨追求現(xiàn)代生活而不得的人生悲劇。

蕭紅繼母梁亞蘭是呼蘭旗人，梁亞蘭繼母也是旗人，帶有一女，小名開子，即蕭紅小姨。開子由母親指婚，未到婚期，死于肺結核。[57]蕭紅以開子為原型塑造了翠姨形象，因此講：“她不是我的親姨，她是我的繼母的繼母的女兒?！盵58]翠姨家境寒微而門風猶在，自幼接受傳統(tǒng)貴族教育，舉止言行展現(xiàn)旗門規(guī)訓：“走起路來沉靜而且漂亮，講起話來清楚的帶著一種平靜的感情?！薄凹偃粲腥嗽谒谋澈髥舅宦?，她若是正在走路，她就會停下來；若是正在吃飯，就要把飯碗放下，而后把頭向著自己的肩膀轉過去，而全身并不大轉。”“梳頭很慢，必定梳得一絲不亂?！薄懊刻斐栽顼埍氐萌垉烧埐拍艹鱿?，因此伯父批了一句“林黛玉”。在“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古訓中，翠姨有黛玉氣質(zhì)，卻無黛玉才華。林傳甲夫婦督辦的女學教育已在呼蘭生根，卻與翠姨無緣。

“我”家三代同堂，像一塊千層糕，旗與民、中與西、保守與時尚匯于同一空間，文化多元而共存，是呼蘭河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會沖期的時代縮影。翠姨在“我”家穿高跟鞋，打網(wǎng)球，接觸西洋樂器，是傳統(tǒng)淑媛邁向時代新女性的勇敢嘗試。當男女社交公開、婚姻自由等新思潮涌入呼蘭河，保守者惶惑恐懼，否定現(xiàn)代教育，翠姨卻認同求學，羨慕“我”和家里的男孩子、女孩子可以念書?！拔摇奔覟榇湟坛ㄩ_新文化之窗，卻搭建一條無法實現(xiàn)的求學之路。當玩伴星散，“惟有她一個人站在短籬前面，向著遠遠的哈爾濱市影癡望著”。濱洲鐵路橋架通呼蘭與哈爾濱，中東鐵路、呼海鐵路在呼蘭縣境設有14站，哈爾濱卻是翠姨遙不可及的遠景。翠姨遙望哈爾濱的背影是京旗文化帶現(xiàn)代轉型期的經(jīng)典畫面，凝結一代青年追求現(xiàn)代生活卻困于舊秩序的時代命運。

男大當婚女大當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傳統(tǒng)社會青年必然面臨的婚姻宿命。翠姨年齡十八九歲，卻“想不到什么丈夫，什么結婚”，對妹妹的訂婚“一點也沒有羨慕的心理”，甚至反思“是不是一個人結婚太早不好，或許是女子結婚太早是不好的”？《呼蘭河傳》中王大姑娘是傳統(tǒng)社會秩序中的女性，長相漂亮，性格響亮，擅于操持家務，年屆二十未訂婆家，誤了婚期，最終與磨倌馮歪嘴子私通生子，成為丑聞。翠姨的反思是呼蘭河時代新女性與傳統(tǒng)女性的分界線，是從傳統(tǒng)女性邁向現(xiàn)代女性的第一步，暗示翠姨的婚姻期待，經(jīng)自由戀愛與新青年步入婚姻殿堂。

通常認為愛情悲劇是《小城三月》的核心主題。小說開篇以翠姨和堂哥“大概是戀愛了”營造一個浪漫假象，翠姨與堂哥的互動橋段也顯曖昧，如堂哥將吹過的簫遞給翠姨，易于聯(lián)想到妙玉將自用的綠玉斗交給寶玉。然而通篇敘事，堂哥等青年男子均是面孔不清、性格模糊的性別符號，僅是通過服飾、教育的對比形成價值判斷。翠姨妹妹的未婚夫：“穿著藍袍子黑馬褂，好像商人，又像一個小土紳士。”藍色長袍外罩黑馬褂，地主少東家裝扮。翠姨的未婚夫：“穿一身藍布棉袍子，黑馬褂，頭上戴一頂趕大車的人所戴的四耳帽子?！彼亩弊佑址Q拉虎帽，圓形冒頂，前后左右四個半圓形帽耳與頂相連，翻折靈便，四季可戴，俗稱“四塊瓦”，是底層勞動者便帽。俗諺：“四塊瓦，四季戴，撥浪鼓兒響起來?！贝湟涛椿榉虼┧{袍馬褂，卻戴一頂四耳帽子，家境殷實卻很俗氣。值得注意的是，翠姨姊妹的未婚夫都是“鄉(xiāng)下人”。地主鄉(xiāng)紳擁有廣袤土地，開燒鍋，設私塾，招佃農(nóng)，財富往往超過城里一般家庭。阿城福昌號張氏本家便是“鄉(xiāng)下人”。通過服飾、財禮可以判斷，翠姨姊妹的未婚夫是地主鄉(xiāng)紳階層，妹妹欣然接受婚事，按世俗標準判斷，稱得上門當戶對。對于翠姨來說，嫁入鄉(xiāng)下意味著遠離都市，“我”家開啟的現(xiàn)代之窗關閉了。翠姨參加族中婚禮的片段堪稱經(jīng)典。族中婦女悉數(shù)到場：“她們是八旗人，大襖的襟下一律的沒有開口，而且很長。大襖的顏色棗紅的居多，絳色的也有，玫瑰紫色的也有。而那上邊繡的花色，有的荷花，有的玫瑰，有的松竹梅，一句話，特別的繁華。”翠姨穿“將來做新娘子而準備的藍色緞子滿是金花的夾袍”，獨占風頭。雙層無絮的長袍是夾袍，春秋兩季常服。族中婦女一律穿大襖，暗示天氣寒冷，翠姨卻穿春秋兩季的夾袍以顯身材，表現(xiàn)她含蓄內(nèi)斂而傲然爭俏的性格，同時暗示她即將迎接旗族傳統(tǒng)婚禮，面臨孝敬公婆、勤謹持家的傳統(tǒng)宿命，穿潔白婚紗步入婚姻殿堂將是夢幻泡影，因而在一眾贊嘆中抑郁不樂。小說隨后寫正月十五看花燈，偶遇幾個男學生：“他們穿的衣服總算都市化了。個個都穿著西裝，戴著呢帽，外套都是到膝蓋的地方，腳下很利落清爽?！贝湟逃X得他們個個好看，比城里“那種怪樣子的外套，好像大棉袍子似的，好看得多了”。在西裝面前，傳統(tǒng)旗裝淪于“怪樣子”的尷尬處境。在翠姨眼中，堂哥是由西裝、現(xiàn)代教育、大都市拼湊成的時尚青年而非在意容貌、思想和性情，與鄉(xiāng)下的未婚夫一樣只是一具外殼，沒有靈魂。翠姨的婚姻悲劇是無法實現(xiàn)都市生活，而非兩個受阻的自由靈魂。

翠姨曾有一個理想機遇，外祖母向族中一位讀書的小叔叔提婚，被祖母拒絕了?！肮褘D的孩子，命不好，也怕沒有家教，何況父親死了，母親又出嫁了，好女不嫁二夫郎，這種人家的女兒，祖母不要?！蓖庾婺负妥婺副池摬煌奈幕瘋鹘y(tǒng)。京旗文化表彰節(jié)婦，也支持孀婦再醮，祖母以儒家倫理批評外祖母成為翠姨的心理障礙。翠姨一生的開心時刻是去哈爾濱辦嫁妝，被“像一個女同學似的”招待著。小說開篇絨繩鞋故事表現(xiàn)翠姨掩飾欲望的性格特征，采辦嫁妝后卻勇敢提出讀書要求，結果接受閨塾教育，依然困于傳統(tǒng)。翠姨的反抗對于淑媛女子已是巨大飛躍，卻在歷史的夾縫中左沖右突，無力掙脫。翠姨憂郁得疾非因愛情失意，而是源于無法實現(xiàn)理想生活的絕望。翠姨臨終前對堂哥講：

你來得很好，一定是姐姐，你的嬸母（我的母親）告訴你來的，我心里永遠紀念著她。她愛我一場，可惜我不能去看她了……我不能報答她了…….不過我總會記起在她家里的日子的……她待我也許沒有什么，但是我覺得已經(jīng)太好了……我永遠不會忘記的……我現(xiàn)在也不知道為什么，心里只想死得快一點就好，多活一天也是多余的。

翠姨平靜的話語或許壓抑一段刻骨戀情，真實憧憬卻是西裝、高跟鞋、打網(wǎng)球等現(xiàn)代表象，這在姐姐家一一體驗了，死而無憾。翠姨在姐姐家接受啟蒙，夢醒后卻無路可走?！缎〕侨隆肥鞘捈t絕筆之作，也有作者的自我投射——如果不離開家庭，遠別呼蘭河，難免如翠姨一樣抑郁而終。翠姨這段話也可視為蕭紅的臨終告白，于自己的選擇，無怨無悔。

呼蘭河的三月，黑土地涌動無限欲望，遠山近郊一片淺綠，亙古如斯。松花江上的郵輪噴出濃濃黑煙，鐵路上的火車疾速駛過，現(xiàn)代文明以不可抗拒的力量重塑呼蘭河。翠姨凝望哈爾濱的背影是一幅時代寫真，凝聚呼蘭河女子追求現(xiàn)代的強烈欲望，于翠姨一代如海市蜃樓，于未來卻非遙不可及。松花江流域的京旗文化與民人文化在東北現(xiàn)代轉型的歷史時空中演變?nèi)诤希l(fā)展成具有地方特色的現(xiàn)代文明。

蕭紅一生，飛鳥般生涯，顛簸、坎坷、流離，在生命終點回望呼蘭河，平靜的語言蘊含一場偉大告白：“我所寫的并沒有什么幽美的故事，只因他們充滿我幼年的記憶，忘卻不了，難以忘卻，就記在這里了?！盵59]季紅真等學者研究《呼蘭河傳》時注意到，這里存在“兩項對立的文化精神空間，只是力量的懸殊不成比例”[60]。這兩項文化精神空間分別來自京旗文化與中原文化，京旗文化與蕭紅小說的鄉(xiāng)土書寫是本文嘗試探討的話題。京旗文化作為“地方性知識”（local knowledge）利于識別蕭紅小說的風物民俗、日常人倫，但是并非限于一般性文本注釋，而是在“地方性知識”體現(xiàn)的文化傳統(tǒng)內(nèi)，參照曹雪芹、文康、老舍等京旗作家作品，釋讀蕭紅小說久被遮蔽的文化信息，揭示蕭紅筆下呼蘭河世界的多元文化傳統(tǒng)，重新認識蕭紅等東北作家書寫對象的文化癥候。京旗文化作為一種視域對研究蕭紅等東北作家作品同時具有方法論意義，可以突破以往研究的單一視角，開啟文本潛在的多維文化空間，在相關歷史傳統(tǒng)內(nèi)闡釋，豐富文本的文化蘊含?！逗籼m河傳》《小城三月》展現(xiàn)呼蘭河的京旗習俗，《生死場》《后花園》《王阿嫂的死》則呈現(xiàn)外來者（闖關東）的生存狀態(tài)。中與西、旗與民、土著與移民、歷史與現(xiàn)實之間形成文化張力，在多元文化對沖中合成新的文化形態(tài)。正因于此，魯迅評價《八月的鄉(xiāng)村》的話也可詮釋蕭紅筆下的呼蘭河，這里“顯示著中國的一份和全部，現(xiàn)在和未來，死路與活路”[61]。錢理群曾評價蕭紅筆下的呼蘭河，“死寂到了失去一切生命的活力，冷漠到了忘記一切生活的欲望”[62]，然而火車、郵輪召喚著黑土地，哈爾濱的高樓大廈搖撼著松花江，現(xiàn)代啟蒙之光燭照狹隘蒙昧的生死場，東北大地涌動著抗拒傳統(tǒng)惰性的偉大力量，以一幀幀歷史剪影詮釋東北民眾生的堅強、死的掙扎，“托起求生存的砝碼，向再也不是泥濘的道路走去”[63]。舊的世界在崩毀，新的秩序在建立。蕭紅、舒群、傅天飛、于毅夫等傳統(tǒng)秩序中的新青年在“偉大的抽離”中成長為具有現(xiàn)代意義的獨立個體，然而理想主義追求與現(xiàn)實困境的沖突，地域、性別、民族的歷史陣痛在蕭紅等東北作家的鄉(xiāng)土書寫中形成時代撕裂，還須更久遠的變革來彌合。

注釋：

[1]詳見王晶《拉林阿勒楚喀京旗文化》，哈爾濱出版社2002年版；石國章主編《古鎮(zhèn)拉林：京旗文化的搖籃》，拉林滿族鎮(zhèn)人民政府2003年版；鮑海春主編《京旗文化研究》，哈爾濱出版社2004年版。

[2][3][4][5]《民國呼蘭縣志》，《中國地方志集成·黑龍江府縣志輯2》，鳳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76、37～38、228、77頁。

[6]《民國呼蘭縣志》，《中國地方志集成·黑龍江府縣志輯2》，第231頁。

[7]張伯英總纂：《黑龍江志稿》上，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40頁。

[8]《東昌張氏宗族譜書》，哈爾濱市呼蘭區(qū)蕭紅紀念館館藏，第29頁。

[9]駱賓基：《蕭紅小傳》，《文萃》1946年第6期。

[10]蕭軍：《蕭紅書簡輯存注釋錄》，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6頁。

[11]傅秀蘭口述，何宏整理：《女作家蕭紅少年時代二三事》，《蕭紅身世考》，哈爾濱出版社2003年版，第178頁。

[12]王化鈺：《訪梁亞蘭親妹梁靜芝及其丈夫馬天浩老師》，《蕭紅身世考》，第75頁。

[13]江曉：《黑龍江近代教育的奠基者林傳甲》，《龍沙教育史料》，齊齊哈爾市政協(xié)文史資料委員會1995年版，第61頁。

[14]林傳甲：《黑龍江教育日記》，《龍沙教育史料》，第16頁。

[15]《東昌張氏宗族譜書》，哈爾濱市呼蘭區(qū)蕭紅紀念館館藏，第53頁。

[16]果承剛：《黑龍江興學之初的師資隊伍》，《龍沙教育史料》，第242頁。

[17]林傳甲：《重訂黑龍江鄉(xiāng)土志》，私立奎垣學校發(fā)行，1913年版。

[18]許廣平：《憶蕭紅》，《大公報·文藝》1945年11月28日。

[19]蕭紅：《呼蘭河傳》，寰星書店1947年版，第57頁。

[20]諤諤聲：《唱大戲》，《實事白話報》1920年4月13日。

[21]威達雷：《北京兒歌》，《漢語口語初級讀本·北京兒歌》，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217頁。

[22][26]蕭紅：《呼蘭河傳》，第56、56頁。

[23]孔令生：《中國少數(shù)民族繪本》，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頁。

[24]劉俊民講述，何宏整理：《我的同學蕭紅》，《蕭紅印象·記憶》，黑龍江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86頁。

[25]張秀琢：《重讀〈呼蘭河傳〉，回憶姐姐蕭紅》，《蕭紅身世考》，第34頁。

[27][30]《民國呼蘭縣志》，《中國地方志集成·黑龍江府縣志輯2》，第476、476頁。

[28]蕭紅：《小城三月》，《時代文學》1941年第1卷第2期。

[29]傅秀蘭口述，何宏整理：《女作家蕭紅少年時代二三事》，《蕭紅身世考》，第179頁。

[31][32][33]蕭紅：《呼蘭河傳》，第67～68、56、252頁。

[34]詳見梁曉玲《拉林阿勒楚喀京旗方言島調(diào)查研究》，黑龍江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

[35]詳見付立松《蕭紅小說風土敘事的京旗底色》，《文藝爭鳴》2023年第4期。

[36]蕭紅：《呼蘭河傳》，第129頁。

[37][39][40]蕭紅：《呼蘭河傳》，第131、132、143～144頁。

[38]老舍：《正紅旗下》，《老舍全集》第8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457頁。

[41]《民國呼蘭縣志》，《中國地方志集成·黑龍江府縣志2》，第459頁。

[42][44]蕭紅：《呼蘭河傳》，第158、203頁。

[43]張秀琢：《重讀〈呼蘭河傳〉：回憶姐姐蕭紅》，《蕭紅身世考》，第31頁。

[45]藍露怡：《喜劇的前臺，悲劇的畫外音——論蕭紅筆下的有二伯》，《文藝理論與批評》2003年第1期。

[46]張琦翔：《清代掌故雜談》，《紫禁城》1981年第3期。

[47][48][49]蕭紅：《呼蘭河傳》，第205～206、205、206頁。

[50]鄭毅主編：《欽定大清會典事例》，《東北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史料集成》3，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172頁。

[51]蕭紅：《呼蘭河傳》，第206、207頁。

[52]季紅真：《蕭紅大傳》，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21頁。

[53]蕭紅：《家族以外的人》，《作家》（上海）1936年第2卷第2期。

[54]蕭紅：《王四的故事》，《中流》（上海）1936年第1卷第2期。

[55]蕭紅：《家族以外的人》，《作家》（上海）1936年第2卷第2期。

[56]趙園：《論蕭紅小說兼及中國現(xiàn)代小說的散文特征》，《論小說十家》，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1年版，第203頁。

[57]王化鈺：《訪梁亞蘭親妹梁靜芝及其丈夫馬天浩老師》，《蕭紅身世考》，第74頁。

[58]蕭紅：《小城三月》，《時代文學》1941年第1卷第2期?！缎〕侨隆芬牟辉僖灰蛔⑨尅?/p>

[59]蕭紅：《呼蘭河傳》，第205～206頁。

[60]季紅真：《蕭紅大傳》，第47頁。

[61]魯迅：《田軍作〈八月的鄉(xiāng)村〉序·且介亭雜文二集》，《魯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96頁。

[62]錢理群：《“改造民族靈魂”的文學——紀念魯迅誕辰一百周年與蕭紅誕辰七十周年》，章海寧主編：《蕭紅印象·研究》，黑龍江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275頁。

[63]端木蕻良：《〈呼蘭學人說蕭紅〉序》，《蕭紅印象·序跋》，黑龍江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6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