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陶淵明的螺旋形怪圈兒

中國古代士人中自我感覺特別良好的高人總是相信自己具有治國平天下的本領，也能獨善其身： 適時走出茅廬，就可以濟蒼生，安社稷；建功立業(yè)之后迅即急流勇退，重入山林，又自能享受幸福和自由。唐人李商隱有兩句詩道：“永憶江湖歸白發(fā)，欲回天地入扁舟”（《安定城樓》），正是講這種理想境界的： 先出山做一番慷慨激昂、改天換地的大事業(yè)，立功于廟堂之上；然后歸于江湖之遠，乘一葉扁舟淡出世局。

達到了這種境界的著名典型是春秋時期的范蠡。他先是幫越王勾踐報仇雪恥，成就了一番霸業(yè)；然后迅即淡出政局，改名換姓，以陶朱公的化名大做生意，四海為家，獲得巨額利潤，成了超級富豪。（詳見《史記》之《越王勾踐世家》與《貨殖列傳》）當官也行，發(fā)財也行，兩手皆硬，一切圓滿，這是一個多么漂亮的人生圓圈啊。

陶淵明也有他心目中理想的圓圈，那就是先行出仕，游行四方，獲取官俸改善生活；然后歸隱，回老家過瀟灑愜意的田園生活。他出仕的目的主要在于具體的經(jīng)濟利益而不包含多少高遠的政治宏圖；其歸隱則是回老家的農(nóng)村，絕不到處奔走去搞什么商業(yè)活動。陶淵明贊嘆歌詠過的先賢甚多，卻沒有提到過范蠡。

先進入體制獲得物質(zhì)利益，后退出體制享受自由，為了實現(xiàn)這樣的人生規(guī)劃，陶淵明把這樣一個美妙的圓圈反反復復地畫了五六次，結果形成一套色彩越來越濃的螺旋形怪圈。

陶淵明第一次出仕是到江州刺史桓伊手下效勞，作為他的使者到外地執(zhí)行種種公務。那時東晉正利用淝水之戰(zhàn)大獲全勝的有利時機出兵北伐，人心振奮，形勢大好。但是他后來回憶這一段經(jīng)歷，沒有唱任何高調(diào)，只說此番出山完全是為了解決經(jīng)濟上的困難，所以干了一段時間就回老家去了，這就是《飲酒》其十詩里所說的“此行誰使然，似為饑所驅(qū)。傾身營一飽，少許便有余?？执朔敲嫞Ⅰ{歸閑居”?；毓枢l(xiāng)閑居，人很舒服，但官俸就沒有了，所以后來他又曾多次出仕，以求“一飽”。

陶淵明的第二次出仕是充當本地江州的祭酒，時間甚短就棄職而去?！端螘る[逸傳》載：“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背鰹橹菁谰频脑蚴恰坝H老家貧”，可見此番出馬仍然著眼于經(jīng)濟，與他的初仕并無二致；而匆匆自解而歸，則是因為此乃“吏職”，同他的平生志趣、生活方式不能兼容。

祭酒、主簿之類都是州里的僚佐，即所謂“吏職”。魏晉以來實行州、郡、縣三級地方行政機構的格局，州一級衙門里的主簿大體相當于后來的秘書長，主管稽核文書、執(zhí)掌印鑒等事?？?、縣和若干中樞機關里也都設有主簿，從事類似的公務。

至于祭酒一職，《晉書·職官志》雖有記載，但只說此乃是列卿之一的太常衙門的一種職務的頭銜（“太常，有博士、協(xié)律校尉員，又統(tǒng)太學諸博士、祭酒及太史、太廟、太樂、鼓吹、陵等令，太史又別置靈臺丞”），而沒有提到地方行政單位的州里也有什么祭酒（“州置刺史，別駕、治中從事、諸曹從事等員……又有主簿，門亭長、錄事、記室書佐、諸曹佐、守從事、武猛從事等。凡吏四十一人，卒二十人”）。成書于前的《宋書》在《百官志》里說到了州一級衙門里有祭酒：“今有別駕從事史、治中從事史、主簿、西曹書佐、祭酒從事史、議曹從事史、部郡從事史，自主簿以下，置人多少，各隨州，舊無定制也。晉成帝咸康中，江州又有別駕祭酒，居僚職之上，而別駕從事史如故，今則無也……祭酒分掌諸曹兵、賊、倉、戶、水、鎧之屬。”這里的記載比《晉書》更詳細，也更重要。陶淵明所任的祭酒究竟是一般的祭酒從事史，還是地位相當高的別駕祭酒，史料有缺，現(xiàn)在已難確指；按一般的情理來推測，應當不是高居于吏職之首的別駕祭酒，而是分管某一領域的祭酒從事史。

如果陶淵明連“居僚職之上”的別駕祭酒都不肯干，州官再來召他為主簿，那就不合官場運作的邏輯了。他先前那個祭酒的地位應在主簿之下。何況《宋書·百官志》明明說江州設有“別駕祭酒”乃是“晉成帝咸康中”（即335—342年間）的事情，到陶淵明任江州祭酒的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之時，“別駕祭酒”一職很可能已經(jīng)不復存在了。東晉王朝政局混亂，官職的編制時有變易，咸康中王羲之曾一度擔任江州刺史，別駕祭酒一職也許出于他的設計，其人地位高名氣大，不免多有創(chuàng)意，有所更張，大約也沒有人來干涉他。

你嫌祭酒從事史的官小，現(xiàn)在請你當主簿，總該可以了吧。此時江州州官王凝之大概是這樣想問題的?？瓷先ゲ粺o道理，其實是看扁了陶淵明，所以當然得不到積極的回應。

實際上陶淵明的苦衷是“不堪吏職”，而不是計較不同諸“吏”之間地位高下的差異。祭酒從事史是“吏”，主簿也是“吏”，而凡是“吏”,就總是得在衙門里看長官的臉色做事，時時要向比自己地位更高的各級長官“折腰”，遵守種種規(guī)則和潛規(guī)則——這是陶淵明完全不能適應的。先前當陶淵明在桓伊手下任職時，他人不在州府的衙門里，而是在外面到處跑，執(zhí)行種種秘密的使命——他只對最高地方官刺史負責，而一向不同種種級別的官僚打交道，那就自由得多，也瀟灑得多了。

從太元十八年（393）拋棄了江州祭酒，又拒絕擔任主簿之時起，到隆安三年（399）再度出山到桓玄手下任職以前，陶淵明有五六年時間是在故鄉(xiāng)閑居的，相對于他第一、二兩次出仕之間的初隱，這一段時間或可稱為他的再隱時期。

從陶淵明的初仕、初隱、再仕、再隱這兩個圓圈看去，陶淵明看重的，一是經(jīng)濟收入，二是自由和尊嚴。最好能同時具備，如果不能，寧可拋棄收入，務必確保個人的自由。當然這也只是不得已而求其次的意思，經(jīng)濟收入也很重要啊。如果自己家底豐厚，完全不需要依靠官俸也能過非常體面的生活，那么本來也可以不必考慮出山的。

二、 到桓玄的帳下效力

到桓玄的帳下效力不在“吏”的差事里失去自由固然是很舒服的事情，但經(jīng)濟上損失很大也是一個老大的問題，于是陶淵明繼續(xù)尋找一種比較自由而又頗有收入的新職務；后來他終于找到了，這就是到新興的地方實力派桓玄帳下去效力。

桓玄出身高門，有根基，有能力，有野心，同他的父親桓溫一樣，頗有志于取司馬氏之皇位而代之。

謝安去世以后東晉的中樞日趨腐敗，政局反復震蕩。隆安元年（397）京口鎮(zhèn)將王恭聯(lián)絡荊州刺史殷仲堪、南郡公桓玄等人起兵討伐掌握實權的佞臣王國寶；以太傅身份攝政的宗室成員司馬道子一方面殺王國寶以謝天下，同時密謀消滅京口、江陵兩藩的勢力。中央和地方的斗爭進入白熱化的新階段。隆安二年王恭、庾楷、殷仲堪、桓玄等再次起兵，差一點打進首都，但因王恭部將領劉牢之、劉敬宣父子倒戈而失敗，王恭被殺?！爸倏凹戎豕∷?，狼狽西走，與桓玄屯于尋陽，朝廷嚴兵相距?！保ā稌x書·會稽文孝王道子傳》）“恭既死，庾楷戰(zhàn)敗，奔于玄軍。既而詔以玄為江州，仲堪等皆被換易，乃各回舟西還，屯于尋陽，共相結約，推玄為盟主。玄始得志?！保ā稌x書·桓玄傳》）桓玄大顯身手的機會到了。隆安三年，他利用荊州大水、糧食缺乏的有利時機，發(fā)兵打敗前盟友殷仲堪以及楊佺期等藩鎮(zhèn)勢力，兼領荊、江二州刺史，成為最大的地方實力派。

于是陶淵明就到他手下效力。此事大約開始于隆安二年（398）詔以桓玄為江州刺史、諸藩屯于尋陽（這里正是陶淵明的故鄉(xiāng)）推桓玄為盟主之日，至遲亦應在隆安四年初詔以桓玄領荊、江二州刺史并督八州八郡諸軍事之時。陶淵明的外祖父孟嘉曾經(jīng)是桓玄之父桓溫的僚佐，也是他的好朋友，陶淵明本人乃著名的江州高門才俊，他愿意到桓玄手下去任職是順理成章、完全可以理解的事情。

陶淵明此時的作品《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于規(guī)林》和《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涂口》等詩，表明庚子、辛丑即隆安四、五年（400、401）時，他正在荊、江二州刺史桓玄手下任職，乘船在長江中、下游之間奔波。

陶淵明喜歡這樣一個人行動，不過他也深感奔波的辛苦，時時想到隱居于田園的安閑快樂。其時的詩中有這樣的句子：“久游戀所生，如何淹在茲。靜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保ā陡託q五月中從都還阻風于規(guī)林》其二）“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舊墟，不為好爵縈。養(yǎng)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涂口》）盡管如此，陶淵明并沒有像先前拋棄江州祭酒那樣，放棄現(xiàn)在的職務。在地方政府的衙門里太不自由了，充當高官的特使在外面執(zhí)行任務雖然辛苦，但比較自由，所以可以接受。

桓玄并不滿足于只當幾個藩鎮(zhèn)的盟主，其志在于奪取中央政權。《晉書·桓玄傳》載： 桓玄自為荊、江二州刺史后，“樹用腹心，兵馬日盛，屢上疏求討孫恩，詔輒不許。其后恩逼京都……復上疏請討之，會恩已走……自謂三分有二，知勢運所歸”。又《資治通鑒》卷一一二云：“桓玄厲兵訓卒，常伺朝廷之隙，聞孫恩逼京師，建牙聚眾，上疏請討之。”朝廷不允許桓玄東下，無非是看出了他的別有用心。而此時陶淵明恰恰奔走于江陵與首都之間，顯然身負重任，絕非等閑之“吏”。

隆安五年（401）冬天，陶淵明遭遇母喪，依禮制退出官場。就在他居喪期間，政局進一步發(fā)生巨變。元興元年（402），尚書令司馬元顯稱詔發(fā)兵討伐桓玄，桓玄迅即攻入建康，殺司馬道子、元顯父子，自封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錄尚書事、揚州牧，領徐、荊、江三州刺史，兼統(tǒng)西府、北府軍，一舉取得了軍政大權。元興二年冬，桓玄“接受”禪讓，稱帝，國號楚，改元永始。晉安帝司馬德宗則被安置到尋陽，軟禁起來。

先前以晉安帝為旗幟的東晉王朝腐敗已極，完全失去人心，所以當桓玄攻入建康之初，“京師欣然”，開局良好；可惜桓玄同樣腐敗，舉措失當，于是很快就“朝野失望，人不安業(yè)”（《晉書·桓玄傳》），預示著形勢將進一步發(fā)生變化。不到一年，桓玄就被北府兵將領劉裕打垮，東晉王朝得以恢復。義熙元年（405）晉安帝復辟，實際掌握國家大權的則是劉裕。

在當時的風云變幻中，陶淵明雖因母喪而完全置身事外，但感情上明顯地傾向于桓玄，對于晉安帝司馬德宗被軟禁于尋陽，他不置一詞。但是陶淵明又是能夠與時俱進的，當桓玄失敗身死之后，他一度進入鎮(zhèn)軍將軍劉裕的幕府任參軍，但為時甚短；稍后又改入建威將軍劉敬宣的幕府效力，充當他的特使到首都去執(zhí)行公務。這時他的頭銜也是所謂“參軍”——一種發(fā)生軍事行動時臨時的差事。（《晉書·職官志》載，將軍府的屬官有長史、司馬、功曹等，“受命出征則置參軍”。）

只要不是一般行政機構里的“吏職”，陶淵明都還能接受，但在劉敬宣手下時，他關于歸隱的決心就完全下定了?！兑宜葰q三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jīng)錢溪》詩云：“我不踐斯境，歲月好已積。晨夕看山川，事事悉如昔。微雨洗高林，清飆矯云翮。眷彼品物存，義風都未隔。伊余何為者，勉勵從茲役？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園田日夢想，安得久離析？終懷在歸舟，諒哉宜霜柏?！笨芍揭宜燃戳x熙元年（405）三月，陶淵明對自己的“一形似有制”、失去充分自由深感不滿，對如此賣勁地在外面奔走效勞狠狠地自嘲——“伊余何為者，勉勵從茲役？”

“園田日夢想，安得久離析？終懷在歸舟，諒哉宜霜柏。”這四句詩表明陶淵明已經(jīng)到了他一生的轉(zhuǎn)折點了。

但他倒也沒有在結束此番“使都”之行后立即實行歸隱，卻又當了一段時間的彭澤縣縣令。此事出于當時在朝廷上具有高位的叔叔陶夔的安排，陶淵明不便不領他的這份情，當縣令也可以進一步為歸隱籌集資金（詳見《歸去來兮辭》小序），所以就照辦了；但他的“園田夢”太強烈了，八十幾天后終于拂袖而去。

陶淵明最后這三次為官（鎮(zhèn)軍參軍、建威參軍、彭澤令）的時間，包括其間的空隙，加起來也不足兩年，義熙元年（405）十一月他終于徹底歸隱了。

三、 為自由退場

先前陶淵明在居喪期間寫過一首很值得注意的詩，這就是元興二年（403）的《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

寢跡衡門下，邈與世相絕。顧盼莫誰知，荊扉晝常閉。

凄凄歲暮風，翳翳經(jīng)日雪。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潔。

勁氣侵襟袖，簞瓢謝屢設。蕭索空宇中，了無一可悅。

歷覽千載書，時時見遺烈。高操非所攀，謬得固窮節(jié)。

平津茍不由，棲遲詎為拙。寄意一言外，茲契誰能別？

詩的前一半痛陳自己在衡門之下饑寒交迫的苦況，不當官，經(jīng)濟方面問題很大啊?！皟A耳無希聲，在目皓已潔”，這樣好的雪景，自己也無心欣賞，只覺得“了無一可悅”，自己已經(jīng)窮得顧不上審美了。

“子曰： 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論語·衛(wèi)靈公》），而陶淵明在這首詩中承認自己是“謬得固窮節(jié)”： 本來并不想如此，而是實逼處此，沒有辦法?！捌浇蚱埐挥桑瑮t詎為拙”二句說，出仕乃是光明大道（漢儒公孫弘任宰相，封平津侯），退隱則是不得已而求其次，但他又自我安慰說，既然前一條路走不通，那么退回故園也還不能算是“拙”。

陶淵明這時本心深處并不打算“拙”，并不想固守其窮，只不過沒有更好的出路。這同他幾年后主動歸隱、“守拙歸園田”（《歸園田居》其一），心情是完全兩樣的。到歸隱后，“拙”已經(jīng)成為他引以為自豪的品格，而非現(xiàn)在似的無可奈何了。

居喪期間的陶淵明又寫過幾首四言詩，如《停云》《時運》《榮木》等，流露了急于出山的迫切心情，又忽然為外祖父孟嘉寫傳，大講其人與桓溫的親密關系。凡此種種皆大有向桓玄致敬的微意。

關于陶淵明兩度為參軍的經(jīng)歷，史書中只是一筆帶過。從過去他為官的經(jīng)歷看去，他的目的應當仍在經(jīng)濟收入，因為喪母須花大筆的錢，又閑居數(shù)載，經(jīng)濟上必有問題。至于最后一次充當彭澤令，經(jīng)濟因素尤其明顯，他在《歸去來兮辭》的小序中不僅明確地說到這一次復出可望有一筆不菲的“公田之利”，也就是充當縣令的官俸，而且說起過去歷次出仕都是“口腹自役”——為了吃飯而奔忙。

陶淵明當官相當于后人為解決生計而謀職。

但是除了要吃飯，他還需要自由，精神生活的意義決不下于物質(zhì)生活?？h令本來也還是可以當?shù)?，這同在州里擔任“吏職”要時時看上司的臉色、聽領導的吩咐不同；可是一個郡里下來的紀檢官員督郵忽然對他產(chǎn)生了意外的影響，《宋書·隱逸·陶潛傳》載：“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嘆曰：‘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xiāng)里小人！’即日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公田之利”固然重要，個人自由價值更高，如果魚與熊掌不可得兼，則舍魚而取熊掌，于是即日解印綬去職，回故鄉(xiāng)隱居。

陶淵明又畫了一個始于出仕搞創(chuàng)收，終于退場要自由的圓圈。

陶淵明歸隱以后，也曾有人勸他東山再起，他不同意，說是“吾駕不可回”（《飲酒》其九）。“義熙末，征著作佐郎，不就。”（《宋書·隱逸·陶潛傳》）言行一致，態(tài)度堅決。

此時陶淵明日子過得瀟灑，不愁生計，一度還有“我土日以廣”（《歸園田居》其二）的大好形勢，稍后發(fā)生一次火災，損失甚巨；到他晚年，經(jīng)濟狀況更差，所以當劉宋王朝有意請他出山的時候，他準備接受，只不過很快到來的死亡把這一切都結束了。

蕭統(tǒng)《陶淵明傳》載：“元嘉四年將復征命，會卒，時年六十三?！痹问撬挝牡鄣哪晏枴４耸码m未能實現(xiàn)，但齊梁時代的詩歌評論專家仍稱陶淵明為“宋征士”（鐘嶸《詩品·中》），唐初編修的史書也是如此（《隋書·經(jīng)籍志》著錄“宋征士《陶潛集》九卷；梁五卷，錄一卷”）。

對劉宋王朝的召喚陶淵明之所以“將復征命”，無非是因為想解決經(jīng)濟上的困難。晚年的陶老身體很差（“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多日躺在病床上（“偃臥瘠餒”），正是在這樣實在難以為繼的困窘處境中，他表示可以考慮復出，可惜這已經(jīng)來不及了。

為了生活，創(chuàng)收是必須的，但自由高于創(chuàng)收，而生命又高于自由。最好是既有較多收入而又相當自由，可惜這兩者不容易兼顧。陶淵明在物質(zhì)生活、精神生活兩端中擺來擺去，多次往返于體制內(nèi)外，先后畫出了一個又一個圓圈而始終未能得到圓滿的解決——就在這種反反復復的折騰中，他走完了自己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