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年輕的時候，曾經是梁啟超熱心的讀者。周作人在《魯迅與清末文壇》一文中回憶說：

魯迅更廣泛的與新書報相接觸，乃是壬寅（1902）年二月到了日本以后的事情。其時梁任公亡命日本，在橫浜辦《清議報》，后來繼以《新民叢報》，風行一時，因為康梁雖然原來都是保皇的，但梁任公畢竟較為思想開通些，他的攻擊西太后看去接近排滿，而且如他自己所說，“筆鋒常帶情感”，很能打動一般青年人的心，所以有很大的勢力。癸卯（1903）年三月魯迅寄給我一包書，內中便有《清議報匯編》八大冊，《新民叢報》及《新小說》各三冊，至于《飲冰室自由書》和《中國魂》，則在國內也已借看到了。不過民族革命運動逐漸發(fā)展，《新廣東》《革命軍》公然流傳，康梁的立憲變法一派隨之失勢，但是對于我們，《新小說》的影響還是存在，因為對抗的同盟會在這一方面沒有什么工作，乃是一個缺陷?！缎滦≌f》上登過囂俄（今稱雨果）的照片，就引起魯迅的注意，搜集日譯的中篇小說《懷舊》（講非洲人起義的故事）來看，又給我買來美國出版的八大本英譯器俄選集。其次有影響的作家是焦爾士威奴（今譯儒勒·凡爾納），他的《十五小豪杰》和《海底旅行》，是雜志中最叫座的作品，當時魯迅決心來翻譯《月界旅行》，也正是為此。（鐘叔河編訂《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2卷，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版，第647—648頁）

當時的情形確實是這樣?！肚遄h報》、《新民叢報》都是魯迅注意閱讀的讀物。比方《自由書》中《煙士披里純》一篇里說：

記曰：至誠所感，金石為開。精神一到，何事不成。西儒姚哥氏有言：“婦人弱也，而為母則強。”Woman is Weak，But Mother is Strong。夫弱婦何以能為強母，唯其愛兒至誠之一念，則雖平日嬌不勝衣，情如小鳥，而以其兒之故，可以獨往獨來于千山萬壑之中，虎狼吼咻，魍魎出沒，而無所于恐，無所于避，蓋至誠者人之真面目而通于神明者也。當生死呼吸之頃，弱者忽強，愚者忽智，無用者忽而有用。失火之家，其主婦運千鈞之笥，若拾芥然。法國奇女若安，以眇眇一田舍青春之弱質，而能退英國十萬之大軍，曰惟“煙士披里純”之故。（中華書局版《飲冰室合集》第6冊，《飲冰室專集》之二，第72—73頁）

這里，梁啟超引用的是法國姚哥（雨果）著的《九三年》第三部“在旺岱”第五卷“魔鬼身上的上帝”之“一”里的一句話，是說米歇爾·佛萊莎的，原話是：“女人固是脆弱，母親卻是堅強的?！保ㄈ嗣裎膶W出版社，鄭永慧譯本，1996年版，第378頁）大約他很喜歡這句話，不久在《新民說》第七節(jié)《論進取冒險》、第十七節(jié)《論尚武》兩節(jié)中又各引用了一次（同上書，第6冊，《飲冰室專集》之四，第26頁、第115頁）。1918年，魯迅的好友許壽裳喪偶。6月20日魯迅寫信去安慰他，就用了梁啟超再三引用的這個洋典故，說：

夫人逝去，孺子良為可念，今既得令親到贛，復有教師，當可稍輕顧慮。人有恒言：“婦人弱也，而為母則強?！逼蜑橐晦D曰：“孺子弱也， 而失母則強?！贝艘饩貌徽Z人，知 君能解此意，故敢言之矣。

《新民叢報》第一號上梁啟超的《新史學》一文中說：“英儒斯賓塞曰：‘或有告者曰：鄰家之貓，昨日產一子，以云事實，誠事實也；然誰不知為無用之事實乎？何也？以其與他事毫無關涉，于吾人生活上之行為，毫無影響也。然歷史上之事跡，其類是者正多，能推此例以讀書觀萬物，則思過半矣?！怂故辖倘艘宰魇纷x史之方也?！保ㄍ?，《飲冰室文集》之九，第5頁）魯迅看了，記住了。大概覺得這舉例有一點可笑吧，1926年他在《雜論管閑事·做學問·灰色等》一文中說：“即使是動物，也怎能和我們不相干？青蠅的腳上有一個霍亂菌，蚊子的唾沫里有兩個瘧疾菌，就說不定會鉆進誰的血里去。管到‘鄰貓生子’，很有人以為笑談，其實卻正與自己大有相關。譬如我的院子里，現(xiàn)在就有四匹鄰貓常常吵架了，倘使這些太太們之一又誕育四匹，則三四月后，我就得常聽到八匹貓們常常吵鬧，比現(xiàn)在加倍地心煩?！?934年4月9日他給姚克的信中又說：“清初學者，是縱論唐宋，搜討前明遺聞的，文字獄后，乃專事研究錯字，爭論生日，變了‘鄰貓生子’的學者，革命以后，本可開展一些了，而還是守著奴才家法，不過這于飯碗，是極有益處的?！笨梢娪∠笫巧畹?。

也是《新民叢報》第一號上的《新民說》第二節(jié)《論新民為今日中國第一要務》中說：

天下之論政術者多矣，動曰某甲誤國，某乙殃民，某之事件政府之失機，某之制度官吏之溺職。若是者，吾固不敢謂為非然也。雖然政府何自成，官吏何自出，斯豈非來自民間者耶？某甲某乙者，非國民之一體耶？久矣夫聚群盲不能成一離婁，聚群聾不能成一師曠，聚群怯不能成一烏獲，以若是之民得若是之政府官吏，正所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其又奚尤。（《飲冰室合集》第6冊，《飲冰室專集》之四，第2頁）

后來，1925年魯迅在和北京《猛進》周刊的主編徐炳昶的通訊中，也說了類似的意思：

大約國民如此，是決不會有好的政府的；好的政府，或者反而容易倒。也不會有好議員的；現(xiàn)在常有人罵議員，說他們收賄，無特操，趨炎附勢，自私自利，但大多數的國民，豈非正是如此的么？這類的議員，其實確是國民的代表。（《華蓋集·通訊》）

梁啟超1902年6月在《新民叢報》第十期發(fā)表的《新民說》第十一節(jié)《論進步》（一名《論中國群治不進之原因》），提出五個妨礙中國社會進步的原因，其中第三個是語言和文字的分離束縛了人的智力的發(fā)展，他痛論說：

三曰言交分而人智局也。文字為發(fā)明道器第一要件，其繁簡難易，常與民族文明程度之高下為比例差。列國文字，皆起于衍形，及其進也，則變而衍聲，夫人類之語言，遞相差異，經千數百年后，而必大遠于其朔者，勢使然也。故衍聲之國，言文?？梢韵嗪希谎苄沃畤?，言文必日以相離。社會之變遷日繁，其新現(xiàn)象新名詞必日出?；驈姆e累而得，或從交換而來。故數千年前一鄉(xiāng)一國之文字，必不能舉數千年后萬流匯沓群族紛拏時代之名物意境而盡載之盡描之，此無可如何者也。言文合，則言增而文與之俱增，一新名物新意境出，而即有一新文字以應之。新新相引，而日進焉。言文分，則言日增而文不增，或受其新者而不能解，或解矣而不能達。故雖有方新之機，亦不得不窒，其為害一也。

言文合，則但能通今文者，已可得普通之智識；其古文之學（如泰西之希臘羅馬文字）待諸專門名家者之討求而已。故能操語者即能讀書，而人生必需之常識，可以普及。言文分，則非多讀古書通古義，不足以語于學問。故近數百年來學者，往往瘁畢生精力于《說文》《爾雅》之學，無余裕以從事于實用，夫亦有不得不然者也，其為害二也。

且言文合而主衍聲者，識其二三十之字母，通其連綴之法，則望文而可得其音，聞音而可解其義。言文分而主衍形者，則《倉頡篇》三千字，斯為字母者三千；《說文》九千字，斯為字母者九千；《康熙字典》四萬字，斯為字母者四萬。夫學二三十之字母，與學三千、九千、四萬之字母，其難易相去何如？故泰西、日本，婦孺可以操筆札，車夫可以讀新聞，而吾中國或有就學十年，而冬烘之頭腦如故也，其為害三也。

夫群治之進，非一人所能為也，相摩而遷善，相引而彌長。得一二之特識者，不如得百千萬億之常識者。其力逾大，而效逾彰也，我國民不得不疲精力以學難學之文字，學成者固不及什一，即成矣，而猶于當世應用之新事物新學理，多所隔閡，此性靈之浚發(fā)所以不銳，而思想之傳播所以獨遲也。（《飲冰室合集》第6冊，《飲冰室專集》之四，第57—58頁）

魯迅贊同梁啟超這個意見，后來在好些文章里批評了現(xiàn)在用的漢字。如：

我們的勞苦大眾歷來只被最劇烈的壓迫和榨取，連識字教育的布施也得不到，惟有默默地身受著宰割和滅亡。繁難的象形字，又使他們不能有自修的機會。（《二心集·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

中國的象形——現(xiàn)在是早已變得連形也不像了——的方塊字，使工農雖是讀書十年，也還不能任意寫出自己的意見。（《二心集·黑暗中國的文藝界的現(xiàn)狀》）

漢字和大眾，是勢不兩立的。（《且介亭雜文·答曹聚仁先生信》）中國人要在這世界上生存，那些識得《十三經》的名目的學者，“燈紅”會對“酒綠”的文人，并無用處，卻全靠大家的切實的智力，是明明白白的。那么，倘要生存，首先就必須除去阻礙傳布智力的結核：非語文和方塊字。如果不想大家來給舊文字做犧牲，就得犧牲掉舊文字。（《且介亭雜文·中國語文的新生》）

方塊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不但勞苦大眾沒有學習和學會的可能，就是有權有勢的特權階級，費時一二十年，終于學不會的也多得很。……所以，漢字也是中國勞苦大眾身上的一個結核，病菌都潛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結果只有自己死。（《且介亭雜文·關于新文字》）

梁啟超后來從另外的角度考慮了現(xiàn)在用的漢字的歷史作用，反對改革為一種拼音文字。1907年為他的著作《國文語原解》寫的引言說：

……近世有識者，莫不苦之而思所以易之，雖然，易之抑談何容易。我國文字，行之數千年，所以糅合種種異分子之國民而統(tǒng)一之者，最有力焉。今各省方言，以千百計，其能維系之使為一國民而不分裂者，以其不同言語而猶同文字也。且國民之所以能成為國民以獨立于世界者，恃有其國民之特性，而國民之特性，實受自歷史上之感化，與夫其先代偉人哲士之鼓鑄耳。而我文字起于數千年前，一國歷史及無數偉人哲士之精神所攸托也。一旦而易之，吾未知其利害之果足以相償否也。

夫生今日而采萬國之法，制一完善之衍聲字母，取吾國民所固有種種復雜之發(fā)音，而悉能網羅以衍之，其事抑非甚難，然雖有此新母，而舊字之不可以廢，則既若是，舊字既不可不學，而復益之以新字，其毋乃使學者益其勤已乎！……

若我國文，則受諸吾祖，國家之所以統(tǒng)一，國民特性之所以發(fā)揮繼續(xù)，胥是賴焉，夫安可以廢也。（見《飲冰室合集》第3冊，文集之二十，第29—30頁）

梁啟超的這個看法，魯迅就沒有接受了。他還是主張改革漢字，不過他對于改革將會遇到的一些困難，他也沒有能夠提出解決的辦法。

漢字改革的弊端，且不說拼音化的改革，就說已經實行了幾十年簡體字，就出現(xiàn)了梁啟超預言的情況：小學生入學，學簡體字，容易一些。長大了，如果要研究學問，就不免研讀舊籍，就得把沒有學過的舊字從頭學一遍，一個也不能少。“雖有此新母，而舊字之不可以廢，則既若是，舊字既不可不學，而復益之以新字，其毋乃使學者益其勤已乎！”每個讀書人必須識字的數量增加了一倍，這個得失怎么算？

梁啟超在《新民說》第十八節(jié)《論私德》里談清代的文化統(tǒng)制：

下逮本朝，順（治）康（熙）間首開博學鴻詞以縶遺逸，乃為《貳臣傳》以辱之。晚明士氣，斫喪漸盡。及夫雍（正）乾（?。?，主權者以悍鷙陰險之奇才，行操縱馴擾之妙術，摭拾文字小故以興冤獄，廷辱大臣耆宿以蔑廉恥，（乾隆六十年中大學士、尚［書］、侍［郎］、供奉諸大員無一人不曾遭黜辱者）又大為《四庫提要》《通鑒輯覽》等書，排斥道學，貶絕節(jié)義。自魏武以后，未有敢明目張膽變亂黑白如斯其甚者。（見《飲冰室合集》第6冊，專集之四，第121—122頁）

魯迅《且介亭雜文》里的《買〈小學大全〉記》這篇也是談清代的文化統(tǒng)制的，和梁啟超這里說的意思差不多，其中說：

但是，清的康熙，雍正和乾隆三個，尤其是后兩個皇帝，對于“文藝政策”或說得較大一點的“文化統(tǒng)制”，卻真盡了很大的努力的。文字獄不過是消極的一方面，積極的一面，則如欽定四庫全書，于漢人的著作，無不加以取舍，所取的書，凡有涉及金元之處者，又大抵加以修改，作為定本。此外，對于“七經”，“二十四史”，《通鑒》，文士的詩文，和尚的語錄，也都不肯放過，不是鑒定，便是評選，文苑中實在沒有不被蹂躪的處所了。而且他們是深通漢文的異族的君主，以勝者的看法，來批評被征服的漢族的文化和人情，也鄙夷，但也恐懼，有苛論，但也有確評，文字獄只是由此而來的辣手的一種，那成果，由滿洲這方面言，是的確不能說它沒有效的。

梁啟超還在《論私德》這一節(jié)里談到清初的尊崇漢學排斥宋學，說：

而乾（隆）嘉（慶）以降，閻（若璩）、王（鳴盛）、段（玉裁）、戴（震）之流，乃標所謂漢學者以相夸尚，排斥宋明，不遺余力。夫宋明之學，曷嘗無缺點之可指摘，顧吾獨不許鹵莽滅裂之漢學家容其喙也。彼漢學則何所謂學？昔乾隆間內廷演劇，劇曲之大部分，則誨亂也，誨淫也，皆以觸忌諱，被呵譴，不敢進。乃專演神怪幽靈牛鬼蛇神之事，既藉消遣，亦無愆尤。吾見夫本朝二百年來學者之所學，皆牛鬼蛇神類耳。而其用心亦正與彼相等。蓋王（陽明）學之激揚蹈厲，時主所最惡也。乃改而就朱（熹）學，朱學之嚴正忠實，猶非時主之所甚喜也。乃更改而就漢學。若漢學者，則立于人間社會以外，而與二千年前地下之僵石為伍，雖著述累百卷，而決無一傷時之語；雖辯論千萬言，而皆非出本心之談。藏身之固，莫此為妙。才智之士，既得此以為阿世盜名之一秘鑰。于是名節(jié)閑檢，蕩然無所復顧。故宋學之敝，猶有偽善者流；漢學之敝，則并其偽善而亦無之。何也？彼見夫盛名鼎鼎之先輩，明目張膽以為鄉(xiāng)黨自好者所不為之事。而其受社會之崇拜享學界之尸祝自若也。則更何必自苦以強為禹行舜趨之容也。昔王鳴盛（著《尚書后案》《十七史商榷》等書，漢學家之巨子也）嘗語人曰：吾貪贓之惡名，不過五十年；吾著書之盛名，可以五百年。此二語者，直代表全部漢學家之用心矣。（同上書，第126頁）

魯迅同意這個意見，他在《買〈小學大全〉記》一文里也說：

特別攻擊道學先生，所以是那時的一種潮流，也就是“圣意”。我們所常見的，是紀昀總纂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和自著的《閱微草堂筆記》里的時時的排擊。這就是迎合著這種潮流的，倘以為他秉性平易近人，所以憎恨了道學先生的谿刻，那是一種誤解。

魯迅文章里的用語，也有一些從梁啟超那里來的。例如“國民性”一詞，在魯迅的筆下是用得很多的，從1907年的《摩羅詩力說》開始，一直到1935年、1936年還在用。例如：

中國人的不敢正視各方面，用瞞和騙，造出奇妙的逃路來，而自以為正路。在這路上，就證明著國民性的怯弱，懶惰，而又巧滑。（《墳·論睜了眼看》）

難道所謂國民性者，真是這樣地難于改變的么？……幸而誰也不敢十分決定說：國民性是決不會改變的。（《華蓋集·忽然想到一至四》）

讀史，就愈可以覺悟中國改革之不可緩了。雖是國民性，要改革也得改革，否則，雜史雜說上所寫的就是前車。（《華蓋集·這個與那個》）

說到中國的改革，第一著自然是掃蕩廢物，以造成一個使新生命得能誕生的機運。五四運動，本也是這機運的開端罷，可惜來摧折它的很不少。那事后的批評，本國人大抵不冷不熱地，或者胡亂地說一通，外國人當初倒頗以為有意義，然而也有攻擊的，據云是不顧及國民性和歷史，所以無價值。這和中國多數的胡說大致相同，因為他們自身都不是改革者。豈不是改革么？歷史是過去的陳跡，國民性可改造于將來，在改革者的眼里，已往和目前的東西是全等于無物的。（《譯文序跋集·〈出了象牙之塔〉后記》）

說起民元的事來，那時確是光明得多，當時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覺得中國將來很有希望。自然，那時惡劣分子固然也有的，然而他總失敗。一到二年二次革命失敗之后，即漸漸壞下去，壞而又壞，遂成了現(xiàn)在的情形。其實這也不是新添的壞，乃是涂飾的新漆剝落已盡，于是舊相又顯了出來。使奴才主持家政，那里會有好樣子。最初的革命是排滿，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國民改革自己的壞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緊的是改革國民性，否則，無論是專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雖換，貨色照舊，全不行的。（1925年3月31日致許廣平的信）

中國國民性的墮落，我覺得并不是因為顧家，他們也未嘗為“家”設想。最大的病根，是眼光不遠，加以“卑怯”與“貪婪”，但這是歷久養(yǎng)成的，一時不容易去掉。我對于攻打這些病根的工作，倘有可為，現(xiàn)在還不想放手，但即使有效，也恐很遲，我自己看不見了。（1925年4月8日致許廣平的信）

……日本國民性，的確很好，但最大的天惠，是未受蒙古之侵入；我們生于大陸，早營農業(yè)，遂歷受游牧民族之害，歷史上滿是血痕，卻竟支撐以至今日，其實是偉大的。但我們還要揭發(fā)自己的缺點，這是意在復興，在改善……內山氏的書，是別一種目的，他所舉種種，在未曾揭出之前，我們自己是不覺得的，所以有趣，但倘以此自足，卻有害。（1936年3月4日致內山完造《一個日本人的中國觀》譯者尤炳圻的信）

即從上面并不完全的舉例中，可見魯迅用“國民性”這個詞之多。而這個詞就是梁啟超的用語。例如梁啟超在《歷史上中華國民事業(yè)之成敗及今后革進之機運》一文中說：

蓋我國民之于政治，積極的改良之興味甚薄，而消極的節(jié)制之勢力甚強。社會上若別有一保壘線，為政治所不能侵入，若侵入焉，必致挫衄，吾民即隱身于此線內，以自遂其發(fā)育。其能日處驚濤駭浪中而優(yōu)自保存者恃此，然坐是之故，對于政治日益冷淡，甚且生厭惡。寢以斫喪其政治本能，而凡百公共事業(yè)，乃委諸休戚不相關者之手，國家之元氣屢傷，后雖恢復，而寸進尺退，等于不進。此則文化停滯之一大原因也。雖然，我國民所篤信之不干涉主義，自有其真價值存焉。今后我國政治之新生命，其終必建設于此基礎之上，故近十數年來，夢想德國日本式之保育政策者，以違反國民性故，既已完全失敗，自今以往，若欲舉馬克思所理想藍寧所實行之集權的社會主義移植于中國，則亦以違反國民性故，吾敢言必終于失敗。（《飲冰室合集》第4冊，文集之三十六，第31頁）

又如他在《歐游心影錄》中記他在英國游歷威士敏士達（今譯威斯敏斯特）寺，說：“我想在一個寺就可以算得英國國民性的‘象征’?！保ā讹嫳液霞返?冊，專集之二十三，第49頁）同書談到英國的議會，說：“英國國民性，有兩種極大極重的要素：一種是愛自由，一種是愛保守。兩黨算是各各代表這兩種國民性的一面?！保ǖ?2頁）

梁啟超提出了“國民性”這個概念，魯迅接受了這個提法；只是魯迅進而提出了“國民性可改造于將來”的問題，并且致力于促進改造國民性的工作，魯迅從梁啟超那里前進了一步。

（節(jié)選自《新文學史料》2024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