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爾及利亞位于非洲西北部，是阿拉伯馬格里布地區(qū)的一部分。阿爾及利亞是一個富有悠久歷史和文化底蘊的國家，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和獨特的文化遺產(chǎn)，我們可以看到古羅馬遺跡、阿拉伯建筑、柏柏爾文化在這個國家和諧地存在，展示了多元豐富的文化景觀。深厚底蘊與多元文化為文學的發(fā)展提供了土壤，奧斯曼帝國統(tǒng)治時期，阿爾及利亞文學以阿拉伯語為主，主要體裁是短篇小說和詩歌。1830年，法國入侵并征服了阿爾及利亞，繼而宣布阿爾及利亞為法屬殖民地，并實行軍事統(tǒng)治。法國在阿爾及利亞統(tǒng)治期間，全面推行種族歧視、民族壓迫和同化政策，不允許阿爾及利亞人使用阿拉伯語和其他本民族文字，企圖消滅阿爾及利亞人的民族文化。因此，阿爾及利亞文學大部分轉(zhuǎn)為以法語為主。直到1962年，阿爾及利亞實現(xiàn)獨立之后，阿拉伯語作品才得以出現(xiàn)。

一、民族解放運動與反殖民書寫

眾所周知，阿爾及利亞擁有一個悲壯的稱謂——“百萬烈士之國”，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反對法國殖民主義的民族解放戰(zhàn)爭中，阿爾及利亞有百萬人口為爭取民族解放與國家獨立獻出了寶貴的生命。在實現(xiàn)來之不易的獨立之后，阿爾及利亞一直十分重視革命精神的宣傳教育，這已經(jīng)融入阿爾及利亞人的日常生活當中。如今，在首都阿爾及爾的高地上聳立著一座雄偉的烈士紀念碑，無聲而堅定地緬懷著所有在民族解放戰(zhàn)爭中犧牲的英烈。而阿爾及爾的很多街區(qū)、街道和顯著地標，也都被冠以烈士或者重要革命事件的名稱。

同樣，這種強烈的革命精神也存在于阿爾及利亞現(xiàn)當代文學之中。阿爾及利亞近代文學的主要形式是傳統(tǒng)的詩歌，其現(xiàn)代詩歌運動與1954年開始的反對法國殖民主義的武裝革命有著緊密的關(guān)聯(lián)，在1954年至1962年期間，很多阿爾及利亞詩人積極投身民族解放斗爭，甚至認為“詩歌和戰(zhàn)爭是一回事”。例如，著名的革命詩人穆夫迪·扎卡里亞（1908-1977）在其詩歌中講述法國占領(lǐng)期間阿爾及利亞人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呼吁自由和解放，號召反抗占領(lǐng)者，并于1955年在監(jiān)獄中創(chuàng)作了阿爾及利亞國歌《誓言》。在此期間，阿爾及利亞詩人們不僅反抗法國殖民主義，而且對當時社會、文化和政治現(xiàn)實中的一切都具有革命和反叛的意識。可以說，1962年獨立后活躍在阿爾及利亞詩壇的新一代詩人就是在革命時期誕生的，正是這一代人完成了阿爾及利亞詩歌現(xiàn)代性的轉(zhuǎn)型。

 穆罕默德·迪卜的阿爾及利亞三部曲

在小說領(lǐng)域，反抗法國殖民統(tǒng)治和爭取民族解放也是這一時期的創(chuàng)作主題。阿爾及利亞第一代法語作家專注于對阿爾及利亞真實遭遇的描述，他們以阿爾及利亞普通人物為中心，筆下的每個角色都構(gòu)成了阿爾及利亞多元生活的獨特組成部分，反映了阿爾及利亞人民擺脫法國殖民主義枷鎖、獲得自由和解放的渴望。穆罕默德·迪卜(1920-2003)即是這一代作家中的重要代表之一，他最著名的作品是“阿爾及利亞三部曲”——《大房子》（La Grande Maison，1952）、《火災》（L'incendie，1954）、《織布機》（Le Métier à tisser，1957），三部曲描述了阿爾及利亞所遭受的貧窮與苦難，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開始時阿爾及利亞人民在法國殖民政權(quán)的枷鎖下日益增長的反抗意識，充滿了阿爾及利亞的民族精神和民族認同。阿爾及利亞文學評論家納賈特·卡達認為，穆罕默德·迪卜是通過文學創(chuàng)作“形成阿爾及利亞身份認同”的作家之一。在另一位作家卡提布·亞辛（1929-1989）最重要的小說《納吉瑪》（Nedjma）中，女主人公納吉瑪是阿爾及利亞的象征，作家通過將法語與阿爾及利亞的方言和文化相融合的方式來抵制法國的霸權(quán)，在小說中向我們展示了阿爾及利亞人對獨立的向往。除了穆罕默德·迪卜和卡提布·亞辛之外，這一代作家還包括穆魯?shù)隆べM勞恩（1913-1962）、穆魯?shù)隆ゑR阿邁里（1917-1989）、馬利克·哈達德（1927-1978）等人。

1962年之前的殖民時期，阿拉伯語在阿爾及利亞受到嚴重的壓制，因此阿爾及利亞的阿拉伯語小說很少，而且主要是短篇小說。例如，現(xiàn)代阿爾及利亞阿拉伯語短篇小說的先驅(qū)艾哈邁德·里達·胡胡（1910-1956）在此期間寫了幾部廣受好評的短篇小說集，如《哈基姆的驢子》（1953）、《有靈性的女人及其他》（1954）和《人的性格》（1955），他的作品多以詼諧幽默的語言針砭時弊，采用諷刺的方式探討當時阿爾及利亞社會的矛盾和悖論，積極呼吁社會改革。阿卜杜勒·哈米德·哈杜蓋（1925-1996）有一本名為《七道光》（1962）的短篇小說集，其中包含13個圍繞法國殖民主義的殘酷暴行展開的故事，各個故事中主人公艱辛的冒險和探索揭示了他們對變革的迫切渴望，要尋找一條引導他們走向光明的道路，以自由之光抵抗一切形式的束縛，以知識之光抵抗無知的黑暗，以歸屬之光抵抗彷徨和迷惘……

阿爾及利亞獨立以后，一批作家堅持以阿拉伯語進行文學創(chuàng)作，他們促進和鞏固了阿爾及利亞阿拉伯語小說的發(fā)展。其中，被譽為“阿爾及利亞小說之父”的塔希爾·瓦塔爾(1936-2010)堅定地認為，從法語的影響中解放出來，是擺脫經(jīng)濟和政治等其他層面壓迫的必由途徑，應當竭盡全力捍衛(wèi)國家的阿拉伯、伊斯蘭、阿馬齊格和非洲的身份。他嚴厲批評用法語寫作的阿爾及利亞作家們，如果說在殖民時期這樣做尚可理解，但在獨立后仍這樣做是不可接受的。瓦塔爾將“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引入阿爾及利亞阿拉伯語小說，在其中描繪了阿爾及利亞社會在殖民主義統(tǒng)治下所遭受的苦難，以及獨立后的社會、文化和經(jīng)濟轉(zhuǎn)型。他的代表作是1974年發(fā)表的小說《拉茲》，主人公拉茲從一個不務(wù)正業(yè)的私生子逐漸成長為一名革命英雄，是現(xiàn)當代阿拉伯文學中一個典型的革命英雄形象。小說描寫了阿爾及利亞反抗法國殖民的愛國斗爭，同時也反映了阿爾及利亞革命陣營內(nèi)部存在的意識形態(tài)差異以及由此產(chǎn)生的種種矛盾。

艾哈萊姆·穆斯苔阿妮米（1953-）被認為是較早使用阿拉伯語寫長篇小說的阿爾及利亞女作家之一。穆斯苔阿妮米的父親穆罕默德·謝里夫是一位領(lǐng)導反法斗爭的領(lǐng)袖，遵照父親的意愿，她接受了現(xiàn)代標準阿拉伯語教育，并堅持使用阿拉伯語進行創(chuàng)作，認為這是一種明確的政治行為。她的三部曲《肉體的記憶》（1993）、《感官的紊亂》（1996）和《床幃的過客》（2003）至今仍是阿拉伯世界最暢銷的小說之一，其中《肉體的記憶》獲得1998年開羅美國大學馬哈福茲文學獎。小說講述了阿爾及利亞特別是君士坦丁城反抗法國殖民統(tǒng)治的斗爭歷史，同時再現(xiàn)了國家在獨立后面臨的一系列復雜問題。小說涵蓋了記憶、創(chuàng)傷和國家重建等相互交織的主題，然而穆斯苔阿妮米并沒有直接詳述這些社會和政治困境，而是將愛情故事與政治和歷史相結(jié)合，來表達自己對社會和政治問題的理解。

如今，殖民時代雖早已結(jié)束，但阿爾及利亞作家對殖民主義的思考一直延續(xù)至今。青年作家阿卜杜·瓦哈布·伊薩維（1985-）的小說《斯巴達法庭》（2019）獲得2020年第13屆阿拉伯小說國際獎，這是阿爾及利亞作家首次榮獲這一獎項。小說以19世紀奧斯曼帝國統(tǒng)治末期和法國殖民統(tǒng)治初期為背景，通過五位主要人物的多重視角，全面展現(xiàn)阿爾及利亞被外族占領(lǐng)期間的社會概貌，反映阿爾及利亞人如何以各種形式對土耳其和法國的雙重殖民統(tǒng)治進行頑強抵抗。馬哈福茲曾說“阿拉伯小說經(jīng)常是努力在尋找某種東西，可能是愛情、救贖或自我……”，那么這部小說所要尋找的正是祖國的榮耀，讓讀者了解阿爾及利亞人強烈的愛國主義情懷和凜然無畏的斗爭精神。小說揭示了殖民主義對殖民地文化產(chǎn)生深遠影響，造成殖民地國家在現(xiàn)代發(fā)展過程中的一些問題。因此，殖民地作家通過解讀被殖民時期的歷史，試圖重新審視當下祖國與曾經(jīng)的殖民者之間的微妙關(guān)系。

阿爾及利亞作家不僅對本國被殖民的歷史進行持續(xù)反思，也對世界近現(xiàn)代歷史上造成重大災難的侵略戰(zhàn)爭進行深入的思考。魯士迪·里德旺（1979-）的小說《匈牙利人》（2021）以人類現(xiàn)代史上極為復雜的二戰(zhàn)時期為背景，講述阿爾及利亞穆斯林長笛愛好者馬斯歐德、匈牙利基督徒鋼琴家吉諾和阿爾及利亞猶太歌手葉海亞三人的命運意外交織在一起，莫名卷入這場與他們本無干系的殘酷戰(zhàn)爭。然而，親歷戰(zhàn)爭與直視死亡帶來的打擊太過沉重，他們曾經(jīng)恪守的信念與價值觀開始動搖，連同對“祖國”的定義和對身份的執(zhí)念，一并在人類的野蠻行徑中消失殆盡。在戰(zhàn)爭的破壞力與摧毀性面前，主人公意識到自身之渺小，開始質(zhì)疑甚至否定自我。作者將小說主人公設(shè)定為不同宗教背景與國籍身份，意在以此喻指全人類，突顯二戰(zhàn)波及范圍之廣，同時借三位主人公遭遇的心靈創(chuàng)傷，揭露出無奈的現(xiàn)實：藝術(shù)與道德或許可以將人類團結(jié)起來，但卻仍然無法抵抗戰(zhàn)爭的嚴酷與人性的邪惡。三位主人公在小說中反復尋找關(guān)于戰(zhàn)爭、公正、和平與自由的意義，而這也是作家留給讀者思考的重要問題。

二、批判社會現(xiàn)實與探索發(fā)展道路

1962年阿爾及利亞獨立之后，要從法國文化霸權(quán)中解放出來，開始全面貫徹阿拉伯化的政策，也逐漸恢復阿拉伯語的地位。于是，從上世紀六十年代起，阿爾及利亞的阿拉伯語小說得到快速發(fā)展。

在七八十年代，阿爾及利亞的阿拉伯語小說主要關(guān)注民族獨立后的社會轉(zhuǎn)型。一些阿拉伯評論家認為，阿卜杜勒·哈米德·哈杜蓋的《南風》（1970）是阿爾及利亞第一部在藝術(shù)手法上較為成熟的阿拉伯語長篇小說。該小說以新現(xiàn)實主義的創(chuàng)作手法，真實展現(xiàn)了獨立之后的阿爾及利亞農(nóng)村錯綜復雜的矛盾，反映了變革時期新舊勢力的斗爭，告誡阿爾及利亞人民在推翻法國殖民主義之后還有許多社會問題亟待解決。塔希爾·瓦塔爾的小說《地震》（1976）講述曾經(jīng)依附法國殖民勢力的封建主在國家獨立后失去權(quán)勢，面臨土地革命等種種社會變化無所適從，心中充滿仇恨，整日念誦《古蘭經(jīng)》中的《地震》章，期盼發(fā)生一場地震，以至最終癲狂。該小說通過一個反面人物的所見所聞和內(nèi)心活動，展示了阿爾及利亞獨立之后出現(xiàn)的新的社會矛盾。瓦塔爾的另一部小說《動蕩歲月的愛與死》（1982）反映了阿爾及利亞獨立后的土地革命，以及七十年代中期大規(guī)模的農(nóng)業(yè)合作化運動中的各種矛盾與斗爭。瓦塔爾在小說中為阿爾及利亞的農(nóng)業(yè)革命進行辯護，支持總統(tǒng)胡阿里·布邁丁對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此外，小說還揭露了封建主義和資產(chǎn)階級阻礙農(nóng)業(yè)革命的行為，以及政治伊斯蘭勢力的坐大。在八十年代，阿爾及利亞的阿拉伯語小說還涉及對官僚主義、宗教勢力和父權(quán)制度的批判。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阿爾及利亞的經(jīng)濟結(jié)構(gòu)失衡，經(jīng)濟發(fā)展落后，貧困人口激增，加上官僚主義作風和貪污腐敗現(xiàn)象嚴重，導致民眾對政府日益不滿。同時，政治伊斯蘭勢力迅速崛起，其中伊斯蘭拯救陣線很快發(fā)展成為可與執(zhí)政黨相抗衡的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1991年，阿爾及利亞國民大會選舉中伊斯蘭拯救陣線有很大可能獲勝，然而政府隨即取消了選舉，于是伊斯蘭拯救陣線宣布與政府武裝對抗，最終引發(fā)了阿爾及利亞內(nèi)戰(zhàn)。這場內(nèi)戰(zhàn)長達十年，大約有十萬人在戰(zhàn)爭中喪生，也被稱作“黑色十年”。從九十年代開始，阿爾及利亞阿拉伯語小說的另一大主題即是“黑色十年”的悲劇以及在此期間盛行的恐怖主義，這類主題的文學通常也被稱作“‘黑色十年’文學”“災難文學”或者“危機文學”。這類作品不勝枚舉，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塔希爾·瓦塔爾的《燭火與走廊》（1995）、法蒂瑪·阿古恩的《一個男人和三個女人》（1997）、巴希爾·穆夫提的《儀式與葬禮》（1998）和《見證黑暗》（2002）、易卜拉欣·薩阿迪的《死亡時分的法特瓦》（1999）、伊茲丁·賈拉瓦吉的《夢想與悲劇的華蓋》（2000）、艾哈米代·阿亞什的《災難之夜的迷宮》、雅思敏·薩利赫的《沉默的海洋》（2000）和《玻璃祖國》（2006）、穆罕默德·薩里的《腫瘤》（2002），等等。例如，穆罕默德·薩里的《腫瘤》講述弱勢群體如何被恐怖組織引誘和利用，逐漸走上邪惡的不歸路。小說將民族的悲劇比作一個惡性毒瘤，它在國家的身體深處扎根，然而身體里的細胞是如何發(fā)生異常、逐步蔓延直至形成腫瘤，“這是每個人的責任，是他們共同的病”，消除腫瘤的過程無疑是痛苦的，但也是絕對必要的。

到了新世紀，阿爾及利亞小說中對國家近現(xiàn)代歷史的反思更加深刻，而且對歷史的反思往往與對當下現(xiàn)實的批判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巴希爾·穆夫提（1969-）的小說《火的玩偶》（2010），以上世紀八十年代阿爾及利亞經(jīng)歷的大規(guī)模騷亂為背景，講述了主人公里達從逆來順受的溫順青年變成冷酷兇殘的黑幫成員的故事。這位黑幫殺手其實也不乏內(nèi)省的意識：“我變成了惡人，同時我也是邪惡的玩偶；我變成了魔鬼，我也是魔鬼的玩偶；我變成了瘋狂肆虐的烈火，我也是這烈火的玩偶，被它焚燒。”小說行文憂郁沉重，字里行間表達了對國家未來深切的憂思。作者在接受半島電視臺采訪時說：“我這一代人曾經(jīng)歷過阿爾及利亞現(xiàn)代史上令人痛苦的那些年份，體驗過那時的恐怖陰影。我們曾親眼目睹個人夢想、國家夢想的破滅，至今那些噩夢仍讓我驚悚。因此，我依舊要在那時的黑暗中徘徊，不僅要弄清楚究竟發(fā)生了什么，更要將自己從其中解脫。”痛定思痛，這也是作者直面?zhèn)吹脑蛩凇?/p>

此外，阿爾及利亞作家們還嘗試使用非傳統(tǒng)的手法改寫或重寫歷史，并在其中加入荒誕、幻想、黑色幽默等元素。賽米爾·高希米（1974—）入圍2020年阿拉伯小說國際獎的作品《特洛拉爾的階梯》（2019）以荒誕的手法諷刺了阿爾及利亞甚至是阿拉伯世界的政治歷史，次年他的另一部作品《無以言表的愚蠢》（2020）依舊采用荒誕手法，但卻在開篇即推翻自己在《階梯》中建立的敘事王國，指出其中的故事不過是邊緣人物哈米迪的一個夢，遂賦予《階梯》中大部分人物完全不同的身份，開始了完全不同的故事，重新講述阿爾及利亞的歷史。在《階梯》中國家的門全部消失，從而使公眾與私人、集體與個人混在一起，權(quán)力的邊界隨著門的消失而消解，最終門房哈米迪被軍政府任命為傀儡總統(tǒng)。而在《愚蠢》中，國家面臨的新危機則是人們失去了讀寫能力，最終從監(jiān)獄出逃、能讀會寫的駝背小偷賽里姆被軍政府任命為傀儡總統(tǒng)，國家的荒誕歷史再次重演。這不難讓人聯(lián)想到馬克思曾說“歷史本身經(jīng)常重演，第一次是悲劇，第二次就成了鬧劇”。曾經(jīng)為爭取獨立而英勇斗爭的阿爾及利亞被稱為“百萬烈士之國”，卻又陷入了難以突破的困局。作家還借警長之口道出對阿拉伯劇變的失望：“僅靠鎮(zhèn)壓不足以制造順從的人民，過分鎮(zhèn)壓總是以一場革命結(jié)束，這通常是一場沒有頭腦、沒有生命的跛腳革命，推翻了一個腐敗的政權(quán)，就為了下一個更加腐敗的新政權(quán)?！痹谛≌f的最后，作家還向讀者提出了一個值得深思的重要問題：“究竟是誰創(chuàng)造了誰，是極權(quán)主義創(chuàng)造了被壓迫的人民，還是人民自己創(chuàng)造了劊子手？”值得注意的是，作家在兩部小說中故意選擇阿爾及利亞的邊緣地區(qū)作為故事發(fā)生的空間，試圖讓空間上的邊緣與權(quán)力上的中心形成強烈反差，突出民眾與政權(quán)之間的鴻溝，揭示這一順從與專制的惡循環(huán)恰恰是“愚蠢”的產(chǎn)物。

賽米爾·高希米在小說中還批判了國家書寫歷史的權(quán)威，對國家歷史講述英雄事跡和軍事成就不以為然。他認為歷史本身就是一種敘述方式，因敘述者的不同而出現(xiàn)敘述內(nèi)容或敘述方法的差異，直至某個權(quán)威選擇想要的部分并將其確立為“歷史”。然而，小說是個人的而不是群體的歷史，所以作家的主體性得以張揚，有權(quán)在自己的小說中摧毀、刪除甚至建造歷史。就這樣，阿爾及利亞作家在對歷史的反復書寫中，反思過去，追尋身份，探索國家、民族乃至人類的命運。

現(xiàn)當代阿拉伯文學有著關(guān)注底層的現(xiàn)實主義文學傳統(tǒng)，阿爾及利亞文學自然也不例外。邊緣群體是阿爾及利亞作家重點關(guān)懷的對象，他們通過對小人物的刻畫映照出沉浮的眾生相，以“小敘事”的張力將個體命運融入集體乃至國家與民族的命運之中。艾哈邁德·蒂巴維（1980-）的小說《無名先生失蹤案》（2019）摘得第二十四屆（2020年推遲頒發(fā)）開羅美國大學馬哈福茲文學獎桂冠。小說主人公“無名先生”正是阿爾及利亞社會邊緣人士的真實寫照，經(jīng)歷了“黑暗十年”的他們，或迷失，或貧賤，或庸碌，成為這個社會中似有若無的存在，沒有人關(guān)心他們的命運。作者以細膩的筆觸和陰沉的寫作風格描摹出當代社會里蕓蕓眾生的生活狀態(tài)，同時借“無名先生”的內(nèi)心獨白生動表現(xiàn)了邊緣群體的心理活動：“孤獨很糟糕，但與人交往更糟糕，我已經(jīng)很多天沒有和任何人說話了。我賣掉了我的手機，沒有人跟我說話，我沒有能說話的人?！毙≌f旨在引發(fā)對個體價值的思考，批判腐朽政治與濫用暴力，呼吁重視城市邊緣群體。

布邁丁·貝爾卡比爾（1979-）的小說《意大利巷》（2021）同樣是一部描寫邊緣群體生活狀況的現(xiàn)實主義作品?！耙獯罄铩笔前柤袄麃啺布{巴市的一個老社區(qū)，居住在這里的都是被壓迫、被遺忘的底層人民，他們也因此被貼上貧困、犯罪與動亂的標簽。小說中的每位人物都生活在崩潰的邊緣，他們試圖與荒謬的現(xiàn)實和虛妄的未來作斗爭，最終卻難以逃脫悲慘的命運，等待他們的只有更多的不幸。小說真實反映了邊緣群體的苦難生活，作家表示，“我把書寫當作一種抵抗虛無的行為，寫出那些可能被忽視和隱藏的社會細節(jié)?！?/p>

三、法語文學與僑民作家

在1962年獨立之前，阿爾及利亞幾乎沒有阿拉伯語文學作品，無論是詩歌還是小說，大都是用法語寫成的。因為在法國殖民主義統(tǒng)治時期，阿爾及利亞作家很難使用除法語之外的語言進行文學表達。然而，使用法語進行創(chuàng)作的阿爾及利亞作家依然對一類主題十分癡迷，即土地、祖國、革命、解放……前文提到的第一代法語作家，雖然自幼接受法語教育，深受法國文化的影響，但他們的作品反映的卻是阿爾及利亞各階層人民在法國殖民主義統(tǒng)治下的苦難生活和反抗斗爭。而且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堅持，那就是愛國。

阿爾及利亞獨立之后，穆罕默德·迪布說出了他那句名言：“今天我在阿爾及利亞的文學使命已經(jīng)結(jié)束了?！辈簧侔柤袄麃喿骷乙残挤艞壥褂梅ㄕZ進行文學寫作。以塔希爾·瓦塔爾為代表的一派作家公開攻擊阿爾及利亞法語文學，質(zhì)疑并指責阿爾及利亞法語作家的愛國主義情懷和歸屬問題。無疑，一個多世紀的法國殖民統(tǒng)治在阿爾及利亞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記，與其他后殖民國家一樣，關(guān)于殖民者的語言在獨立后的國家文學中應當扮演何種角色，依舊爭論不休，沒有定論。然而，法語在阿爾及利亞文學中仍然被廣泛使用，這一事實因居住在法國的大量阿爾及利亞僑民而變得更加復雜。對他們而言，法語已經(jīng)取代阿拉伯語、阿馬齊格語或塔馬塞特語，成為日常生活的主要語言。

不可否認，阿爾及利亞第一代作家用法語創(chuàng)造了豐富而精彩的敘事文本，并以“一種智慧和人道的方式”宣傳了對法國殖民地發(fā)起反抗的阿爾及利亞革命者形象。對于這些作家來說，法語不單是殖民者的語言，它還是反抗殖民主義的武器，也是那些支持阿爾及利亞獨立與反對法國殖民統(tǒng)治的法國知識精英的語言，如薩特、西蒙娜·德·波伏娃、賈澤爾·哈里米、莫里斯·奧丹等人。

鑒于此，有學者呼吁阿爾及利亞精英有必要“解開歷史的結(jié)”（Décomplexer l'Histoire），找尋阿爾及利亞和法國之間的正面共同記憶，而法語文學作品就是這種正面記憶的組成部分之一。

阿爾及利亞的法語文學界先后出現(xiàn)了多位享譽世界的法語文學作家，如阿西婭·杰巴爾（1936-2015）、布阿萊姆·桑薩爾（1949-）、法圖瑪·圖阿蒂（1950-）、卡邁勒·達烏德（1970-）、琳達·舒伊騰（1977-）、法伊扎·蓋納（1985-）、考薩爾·阿茲米（1986-）等人，他們大多僑居法國，用法語進行寫作的冒險，帶來一種新的阿爾及利亞精神，他們的文本在阿爾及利亞甚至世界范圍內(nèi)的法語讀者中獲得了極大的關(guān)注。

阿西婭·杰巴爾是阿爾及利亞最杰出的女性作家之一，她還是翻譯家、歷史學家和電影導演，2005年成為法蘭西學院建院三百多年以來的第五位女院士和第一位阿爾及利亞院士。杰巴爾稱法語為自己的文學母語，著有十幾部長篇法語小說，代表作品有《遠離麥地那》（Loinde Medine）、《阿爾及利亞之白》（Leblancd Algerie）、《公寓里的阿爾及爾女人》（Femmes d'Alger dans leur appartement）和《愛情，幻想》（L'amour,lafantasia），等等。但是，她在精神和情感上更傾向于阿爾及利亞，堅定地反對法國殖民統(tǒng)治阿爾及利亞。她的作品常以女性為中心，旨在喚醒長期沉默失語的阿拉伯女性，為爭取阿拉伯婦女權(quán)利大聲疾呼，這為她在世界范圍內(nèi)贏得了廣泛的贊譽。

新世紀以來，阿爾及利亞僑民作家的優(yōu)秀作品頻獲世界級文學獎項。作家、記者卡邁勒·達烏德的首部法語小說《莫爾索，反調(diào)查》（Meursault,contre-enquête）獲得2015年法國龔古爾小說處女作獎，同時也在貝魯特法語國家圖書展上被評為2014年“東方之選”龔古爾獎。小說以阿爾貝·加繆的成名作《局外人》為藍本，敘述者是在《局外人》中被莫爾索殺害的“阿拉伯人”的弟弟，由此展現(xiàn)阿爾及利亞的法國殖民時期、國內(nèi)政局和社會問題。阿拉伯世界一些評論家認為這部小說是反對阿爾及利亞人及其文化、反對伊斯蘭教的，因為他這樣描述宗教經(jīng)典：“有時候，我翻翻他們的書，看到的是怪話、哀嚎、威脅、囈語，讓我覺得是聽一個守夜老人在胡說……”，有不少保守人士批評他離經(jīng)叛道，崇洋媚外。面對抨擊甚至恐嚇，作者依然勇敢地堅持寫作與發(fā)聲。對于近年來歐洲接收大量移民的問題，他也持保留態(tài)度，認為歐洲歡迎一切擁有簽證和物質(zhì)條件的移民，但卻忽視了最重要的價值觀因素，而這將導致嚴重的社會問題。

布阿萊姆·桑薩爾（1949-）的反烏托邦小說《2084：世界末日》（2084:lafin du monde）與突尼斯法語作家海迪·卡杜爾（1945-）的小說《特權(quán)者》(Les Prépondérants)于2015年獲法國法蘭西學院小說大獎，這是自1999年以來首次由兩人分享該獎。《2084：世界末日》是一部政治寓言小說，受到英國左翼作家喬治·奧威爾名著《1984》的啟發(fā)，預言當今全球化會導致幾十年后伊斯蘭極端分子控制全球，尤其是歐洲。無獨有偶，法國作家米歇爾·維勒貝克在飽受爭議的暢銷新作《屈服》中，也設(shè)想了類似的情景：2022年，一名穆斯林在與一位極右翼候選人爭奪法國總統(tǒng)職位的競選中獲得勝利，領(lǐng)導了法國社會的“伊斯蘭化”。這些作品無疑間接反映了歐洲人對“歐洲伊斯蘭化”的疑懼。

此外，新生代僑民作家從自身經(jīng)歷出發(fā)，關(guān)注和思考父輩與祖國的歷史。女作家法伊扎·蓋納（1985-）的小說《謹慎》（La discrétion，2020）講述法國三代阿爾及利亞移民的命運，主要涉及法國的阿爾及利亞人所面臨的種族歧視，反映了殖民主義給阿爾及利亞人造成的揮之不去的創(chuàng)傷問題。小說描述了第一代移民母親亞米娜面對在法國受到的蔑視和挑釁選擇沉默和無視，將“謹慎”作為一種武器，一種反抗的方式，但也不希望由此產(chǎn)生的憤怒演變成仇恨，然而這種被壓抑的情緒依舊會不知不覺地傳染給下一代。作家認為，法國的阿爾及利亞僑民不是移民的結(jié)果，而是殖民化的結(jié)果。小說的另一個目的是指出阿爾及利亞僑民幾代人之間的差異，而且要在他們之間架起一座橋梁，特別是讓移民的孩子能夠了解他們父輩的過去，以及他們所繼承的那部分歷史。

耶魯大學學者吉爾·賈維斯（Jill Jarvis）在其著作《去殖民化記憶：阿爾及利亞與證詞政治》（Decolonizing Memory: Algeria and the Politics of Testimony）一書中寫道：“法國人為殖民和占領(lǐng)阿爾及利亞而實施的暴力規(guī)模如此之大，以至于只有美學作品，尤其是文學作品，才能體現(xiàn)其持久的影響。”民族之殤是阿爾及利亞現(xiàn)當代小說中揮之不去的悲劇情結(jié)，一部部小說是阿爾及利亞民族苦難的一個個縮影，記錄了跌宕起伏的家國命運，也彰顯著堅韌不屈的民族精神。在時間的巨流河中，雖遭遇激流、險灘與暗礁，但文學不死，依舊向前，樂觀歌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