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典哲學中的自然觀念蘊涵非常豐富。概言之，自然主要指充滿生機的天地宇宙“自己如此”“本來樣子”之意；它指示出一個自發(fā)、完美而和諧的狀態(tài)，其中排除了造物主的觀念，亦杜絕任何人為制作的因素。如程明道所稱：“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保ā逗幽铣淌线z書》卷第十一）宋代以后的哲學家普遍將自然確立為天理良知的核心內(nèi)容。從王陽明的使用方式中，可以概括出天之自然、人之自然等用法；前者如春夏秋冬之往復、日月星辰之運轉，具有公共必然、秩序、規(guī)律的涵義；后者如人的情感和功夫修養(yǎng)所指向的不思不勉境界，具備個體生命與情境的涵義。通過分析王陽明自然觀念，尤其是其背后的寂感結構；對于厘清陽明心學的情感形上學特質及其政教意義，具有重要的意義。

寂感與自然

王陽明對人之自然的理解主要集中于倫理情感，他喜歡使用“真誠惻怛”描述其中的自發(fā)、完美與和諧狀態(tài)。對于“自然”情感的推重，是心學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一般而言，人類情感在無所拘束之后的自由發(fā)散，容易陷溺于玄虛或蕩越，自我隔絕于宇宙大化流行。王夫之曾批評陸王心學為“孤僻”（《張子正蒙注》卷四），大概就是因為這方面的原因。事實上，陽明心學并沒有這么簡單。在陽明對情感“自然”的論述背后，隱藏著獨特的寂感結構。這種形上學結構既建構了陽明學以積極進取的狂者胸次為精神氣質的特點，也奠定了陽明去世之后陽明后學的心學思想建構百花齊放的思想基礎。

具體而言，陽明強調(diào)“此心若無人欲，純是天理，是個誠于孝親的心”（《傳習錄上》），這是以親親之情說良知；陽明指出“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于吾身者乎？不知吾身之疾痛，無是非之心者也”（《傳習錄中·答聶文蔚》），這是以真誠惻怛之心說良知。這種誠孝的心、真誠惻怛之情，在什么意義上是人性自然的內(nèi)容？這就涉及寂感結構與自然的關系問題。在著名的“巖中花樹”公案中，陽明對“心外無物”的解說：“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心同歸于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保ā秱髁曚浵隆罚┻@里的“寂”是《易傳》所說的“寂然不動”，人與花各有其性、各自伸展，意指不涉人為安排的本體秩序；“一時明白”之“看”就是《易傳》所說的“感而遂通”，通過真實的接觸，展現(xiàn)人與花之間的感通一體。陽明此語意在指出寂感不二，寂然不動的本體秩序就在感應的當下展現(xiàn)，除此之外別無其他展現(xiàn)途徑；此之謂“心外無物”。牟宗三也指出，陽明所說的天理不是外在的抽象之理，而是由真誠惻怛之心自然地呈現(xiàn)；良知明覺的對象不是外在的理，而是它自身所決定、所呈現(xiàn)的理。（《從陸象山到劉蕺山》）真誠惻怛之心如何呈現(xiàn)天理？陽明“感應之幾”話頭展現(xiàn)的寂感思想結構對此有深刻的說明。

陽明認為從感應之幾上看，天地、鬼神、萬物均與我同體；感應機制的源頭是“我的靈明”（良知），因為天地鬼神要由“我的靈明”去俯仰其高深、辨其吉兇災祥，離卻“我的靈明”便沒有天地鬼神萬物了。（《傳習錄下》）這種論述的思路是通過良知的覺醒，喚醒與我本來相連的天地萬物，以自然活潑的方式共在。這種思想的根源在于陽明所說的寂感關系具有迥異于宋代理學的特質：“‘未發(fā)之中’即良知也，無前后內(nèi)外而渾然一體者也。有事無事，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于有事無事也。寂然感通，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于寂然感通也?！保ā秱髁曚浿小ご痍懺o書》）感通不是外在刺激，而生機相通共振；寂與感的關系是寂在感中，感在寂中，即寂即感，神感神應。

綜上，陽明寂感思想的意義結構就表現(xiàn)在通過真實的情感與經(jīng)驗，祛除虛假與想象對于世界的遮蔽，激活萬物之間的感應結構。陽明在“感應之幾”話頭所說的，良知靈明成為天地鬼神萬物的主宰，顯然是在作為感應之幾的真誠惻怛之心激活了萬物之間內(nèi)在真實關聯(lián)的意義上說。這是一種“由感通寂、寂感一體”的思想形態(tài)，依賴真摯的情感與經(jīng)驗激活萬物之間內(nèi)在的關聯(lián)；其注重由充滿道德熱情的人心良知所認定的道理，構造公共社會的理則。

王陽明哲學中的“自然”三義

在陽明對自然的各種使用中，大致可區(qū)分為三種互相蘊含而又稍有區(qū)別的涵義（區(qū)別主要是在其后學的使用中彰顯）：1.無為（自在，毫無掩飾造作的純真）；2.自發(fā)的趨勢（自動，不容已）；3.規(guī)律（秩序、必然如此）。例如：

①堯舜之兢兢業(yè)業(yè)，文王之小心翼翼，皆敬畏之謂也，皆出乎其心體之自然也。出乎心體，非有所為而為之者，自然之謂也。（《答舒國用（癸未）》）

②七情順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不可分別善惡，但不可有所著；七情有著，俱謂之欲，俱為良知之蔽；然才有著時，良知亦自會覺，覺即蔽去，復其體矣。（《傳習錄下》）

③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傳習錄上》）

④《大學》所謂厚薄，是良知上自然的條理，不可逾越，此便謂之義；順這個條理，便謂之禮；知此條理，便謂之智；始終是這條理，便謂之信。（《傳習錄下》）

上引第①條是在無為的意義上使用；第②條“自然之流行”是無為之意，后面的“自會覺”也是“自然”，是自發(fā)的趨勢之意；第③條是自發(fā)的趨勢之意；第④條是規(guī)律秩序之意。概言之，自然有形式義和內(nèi)容義，無為和自發(fā)是其形式義，規(guī)律是其內(nèi)容義。需要說明的是，這三種涵義在許多場合中是渾然一體的，因為包括陽明在內(nèi)的傳統(tǒng)思想家對自然的使用，往往是語意渾淪圓轉如盤中之珠，難以剖分而離析之。但在某些具體的語境中，有意無意間確實各有側重，“稍有區(qū)別”是就此而言。例如，陽明說“天地間活潑潑地，無非此理，便是吾良知的流行不息。”（《傳習錄下》）“仁是造化生生不息之理。雖彌漫周遍，無處不是，然其流行發(fā)生，亦只有個漸，所以生生不息?！保ā秱髁曚浬稀罚┝贾ㄈ剩┎皇蔷窒抻趥€體的人心，而是具有天道意義的生機在人之體現(xiàn)，因此良知與天地之間的生機是貫通同一的；它是最根源的存在，其每一發(fā)見流行處與良知自體毫無二致，此之謂“當下具足，不需假借”。良知的這種發(fā)見流行，本身內(nèi)涵規(guī)律秩序的意義。秩序規(guī)律是生機流行過程中天然、客觀存在的條理。此即自然的形式義與內(nèi)容義的統(tǒng)一。

陽明曾提出“因用求體”的論說：“本體上何處用得功？必就心之發(fā)動處才可著力也。”（《傳習錄下》）自然三義其實就是這種體用觀的具體展現(xiàn)。陽明心學的寂感結構能夠保證良知的發(fā)見流行是無為、自發(fā)而同時也具備客觀條理，是每一事物、每一生命微妙的律動和秩序的呈現(xiàn)?！白匀弧比x說明，陽明對于真誠惻怛的個體情感之重視，就在于其通過寂感結構回返天地化生秩序；感應之心（真誠惻怛之心）雖然是個體性的，但它本身具備整體性和普遍性。

由“自然”看陽明心學的政教特質

陽明及其后學是中晚明時代最有活力和影響力的思想家群體。黃宗羲對其影響力有一個精彩的評論：“陽明先生之學，有泰州、龍溪而風行天下，亦因泰州、龍溪而漸失其傳。泰州、龍溪時時不滿其師說，益啟瞿曇之秘而歸之師，蓋躋陽明而為禪矣?！保ā睹魅鍖W案·泰州學案》）泰州是指王艮，龍溪是指王畿，兩人在陽明門下號稱“二王”。黃宗羲的評論引發(fā)我們思考一個問題：為何陽明之學在中晚明時代的傳播，出現(xiàn)了風行天下的榮耀和走向狂禪化的流弊兩者集于一身的現(xiàn)象？事實上，陽明心學是追求自由體悟的學問，陽明學派思想家“終身學術，每久之而一變”（黃宗羲《明儒學案序（改本）》）的現(xiàn)象就是這一特質的表現(xiàn)。這種自由體悟既體現(xiàn)在事上磨煉、改造社會的壯舉之中，也展現(xiàn)于對良知靈明的形上探討之中。前者激勵人奮發(fā)向上，在中晚明時代特殊的時代境況中易為人接受；后者以“無善無惡”之口訣引向三教合流，引發(fā)政教秩序危機。相較而言，陽明學三教合流的問題易于理解，本文不做專門的討論分析。下面僅從“自然”觀的角度切入，具體考察陽明學與政教秩序建構的內(nèi)在思想機制。

陽明說“仆近時與朋友論學，惟說立誠二字”（《與黃宗賢五》），這里所說的“誠”并非今人所說的主觀意念上的誠實，而是指自然；立誠就是指人的生命節(jié)奏應該跟生生活潑的世界保持同步。甚至，保持同步感應的生活方式，是人的生命展開自身的最佳方式。基于感應之幾思想，良知靈明與活潑潑的世界秩序是同步的。世界本來是一個整體，陽明以“感應之幾”的方式令其在人的生命當中如如呈現(xiàn)；以良知靈明激活“我的生命世界”中的本來活潑的整體世界，恢復世界整體性和活潑性。在這一意義上，良知學的目標是徹底融匯于活潑潑的日常生活世界，沒有任何障礙地展現(xiàn)其活機大用。陽明對“自然”情感的推重，事實上正是指向這一目標。當人的真誠惻怛之心沒有任何曲折障礙，得以自然、自由發(fā)散，其所擁有的力量是經(jīng)由理性節(jié)制的情感力量無法比擬的。前者自由、充沛、機敏，具有不可抑制的動力；后者謹慎、節(jié)制、堅韌，但也容易失去動力。

陽明高弟錢德洪描述陽明“平生冒天下之非詆推陷，萬死一生，遑遑然不忘講學”（《傳習錄序》），而陽明講學的重心就在于發(fā)揮《拔本塞源論》中所說的“誠愛惻怛之情”。正如學界通常關注的，陽明心學的重點不在高遠的宇宙意識體驗或一己的知覺靈明，而在親民、仁民的社會政治實踐。陽明心學反對將學術局限于內(nèi)心的恍惚想象之中，親民實踐（事上磨煉）就是打破局限的途徑，同時也是擴大心量和心力、擴展生命視野的途徑。正是在這一意義上，陽明心學作為思想資源積極主動地參與到中晚明社會的變革運動中。可以這么說，陽明良知學及其提倡的親民實踐正印證了心學形上學其實也是一種社會政治領域的組織原理。面對功利之說日盛、偽善橫行的社會，陽明熱切期盼的是掃除社會丑惡現(xiàn)象并引導社會回歸善真禮誠的狀態(tài)。中晚明時代陽明良知學風行天下，正在于其倡導學者積極主動地投入為善去惡的社會實踐中；激發(fā)起個體的道德熱情，批判和改造現(xiàn)實社會。晚明大儒劉宗周曾指出：“今天下爭言良知矣，及其弊也，猖狂者參之以情識，而一是皆良；超潔者蕩之以玄虛，而夷良于賊?！保ā蹲C學雜解·解二十五》）從本文所討論的自然與寂感來看，陽明后學玄虛、放肆之流弊，正是情感背離了寂感結構而起。但是對于陽明學派信徒來說，解決良知學“情識而肆、玄虛而蕩”流弊的途徑，仍在于依賴錘煉充沛而敏銳的良知力量，而非通過“寂體”消解道德熱情。因為理想社會是不會自發(fā)出現(xiàn)的，它有賴人們社會實踐過程中的主動爭取；真理及其效應也不會平白無故地在人的身心上出現(xiàn)，它是人們在學習過程中積極思考的結果。

（作者：陳暢，系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