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動”的會長

說來有趣，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第一任會長，王瑤先生當的有些“被動”，也略顯“曲折”。需要稍作說明才行。

1979年1月6日至18日，為審定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北京師范學院（今首都師范大學）三所學校中文系中國現代文學教研室編選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參考資料”選目，教育部出面召集國內若干高校的相關專家在北京開會。會議快要結束之際，有京外與會代表提議成立一個現代文學研究者探討學術、溝通信息的團體，得到贊同。某次午餐后，大家趁機一番討論，一致同意成立全國高等院校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簡稱“高校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并商定請王瑤先生出任會長，田仲濟、任訪秋兩先生任副會長。

這次討論，他不在現場。

晚年的王瑤先生

武漢大學的陸耀東、華中師范學院（今華中師范大學）的黃曼君參與此事較多，據他們回憶，田仲濟當時就建議請王瑤先生牽頭推進——在陸耀東的印象里，田仲濟甚至說，研究會能否成立，關鍵在王瑤先生，一定要先征求王先生的意見。為此，陸耀東、黃曼君、嚴家炎三位專程到北大鏡春園76號王瑤先生家里說明情況，王先生爽快地答應了代表們的要求，研究會于是開始籌備。用當下流行的話說，王瑤這是“被”會長。不過此時的“會”，還叫高校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

三個月后的4月10日至30日，北方八省、區(qū)十七院校協作編寫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教材定稿會在西安召開，參會的學者也被整合進高校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并推選產生了理事會。不久，全國社會科學系統的專業(yè)研究者也加入了這一學術組織。于是，1980年7月在包頭召開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首屆學術討論會上，組織正式定名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王瑤先生被選為第二屆理事會會長。之所以稱第二屆，是因為把時間較為短暫的高校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理事會視為第一屆理事會。所以，這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第二屆理事會會長，其實是毫無疑問的第一任會長。

今天回顧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的歷史，當事人（如嚴家炎、陸耀東、卓如、丁爾綱等）的回憶和相關的動態(tài)信息（如《高校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成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首屆學術討論會在包頭舉行》等），雖詳略不同，但大都講述了這樣的一個內容接近的故事。這種講述讓后來者感受到事件的高度戲劇性——似乎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的成立和王瑤的“被”會長，帶有偶然的性質。

這肯定不是事實的全部。比如說，何以1979年初的一次以具體的業(yè)務探討為主題，并無其他議程的會議，就迅速地、共識性地醞釀出一個學術團體？成立研究會的這一提議有何切近的參照？動力從何而來？此前有無跡象或苗頭？這些細節(jié)問題，都還有待更細致的史料鉤沉才能回答。

但王瑤先生之眾望所歸，殆無疑義。

王瑤本以中古文學研究開啟自己的學術歷程。他在西南聯大的本科畢業(yè)論文是《魏晉文論的發(fā)展》（1943），在清華大學文科研究所中國文學部的畢業(yè)論文是《魏晉文學思想與文人生活》（1946），后來結集成書的《中古文學史論》，更是被視為所在領域的經典之作。他的這些成績，很好地延續(xù)了導師朱自清學術薪火的一個側面。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高校辦學思路改革，“中國新文學史”成為中文系的主要課程之一。一時之間，師資匱乏，35歲的王瑤便被安排教這門課。盡管他正“打算要好好埋頭做一個中國古典文學方面的第一流的專家”[1]，但驟然調整，卻也做得有聲有色。1951年，他所編寫的《中國新文學史稿》（上冊）就出版了，1953年又出版了《中國新文學史稿》（下冊），合計60多萬字。學者夏中義仔細計算過，寫作過程約28個月，每月2萬字，“幾近一氣呵成”[2]。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最早問世的現代文學史著作。

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書影

由中古文學跳到現代文學，這個跨度不可謂不大，王瑤的成功固然令人驚訝；而拉開足夠的歷史距離再看，其間卻也有諸多草蛇灰線可尋。弟子陳平原曾分析，這一“華麗轉身”其實是“壓力”和“誘惑”并存。所謂“誘惑”，并非貶義，因為“對一個敏感的學者來說”，“他必須思考：整個社會轉型以后，知何安身立命？”在新社會里，現代文學研究中蘊含的學術生長點，王瑤十分敏銳地注意到了。更重要的是，他本就具備“內在的知識準備和學術史意識”：他曾很密切地投身于左翼文化運動，他對魯迅向來崇拜，也認知極深；還有，他的導師朱自清曾在清華大學講授過“中國新文學研究”課，留下了比較詳細的講義。[3]在最后一條線索上，他又延續(xù)了朱自清學術薪火的另一側面。雖然朱、王師弟二人性格一嚴謹一通脫，迥乎不同，但恰是后者相對完整地繼承了前者的學術衣缽，并發(fā)揚光大。這也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

很多情況下，歷史在提供機遇時是何等吝嗇。這也是我們?yōu)橥醅幭壬拿翡J頭腦和出色成就感到嘆服的原因。他的現代文學研究，全面啟動于1949年開課，到1952年6月22日《中國新文學史》（下冊）完稿，三年之內，就完成了“一個學科的奠基性著述”[4]。不夸張地說，這部文學史確實大致奠定了此后現代文學研究的基本格局。當然，它也相應地奠定了撰寫者在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的學術地位。

實實在在的學術貢獻，是王瑤先生“被”會長的終極原因。

角色的轉換

《中國新文學史稿》為王瑤帶來學術的榮光，卻也很長一個時期內給他造成了“麻煩”。這部書自出版之日起就命途多舛。1955年，王瑤的《從錯誤中汲取教訓》公開發(fā)表于《文藝報》，這部著作就此停止再印。接下來的20余年中，他的現代文學研究偶有亮點，但總體上跡近停滯。借助王瑤留下來的“檢討書”，弟子錢理群揭示了他思想高壓之下復雜的內心世界；通過內部“文件”，學者陳徒手也勾勒出王瑤“在愈演愈烈的風暴眼中蹣跚而行”的苦澀身影。

現代文學正常研究秩序的恢復，是“新時期”到來之后的事。1979年確實是一個百廢待興、人懷壯志的年份。《高校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成立》的報道這樣表述：“代表們暢談了粉碎‘四人幫’之后學術界出現的大好形勢。為了促使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工作進一步開展，共同探討高等院校現代文學科研和教學中的一些重大課題，經常交流學術研究成果和經驗，使這門學科的研究和教學能夠更好地為實現四個現代化的任務服務，籌備會議決定，在高等院校范圍內成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盵5]這些帶有鮮明時代色彩的詞句，再好不過地勾畫了研究會成立的歷史語境。

王瑤先生也感染著這種時代氛圍。1980年元旦，他應邀寫下七律一首：“嘆老嗟卑非我事，桑榆映照亦成霞；十年浩劫晷虛擲，四化宏圖景可夸。佳音頻傳前途好，險阻寧畏道路賒；所期黽勉竭庸駑，不作空頭文學家?！憋@然也是要有所作為。

然而，逝水不復。他的內心深處，另有想法。送走了最能出成績的20余年光陰，王瑤先生體認到時間的殘酷。當年他曾放言“我相信我的文章是不朽的”[6]，如今外在的枷鎖解除了，可在1979年8月31日致王德厚（得后）的信中，他又說：“蹉跎歲月，垂垂老矣，雖欲振作，力不從心”。[7]如陳平原的觀察所言，“不是真的寫不出來，而是寫出來了又怎么樣？對于眼界很高的王瑤來說，既然沒辦法達成自己的學術理想，放棄又有何妨？苦于太清醒，王瑤明顯知道自己努力的邊界與極限……”[8]

1989年，王瑤先生與弟子錢理群、陳平原、溫儒敏聊天

當然，“放棄”“自己的學術理想”并不意味著自暴自棄，或者什么都不做，用王瑤先生特有的表達方式，他此時向不同的對象不斷重復說，與其“坐以待斃”，不如“垂死掙扎”，“還是垂死掙扎比坐以待斃好”。錢理群深知導師一生崇敬魯迅，他從王瑤這樣的選擇馬上聯想到魯迅《野草》里“死火”的兩難——要么“凍滅”，要么“燒完”。所謂“垂死掙扎”，就是“燒完”[9]。個人著述既然難有突破，會長的位置便成為王瑤先生晚年揮灑才華的重要舞臺。

考慮到八十年代的社會氛圍，這一次，王瑤先生又抓住了難得的歷史機遇。

學術界一向非常重視王瑤先生的《關于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工作的隨想》（刊登于《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0年第4期）。但有一點不可忽略，這篇文章是脫胎于他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首屆學術討論會上的主題報告《關于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中的幾個問題》。如上所述，就是這次包頭會議給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定名，并推選王瑤為第一任會長，那么，這篇文章還應該被視為某種綱領性、指導性的文件，它的意義不是僅僅宣示王瑤個人對現代文學研究的一家之言，還凝結了他在那樣一個“解凍”時刻對這個學科的學術定位、未來走向的整體思考。

這篇文章以學科的困境開端，一開頭就提出現代文學“是一門很年輕的學科”，結果就是“總的看來，我們的科學水平還不高，距離時代和人民對這門學科的要求還相當遠”。學科的科學水平不高，這是反復出現于王瑤先生這一時期公開發(fā)表的講話和論著里的基本判斷。要說由此而使現代文學研究遭遇了某種合法性危機，也并不為過。王瑤先生做出這種判斷，就意味著他不可能只從枝節(jié)上為學科把脈，而必須直面根本性的險境。

正因為是源于這樣一種意義上的危機感，他對文學史學科性質的判定——“文學史是一門歷史科學”就顯得格外耐人尋味。不是說他的這一提法僅出于策略性的考慮，事實上，對歷史而非詩文或審美更感興趣是王瑤治學的重要特點；更關鍵的是，強調文學史不同于文藝理論或文學批評，強調文學史與歷史科學的親緣性質，就等于將現代文學研究接通乃至匯入了中國悠久而又漫長的史學傳統，把現代文學學科錨定在一個不可撼動的根基之上。一錘定音，王瑤給現代文學研究定下了基調，他對這一立場的認定也沒有再發(fā)生動搖。學者姜濤注意到，即便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王瑤的態(tài)度“似乎更為開放”，但“那種總體性的歷史視野仍然像磁場一樣發(fā)生強大的作用”[10]。

由這種視野出發(fā)，王瑤提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要正確地闡明文學的發(fā)展，就必須從歷史上考察它的來龍去脈，它的重要現象的發(fā)展過程”，“必須把作品放在歷史過程中來考察，不能只分析作品的思想性、藝術性，還要探討它的歷史的地位和貢獻。文學史不僅要評價作品，還要寫出這個作品在文學史上出現的歷史背景，上下左右的聯系”。

這些看法很容易被當作歷史唯物主義的陳詞濫調——這種痕跡當然是有的，甚至還很清晰，但王瑤先生學術思想的超越性還表現在，經由“文學”（“作品”）和“歷史”的話語焊接，現代文學實際上不是要從現代歷史中取得自己的意義，它已然成為“歷史”的內在組成部分。只要后來者不是無視那樣一段“歷史”，也就同樣不能無視作為其一部分的“文學”。在此意義上，現代文學學科獲得解決的不只是研究思路之類的技術性環(huán)節(jié)，還在根本上建立了自己的合法性。

將“文學”置入“歷史”，打個不恰當的比方，就是讓現代文學研究從“象牙之塔”步入“十字街頭”，而且是通衢大道意義上的“十字街頭”，它可以縱貫東西，穿越古今，也可以與精神產品的其他門類一起接受學術工作的清理與審視，從而獲得了閃轉騰挪的超大空間。90年代以后由現代文學研究拓展開去的許多學術潮流，或許都可以從這里找到部分的根據。

極而言之，在王瑤先生的潛意識里，文藝理論、文學批評、文學史三者或許不只是不同的學術領域，它們還可能居于不同的層級。對他來說，文學史顯然居于相對高端的位置。一個非常耐人尋味的細節(jié)是，《關于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工作的隨想》一文以“現代文學研究”為題，而正文卻幾乎是一直在談“現代文學史”的研究課題，而對這兩個概念的區(qū)別未作任何辨析。這只能有一種解釋——他心目中的“現代文學研究”就是“文學史”研究，甚至就是“歷史”研究。這當然是一種偏頗，但就現代文學的學科性質與未來走向而言，它是深刻的。

今天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者，恐怕仍需要從老會長的這番言說中思考學科的一些基本問題。

1985年歡迎兩位日本學者時攝于北京大學未名湖畔，自右至左為：孫玉石、山田敬三、王瑤、伊藤虎丸、樂黛云、嚴家炎、溫儒敏

除了首屆學術討論會的主題報告，王瑤先生沒有發(fā)表過什么“任職演講”，但他是帶著強烈的使命感投入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會長這一職位的工作的。

當事人樊駿看得很清楚，在王瑤先生的主持下，研究會的“每次年會，都包含了會員代表大會和學術討論會的雙重內容”。他堅持“總是用大部分時間討論學術問題，事先擬定中心議題，要求與會者普遍提交論文，約請專人在會上作重點發(fā)言(有時由他自己承擔)，采用大會小會相結合的方式，以便有盡可能多的出席者能夠較為充分地發(fā)表意見”。即便“理事會的時間較為短促，又需要處理一系列具體事務，他同樣要求必須以大部分時間就學科的最新動向交流信息，再從中歸納出一兩個問題交換意見；有時還歡迎理事以外的同行列席，以增強學術氣氛和提高討論質量，實際上開成小型的學術討論會”[11]。

卓如也做過統計，從1980年到1989年，任會長期間，“在王瑤先生主持下，學會先后舉辦了全國性的大型的學術討論會四次、中型的學術討論會六次”，而且“歷次學術會議，都是根據學科發(fā)展的不同階段的特點，選擇重要的、具有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的問題，作為中心議題，經過理事會集體討論決定后，組織討論”。參加討論會的達到1580人次，為會議提交的學術論文累計480余篇。

王瑤先生不是站在領導者的位置僅僅要求別人去執(zhí)行他的意志。據卓如回憶，每次討論會前她都要陪同樊駿到王瑤家里“詳細匯報籌備工作的進展情況和存在的問題”，王瑤首先是“特別關注討論的問題”，同時對于會務工作中遇到的難題，也給出“簡單、明確的解決辦法”。每次會議，他都還親自主持，會前致開幕詞，會中即興發(fā)言，閉幕時發(fā)表講話，一絲不茍。[12]這些講話中閃光的片段，有很多已經進入當事人的回憶文字而廣為人知?？紤]到他年事已高，這種投入程度，沒有足夠的責任感，是無法想象的。

單純的數字羅列也不能說明這些學術活動的組織所要求的努力和艱辛。需知80年代國內的物質條件還相當困難。包頭會議歷時7天，180人左右參會，辦會經費是1萬元，還是包頭師專校長關文彬帶著中文系副主任丁爾綱去市財政局副局長那里“超額”要下來的——本來獲批的經費只有8000元。

作為會長，王瑤先生參與學術會議時在經費方面也從不搞特殊。如果夫人隨行，伙食費全額支付，不享受任何補貼，外出參觀正常交車費，住宿也是另外開單交住宿費。這帶有“計劃經濟”思維印跡的老派做法，今人看來或許覺得無足輕重，但知情者都清楚那是一個時代特有的風采，而且?guī)缀跻殉山^響。

總之，一方面是對學科重建的高屋建瓴的設想，一方面是對學術活動的持續(xù)推動，經由種種努力，王瑤先生實現了自己的角色轉換，由一個出色的學者，轉型為恪盡職守的學術組織者，其影響力實實在在地覆蓋了整個一門學科。

“大樹”的智慧

在王瑤先生任會長期間召開的歷次學術討論會中，有兩次被稱為“創(chuàng)舉”，那就是“以近年來出現的現代文學研究新人為主的創(chuàng)新座談會”[13]。甘愿把舞臺讓給晚輩，這既體現了前輩學人的寬闊胸襟，也是學科發(fā)展代有傳人，獲得不竭動力的基本前提。王瑤在其中的一次創(chuàng)新座談會上公開提到，“近年來我們已經涌現出了許多有才華的青年研究工作者，他們思想活躍，富有時代敏感，勇于接受新鮮事物和打破舊的框框。因此充分發(fā)揮他們的優(yōu)點和潛力，幫助他們盡快地成熟起來，對于這門學科的建設是至關重要的”[14]。

說到作育人才，承上啟下，說到引領整個學科健康發(fā)展，濟濟多士，王瑤先生執(zhí)掌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可謂當仁不讓。此處如果開列一份名單，未免掛一漏萬。事實上，如今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的中堅力量里，有多少人獲益于研究會的培植、扶助與關懷！王瑤去世后一眾后輩學者的深切追懷充分地說明了這一點。

為實現推出新人的目標，具體到研究會的工作內容，有一個平臺至關重要——《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以下簡稱《叢刊》）。

《叢刊》的創(chuàng)辦，是高校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醞釀與籌備之時就已提上日程的議程，同人把這份刊物視為與研究會章程同樣重要的事項?？飫?chuàng)刊號上的《致讀者》明確說，將“執(zhí)行黨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歡迎同一研究題目但見解不同的論文，以利于展開學術討論”，“以大專院校中文系師生、文學研究工作者、中學語文教師以及文藝愛好者為對象”，希望“能在大家的幫助下，對現代文學的學術研究工作作出自己的一份貢獻”。這些表達或許不是那么高亢，而其指向打造一個學術共同體的殷切期待卻很清楚。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創(chuàng)刊號（1979年第1期）（圖片來源：孔夫子舊書網）

雖然在某些語境下王瑤講過自己“從未過問《叢刊》之事，只是掛名而已，今后也不想插手”，但這顯然并非全部事實。在具體編務上，他的風格是抓大放小，但并非置身事外。恰恰相反，在他的指導下深度參與《叢刊》工作的樊駿敏銳地看到，在研究會的諸多活動中，王瑤先生“最為重視的是《叢刊》的工作”，“每逢談到必須辦好這份刊物及其在研究會整個工作中的突出地位時，他喜歡以文學研究會和《小說月報》作比喻，指出如果沒有《小說月報》，文學研究會不可能在‘五四’以來的文學史上發(fā)生如此重要的作用。他所看重的是刊物能夠為研究者發(fā)表成果、交流思想提供園地，可以成為新人走向學術界、走向成熟的階梯，即它在學科建設中的特殊作用”。[15]不止一位在王瑤身邊工作過的人都注意到，他屢次以年紀大了為理由希望辭去會長職務，不再連任，卻始終做著《叢刊》的主編。

既然寄托了這樣的期待，《叢刊》有一種特別向年輕學者傾斜的態(tài)勢。創(chuàng)刊后不久，它就設計了“青年園地”、“青年論叢”、“研究生論文”乃至“大學生論文”之類的專欄，在推出新人方面可謂不遺余力。另一位深度參與《叢刊》編輯工作的嚴家炎先生總結刊物的成績，一共三條，第二條“《叢刊》催動了中國現代文學學科中新人的成長”，第三條“隨著新生力量的成長和組稿工作的加強”，刊物的學術質量“逐漸顯示出可貴的進展”——都與新人的涌現有直接的關系。[16]王瑤的弟子吳福輝1985年加入《叢刊》編務，他也同樣發(fā)現，“管理編輯部和負責準備每一次的編委會時，培養(yǎng)青年學者的問題總是首當其沖地被提出的”。

叢刊編委會制度幾經改易，復盤刊物編輯機構的變遷未免枯燥，文獻具在，不難覆按，還是吳福輝來自工作現場的回憶更鮮活：

王瑤先生任主編十年，每年四次的編委會從不缺席，所以這個編輯會議的會風好得不能再好，一個旁觀者冷丁地參加進去會感到枯燥，因為由執(zhí)行編委按預先發(fā)下的“目錄未定稿”一篇一篇介紹，大家隨時插話，討論時會為了一個題目、一個新欄目的名稱，反復推敲字句，真是不厭其煩呢。然后替下一期的執(zhí)行編委出一通主意，方散會。這個會多半是上午開，可以下延時間而不必考慮用餐。編委都是盡義務，不取分文。偶爾有一次，或者是碰不齊，或者是逢了個紀念日子，于是上午開會，編輯部的人準備快餐，干的是“肯德基”，太干，楊犁讓文學館的工友做雞蛋甩袖湯，中西合璧，皆大歡喜。[17]

一言以蔽之，《叢刊》是一群文化人的精神事業(yè)。

《叢刊》當然不是沒有問題。為當事人經常提起的困難之一也是經費?？镒畛醯暮献鞣绞潜本┏霭嫔纭?chuàng)刊號印3萬冊，銷路良好。第二輯卻大量積壓。據嚴家炎回憶，從第四到十五輯，印數都是1萬冊左右。再低于6000冊，就給出版社造成了巨大的經濟壓力了。從第十六輯開始，北京出版社退出，中國現代文學館和作家出版社接手。市場經濟對學術生態(tài)的巨大沖擊，在《叢刊》這里表現得同樣突出。

為了改善經濟狀況，《叢刊》編委沒少想點子。有人建議以“青年園地”吸引大學生和研究生讀者，有人建議提高定價介入發(fā)行，有人主張面向中學語文老師打開局面……也嘗試過實際操作，在若干大學，委托一些青年教師設法代銷，結果是滯銷，只好收攤，“失敗的原因待考”；但代銷點一撤，各大學又紛紛反映買不到刊物，“弄得百思不得其解”。[18]“書生生意經”說來可笑，也令人感到心酸。

在1985到1986年最困難的時刻，用王瑤先生的話說，“蹣跚前行”的刊物又一次面臨“心肌梗塞”，他幾次提出要自費墊付出版所缺的1萬元，被眾人好歹勸住。樊駿寫到這件事時頗為動情地反問道：“除了給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保留一塊園地，他的這些努力還能有什么別的目的呢？”[19]

經濟上的諸種窘迫是研究會所遭遇的困難的一個方面，在八十年代那個思想解放的時刻，思想領域的狀況，對于研究工作的開展，影響更為直接。

在《王瑤全集》里面，《關于現代文學史的起訖時間問題》似乎是一篇并不很起眼的文章（原題《中國現代文學史的起訖時間問題》，刊登于《中國社會科學》1986年第5期）。表面看來，王瑤的主張，即現代文學起于“五四”，終于“文革”結束，也是老生常談之一種。不一定人人同意，但無妨聊備一說。姜濤看到了王瑤“那種既看重事實又不粘滯于事實的靈活洞察力，以及那種在文學與歷史、內部與外部、普通與特殊、通史與專史之間不斷來往的辯證能力”，可謂別具只眼[20]。但就寫作意圖而言，這一文章還有更為具體的背景。

這篇文章的完成于1986年5月。一年之前，黃子平、陳平原、錢理群的名作《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發(fā)表，旋即引發(fā)熱烈爭論。王瑤先生本人對“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這一概念并不全然認同，三位作者清一色都是王瑤的學生，老師如何表態(tài)，不免引人注目。

《關于現代文學史的起訖時間問題》因此帶有相當的策略性。王瑤先生只字不提《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也不涉及自己的學生，他從歷史學界的不同提法講起，最后若無其事地舉出現代文學界一位年輕學者的文章，一并作為商榷的對象。這篇文章與《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觀點接近。如此一舉數得，《關于現代文學史的起訖時間問題》既表達了個人見解，又保護了學生，“對那位年輕朋友也不會有傷害”，而且“將討論嚴格限制在學術的范圍”[21]。異議者見到王瑤這番表態(tài)，也就不再糾纏。這種處理方式體現了王瑤先生高度的政治與學術智慧。不回避學術分歧，勇于爭鳴，民主、寬容而又較真、堅持，作為前輩，也作為學者，這兩方面的品格在他身上實現了有機的統一。

很多人惋惜王瑤先生晚年花費太多的精力去報紙的字里行間研究政治，但這確實鑄造了他巧妙的處事技巧。1988年，在武漢召開的全國魯迅研究教學研討會上，錢理群發(fā)言主張和魯迅“平視”而非仰視，會場也是出現軒然大波，指責他過分狂妄。王瑤登臺了，他先是選擇錢理群發(fā)言中不周全的地方，進行了嚴厲的批評。這馬上平息了與會者的情緒，也是對學生的敲打。批評完了，最后他補上一句：“不過據我看，錢理群在北大講魯迅，比我講得好?！盵22]不動聲色間，一場風波，化于無形。

不要以為王瑤只是無原則地回護自己的學生，很多人都證實，他對親近的人批評相當多，甚至堪稱“苛酷”。作家出版社接辦《叢刊》，廠子不太好，印刷質量下降，“他知道內情，一句不批評”?？镥e字多，他在編委會上不找編輯部負責人，只問責自己的女兒。吳福輝于是深切感受到“王瑤先生的領導藝術”[23]。

批評歸批評，保護歸保護，這是一種清醒，也是一種境界。大家公認，那個時期整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團結融洽，很有生氣，取得較好的成績”，創(chuàng)造了“活潑健康環(huán)境和氣氛”[24]。原因自然很多，但會長的智慧肯定是其間較為重要的一項。

1989年底，為參加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理事會和巴金學術討論會，王瑤先生冒著嚴寒離京赴滬。盡管出發(fā)前的體檢結果很不樂觀，盡管精神上承受著很大痛苦，他還是堅持南下，竟驟然逝世于上海旅途?？梢哉f，他在會長的工作崗位上履職到了最后一刻。

“大樹倒了?！边@是錢理群在王瑤去世時的強烈感受。但如弟子孫玉石的詩句所云，前賢風范長存，他“擁有的卻是綠色的永恒”[25]。

注釋：

[1] 王瑤：《在思想改造運動中的自我檢討》，《王瑤全集》第7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67頁。

[2] 夏中義：《九謁先哲書》，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第366-367頁。

[3] 張麗華：《學術史視野中的王瑤先生——陳平原教授專訪》，《北京青年報》2014年5月7日。

[4] 張麗華：《學術史視野中的王瑤先生——陳平原教授專訪》，《北京青年報》2014年5月7日。

[5] 載《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79年第1期。

[6] 季鎮(zhèn)淮：《回憶四十年代的王瑤學長》，《王瑤先生紀念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2頁。

[7] 《19790831 致王德厚》，《王瑤全集》第8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92頁。

[8] 陳平原：《八十年代的王瑤先生》，《文學評論》2014年第4期。

[9] 錢理群：《王瑤先生的九句話》，《北京青年報》2014年5月7日。

[10] 姜濤：《思想方法的內在支援：重讀王瑤1980年代有關現代文學學科重建的論述》，《現代中文學刊》2014年第3期。

[11] 樊駿：《王瑤先生：在會長與主編的崗位上》，《新文學史料》1990年第3期。

[12] 卓如：《“十年辛苦不尋?！薄獞浲醅幭壬?，《往事蹤影》，北岳文藝出版社2017年版，第133-138頁。

[13] 錢理群：《學會十五年工作的回顧》，《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5年第2期。

[14] 王瑤：《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現狀和前景——在“現代文學研究創(chuàng)新座談會”上的講話》，《王瑤全集》第8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頁。

[15] 樊駿：《王瑤先生：在會長與主編的崗位上》，《新文學史料》1990年第3期。

[16] 嚴家炎：《回憶我當“保姆”的日子》，《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0年第1期。

[17] 吳福輝：《本刊沒有故事的故事——略記<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二十多年的路程》，靳大成主編：《生機：新時期著名人文期刊素描》，中國文聯出版社2003年版，第482頁。

[18] 吳福輝：《本刊沒有故事的故事——略記<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二十多年的路程》，靳大成主編：《生機：新時期著名人文期刊素描》，中國文聯出版社2003年版，第478頁。

[19] 樊駿：《王瑤先生：在會長與主編的崗位上》，《新文學史料》1990年第3期。

[20] 姜濤：《思想方法的內在支援：重讀王瑤1980年代有關現代文學學科重建的論述》，《現代中文學刊》2014年第3期。

[21] 錢理群：《王瑤怎樣當北大教授》，丁東主編：《先生之風》，中國工人出版社2010年版，第19頁。

[22] 錢理群：《王瑤怎樣當北大教授》，丁東主編：《先生之風》，中國工人出版社2010年版，第14頁。

[23] 吳福輝：《本刊沒有故事的故事——略記<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二十多年的路程》，靳大成主編：《生機：新時期著名人文期刊素描》，中國文聯出版社2003年版，第482頁。

[24] 樊駿：《王瑤先生：在會長與主編的崗位上》，《新文學史料》1990年第3期。

[25] 孫玉石：《他擁有綠色的永恒》，《王瑤先生紀念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90頁。

（作者單位：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圖片除注明出處外，均為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