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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讀魯迅雜文，有兩篇印象最深，原因大抵是標題怪怪的，有意思，又特別長。一篇是《由中國女人的腳，推定中國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標題幾乎就是一篇內容提要，足下如果沒有點嘴上功夫，很難一口氣讀完。文中說孔夫子晚年周游列國，他吃了多含灰沙的土磨麥粉，乘著馬車在七高八低的泥路上顛顛簸簸，結果顛出胃病來了。大師手筆，令人嘆服，那輛在北方的黃塵中踽踽獨行的雙轅馬車，此后就一直顛簸在我早年的文學記憶中，歷歷難忘。

還有一篇是《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

2

這是魯迅的一篇演講，副題是“九月間在廣州夏期學術演講會講”，但文后的編者注釋中卻說“九月間”有誤，據(jù)《魯迅日記》應為7月。這中間的問題是，該演講的書面文本發(fā)表于同年11月的《北新》半月刊，也就是演講后大約四個月。把四個月前的事說成兩個月前的“九月間”，魯迅的記憶為什么會發(fā)生如此不合情理的誤差呢？這就要聯(lián)系當時的政治氣候來考慮了。那么魯迅發(fā)表這篇演講時的政治氣候有什么特征呢？

答案是：殺人。

殺人是人類最古老的游戲，而當時的政治則是給殺人冠以堂皇的理由。三個月前的上?！?·12”反革命政變和幾天前的武漢“7·15”反革命政變，把1927年夏天的中國裹挾在腥風血雨之中。廣州的國民黨當局也在大肆屠殺，街頭上每天都有新上墻的殺人告示，那些打著紅鉤鉤的名字中，也有魯迅的學生。為了表示抗議，魯迅堅決辭去中山大學的一切教職?？梢韵胍姡壬敃r的處境已相當危險，根據(jù)林語堂的說法，當局請魯迅在夏期學術活動上演講，也有窺測他態(tài)度的用意。魯迅是真的猛士，他當然敢于正視淋漓的鮮血，“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他不怕。但他又懂得韌性的戰(zhàn)斗、反對像許褚那樣赤膊上陣。在當時的政治氣候下，他既要發(fā)出自己的聲音，又不宜金剛怒目地吶喊，因此，以學術演講的名義，含沙射影地揭露和批判當局的暴政，是最恰當?shù)姆绞健６谘葜v的文本發(fā)表時，作者又把時間“誤記”為“九月間”，離那幾個血腥政變的時間節(jié)點稍遠一些，其中有沒有避禍的用意呢？我覺得是有的，這不是膽怯，而恰恰是一種斗爭藝術，因為，屠夫已經(jīng)殺紅了眼，豈能再授其刀柄？

夏期學術演講，可講的題目當然很多，為什么要講魏晉風度呢？

答案還是那兩個字：殺人。

魏晉是一個血腥的亂世，魏晉風度即文人知識分子在屠刀下的眾生相。對文人知識分子大開殺戒，似乎應該始自秦始皇。但老實說，嬴政殺的那些個書生，誰能說出其中某個人的生平、事跡、建樹、聲譽？肯定說不出。他們只有一個共同的名稱：儒；或者說他們只是一樁重大歷史事件——焚書坑儒——中的道具。到了東漢末年，情況就不同了，魏晉亂世，所謂兵燹所及，玉石皆焚，死的固然大多是無名無姓的草民（士兵其實也是草民），但奉旨殺人，定點清除，死的卻大多是不僅有名有姓而且有頭有臉的文人知識分子。為什么要殺文人知識分子呢？距當時一千四百多年的王夫之說得很清楚：“孔融死而士氣灰，嵇康死而清議絕?！彼J為曹操殺孔融和司馬昭殺嵇康是為自己的兒子篡位殺雞儆猴，“雞”和“猴”都是知識分子，“士氣”和“清議”則是知識分子的聲音。殺他們是因為強權者不放心，怕他們與自己離心離德，尤其怕他們抱團鼓噪。中國歷來有“文人相輕”的說法，其實不對，東漢末年的知識分子就不“相輕”，他們在反對宦禍的斗爭中何等同仇敵愾，在近現(xiàn)代政治史上影響巨大的“同志”一詞，就是那時候出現(xiàn)的，“所與交友，必也同志”（《后漢書·劉陶傳》）?！巴尽?，這是多么親切而莊嚴的稱呼，一聲“同志”，不僅春風滿懷，而且熱血沸騰，即使赴湯蹈火也在所不辭。魏晉時期的“同志”，不論是建安七子、正始名士，還是竹林七賢，都是一嘟嚕一嘟嚕地抱團登場的，這當然又是權勢者最忌諱的。而且文人還有個致命的毛?。憾嘧臁①u弄聰明。你再聰明，還會比人主聰明嗎？如果你認為自己的腦袋比人主更聰明，那對不起，人主就會砍掉你的腦袋，以求得平等。建安七子中的領袖人物孔融就是死于多嘴，正始之音中的兩根弦——何晏和夏侯玄——則是死于太聰明。殺人畢竟還是管用的，一時屠刀喋血，書生授首；殺氣彌天，文士噤聲。于是到了竹林七賢的時候，為了避禍，大家喝酒的喝酒，吃藥的吃藥，或者語不涉時事而專研玄學，謂之清談。

喝酒者佯醉，吃藥者佯狂，清談者佯作高深，實際上就是逃避當下的政治追問。佯者，裝逼也，一個時代的知識分子集體裝逼，而且裝得如此風流蘊藉風度翩翩，這是專制制度下一幕周期性的奇觀。

3

且說佯醉。

阮籍，文二代，他父親阮瑀是建安七子之一，他自己是竹林七賢之一。從建安到竹林，歷史在改朝換代的震蕩中血流漂杵，文人名士成批登臺又成批被殺?！安奖籽巯蛉诵薄?，對，阮籍就是那個白眼看人的阮步兵。他當然自視甚高，不然也不會在楚漢爭霸的古戰(zhàn)場發(fā)出“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的嘆息。英雄者誰？豎子者誰？劉項乎？抑或魏晉人乎？后人眾說紛紜，但阮籍不管，嘆息過了，他又面對曠野盡情一嘯，胸中塊壘噴薄而出，古今多少事，盡付長嘯中，酣暢淋漓地體驗了一回生命的大放達和大自由。他在古戰(zhàn)場上的這一聲浩嘆和長嘯，亦被載入史冊。

浩嘆和長嘯固然酣暢淋漓，但那是在空寂無人的山巔或曠野?，F(xiàn)實的煙火紅塵中，他是一個朝廷命官，品級還不低（正四品）。官場的游戲規(guī)則是如此丑陋而黑暗，特別是在一個強權霸凌、鐵血政治的敏感時期，那就更加兇險了。四面八方都有陰冷的目光盯著你，跋前疐后，動輒得咎；而且一旦得咎，就要人頭落地。他想躲開官場的糾纏，但又不敢公開拒絕，事到臨頭，只能喝酒，佯醉，裝糊涂。司馬昭曾想和他攀親家，對阮家來說，這是高攀了，但阮籍不愿意。不愿意又不能拒絕，他就以醉拒婚。每次有人來作伐，他都喝得爛醉。阮步兵爛醉如泥，偶爾朝媒人翻一個白眼。此一醉竟酩酊昏睡六十天，讓媒人始終無法開口，硬是把親事拖黃了。這件事他玩得蠻漂亮。

但這種以佯醉行茍且的立身方式其實是一種無奈，阮籍本人也并不自以為是。在那篇著名的《大人先生傳》中，他借大人先生之口，把那些在強權下怯懦偷生的文人學士狠狠地刻薄了一番：“汝獨不見夫虱之處于裈中，逃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為吉宅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裈襠，自以為得繩墨也。饑則嚙人，自以為無窮食也……汝君子之處區(qū)內，亦何異乎虱之處裈中乎？”

這段話我就不翻譯了，因為內容有點不雅，大體意思就是把那些茍且偷生的文人比作寄生在人們褲襠里的虱子。唯一需要解釋的是這個“裈”字：有襠的褲子。褲子因為有襠而封閉，則虱子生焉。

景元四年（公元263年），曹魏的傀儡皇帝曹奐進封司馬昭為晉公，加九錫。這個九錫的名頭很大，但兆頭不好，以前王莽和曹操都接受過，似乎成了篡逆的代名詞。“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這句話是上一任皇帝曹髦說的，曹髦在皇位上戰(zhàn)戰(zhàn)兢兢地坐了八年，別無建樹，只給后世留下了這句歇后語。而他本人卻因為這句不當言論丟了性命。現(xiàn)在，上上下下都看得出司馬昭的心思，但戲還是要演的，血色下的篡位鬧劇偏要鋪陳一道溫情脈脈的柔光。司馬昭照例裝模作樣地謙讓，然后由公卿大臣集體“勸進”，阮籍很不幸地受命撰寫《勸進箴》。他又想用喝酒來拖延，但這件事太敏感，他不能翻白眼了。等到使者來催稿時，他只好一邊喝酒一邊擬稿塞責。他這次玩得不漂亮，連佯醉也不敢過分。《勸進箴》語意依違，自己既很糾結，對方也不會滿意。一兩個月后，他就死了。史書上沒有說他被殺，他應該是病死的。但這種膽戰(zhàn)心驚避禍自保的日子太傷人了，他應該是被嚇死的。

不知他最后注視這個世界時，青眼乎？白眼乎？

4

再說佯狂。

司馬昭想和阮籍攀親家，自然是因為阮氏子弟顏值高，學問好，遺傳基因出類拔萃。阮籍確是公認的美男子，《晉書》中曾為此不吝筆墨。一般來說，正史是不屑于關注這些花邊新聞的，由此亦可見阮籍之男神風采不同“一般”。而同樣在《晉書》中，對嵇康的形象推介又更甚于阮籍，諸如“龍章鳳姿”之類的贊語雖然讓人不得要領，卻肯定是極高的評價。關于嵇康的容貌最富于文學意義的描寫還是來自他的一位朋友：

叔夜（嵇康）之為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巍峨若玉山之將崩。

僅憑這兩句話想象一個人的容貌，仍然是不得要領，但至少可以認定該男子之高大魁偉，且氣質超好。

這位朋友叫山濤。

山濤也是竹林七賢之一。七賢之中，阮籍、嵇康、山濤私交最好。作為亂世名流，三人各具性情，立身處世亦各有風范。阮籍喝酒、佯醉，和官場若即若離。他平日里懶懶散散，白眼看人；但偶爾也會現(xiàn)身官衙露一手，把政務處理得干凈利落。他其實是和當局虛與周旋的意思。山濤是忠厚長者，又是官場中人，而且官還做得不小——尚書吏部郎——一看這名字就知道和中組部有關，對，這是中組部主管官吏選任、考察及調動的官員，周圍巴結的人不會少。他倒不是那種一闊臉就變的人，相反，他對朋友很關顧。溫和、大氣、懂進退，而且才華很好，并不平庸，這就是山濤。

嵇康走的是極端路線，他是曹操的孫女婿，在司馬氏眼里，大抵屬于前朝余孽。既然如此，他索性就徹底地棄絕官場仕途，徹底地不合作。當時的文人有很多是吃藥的，那是一種時髦。吃了藥不能休息，要“散發(fā)”，一般是走路。他們穿著寬大的衣服，趿著木屐，走得風生水起。而且興奮，舉止言談皆放浪形骸，全不顧綱常名教，這就是佯狂了。嵇康也吃藥，但他不走路，他打鐵。他原先住在山陽，后來遷到洛陽來了。洛陽是京師，出將入相，冠蓋云集。他就在這些大官的眼皮底下開了家鐵匠鋪。他身材高大，體格健壯，吃了“五石散”后精神煥發(fā)，就用打鐵排解多余的精力。叮當叮當，打鐵聲堅定而沉著，一個不世出的大學者在洛陽東郊打鐵，中國的冶金史應該記上一筆吧。

他為什么要打鐵呢？是不是為了測試自己生命的強度？這是一個鐵與火的世界，鐵錘砸在鐵砧上，實打實，硬碰硬，誰也不怕誰。掄錘人當然不能寬袍大袖，只能短打，甚至赤膊。爐火映照著他健壯的身軀，此刻若用玉樹臨風或者清新俊逸之類的形容詞肯定太輕佻了。錘起錘落，火星四迸，漢子鼓突的腹肌、胸肌、肱二頭肌次第發(fā)力，聯(lián)袂炫示，勃發(fā)著陽剛的氣息。這是真正的秀肌肉，也是他生命中真正的高光時刻。我說不清這種演出指向他性格中的何種訴求，但我至少知道，如果他干別的——例如做豆腐——那就肯定不是嵇康了。

叮當叮當，打鐵聲堅定而沉著，不屈不撓地傳進京師的宮闕。有人想：這家伙哪兒不能打鐵，為什么非要從山陽跑到洛陽來打？而且給人打鐵還不收錢，這是圖什么呢？或者說這是在向誰示威呢？

嵇康一邊打鐵，一邊讀書寫詩做學問，有時還要給朋友寫信，他那封青史流芳的長信——《與山巨源絕交書》——就是放下鐵錘寫的。

山巨源就是山濤，嵇康為什么要和他絕交呢？

山濤要升官了，由尚書吏部郎升任散騎常侍。顧名思義，“常侍”就是皇帝的貼身秘書，從職級上講，這是進入了高級官員的行列。需要指出的是，司馬氏暫時還不是皇帝，現(xiàn)在坐在皇位上的人還姓曹，但官員的任免大權都在“大將軍”（司馬昭）手里。因此，這時候任命的散騎常侍，實際上就是司馬氏派過去監(jiān)視傀儡皇帝的特務?？磥硭抉R昭對山濤相當信任，不僅派他去“常侍”皇帝，還讓他推薦一位吏部的繼任者。山濤推薦了嵇康，他可能覺得自己這么優(yōu)秀的一個朋友，老是在郊外打鐵算什么呢？長此以往，連養(yǎng)家糊口都成問題。而且他還有一種不祥的預感：這鐵再打下去，恐有……殺身之禍。

一個正五品的、負責朝廷人事調配的、周圍有很多人巴結的尚書吏部郎虛位以待，只要嵇康愿意。

彈冠相慶吧。

但嵇康不愿意，于是便有了這封《與山巨源絕交書》。

雖說是絕交，語調卻并不激烈。嵇康貌似自嘲地列舉了自己不適合當官的諸多原因，計有“不堪者七”“不可者二”，非常7+2，一共九條?！安豢罢摺本褪遣荒苋淌艿模弧安豢烧摺本褪菆詻Q不做的。這九條理由表面上是說自己的個性特征和生活旨趣，實際上是抨擊官場的丑陋和黑暗。且看“不堪者”其中的一條：“危坐一時，痹不得搖，性復多虱，把搔無已。而當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p>

他說，做了官，就要端端正正地坐著辦公，腿腳麻木也不能自由活動。而且自己身上虱子很多，一直要去搔癢，這時候如果穿著官服去迎拜上司，如何是好？

古代由于書寫工具的限制，寫文章崇尚簡潔，寫信更是如此。但嵇康的這封絕交書很長，從開頭的“康白”到最后的“嵇康白”，調侃挖苦，洋洋灑灑，計一千八百多字。那時候紙的產(chǎn)量很少，還沒有完全取代竹簡，所謂“洛陽紙貴”恐怕不光是說文章漂亮，紙的價錢也確實貴。想象一下，這封絕交書要用多少竹簡！再對比一下，博大精深的《道德經(jīng)》和《孫子兵法》只不過五六千字，一千八百多字的信，可謂長篇大論矣。

但仔細體味這封絕交書，我還是有點疑惑，我總覺得作者有點舉輕若重，似乎有意要張揚什么。如果僅僅是絕交，其實三言兩語即可，甚至不予理會即可，根本用不著這樣耗費竹簡，長篇大論往往有弦外之音。見多了那些分手的戀人，凡咬牙切齒或絮絮叨叨地詛咒不休的，往往是心有不甘藕斷絲連。真的絕情，只要一聲“再見”或一個手勢就了結得干干凈凈。

那么嵇康有什么弦外之音呢？

這封絕交書一寫，嵇康必死無疑，因為他實際上是宣告與司馬氏的徹底不合作。嵇康是認定了要當烈士的，但他要保護山濤。因此，他才借此機會當著全世界的面羞辱山濤，這是做給司馬氏看的。嵇康這一點很了不起，他自己義無反顧，但他決不讓朋友墊背。任何一個時代，義無反顧的烈士總是少數(shù)，大多數(shù)都是山濤這樣的識時務者。嵇康尊重山濤的選擇，他在信中對山濤的評價是：“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意思是你遇事善于應變，對別人總是稱贊多而批評少。這話說得多好啊，精準、通透，放之古今而皆準。確實，這樣的人在任何時代都會活得滋潤些，我們沒有理由指責他們，若排除告密和傾陷，“世故”其實并不是貶義詞。山濤后來盡心盡意地把嵇康的子女撫養(yǎng)成人，并因此留下了“嵇紹不孤”的成語（嵇紹是嵇康的兒子），也留下了關于政治，關于氣節(jié)，關于友誼的更多面的闡釋。

景元三年夏天，在刑場上三千多名太學士的抗議中，一顆絕世才華加絕世容顏的腦袋滾落塵埃。太學士們本想提請殺人者珍惜嵇康的身份和名望：當代最具影響力的思想家、文學家和音樂家。但他們不會想到，在這幾個閃光的大詞中，殺人者根本不在乎思想、文學或者音樂，他們只在乎“家”——家天下的“家”，而那恰恰是需要用殺人來維持的。

5

阮籍和嵇康語境中的虱子只是一種修辭或假托，當不得真，但現(xiàn)實世界中洛陽的虱子肯定不少。那么一個世道，臟亂差再加貧窮，到處都是虱子麇集的樂土?！皣也恍夜录倚摇?。登基的虱王在“裈中”揚揚自得地發(fā)布宣言，老卵得很。那么就說國家吧，司馬氏黃袍加身后并沒有安穩(wěn)多少日子，就發(fā)生了八王之亂。我們不管是看《三國演義》還是《三國志》，那里面的司馬懿和司馬昭是何等老謀深算甚至雄才大略。但先人太雄才大略也不是好事，三代以后，到了晉惠帝的時候，卻連正常的事理也弄不清了。八王之亂后，晉室在洛陽待不下去，只得收拾細軟往江南跑，此即所謂“衣冠南渡”?！耙鹿凇闭?，皇室貴族簪纓世胄也。值得一提的是，寄生在“衣冠”里的虱子也隨之翠華搖搖地徙居江左?！敖霞邀惖?，金陵帝王州”，當然那時候還不叫“金陵”，叫“建康”。但“佳麗地”和“帝王州”都說得不錯。江南真的是好，不僅達官貴人又找回了繁華舊夢，連寄生的虱子也順勢上位以至登堂入室了。

說虱子登堂入室可不是信口開河，因為有“詞”為證——晉室南遷后，在衣冠士族中悄悄地出現(xiàn)了一個時髦的新詞：捫虱而談。

捫虱而談的典故出自東晉名士顧和，大致情節(jié)是：揚州從事顧和去覲見宰相王導，因府門未開，就坐在門前專心致志地捉虱子。武城侯周?也來進見長官，見顧和獨自覓虱，夷然不動，和他搭話時亦“搏虱如故”，遂大為嘆賞，對王導說“卿州吏中有一令仆才”。

我實在很難理解周?對顧和的夸獎，尚書令和仆射都是相當于宰相的大官，只憑一個人捉虱子捉得認真，就認定他有“令仆才”了？如果這樣，未莊的阿Q和王胡也應該是夠格的吧。

類似的情節(jié)還出現(xiàn)在名士王猛身上。王猛這個人據(jù)說少有大志，桓溫入關時，他穿著粗布衣服前來拜訪，大庭廣眾之下，他“捫虱而言，旁若無人”，縱論天下大勢，一屋子的人聽得一愣一愣的。他雖然拒絕了桓溫的征聘，卻因此揚名，后來成為苻堅的輔臣，亦官至宰相。

這實在是一種很有意思的現(xiàn)象，當初的名士們托言捫虱不過是佯狂避禍，那是血腥的高壓政治下的“不得已（魯迅語）”，因此，那種玩世不恭放浪形骸也可以說是一種血染的風采。南渡以后，改朝換代的風雨已然遠去，文人學士們開始走出為政治站隊而擔驚受怕的心獄，沉潛在他們心底的家國之痛亦逐漸消融在偏安江左的放誕風流之中。佯醉佯狂自然是用不著了，但佯作高深的清談卻變本加厲。這樣一來，就連那不登大雅之堂的虱子亦與有榮焉。長此以往，捫虱而談竟然成了一種“雅人高致”，甚至是一枚時髦的徽章，那種談吐從容無所畏忌的“捫虱風度”受到廣泛追捧，一時間，好像文士們若不能一邊高談闊論一邊隨手從身上捉出幾只虱子來就不配稱為文人高士、更不配經(jīng)邦濟國似的。而“捫虱”“烘虱”之類的意象后來也堂而皇之地出現(xiàn)在詩人的歌詠中，成為實驗性詩歌的某種嘗試。

當然，那已經(jīng)是到了說話著文不怎么顧忌的北宋。

宋代中期的某個時期，位于開封東廂新城區(qū)的春明坊幾乎成了京師的文化中心，重量級的文人士大夫一時趨之若鶩。原因很簡單：這里居住著著名學者和藏書家宋敏求。宋敏求不僅藏書宏富、質量優(yōu)良，而且為人慷慨、樂于分享，凡有借閱者皆毫無保留。私人藏書樓變成了公益圖書館，流風所及，文人學士皆爭相求為比鄰，弄得春明坊的房價比內城的繁華地段還高。這是關于宋代文化風習的一個生動鏡像，也是歷史上最早關于“學區(qū)房”的記載，值得注意。

春明坊的住戶中，有大名鼎鼎的王安石和司馬光，后人只知道這兩位因政見之爭而勢同水火，以致老死不相往來，但那是神宗熙豐以后的事，現(xiàn)在才是仁宗嘉祐年間，他們同在三司為官，惺惺相惜，經(jīng)常互為唱和。唱和詩中亦有以“烘虱”為題的，頗引人注目。北宋中期是中國封建社會少有的繁華盛世，官員生活之優(yōu)裕是不用多說的。因此，這些人的“烘虱”詩篇只是以戲謔為詩的某種嘗試，并不是真的身上有虱子。作為文人，隱身于唐朝巨大的背影下實在是一種不幸，唐詩太巍峨壯麗了，他們既無法與唐人比肩，又不甘匍匐于唐人腳下，便試圖在游戲的狀態(tài)中探索詩歌寫作的各種可能性，也就是說，宋人的“烘虱”純粹是一種文學現(xiàn)象，既非矯情，亦與現(xiàn)實無涉。

但如果說宋代官員的身上絕對不會有虱子，那也不盡然。

王安石后來位極人臣，但此公生性邋遢，從不把洗澡和換衣放在心上，以致后來蘇洵在《辨奸論》中攻擊他“衣臣虜之衣……囚首喪面”。作為宰相，這就關乎朝廷體面了。同事們只得定期架著他去一趟浴室，稱之為“拆洗王介甫”。然而盡管定期“拆洗”，虱子還是在他身上安營扎寨了。一次御前奏事，正值一只虱子在他鬢角上巡視。神宗見了，忍不住發(fā)笑。退朝后，他問副宰相王珪，皇上為什么笑，王珪告訴他原因后，他連忙叫侍從來捉掉。王珪說：“未可輕去，輒獻一言，以頌虱之功?！苯又?，一本正經(jīng)地吟誦道：“屢游相須，曾經(jīng)御覽?！蓖醢彩犃T也忍不住大笑一回。

王珪是詞臣出身，文思敏捷且辭采贍麗。他有個孫女婿也是名人，叫秦檜。

宋代的虱子其實早已跌下神壇，捫虱也不再是身份高雅的徽章。像王荊公的這種遭遇，并不能怪虱子大膽“僭越”，只能怪他自己失去了身份定位。一個當朝宰相，怎么能一點不顧體面，以致讓虱子蹬鼻子上臉呢？真是的。

虱子在貴人的鬢角上巡視，因為被皇帝看到了，所以能夠傳世。如果虱子在相對私密的場合侵擾貴人，曝光的概率就微乎其微了，除非當事人自己“著之竹帛”。

清同治八年（1869年）四月初七，曾國藩視察永定河水利，回程途中下榻于安肅縣，當天日記中有這樣的記載——二更三點睡，為臭蟲所嚙，不能成寐，因改白香山詩作二句云：“獨有臭蟲忘勢利，貴人頭上不曾饒?！?/p>

曾國藩當時的身份是武英殿大學士、直隸總督。因直隸拱衛(wèi)京畿，故直督號稱疆臣之首。按理說，他這個身份的官員是不應該遭遇虱子的。但實際情況是，他下榻在安肅縣。直隸總督駐節(jié)保定，安肅是距保定五十里的小縣城，那里最好的招待所也不能保證沒有虱子。也就是說，在這里，曾國藩的身份與環(huán)境之間發(fā)生了錯位。安肅縣的旅館虧待了總督大人，但總督大人大概是不會怪罪地方官的，他只能一邊捫虱東床一邊戲改唐人的詩句以排解長夜。

唐人的詩，原句為“公道世間唯白發(fā)，貴人頭上不曾饒”。世間所有的人，無論貴賤，在生老病死的自然規(guī)律面前都是平等的。而改詩的意思是，世間所有的人，無論貴賤，在臭蟲面前都是平等的。所謂“獨有臭蟲忘勢利”，為什么“獨有”？因為現(xiàn)實世界中的人太勢利了。這一句看似調侃，其實有痛切的人生感喟在焉。一個老官僚幽微的心跡，在這種私人化的日記中得以真情流轉，況味愴然。

當天夜里，總督大人和虱子周旋時，有沒有想到那曾讓魏晉時代的文士們心馳神往的捫虱風度呢？日記里沒有說。也罷。

文章最后，有一點還是要說一下，曾國藩所改的那兩句唐詩并非出自白居易，而是出自杜牧，他記錯了。記錯了也不要緊。曾文正公是憑借再造玄黃的巨大功業(yè)而騰達官場的，不像有的官員是靠章句小楷考出來的。他當初雖也有科舉功名，但名次相當靠后，令他一輩子羞于提及。清代殿試按名次分為三等，一甲賜進士及第，二甲賜進士出身，三甲賜同進士出身。他是三甲第四十二名，賜同進士出身。“同”就是相當于，用現(xiàn)在的話說，他“相當于”本科畢業(yè)，而且，還是三本。

【作者簡介：夏堅勇，散文家，劇作家，現(xiàn)居江蘇江陰。代表作有《湮沒的輝煌》《大運河傳》《紹興十二年》《慶歷四年秋》等。曾獲莊重文文學獎、曹禺戲劇文學獎、魯迅文學獎等獎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