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身份政治”：“道德綁架”的文化裝置

在中國當代文學中，盡管有一批作家在各種文類中，表達對道德的認信，但不能否認的是，越來越多的作家尋求審美表現(xiàn)的更大的自由度，拒絕道德、倫理等字眼對文學的接近。對于后者，如果簡單地將之視為厭棄道德而唯物質(zhì)是舉者，恐怕是過于簡單化的理解。須知，“‘無涉道德’本身就是一種道德主張”。{1}對于這樣一種影響廣泛、具有代表性的寫作倫理思潮，只是以消費主義批判的思想資源，對之進行反思，并不能接觸到當代作家面向的問題實質(zhì)，而且也忽視了這一思潮在公眾群體中有廣泛接受傾向。

在新媒體時代醞釀的文化園地中，人們熱衷于用道德等規(guī)約去評判公眾人物、知識分子、婦女兒童、原生家庭，又熱衷于反抗施加到自我所屬群體的網(wǎng)絡暴力、權力統(tǒng)治、法律規(guī)約等等。將這種文化現(xiàn)象與當代作家所呈現(xiàn)的“無涉道德”的“道德觀”聯(lián)系起來，追問后者的行為心理和言說動機，厭棄外在規(guī)約、拒絕“道德綁架”的核心訴求也就漸漸凸顯?！暗赖陆壖堋币呀?jīng)是新媒體時代令人不再陌生的文化現(xiàn)象，由此衍生而來的網(wǎng)絡暴力令人畏懼道德批評如虎。盡管網(wǎng)絡暴力所指涉的內(nèi)涵與道德綁架并不完全一致，更無法與道德批評等而視之，但當代文化中的一個突出現(xiàn)象在于，人們開始對道德、倫理等嚴肅的話題產(chǎn)生怕和疼的生理感受。這種現(xiàn)象自然是令人瞠目結舌的，顯出某種“小時代”的倫理危機。然而，熟悉當代文學史者，皆能明白此一反抗道德的主張，有著深遠的歷史背景和權利探討動因，那就是，人們的集體無意識中，潛藏著對“倫理政治化”和“道德綁架”的無邊恐懼。

吊詭的是，當代人所處的社會文化語境卻又賦予了人們?nèi)我鈩潥w“身份”的便利。一方面，當代人渴求獲得尊嚴感和被承認，這根源于人性的隱秘心理，故此，“現(xiàn)代的身份感迅速演變?yōu)樯矸菡?，個體借此要求他們的價值得到公開承認”。{2}另一方面，當這種尊嚴感與認同感與互聯(lián)網(wǎng)信息流鏈接，對他者身份合法性的質(zhì)疑攻訐開始蔓延，自以為掌握了身份劃歸的能力，就是掌握了道德真理，便能通過自我的道德判斷約束他人，甚至綁架他人的自我，以期達成預想的事件發(fā)展軌跡?？梢哉f，“身份政治”作為一種文化隱疾造就了世道人心的異化，以“身份”為情感要挾，以“利益”為價值追求，以“快感”為心理渴望，共同形塑了熱衷“道德綁架”之人格的病態(tài)畫像。加之文化傳統(tǒng)中的格言警句常被人奉若圭臬，而這些規(guī)訓并未經(jīng)過反省重審的轉化過程。諸如“幫人幫到底，送佛送到西”的文化斷語助推了“道德綁架”的蔓延態(tài)勢。人們在使用這些警句格言之時，常常忽略了一個必要的反問——憑什么？好人力所能及地做一些善事，已是仁至義盡、竭盡全力，而苛求他們“送佛送到西”則是苛求者自我中心主義的過分張揚。

所謂“文變?nèi)竞跏狼?，興廢系乎時序”，當代作家身處這一“身份政治”泛濫的文化語境中，加上源自“倫理政治化”的歷史記憶及其沉重體驗，在文學敘事中自然會著重發(fā)掘“道德綁架”的幽影，探究其成型的文化因素和心理動因，追問其造成的社會危害和文化危機。故此，“道德綁架”現(xiàn)象作為一個可以打通現(xiàn)實社會病癥、作家現(xiàn)實關懷意識與國族歷史文化基因的理論線索節(jié)點，對于重審當代文學敘事倫理的發(fā)現(xiàn)與遮蔽，對于走向當代文學所代表之文化心靈的深層結構，形成了一個非常關鍵的窺視窗口。而以此為研究主旨，首先要面臨的問題是，寫作者何以通過敘事倫理的魔法之筆，發(fā)現(xiàn)“道德綁架”的文化印記，呈現(xiàn)出“道德綁架”現(xiàn)象所含納的人格病態(tài)。

二

“責任話語”的異化：“道德綁架”的權責偏謬

當代文學關于“道德綁架”文化現(xiàn)象的敘事倫理的流露，是從對“責任”這一生活體驗的反思開始的。從柳青《創(chuàng)業(yè)史》、周立波《山鄉(xiāng)巨變》到路遙的《人生》《平凡的世界》，敘事者挖掘了政治規(guī)約或解嚴環(huán)境下“農(nóng)村新人”招致的流言蜚語，探討了不同社會語境中“農(nóng)村新人”理應遵循的責任倫理。從張煒《古船》、陳忠實《白鹿原》，到趙本夫《荒漠里有一條魚》、胡學文《有生》，寫作者探索了古老中國靈魂凝結在鄉(xiāng)土人物上的德性根基與責任擔當，與之相對的則是庸碌乃至流氓之輩對他們的攻訐誣陷和綁架利用。人生存于社會群體之中，首先面對的就是復雜的人際關系，包括親子關系、夫妻關系、師徒關系、朋友關系、宗族關系、上下級關系、官民關系等等，不同的社會文化規(guī)定了這些關系的具體生態(tài)，即所謂“十里不同俗”，其中關鍵在于各種關系內(nèi)蘊了各樣的權力—責任模式。究其根本，“責任就是權力的一個功能，無權者無責任”。{3}文明的責任模式，往往具有相同之處，例如權責對等、人道關懷、友善互助、知恩圖報、尊老愛幼等等；而野蠻的責任模式，卻各有各的野蠻，例如一夫多妻、遺棄老人、忘恩負義、自私自利、自我中心等等。當代文學敘事倫理正是在書寫“責任話語”的過程中，發(fā)現(xiàn)了“道德綁架”本身的權責偏謬和野蠻本相，后者直接導致了當代社會中“責任話語”的異化。人們一旦被他人以責任相要挾，往往意味著個體權利的削弱和個體訴求的壓抑。由于這些“責任話語”異化的文化因素不同，并且產(chǎn)生的權責偏謬也具有不同性狀特點，在當代文學流露出的敘事倫理中，這些異化現(xiàn)象主要再現(xiàn)為如下幾種類型：行善之人不能拒絕道義苛責、知識分子不能向社會求待遇、親朋好友不能把自己放首位、父母親人不能對子女提要求等等。當代文學敘事倫理之于“道德綁架”的權責偏謬的揭示可從以下幾個方面展開。

其一，當代文學敘事倫理顯示出，“道德綁架”潛藏在對惡的忽視和對善的苛求中，世人以偏謬的道德觀念，要求好人承擔更多的責任與后果。嚴歌苓《芳華》中的劉峰救了一個偷入靶場的老太太，然而只因后者進靶場是為了撿取公社漏下的紅苕，文工團的戰(zhàn)士們就說“雷又鋒（劉峰綽號）這回當錯了雷鋒，救錯了人”。慣于“道德綁架”的人，便是用如此嚴厲的評判標準，去要求永恒的善行符合一時的政治標準，而罔顧了對生命的敬重，更是異化了好人應有的責任，使后者變得愈加復雜而沉重。劉峰生活于這般壓抑、苛刻的文化環(huán)境中，極富同理心的他但行好事、不問前程，其悲劇性可想而知。而林丁丁之所以震驚于劉峰的求愛，就是認為劉峰這樣的“圣人”不能像所有男人一樣表達愛意，{4}這無疑是說，行善之人絕不能擁有流俗之人同樣具有的愛恨情仇。徐則臣《我的朋友堂吉訶德》里的老周敏銳地發(fā)現(xiàn)了當代社會的日益冷漠、分裂，決心從自己做起，微笑對人以期打破人際隔膜，因為“人人自危的環(huán)境里，賊只會越來越多”{5}。可以想見，他遭受了種種鄙夷和嫌棄，只有老人和孩子愿意接受他的禮物。他給大爺遞煙，卻被其女兒指斥為害人，他給孩子的大白兔奶糖，被孩子母親貶為爛東西。在盛行“道德綁架”的文化環(huán)境里，行善只是事情的開始，好心常被質(zhì)疑暗藏害人的心機，好人要自證清白并承擔難以想象的、維護他人的責任。程先生（王安憶《長恨歌》）、宋沒用（任曉雯《好人宋沒用》）、憶秦娥（陳彥《主角》）、老扁（趙本夫《荒漠里有一條魚》）這些好人，往往被要求付出更多的犧牲，甚至他們的付出已被當作理所當然，接收者心安理得地接受這種善行，即便偶有報恩之心還要等著好人的“開口”。{6}但前者忘了這樣一個事實，一旦好人開口，豈不成了乘人之危的小人？所謂善行也便成了“交易”。

其二，當代文學有關倫理敘事關注知識分子的命運與悲劇，揭示了熱衷于“道德綁架”之人的謬誤在于，用想象的、古代的“圣人君子”之德行操守，要求現(xiàn)實的、當代的“知識分子”之言行舉止。應物兄（李洱《應物兄》）為了滿足領導們的要求，為了符合他們對于現(xiàn)代儒學傳人的道德期待，應物兄不得不練就了委曲求全、“表里不一”的“修養(yǎng)”功夫；林宜生（格非《月落荒寺》）身為哲學教授衣食無憂，之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外部世界對內(nèi)在自我的撕裂和擠壓，是因為他被人們——包括前妻——以道德為名要求容忍與承受那些生命苦痛；楊科（閻連科《風雅頌》）被妻子搶走了自己珍視的學術著作，卻仍被后者希望能夠寬容大度而不去告發(fā)。知識分子對于社會的責任，固然有其公共性的一面，就中國儒家傳統(tǒng)而言是“修齊治平”，以西方公共知識分子傳統(tǒng)為參照，知識分子有向整個社會發(fā)聲的義務。{7}但是，這一切的“責任話語”有一個必要的前提，即知識分子應當服從具有普世價值的道德律令，不能落入別有用心者為了牟利而設置的倫理圈套，否則知識分子不再是分享了智慧與勇敢，而是印證了愚昧和懦弱。正因如此，王小波在他的“時代三部曲”中，刻寫了知識分子對“智慧”的求索，李靖（《紅拂夜奔》）機智百變、擅于發(fā)明，李先生（《似水流年》）在動亂年代苦苦鉆研無人問津的西夏文，而王二（《黃金時代》）用邏輯破解眾人對陳清揚生活作風的無端苛責，王仙客（《尋找無雙》）則是敏銳地發(fā)現(xiàn)眾人進行道德審判背后的晦暗人心和愚昧本相。

其三，通過挖掘親朋好友等人際關系的隱秘，當代文學揭示了“道德綁架”對友好型人際關系的破壞之始，在于將一切現(xiàn)代型社會關系納入血緣倫理框架中，用后者代表的道德觀念來圈定現(xiàn)代社會的人際關系。付秀瑩《野望》寫出鄉(xiāng)村企業(yè)家劉增志的心理，劉增志曾在招工上幫助村人，可惜廠子經(jīng)營遭遇危機，眾人紛紛向他討債。劉增志酒后吐出心聲：“我劉增志，開廠子，怎么對工人的，唵？都是鄉(xiāng)里鄉(xiāng)親，沾親帶故，我是憑著自家的良心，我憑著良心?？扇缃衲?，我遇上事兒了，大伙兒怎么就不念一點兒情分，唵？恨不能把我一口吃了哇！狗日的們。就忘了當初求我的時候了？”{8}劉增志酒后失言，將工人的催債視為忘恩負義的行為，自認為善良的劉增志非常迫切地希望“沾親帶故”的工人能夠拉他一把。然而，這種酒后的直言快語卻顯出某種“道德綁架”的意味，其話語深層是對工人勞動者身份的忽視，認為工人是自己的親人好友，恰恰是異化了工人與老板之間的責任關系。按照樸素的道德觀念，親友的確有相互扶持的義務，否則就顯出涼薄的品性，但作為勞動者的工人卻并沒有這一責任去幫助老板走出困難，勞動者付出辛勤的勞動，已經(jīng)是付出他所擁有的全部。在這一層面上，忽視了“責任話語”的異化，劉增志的酒后吐真言只能是對自己心理的二次傷害。溫如風（陳彥《星空與半棵樹》）因為自家的半棵樹被村霸偷砍，決心上訪，而地方官僚為了阻止溫如風，就派溫如風在鎮(zhèn)政府任職的老同學安北斗上門，寄希望打感情牌，試圖令溫如風為了老同學的工作而放棄上訪，這是一種常見卻暗合國人心理的“道德綁架”。顯然，在這種責任話語中，溫如風若是不顧同學的“金飯碗”，就有不義的嫌疑。同樣，曹德寶、春燕夫婦（梁曉聲《人世間》）之所以跟周秉昆分道揚鑣，正是因為他們想憑借周秉義的權力謀取私利，并且在沒能如愿后懷恨在心，參與了對周秉義的誣告。曹德寶看秉昆當初幫了困難的孫趕超，就義正言辭地對周秉昆說：“朋友間什么時候分出親疏遠近了？我們求你走走你哥的后門，想價格便宜點兒買一套房子，這點兒面子你都不給嗎？”{9}然而，此時房價已經(jīng)大漲，德寶的道德綁架自然令秉昆大為光火。曹德寶沒有考慮到秉昆對兄長秉義的愛護，沒有認識到這種要求已超出了秉昆作為朋友的責任，也混淆了與秉義之間較為明了的百姓與官員的界限。當代文學正是在這人心的勘探之旅中發(fā)現(xiàn)，原本現(xiàn)代社會的上—下級、官—民、資本家—工人之間較為清晰的權責體系，被納入傳統(tǒng)鄉(xiāng)土的圈層倫理中，朋友之間的責任倫理業(yè)已變質(zhì)為強權綁架個體意志的手段，深受其害而能夠與之抗爭者則是少之又少。

其四，核心家庭日益走向崩解，親子關系中的愛與包容被圈定為單方面的責任。須知，中國現(xiàn)代文學以青春審美為創(chuàng)作的內(nèi)驅動力，高老太爺（巴金《家》）、周樸園（曹禺《雷雨》）這類“封建大家長”是陳腐人物的代表，往往用“封建道德”綁架兒女、規(guī)訓青年，阻礙青年的自由選擇和人生路徑。與現(xiàn)代文學表現(xiàn)父輩道德綁架兒女所不同的是，當代文學逐漸警惕青春審美的合法性，描寫了精致利己的“巨嬰”，他們以責任話語綁架勤勞善良、包容忍讓的父輩，以求個人利益的擴張和瞬時快樂的留存。刁菊花（陳彥《裝臺》）從不憐惜父親刁順子的辛苦工作，反而嫉妒父親對于妹妹韓梅的夸獎，憎恨自己的后媽蔡素芬，屢次為難她，而且當?shù)箜樧右獞土P她時，“突然大喊一聲‘媽——’，哭得一頭撲在了床上，抽搐得整個榻榻米都在晃動”。因為菊花的親娘跟別人跑了，順子為此常怪自己無能，所以“最聽不得的就是菊花這聲哭，一哭，任他再硬的心腸，也都被這攤淚水泡化了”。然而，應當指出的是，順子的心理早已被菊花知悉，“她干脆住進了刁大軍住過的那家五星級酒店，既然是過年，那就好好過一回，反正錢這東西，自己不花，刁順子還是要讓其他女人花完的。”{10}她正是要以順子心底最大的疼痛刺激他，將一切不幸的責任——包括母親的出走、自己的丑陋——都歸罪于他，進而為自己張狂無端尋找邏輯根據(jù)，為避免受罰而尋找逃脫借口，為揮霍父親血汗錢而尋找道德綁架的理由。

如上所述，當代文學從人際關系形塑的人心文化出發(fā)，發(fā)現(xiàn)“道德綁架”的具體表征，探究權責偏謬造成的“責任話語”異化。在這之中，被道德綁架之人，從來難以向他人訴說自己的權利，卻總是被偽裝成敬佩、尊重、親愛的各種責任要求而包圍。好人不正被要求著“幫人幫到底，送佛送到西”？知識分子不正被要求著“安貧樂道”？親朋好友不正被要求著“重義輕利”？父母雙親不正被要求著“不求回報”？凡此種種，無不引人深思一種健康的權責關系所應有的具體內(nèi)涵到底是什么。劉小楓曾在《記戀冬妮婭》一文中，反思革命斗爭對“個體愛欲”的“道德綁架”。保爾對冬妮婭宣告自己的準則——第一位是黨，其他人是次要的，“面對保爾的粗魯”，有一次冬妮婭反問：“你憑什么權利跟我這樣子說話？”冬妮婭的反問是至關重要的，“革命有千萬種正當理由（包括謳歌同志式革命情侶的理由），但沒有理由剝奪私人的愛欲權利及其自體自根的生命含義?！眥11}更進一步而言，不論是“革命”，抑或是其他的經(jīng)濟、文化、社會等領域，都不應忽視權責關系的平衡，以避免造成實質(zhì)性的“道德綁架”。而對于當代文學敘事倫理而言，發(fā)現(xiàn)“道德綁架”的權責偏謬并非一切的終點，更深入的思考在于，當代文學敘事倫理對“道德綁架”背后文化、歷史等多種因素的整體批判，這也是下文著重探討的核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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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劉小楓：《波士頓的長電郵——美利堅的政治成長與普遍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97頁。

{2}[美]弗朗西斯·福山：《身份政治：對尊嚴與認同的渴求》，劉芳譯，中譯出版社，2021年，第15頁。

{3}[德]漢斯·約納斯：《技術、醫(yī)學與倫理學——責任原理的實踐》，張榮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8年，第224頁。

{4}嚴歌苓：《芳華》，人民文學出版社，2017年，第10頁、第52-53頁。

{5}徐則臣：《在水陸之間，在現(xiàn)代邊緣》，人民文學出版社，2020年，第100頁。

{6}王安憶：《長恨歌》，作家出版社，1996年，第223頁。

{7}“重要的是知識分子作為代表性的人物：在公開場合代表某種立場，不畏各種艱難險阻向他的公眾作清楚有力的表述?！盵美]薩義德：《知識分子論》，單德興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6年，第32頁。

{8}付秀瑩：《野望》，十月文藝出版社，2022年，第131頁。

{9}梁曉聲：《人世間》下，中國青年出版社，2017年，第386頁。

{10}陳彥：《裝臺》，作家出版社，2020年，第36頁、第286頁。

{11}劉小楓：《記戀冬妮婭》，《這一代人的怕和愛》，華夏出版社，2020年，第4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