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專欄開了一年，成績如何，讀者自有判斷。誰也不能一言以蔽之，輕松決定應該如何進行“中國當代小說理論建構”。但是，這絕非一蹴而就，一眼就能望到頭的短途，而是需要恒心和耐力，更需要想象力的長路。這也不是獨自遠行的狹路，而是需要許多人一起相伴前行的大道?！爸袊敶≌f理論建構”不是按一個觀點、一套話語、一條路徑來建造的封閉性獨棟建筑，當代小說宏闊的歷史發(fā)展與批評實踐都要求小說理論應該是眾聲喧嘩的多元共同體。抱著這個想法，我們才有理由也有信心將這個專欄繼續(xù)開下去。

新年第1期的3篇文章，就充分體現(xiàn)了理論探索的多元性。《本巴》本身就是一部足以讓某些凝固的小說理論感到困惑的奇異小說。劉亮程在烏鎮(zhèn)針對《本巴》當眾口述的這篇短文也是一則與眾不同的創(chuàng)作談。他談到小說與口傳史詩的關系，談到中國人的文化自信和民族共同體精神，談到永遠不會舍棄兒童視角及其萬物共居的宇宙觀，談到作家需要關注并書寫相對恒常的事物，還談到要將自己“活成”周遭萬物，最終“將一個地方的古老歷史活成自己鮮活的心靈往事，把一個地方書寫成世界”。如此繚亂、如此紛雜、如此“詩意”的一篇文章，理論家們該怎樣從中找出理論建構的靈感、材料與方式呢？

另外兩篇都再次談到汪曾祺。關于小說，汪曾祺實在說了不少，有些甚至是拋開他自己的創(chuàng)作而面對整個文學發(fā)言。獨特的汪氏文論源源不斷地滋養(yǎng)著許多理論批評者。袁俊偉拈出的文氣論再次點亮汪氏文論。這或許有些出人意料，但仔細看，又確是如假包換的汪老遺言：“我以為‘文氣’是比‘結構’更為內在，更精微的概念，和內容、思想更有有機聯(lián)系。這是一個很好的、很先進的概念，比許多西方現(xiàn)代美學的概念還要現(xiàn)代的概念。文氣是思想的直接的形式。我希望評論家能把‘文氣論’引進小說批評中來，并且用它來評論外國小說?！痹挠赏羰衔臍庹摮霭l(fā)，引申出“創(chuàng)作發(fā)生學”“文本審美論”“主體素養(yǎng)論”，并提醒中國當代小說理論建構者們須返身開掘中國傳統(tǒng)美學與文論富礦，萬不可將敘事學之類西方理論，錯認為當代中國小說理論的思想淵源。但袁文的關鍵詞（創(chuàng)作、發(fā)生學、文本、審美論、主體）無一不來自西方。袁君也引用了汪曾祺原話，“什么是‘文氣’？我以為是內在的節(jié)奏”，其中“內在的”“節(jié)奏”都并非中國特產(chǎn)。

重提中國傳統(tǒng)文氣論的重要性，接下來是給它罩上“中國傳統(tǒng)”的法衣，使之與西方理論老死不相往來？還是實事求是，探討文氣論與西方理論的異同，進而架起對話溝通的橋梁？倘若文氣論果真為我們的傳統(tǒng)所特有而為西方所絕無，那我們的傳統(tǒng)文章是否因此就篇篇“氣韻生動”，西方數(shù)千年文章（包括小說）則一直死氣沉沉，甚至根本就沒氣、短氣、斷氣了呢？我們究竟應該如何透過小說理論來談論中國傳統(tǒng)與西方？

翟業(yè)軍研究汪曾祺，卓有成效。他這篇文章也引用了許多汪曾祺小說理論，但主要還是由畢飛宇和契訶夫的“三姐妹”對照出發(fā)，說到“一個有關寫作的重要的兩難”，即作家和人物的關系究竟是“拉遠，還是迫近？做自己，還是做別人？”翟君文章一如既往搖曳多姿、引人入勝，因為他將小說創(chuàng)作的隱曲琢磨得很深，對作家只言片語也絕不輕易放過。他的理論文章總是與細致周詳?shù)淖骷易髌氛撍榻蝗凇?/p>

翟君這篇文章也涉及一個需要澄清的問題：小說家和小說人物距離之遠近（這似乎是《小說修辭學》作者韋恩·布斯所喜愛的話題，卻并非西方敘事學所能壟斷的話題），可以等同于“做自己，還是做別人”嗎？遠近/人我似乎是兩個層面的問題。小說家抵近描寫某個人物，可以表明他認同此人，也可以表明他憎惡此人。反之亦然，作者可能只是表面上靠近某人，實際上卻更加認同另一個或一群刻意保持一段距離的人。一部大書的關鍵（主題）很可能就由某個不起眼的人物來承載。在這個意義上，我贊同翟君的總結：“拉遠還是迫近，做自己還是做別人，兩種距離、視角并沒有高下之分，它們就是想象人物、書寫世界的兩種截然不同的可能?！?/p>

拉拉雜雜寫了這些讀后感，一則還是拋磚引玉，供讀者諸君參考；二則也是想說，小說理論往往跟小說一樣復雜，并不能一覽無余?；蛟S，這既是“小說學”的難處，也是“小說學”至今還值得人們反復探索的魅力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