閆文盛，1978年生，國家一級作家。北京師范大學文學碩士。曾任《映像》《都市》等刊執(zhí)行主編?，F(xiàn)為山西文學院專業(yè)作家，山西省委宣傳部“四個一批”人才，“三晉英才·拔尖骨干人才”，山西省散文學會副會長。曾在《人民文學》《當代》《花城》《鐘山》《大家》《天涯》《作家》等百余家文學期刊發(fā)表作品400萬字。主要著有長篇散文《主觀書》（8卷，120萬字，已出版《我一無所是》《主觀書筆記》《靈魂的贊頌》三部）、散文集《失蹤者的旅行》《你往哪里去》、小說集《在危崖上》、人物傳記《羅貫中傳》、人文專著《天脊上的祖先》等十余部。獲第四屆“茅盾新人獎”、趙樹理文學獎、《詩歌月刊》特等獎、安徽文學獎、滇池文學獎、林語堂散文獎、山西省文藝評論獎一等獎等。

李義利（以下簡稱“李”）：在《主觀書》里，有一部分關(guān)于城市和鄉(xiāng)村的散文作品。2023年初，您在微信朋友圈提到了“異鄉(xiāng)人”這個概念。城市和鄉(xiāng)村的環(huán)境，對您的生活和創(chuàng)作產(chǎn)生了哪些影響？

閆文盛（以下簡稱“閆”）：我一直有漂泊之感。應該說，“異鄉(xiāng)人”的概念一直貫穿于我的寫作中。1993年的時候，通過考學離開生活了十五年的村莊，從此長居鄉(xiāng)土的歲月也就過去了。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打算離開城市再度回到鄉(xiāng)下生活。從1993年開始算起，到今天恰好三十年了。三十年中，因為要回去看望父母，我在每一年都會按月最多也就延遲兩個月返一次鄉(xiāng)。應該說，從鄉(xiāng)村到城市的生活轉(zhuǎn)換是我從事寫作的一個最大契機，蓋緣于“生活經(jīng)驗的陌生化”。我在村里生活、讀書的時候總是向往外面的世界，但到了遙遠的異地上學，像一個人割斷了臍帶獨存于世，總是難免惶恐。于是，我便選擇以寫作為出口來適應這種生活轉(zhuǎn)換。我的寫作始于鄉(xiāng)土無疑，因為即便是最初到了城市生活，能夠訴諸筆墨的也是鄉(xiāng)村舊事。但這段時間并不長，所寫也不夠深入。原因或許與我一直在讀書，并未深切地參與農(nóng)事有關(guān)。所以，從寫作的角度來看，我與鄉(xiāng)村隔膜，與城市相對算是熟悉一些。但城市卻不是我的根。我的寫作多多少少體現(xiàn)了這種“撕裂”。但我想，這也可能是我們多數(shù)人的命運吧。

李：走出介休時和定居太原后，您閱讀的第一本書、創(chuàng)作的第一部作品分別是什么？您是怎么看待這些作品的？

閆：我離開介休鄉(xiāng)村，起初到運城讀書。從學校畢業(yè)后，返回老家待了三四年，之后還去深圳工作了不長的一段時間，到2002年才定居太原。起先，我并沒有這個打算，“定居太原”只是時間的推動力起了作用。我在最初離開鄉(xiāng)村的時候理想廣闊，準備在“我的人生”這張白紙上描繪“最美的圖畫”，后來呈現(xiàn)的結(jié)果總是難遂人意。我外出讀書，學的不是文學專業(yè)，但是冥冥之中，卻沿著我并未深刻意識到的文學道路走了過來。我那陣子讀什么書？我記得讀過詩歌，當時石家莊辦有一本叫《詩神》的刊物，我應該讀了不少，但讀得糊里糊涂。也讀一些中外經(jīng)典詩歌，由此開啟了我的詩歌生涯。書籍方面，很難說讀的第一本書是哪一本，完全記不清了?？赡茏サ交@子里頭就是菜，不是專業(yè)要求（當時也還不覺得肯定要去寫作），所以只是隨性去看。我能想起來的是讀過張承志和余秋雨。2000年前后，我開始大量地寫散文，之后有意識地寫了一些系列散文，到2010年結(jié)集為《失蹤者的旅行》，被選入“21世紀文學之星叢書·2010年卷”，并在2011年1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但這是一些散文篇章的合集，除了“失蹤者的旅行”這個系列（大約7萬字，而全書有16萬字左右），還收入一些其他系列創(chuàng)作。所以，從成書的角度講，不能說是“創(chuàng)作的第一部作品”。但這部書對我非常重要，因為它見證的是我最初十五年的寫作。我的青澀之筆，經(jīng)過這本書的歷練，之后慢慢地趨向成熟。

李：2021年，憑借《靈魂的贊頌》獲得第四屆“茅盾新人獎”后，您對《主觀書》的文學版圖又有了怎樣的“拓疆”計劃？

閆：茅盾新人獎，獎勵的不是一部書，它針對的是作家一段時期的整體創(chuàng)作?！鹅`魂的贊頌》出版于2021年，此前，《主觀書Ⅰ：我一無所是》和《主觀書筆記》2019年已相繼出版。茅盾新人獎的獲得，與這三本書關(guān)系最大，而獲獎這個年度，也恰恰是我寫作《主觀書》這一系列的第十個年頭。十年中，我一共寫了120萬字。這三部書，除了《靈魂的贊頌》體量略大（20萬字）外，前兩部均為10萬字，所以三本書，共占《主觀書》三分之一的體量。獲獎對我的寫作是個基本認可，但若說到“《主觀書》的文學版圖”“拓疆”計劃等等，應該還談不上。我只是覺得應該繼續(xù)寫下去，直到寫出我心中該有的那副面貌，即我理想中的《主觀書》樣子：言語適度，感覺深切，思緒通達又直抵肺腑。但這個目標并不容易實現(xiàn)，它涉及大量的淘汰，反復的辯駁和自我確認——所以，如果硬要說有個疆域，我所想的也不是地理意義上的廣大，而是直擊地心的深入。或許從200萬字中精選20萬字可以觸及這個理想？那么理想即疆域吧。

李：從宏觀上講，中國古代文學大系主要分類是散文和詩歌，最近十余年，您的創(chuàng)作也在這兩種文體上持續(xù)發(fā)酵，再加上不少讀者朋友期待的《羅貫中傳》，在您看來，古代文學作品的精神脈絡(luò)有多少延綿到了當下的文學創(chuàng)作？

閆：文學是有傳承性的。古人的命運和思慮，其實也不外是我們的命運和思慮。我在最近十來年中，幾乎與《主觀書》的寫作同步，還寫了一部《羅貫中傳》。羅貫中的史料稀缺，基本上難以成傳。所以“讀者朋友的期待”，應該還不至于。因為寫這部書，就需要讀到三國和元、明的歷史，由此對人類作為一個族群生活在這個星球上有一點小小的思考。而這種思考，與我們?yōu)槭裁椿钪?、為什么寫作也都有一些關(guān)系。一般來講，元代的讀書人出路不多，地位似乎也不高，但如果對照明初朱元璋立國后知識分子的處境，便很難一言以蔽之。朱元璋時代有文字獄，對當世甚至后代讀書人所產(chǎn)生的影響，可謂刻骨銘心。所以，若以這個時期的詩、文來談，斷然與漢唐時的文學不同，創(chuàng)作者在詩歌和文賦這兩個文體中的胸臆釋放，此前已登高峰，到明清這個階段，便轉(zhuǎn)為“小說家言”了。它將濃烈的感情、自由而奔放的思想通過曲折的故事傳遞和表現(xiàn)出來，在文學一途，是開始重于鋪排、講說和演繹，而減少了語言金冠所散發(fā)的光芒。不過一代人有一代人之文學，由于所處的時空不同，對文體的運用和感悟也自然不同?，F(xiàn)今的中國詩歌和散文，融匯的是古今中外的文學經(jīng)驗，你很難明確劃分哪種精神資源的營養(yǎng)成分更高，沒有具體的比例，只能因人而異。但我想來想去，我們秉承最多的仍是東方的審美，從《詩經(jīng)》、莊周、楚辭到明清、民國，那一絲一縷的文風都在我們當下的作家群體中有滲透，這與西方的文學營養(yǎng)更多地在文體形式方面對我們產(chǎn)生啟迪殊為不同。我自己是想學得遠一些，所想的范圍大一些，盡量少一些拘謹，如此一來，或可無愧于古人。

李：提了這個問題之后，我忽然想到“史傳散文”的形成和興起便是在漢代到三國時期，邱華棟先生評價您的《主觀書》為“靈魂編年史”，而一些關(guān)于羅貫中的散文篇目也出現(xiàn)在里面，那么在創(chuàng)作《羅貫中傳》的過程中，您對三國時期哪個人物產(chǎn)生了比以往更為濃烈的興趣？將來有沒有打算進行關(guān)于三國人物或歷史的創(chuàng)作？

閆：有個初步的打算，我或有可能去寫寫諸葛亮?？酌鬟@個形象，已經(jīng)融入了中國人的文化基因。在寫作之前，我特別好奇的便是他的成長路徑，完成《羅貫中傳》后，對其仍然難以釋懷。因為孔明的出山和后來的建立功業(yè)，即便依據(jù)史實來看，也確有一些讓人迷惑不解的成分。這種好奇和不解，一在于他的過度早熟，二在于他的忠貞不貳的赤子情懷。當然，在他成長的歷程中，由于荊州一帶算是亂世中一塊難得的可以安居的土地，有賴于隆中田園生活和荊州學術(shù)氛圍的旺盛，諸葛亮在二十多歲的時候便修煉成一雙洞察天下的巨眼。但是他的一生，又確有許多悲劇的成分，讓人扼腕嘆息。在小說家的筆下，這份悲劇被演繹得足夠成功。但他的傳記不好寫，因為已經(jīng)出版的書已經(jīng)很多，而且角度繁雜，我只是心儀吳晗《朱元璋傳》和黃仁宇《萬歷十五年》的筆法，覺得如果從文法上突破，或有可能寫出一本有別于當下多數(shù)已成的諸葛亮傳記。不過，此事不急，我可能還需要慢慢積累好些年。

李：在創(chuàng)作大量散文作品之余，您又有大量詩歌作品問世，并且在朋友圈日常動態(tài)中大量推薦諸如昌耀、佩索阿等國內(nèi)外重要詩人詩作，您在閱讀詩歌和創(chuàng)作詩歌作品的時候，會考慮哪些要素？

閆：不會著力去考慮。如果有一些元素，它們都是自然融入的。我喜歡昌耀、佩索阿的理由大致差不多，因為他們都是“修辭立其誠”的。他們以身作則，已經(jīng)部分程度地寫出了我們整個人類的“肺腑之言”。而我想要寫下的，也是我們整個人類的“肺腑之言”。

李：近期的《花城》雜志發(fā)表了您的一組詩歌作品—— 您對當下詩歌創(chuàng)作是怎么理解的？好詩的標準是什么？您又是怎么看待古代詩歌創(chuàng)作的“言外之意”和“弦外之音”的？

閆：詩無達詁。我自己比較傾向于精神層面的寫作。我總是覺得詩歌應該寫出我們的存在困境。因為我的寫作少憑借，少意象，常以心中所思所感“裸呈”出之，所以與紛繁的時代現(xiàn)實和詩歌現(xiàn)實都有些“隔”。我喜歡箴言，希望詩歌中有箴言的凝視和“思”的力度。至于說到意在言外，則是詩中應有之義。直白不是藝術(shù)方面的“裸呈”表現(xiàn)，在我看來，直白近于藝術(shù)的無能。但意在言外，前提又是有“言”，“意”的源頭是明晰的，是“言”的山重水疊，是“言”與“言”間的曲徑通幽。

李：古代一些詩歌作品可以吟誦或者譜曲演唱，現(xiàn)當代詩歌也有一部分作品被制作成歌曲，您有這樣的打算嗎？被制作成歌曲作品的現(xiàn)當代詩歌，有沒有您喜歡的？

閆：暫時沒有。

李：創(chuàng)作之余，您一年的閱讀量有多少？其中的有效閱讀占多少？您怎么看當下人們的閱讀現(xiàn)狀？

閆：這很難統(tǒng)計。我的日常只是遵循“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傳統(tǒng)，既對抗光陰流逝，又日日明心見性，在我想來，是能看到自己生命流動的最佳法門。如果非要以閱讀量（數(shù)字）來核算，每天兩三萬字總是有的，無論詩還是文，以年度算來，一年當在七八百萬言。所寫，一年約15~20萬字。有效閱讀與產(chǎn)出也有一定關(guān)系，另外也有潛移默化的影響，是要觀之長遠的。但讀書如何才能有效？這也是經(jīng)驗積累。不去泛泛而讀，而是盡可能地去辨析血肉，則浪費的時間便不會多。你每天的工作也不會是“做了無用功”。日積月累，它會推動你成為一個寫作者，成為一個優(yōu)秀的寫作者，甚至推動你成為一個經(jīng)典寫作者。當下讀書人中，聰明人、有天賦的人不勝枚舉，至于不以此為志業(yè)的，便不說也罷。

李：2023年，您的創(chuàng)作計劃和閱讀計劃分別是什么？假如推薦的話，散文、詩歌、小說，各選一本，您會推薦哪些作品給更多的讀者？這些作品在你看來，有哪些品質(zhì)和意義？

閆：2023年的主要計劃，仍是續(xù)寫《主觀書》，希望能稍微打破一點瓶頸，多寫一些可以留存的篇目。因為目前還有打算編輯一本20萬字的精選集，是在《靈魂的贊頌》之后的新一次精選（從《主觀書》全部篇目中精選，類似惠特曼不斷編輯《草葉集》的做法），所以，寫一些新的、精粹而有力的篇章仍是最必要的。后半年想寫小說，看看能不能將我這些年的思考，通過一條小說的新路表達出來。說到推薦書，我只能談我在讀的和準備讀的：散文，我繼續(xù)推薦《不安之書》，這次我讀的是金心藝和周淼的新譯，北京聯(lián)合出版公司在2022年7月推出的全譯本。這部書遵循了佩索阿創(chuàng)作此書的時間線，分為“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兩大板塊，從中能看出寫作者的天才是怎樣以與時間相對稱的方式呈現(xiàn)出來。經(jīng)典作品是經(jīng)得起翻譯的消耗的，經(jīng)典作品也無須擔心翻譯的重復——多次翻譯，不同譯本，每個譯本都如新譯。詩歌則推薦李白吧。我今年想找時間仔細地讀讀李白。因為寫得越多，越知道自己的創(chuàng)作基因中，對源頭性的素材發(fā)掘不夠，我覺得李白的天才對于寫了很多年后的詩人去重新發(fā)掘自己，必有大益。小說不妨讀讀薩瓦托，阿根廷作家，我讀過他的《隧道》，另有《英雄與墳墓》《毀滅者亞巴頓》。此三部長篇，為作者的“心理小說三部曲”。薩瓦托是“心理現(xiàn)實主義大師”。我讀《隧道》時，感覺到作者是拿了顯微鏡在寫作，他的觀察和表達都異常真切，一切幽微的心理波瀾都“仿佛剛剛發(fā)生在作者身上”。為什么會如此？來看看薩瓦托的表達：“你要在感覺自己無法再忍受、快要發(fā)瘋時來寫作，反復地去寫‘同一樣東西’。這時的你能夠調(diào)用更強大的資源，擁有了更豐富的經(jīng)歷，體驗了更多絕望，因此可以從其他角度不斷地去探索它。”或者我們可以這樣理解：你要虛構(gòu)出杰作，就一定要去除虛構(gòu)之心。你所書寫的一切，都已經(jīng)真實地發(fā)生在你的命脈、記憶和血緣里。你所要做的，就是開辟一個時空，耐心地、專注地完成它。

李：說起李白，我會想到他的《與韓荊州書》，這個身為異鄉(xiāng)人的“隴西布衣”在三十來歲之時給荊州長史韓朝宗寫信，開篇引天下談士之言“生不用封萬戶侯，但愿一識韓荊州”，然后毛遂自薦，先說“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又道“日試萬言，倚馬可待”，可最終沒能打動韓朝宗。在這之前和之后，李白的境況幾乎與此無異，這是他的人格精神之一嗎？您怎么看？

閆：李白的可貴，正在于他的自由不羈、心胸萬丈。我們喜歡李白，也就是因為他替代萬千人眾活出了一個人、一個知識分子所追求的樣子。李白不是陶淵明，他的身體中洋溢著一種心飛天外的浪漫、身披羽翼的激情。在李白身上，我們可以學到的東西很多，可以詬病的東西也很多，但這正是他的樣子：正反相成，活得真正“像個人”。至于他以詩人的人格去談?wù)撜卫硐?，這自然行不通。但他以一生所執(zhí)迷的，不是任何別的外物，他首先要做回的，也還是一個自己。詩人的憤懣甚至幼稚都無關(guān)緊要，最關(guān)鍵的，是他將這些成分化為光輝詩篇。我們從他的詩歌中讀出的是一種人類生活實踐中稀見的、但不可或缺的精神。李白替代許多人完成了他們沒有做完的夢。

李：近年來，不少自媒體聯(lián)合許多優(yōu)秀作家做了文藝類或者文化類欄目，他們都提到過“精神原鄉(xiāng)”這個概念，您生活和創(chuàng)作的“精神原鄉(xiāng)”分別是什么？

閆：是我尋而不得的故鄉(xiāng)。我出生的地方只是我出生的地方，但我的祖父一輩，卻經(jīng)歷過長長的漂泊。至于我后來離開我的出生地，去讀書，去更遠的南方，再后來，到目前的省城，甚至不排除今后走向更遠、更陌生的他途，都出于這種尋找。我希望找到一個地方，可以明確地讓我看到人應該怎樣活著。我們目前生活中所遭遇的各種困境，身心所感受的種種拘囿，其實與魯迅當年所描繪的無物之陣是類似的。但是，這個“精神原鄉(xiāng)”也可能便是空明之境。因此，這種尋找的難臻完整，或是我一直生活乃至書寫下去的動力。

李：《主觀書》文學版圖中有一個系列叫作“眾神還鄉(xiāng)”，初讀時讓我想到陶淵明的《歸去來兮辭》。假如文學創(chuàng)作和現(xiàn)實是世界可逆，回到最初，在時間的長河里溯洄“還鄉(xiāng)”，您還會從事文學創(chuàng)作嗎？假如沒有從事創(chuàng)作，您會選擇怎樣的工作？您想象過那樣的生活嗎？

閆：我最開始寫作，是在1994~1995年間，十六七歲的時候。其實當時就想過，以后會不會以此為業(yè)，但仍是疑惑居多。因為文學不是我當時的所學，我是在課業(yè)之余按照自己的性子來選擇從事文學創(chuàng)作的。之后參與校報編輯，任校報主編，畢業(yè)之后從事報紙編輯和相關(guān)的文字工作，也就一直寫了下來。如果依據(jù)我當時所學的專業(yè)就業(yè)，我應該在水利系統(tǒng)工作。這不需要選擇。我有很多同學現(xiàn)在就在干這個。現(xiàn)在回味，我的寫作之路應該還算順暢，如果不夠順暢的話，在二十多歲的時候，也可能就在企業(yè)里干下去了（我在企業(yè)里工作了三年多），或者去當記者了（我在報紙和期刊當記者、編輯、編輯總監(jiān)、執(zhí)行主編，前后也有十來個年度），或者去出版系統(tǒng)（我確實動過這方面的念頭），或者繼續(xù)讀書，之后選擇去大學工作——總之，這幾種可能性，不是出自我的想象，它們其實就曾經(jīng)是我的生活，或者到今天仍然非常靠近我的選擇。但在我的寫作之路上，前前后后，我遇到好幾位伯樂，是他們幫助我完善了我的專業(yè)寫作之路。我是在三十六歲那年成為專業(yè)作家的，迄今馬上就滿十年了。這十年是我在此前并未深想的十年，因為專業(yè)寫作的身份，一不易獲得，二不容懈怠，它其實有更多的自我加壓，也有更多的孤寂。我現(xiàn)在雖不大去想假如不寫作我會做什么工作這樣的話題，但我確實知道，寫作其實不該成為一個標簽，它更應該是生命的饋贈。不寫作的前提是有一種足夠強度的愉悅可以替代它，譬如當個旅行家走遍世界，這樣的話基本就是在延續(xù)我前面所談的“尋找自己”的旅程了。但基于種種緣故，這件事情沒有成為現(xiàn)實。我需要做的，仍是十年、數(shù)十年的紙上耕耘。在人類生命所經(jīng)歷的浩大時空中，我有時會覺得我的種種選擇都微不足道，但是，盡可能看到更多的世事浮云，對我卻極有意義。我在《主觀書》中所示的，大體便是這種“看到”。我希望能以足夠凝練的語言去抵消我半途而廢的其他生活。我希望能以這種寫作去替代更多我寄望已久的生活。在“這種生活”之余，地理意義上的旅行也漸漸地成為可視的、可追蹤的，也是真正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