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吳文莉的“西安城三部曲”《葉落長安》《葉落大地》《黃金城》以1899—2019年河南、山東移民在西安生存發(fā)展的經歷為題材，意圖書寫“中國平民百年生存史”，因此也就與傳統(tǒng)中國邁向現(xiàn)代的進程形成共振與互文。小說著力塑造的商人形象呈現(xiàn)出近百年來中國社會的“食貨志”，三位現(xiàn)代商人形象的異同也道出傳統(tǒng)中國本身對于“商業(yè)”的復雜態(tài)度。在這一經濟生活史背后，作者刻畫出的女性群像并不依附于“商人大傳”，而是在冷靜陳述“男性凝視”事實的基礎上，將“烈女”還原為“列女”，完成了女性身份的自我確證。“移民史”書寫是對現(xiàn)代早期知識分子“救世”探索的歷史回應和文學表征，這一路徑體現(xiàn)出中國“自發(fā)現(xiàn)代化”的資源與實踐的歷程。

關鍵詞：“西安城三部曲” “食貨志” “列女傳” 移民史 鄉(xiāng)土性 現(xiàn)代性

當作家吳文莉的小說以“三部曲”形式重新出版之后，“葉落系列”就變成了“西安城”系列，從1899到2019年的時間跨度既是小說真實的歷史背景，同時也是作者以“西安城”寫“中國故事”這一深層文本內涵的表征。這并非讀者的“附會”，而是作家的自覺意識，在《葉落長安》與《黃金城》共同的后記《從西安城到黃金城》中，吳文莉坦陳自己二十多年來的創(chuàng)作動機正是“站在這西安城里，書寫著西安平民的生老病死、喜怒哀樂，回視中國平民的百年生存史，瞭望未來”。①當這一現(xiàn)代以來中國作家的集體無意識成為作者的創(chuàng)作自覺，“西安城”的文學表征也就實質上建構了“現(xiàn)代中國”的歷史，“大地—長安—黃金城”的空間隱喻既打破了“鄉(xiāng)村—都市”的二分法，也將“傳統(tǒng)—現(xiàn)代”的進程抽離出“禮贊—批判”的敘事態(tài)度。

盡管按照寫作和出版時間，《葉落長安》先于《葉落大地》與《黃金城》，倘若以“三部曲”的統(tǒng)一調性來看，從《葉落大地》到《葉落長安》再到最新出版的《黃金城》才是120年“現(xiàn)代史”的“順序”。不過，在文學普遍的“現(xiàn)代性”研究框架下，“西安城”系列與其說體現(xiàn)了“線性”的歷史進程，不如說以“線性敘事”將“時間”“空間”與“人”共同置于“混沌”的文學場，向讀者呈現(xiàn)出“鄉(xiāng)土性”是如何通過自身的流變以及復雜的纏繞，孕育出中國的原發(fā)“現(xiàn)代性”。與此同時，以畫家作家雙重身份進入文學創(chuàng)作的吳文莉，也用獨特的細節(jié)寫實展現(xiàn)了屬于當代文學的獨特審美，締造了一個動靜相適、有機與無機相結合的“黃金城”。

“食貨志”

在三部小說“終曲”的《黃金城》封底，作家直言其創(chuàng)作野心——要將畢成功塑造成“絕不雷同于任何文學作品里的中國商人”，并通過“他”刻畫一個屬于時代的商人群體，而“黃金城”正是這一群體競相追逐的成功和財富的象征。吳文莉寫道：“在這座城里，他們毫不掩飾想要當一個闊人的欲望，為了溫飽而下海，為了財富而奮斗，為了愛情而瘋狂，終于在這殘酷的商業(yè)戰(zhàn)場上或成了烈士，或成了富翁。”②小說主人公畢成功便是幸運的后者，他“從平民到億萬富豪”的故事，正是一部改革開放史。無獨有偶，《葉落長安》中的梁長安也在這一大時代的背景下征戰(zhàn)商場，卻最終差一點成為“烈士”。倘若將三部小說狀寫的1899—2019年這一個多世紀納入考量，19世紀以降的“淘金夢”所代表的“移民文化”似乎成為了“黃金城”的隱喻，暗示著“個人—國家”的現(xiàn)代神話。

在《黃金城》的腰封推薦語中，他（畢成功）和“他們”是1979到2019年間的中國商人代表，在“改革開放四十年”背景下，“當代中國的每一座城里都有這樣的財富和積累故事”，由此稱作品為“一部驚心動魄的創(chuàng)業(yè)史”。然而，一個更為關鍵的“主體”問題被作者繼續(xù)在封底的話中提出，這一“創(chuàng)業(yè)史”不僅僅是“中國商人”的歷史，在最后一段吳文莉寫道：“而這個時代的我們，都生存在這樣耀目的黃金城里。”正因此，盡管畢成功的故事拒絕“雷同”，欲望敘事卻恰恰是小說更為普適的底色。作家絲毫沒有避諱“第一桶金”的原罪，非但如此，當“勾兌假汽水”以及“炒辣面‘智取’門面房”成為富翁畢成功津津樂道的個人奮斗史，一個唯利是圖、見利忘義的“奸商”形象躍然紙上。這些毫無“技術”含量，僅靠投機和小把戲斂財?shù)纳倘舜蠖鄷粫r代淘汰，而畢成功顯然在時代浪潮中把握住更多的機會，終成時代弄潮兒。小說借秦教授與沈天兩代知識分子之口說出畢成功商道的兩面性：

秦教授搖頭說……要是所有商人都目光短淺唯利是圖，還有啥希望？中國幾千年來都是按士、農、工、商的順序排人呢，為啥呢？商人重利輕義，商業(yè)產生貧富差距，就會出現(xiàn)矛盾沖突。古人都知道。社會的價值體系咋能把商人擱在前面？

……

沈天卻說，可是老師，司馬遷的《貨殖列傳》開篇就否定了老子設想的理想社會！司馬遷也說不能光靠教化，得要發(fā)展經濟呀。③

畢成功正像是那只會捉老鼠的“黑貓”，分享著時代的光芒。作為一個從河南的沙村“逃”往西安城的移民，原本就生于這座城市的畢成功并非劉蘭草、郝玉蘭那樣的“生存型移民”，而是傳統(tǒng)社會鮮有的“發(fā)展型移民”，童年時代所經歷的政治浪潮將他們一家席卷回河南老家，西安城的豐盛與繁榮又將他“召喚”回都市。在鄉(xiāng)村野蠻生長的七年間，一輛費盡心思得來的自行車成就了畢成功最初的“淘金夢”。作為交通工具，自行車遠勝過腳力，因此也成為“商品流動”的貨殖符號，騎車販賣冰棍攢下的三十塊錢是畢成功沿鐵路“回到”西安的本錢。相較于傳統(tǒng)社會小生產者以及現(xiàn)代工業(yè)化大生產方式，畢成功的從商之路更符合近代“貨遷有無，平物價，濟急需”的“商品交換論”，不過，提出這一商道概念的晚清思想家鄭觀應同時也指出“商務之盛衰，不僅關物產之多寡，尤必視工藝之巧拙，有工以翼商，則拙者可巧，粗者可精”。④這一誕生于19世紀末的“工商”思想將《葉落長安》中的“商人”梁長安與畢成功區(qū)別開來。

盡管增訂本對梁長安后半部分的故事改動較大，增添了許多關于身世和認親的情節(jié)，但其個人奮斗史仍保留了初版的原貌。鑫鑫皮件廠的大火燒掉了梁長安前半生的心血，甚至差一點要了他的命，如果將這場“人禍”輕易定性為“勞資沖突”，恐怕不足以呈現(xiàn)小說的豐富性。作者借岳母郝玉蘭之口訓誡“做生意別總想著把人擠死”，這句話既道出了梁長安與方俊翔商業(yè)競爭的暗流，也埋下了“苛待”工人的伏筆。如果說前者不僅是供不應求又須按時交貨的現(xiàn)代契約精神，更意味著梁長安在個人出身以及情路歷程上跟“都市之子”的較量，后者當然也不能簡單理解為“剝削”。作為一個技術超群的前國企工人，梁長安對配件使用的嚴苛以及次品率的要求首先來自于他將“技術”作為商業(yè)核心的自信，即便技術可以復制，對質量和成本的把控也是他的商業(yè)優(yōu)勢——如果說“商”僅僅是“運已成貨”，“造未成之貨”的“工”才是商道之根本。不過，比起現(xiàn)代工業(yè)化大生產，梁長安更接近于傳統(tǒng)社會手工業(yè)生產方式下的“商賈”，與近現(xiàn)代新興的工商業(yè)資產階級尚且有一定距離。正因此，梁長安的“創(chuàng)業(yè)史”始終伴隨著義利之辨，比起畢成功心梗倒下之后仍對“黃金城”興致盎然，梁長安燒傷垂危之際更多的是絕望與悔過，這與其說是“貴義賤利”到“不齒言利”的時代轉變，不如說本身就呈現(xiàn)出傳統(tǒng)中國對“商”的混雜態(tài)度。

相較《黃金城》中畢成功白手起家的個體戶“創(chuàng)業(yè)史”，以及《葉落長安》中梁長安的國企技術工人下海沉浮史，《葉落大地》則更為自覺地將個人“創(chuàng)業(yè)史”與一個村莊乃至現(xiàn)代民族國家的命運緊密相連。這部在故事時間上最早的小說，直到接近尾聲的部分才引入了“現(xiàn)代工商史”，譚彥章與譚守東兩代人引領譚家堡子這個山東移民村完成了由農耕向工業(yè)的轉型。生產方式的變化為“創(chuàng)業(yè)史”的“業(yè)”做出了現(xiàn)代注腳，以文學敘述構筑了“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轉換機制。盡管《葉落大地》的敘述方式更偏向于傳統(tǒng)現(xiàn)實主義手法，小說上部與下部敘事節(jié)奏的變化還是在內容與形式的結合上有著更為精妙的構思。從1899年講起的劉冬蓮的故事將山東移民在關中平原艱難扎根的歷程緩緩道來，母一輩土里刨食的小農經濟孕育了第二代移民，譚守東的堅韌不屈與銳意進取正是在對土地的拓荒與深耕中獲取的。及至“下部”以“西安解圍”作為大歷史背景，小說仍以家庭倫理娓娓道來血緣、親情、愛情等傳統(tǒng)故事，敘述加速是從最后1/5處開始的，譚家堡子為防土匪修寨墻的情節(jié)緊接著就是1928—1930年間的“關中大旱”，靠天吃飯的小農經濟遇見了第一重打擊，小說寫道：

關中自古都是皇天后土，是埋了多少皇帝的地方，這樣的災難使過慣了旱澇保收安穩(wěn)日子的關中人們都驚慌了，總期盼著興許哪天就下雨了，一切都好了?？蛇@雨竟然盼了三年！誰家的家底再殷實，也經不得這樣三四年的絕收，漸漸所有人都成了饑苦的樣子。⑤

經歷了這場“天災”，“農事”受到的仍然是傳統(tǒng)社會所常見的打擊，到了1932年的陜西霍亂，作家對歷史背景的描述已經做了弱化，然而財富的銳減乃至人口的減少給這個山東移民村已經造成了重創(chuàng)。轉機是在1934年到來的，譚守東與“鐵織布機”的相遇是小說的高潮情節(jié)，從技術角度說，這架很晚才在小說中出場的鐵家伙并非20世紀三四十年代國產新式自動力織布機，上海的大隆機器鐵廠直至20世紀30年代初才宣傳農業(yè)及小工業(yè)用的最高不超過“十二馬力”“柴油引擎”等仿制國外機器的產品，所以小說借洋布廠師傅之口，說出其“洋機器”屬性。作為“現(xiàn)代化進程”最為重要的一環(huán)，生產方式的轉變直接將一個村莊推到了東西方文化碰撞的前沿?！耙惶炷芸?0米洋布，相當于三百斤麥子”的實寫不僅震撼了劉冬蓮們，也給近代以來新崛起的“政商”群體做了注腳。從“四民之末”到“四民之綱”的變化在史實中應對的是現(xiàn)代性的挑戰(zhàn)，在小說情節(jié)中則敘述為由“生產”到“銷售”的重心偏移。

伴隨鐵織布機的生產效率出現(xiàn)了土織布幾乎從未有過的“供需”問題，“洋布”因其價格高昂，在平民那里很難有市場。譚守東因為兄弟譚興在國民黨軍需局工作的緣故，開拓了銷路，并以提供回扣的方式籠絡了專管軍裝的劉處長。當守東以“不過是個買賣”掩飾自己“賣到陜北”的“失言”時，“賣給誰”的問題就不僅僅是“把整個譚家堡子整個村子都帶起來，讓大家來織布，都過好日子！”⑥的“創(chuàng)業(yè)史”，“工商業(yè)”與“現(xiàn)代革命”的共振由此初現(xiàn)端倪。到1935年大華紡織廠的創(chuàng)立，電力紡織機的生產力再次挑戰(zhàn)了譚家堡子的鐵織機，先前半農半工的生產方式“自然地從耕地轉成工業(yè)生產”，譚守東也第一次意識到“賣布比織布重要得多”，幸而“大華”并未成為壟斷市場的寡頭，傍著“軍需”，魯秦織布廠的生意一直做到1938年?！盎▓@口決堤”之后的河南災民順著隴海鐵路也來到關中平原，接收流民做工最初是出于慈善，不過對織布廠來說，這些徹底失去土地的流民比當?shù)卦霓r民更適合工業(yè)生產，“不需要在農忙時請假”也解答了《葉落長安》中梁長安與農村雇工大保之間矛盾的焦點。“工人階級”的雛形以及現(xiàn)代工商業(yè)與民族國家命運與共的現(xiàn)實邏輯，再一次顯現(xiàn)出“現(xiàn)代性”與“道義中國”的交融。

從“抑商”到“重商”的轉變倒也并非20世紀現(xiàn)代革命一蹴而就的，事實上無論抑制還是重視，對“商”的不同態(tài)度多少都是在國家治理的邏輯層面展開的，西漢晁錯在《論貴疏粟》中提醒漢文帝“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xiāng)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⑦?！靶猩獭奔s等于“流民”的隱患直接關乎“國家安定”，從這一的角度來看，近現(xiàn)代受“外力”影響而展開的“洋務運動”以及“實業(yè)救國”的底層邏輯似乎原本就包含在“食貨志”中。在“商鞅變法”之前，尚且沒有形成強大的“抑商”傳統(tǒng)，《貨殖列傳》中所載的子貢正是儒家倫理與商人精神相結合的典型代表。從商鞅的“事本禁末”到漢劉邦時期頒布的《賤商令》，商人地位乃至人身權利都受到極大的限制。重農抑商的儒家文化在中唐時期發(fā)生轉折，生產力的發(fā)展與庶族地主階級的崛起讓士商之間的嚴重對立產生了松動，此時，儒釋道合流的過程、天下通衢的經濟基礎以及崇尚奢華享受的社會風氣無一不催生出“商”的力量。韓愈在《原道》中提出農商并重，并重申先秦時期“義以生利，利以平民”的思想，商人亦尊亦卑的地位以及自重與自賤并存的矛盾品格漸成主流。及至兩宋時期，隨著商品經濟的長足發(fā)展，傳統(tǒng)四民分層體系第一次受到質疑，士商關系開始不斷調整，“重商”逐漸浮出水面。明代市民階層的興起將兩宋以降的“紳商”通過行會行使權力的社會結構進一步稀釋為普遍的商業(yè)以及消費文化，直至近代“紳商學軍”替代“士農工商”。

這一過程甚至不用費心思考察“資本主義萌芽”，除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發(fā)展，在鄉(xiāng)土中國，“食貨志”歷史轉變的核心問題始終是“義利之辨”。從“倉廩實而知禮節(jié)”到“消滅剝削”的現(xiàn)代革命話語，一定程度上共享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傳統(tǒng)價值體系。劉蘭草給兒子畢成功說的那句“恁的心丟了”，是在富貴迷人眼的“黃金城”里“正心誠意而后修身”的警訓，而在“個人”與“國家”之間，作為中介物的“家庭”則以女性為核心重構“時間”“空間”以及“人”的關系。

“列女傳”

在普遍的期待視野中，人們似乎總是期望女性作家專注同性別人物的塑造，并對其傾注更多的同情或贊美。不同于男性作家“凝視”的結果，女作家抒發(fā)女性之美、同情女性之苦更具天然的正當性，從“烈女”回歸“列女”的寫作是對傳統(tǒng)社會父權結構的反駁，但同時也在消解現(xiàn)代文明所創(chuàng)造的“母性神話”。在“西安城”的故事中，相比譚守東、梁長安和畢成功們的“商人大傳”，作家吳文莉似乎更擅長塑造女性群像，在男性角色與“歷史時刻”相遇的敘述前景下，女性則不動聲色地承擔了歷史的過程。譬如“前商業(yè)時代”的積累，多少都有“母親”的身影，幾位男性商人“創(chuàng)業(yè)史”的源頭無一例外都來自母輩的農耕或小手工業(yè)生產，甚至在其商業(yè)經營的背后，是真正料理生產的女性，她們參與了那個商業(yè)的過程，但卻并不分享“商人”的身份，她們仍舊是母親、妻子甚或情人。

劉冬蓮、郝玉蘭、劉蘭草對應著譚守東、梁長安、畢成功，三部小說每一部都刻畫了一位“偉大”的母親，她們承受了百年現(xiàn)代化進程的絕大多數(shù)“苦難”，其中“生殖”之苦正是所有女性共同面對的負累。在以“生殖”本身為目的的傳統(tǒng)文化中，“母親”與“孩子”之間具有相互保障的關系，波伏娃指出：“正是通過生兒育女，女人完整實現(xiàn)她的生理命運；這就是她的‘自然’使命，因為她的整個機體是朝著延續(xù)種族的方向發(fā)展的?！辈贿^她同時強調“人類社會從來不聽任自然的擺布，特別是將近一個世紀以來，生育職能不再只受到生物學的偶然性所左右，它受到意志的控制”⑧?！度~落大地》開篇就是身懷六甲的劉冬蓮在黃河邊喪夫忍痛賣女的情節(jié)，緊接著是逃荒途中龍游寺產子的情節(jié)。生產過程的兇險自不必說，現(xiàn)代軍醫(yī)與傳統(tǒng)穩(wěn)婆聯(lián)手救回母子兩條性命，驚險的情節(jié)之下，是生于晚清的劉冬蓮拋棄傳統(tǒng)節(jié)烈觀的“現(xiàn)代”意志。小說寫道：

冬蓮心里亂七八糟定不下神，女人的名聲比命大呀！一時間，她又在心里為自己辯護，她要是死了，肚子里的孩子不是也得死了？她的命比不過貞潔重要，孩子的命可比天大！想著，冬蓮的鼻子就酸了，大滴的眼淚順著眼角流下來。⑨

這一滴時代之交的眼淚是女性求生的本能，這個逃難途中喪夫的弱女子，此后每每以“為了兒子”之名堅韌地活下去，編鍋頂排謀生、買地開荒、挖窯蓋房、料理織布廠，全心全意履行“母親”的職責?！澳感月氊煛蓖ㄟ^家庭中的代際傳承，又成為兒子譚守東與孫子譚振國“治國平天下”的“家傳”。劉冬蓮把自己從雙林媳婦活成了守東他娘、振國他奶，也活成了魯秦織布廠的主事、河南災民的活菩薩。從弱女子到女強人再到女菩薩，很難說是傳統(tǒng)倫理還是現(xiàn)代意識在起作用。

事實上“現(xiàn)代婚姻制度”在“母性神話”的創(chuàng)造方面并未超越傳統(tǒng)女性生殖功能的節(jié)烈觀，只不過現(xiàn)代社會用“愛”來掩飾“母殖”的本質，更為現(xiàn)實的目的是用制度替代傳統(tǒng)節(jié)烈觀，來保證血統(tǒng)的純粹性，這種純粹性僅僅服務于男性，女性則因更大的道德要求，要為“子女”付出更多的“母愛”?！读信畟鳌分兴衅邆€部分母儀傳、賢明傳、仁智傳、貞順傳、節(jié)義傳、辯通傳和孽嬖傳，也是七種評價女性的傳統(tǒng)倫理道德標準，其中“母儀”排在首位。魏芒慈母的故事在《葉落長安》中得到呼應，郝玉蘭不僅自己生了四個閨女兩個兒子，還要撫養(yǎng)兩個繼子，同時因為同情鄰居家的“孤兒”梁長安，又將他視為自家孩子，直到成為梁長安的岳母。比起早生半個世紀的劉冬蓮，郝玉蘭的苦難是日常的，除了不停生孩子，就是因丈夫破產而不停勞作補貼家用。作者在初版后記中，用“老可憐”這句老輩移民的自述，徐徐道來“沒吃、沒穿、沒住、也沒文化，拉扯孩兒們的不易”。而這些“艱難”與其說是個人的，不如說是屬于“過去”的共同生活。

如果將“書寫苦難”放在女性人物命運下考察，便會發(fā)現(xiàn)一種超越“道德敘事”的路徑——“苦難敘事”往往被置于“道德敘事”的框架下，“禮贊苦難”卻恰恰是不道德的，作家不應當把苦難與正義相混淆，把悲慘當堅韌來布道，尤其是苦難并不加諸己身。正因此，《黃金城》里的母親就具有了更為豐富的表達，劉蘭草在被迫返鄉(xiāng)與離婚之后徹底改了性子，成為一個被時代和環(huán)境塑造的潑婦，對四個兒子也有了不同的態(tài)度。畢成功的“創(chuàng)業(yè)史”離不開老娘的支持，炒辣子面“巧取”門面房的事就是劉蘭草為兒子進軍房地產攻下至關重要的一環(huán)。不過畢成功造假汽水是“違法”，劉蘭草“取門面房”則是“背德”，后者甚至讓人挑不出毛病，更何況“炒辣面”的行為原是因畢成功用一個謊言激起了母親的正義感，讓她“教訓”兩邊國營商店的店員來達到他兼并門面的目的。相比男性作者“母性神話”的塑造，“生育之苦”在女作家筆下具有兩面性，“孩子”不再只是來世上討債的小冤家，而是母親的繼承者，即便畢成功這樣的投機商人，還是會看重“孝子”身份，再剛愎自用，也得聽老娘訓誡。

增訂版《葉落長安》增加了梁長安生母劉玉純的故事，這一角色體現(xiàn)的不僅僅是女性苦難史，也是時代之苦和人類命運之累。不同于劉蘭草在政治時代的“荒謬”返鄉(xiāng)，劉玉純不僅僅是特殊歷史時期的悲劇，更是人性惡的犧牲品。夫妻離散、母子分離、母家難回、被騙婚、被家暴、被子女厭棄直至發(fā)瘋，表面上看是一個女人的悲劇一生，實際上是財富、知識、血緣以及愛與美都無法與時代洪流和人性惡抗衡的草芥人生。《列女傳》中的母儀、貞順、節(jié)義等被冠以“美德”，不過是女性面對“苦難”無可逃避的磨礪?！澳钢场北緫翘煨?、是人性，而非男性“凝視”的結果，劉冬蓮在死亡與生育之間選擇了后者，也就是選擇了“活”，從“活著”到“活法”，“西安城”的母親們可以是慈愛的、潑辣的、弱小的、堅韌的，是道德的化身，也能離經叛道。在“成為母親”這件事上，即便沒有血緣關系、即便已經瘋癲，更為重要的是擁有“選擇”的意識和權利。

“母親”總會有一個最像她的女兒，或者像關中方言說的那樣“門背后立灰耙，娶個媳婦像阿家（婆婆）”，白蓮花、青女、香繡、方美麗們的故事雖然不像母輩那樣波瀾起伏，但也堪稱“列女傳”中多種“美德”的化身。倘若以紅白玫瑰論，“妻子”與“情人/初戀”的設置卻并非卡爾?G?羅琳在《女性情懷》中描述的男性理想——“女性的肉體很美妙，但更是圣潔的靈魂駐扎之所”⑩?！度~落長安》中的白蓮花與江小小，《黃金城》中的方美麗與孟寒雨不是“貞順”與“孽嬖”的二分法，也不僅是男性欲望的投射，當她們都成為男性“創(chuàng)業(yè)史”的支撐力量，“列女傳”的現(xiàn)代意義才終于展開。西漢劉向著《列女傳》作為諷勸呈獻漢成帝，其中六種“婦德”都是為了反諷“孽嬖傳”，然而漢成帝的反應著實出乎劉向的意料，《列女傳》雖頻受嘉勉，皇帝卻對“孽嬖”趙飛燕毫無動作。歷史以反諷的反諷將劉向原本意圖諷諫的女性記錄下來，留給現(xiàn)代人想象歷史的空間以及為歷史人物翻案的可能，后人將“列女”作“烈女”，實在是一種倒退。

現(xiàn)代女性主義正是要還“烈女”以“列女”的本來面目，女性并非“象牙紀念碑”，試圖塑造出沒有黑暗面的“女性特質”對女性而言并沒有什么好處，無論是在道德上、行為上還是情感的體驗上，取消女性的“選擇權”無異于對女性的抹除，在面對誘惑或做出道德和情感選擇時，女性并不比男人更輕松，她們有權利表達憤怒、焦慮、抑郁，也有能力拋棄、背叛和自立。好在吳文莉筆下更年輕的女性們比母輩走得更遠，盡管她們最終都“選擇”了回歸“道德”，在那個可能會成為“依附”的“創(chuàng)業(yè)史”中，女性仍然完成了自我身份的確認，成為一個真正的、完整的“人”。

“天演論”

男性的“創(chuàng)業(yè)史”與女性的“身份認同”終歸是在“流動的現(xiàn)代性”中達成的，物質層面的現(xiàn)代性首先是以空間的“流動”來席卷“現(xiàn)代人”的。鮑曼在《流動的現(xiàn)代性》一書中論及“時間/空間”，認為公共空間可以劃分到兩個寬泛的類別中去，每一類都在兩個相對的地方又是相互補充的方向上背離了“文明空間”的理想類型。“公共但不文明的地方”人們“謀求同質性的壓力”與“消除差異的努力”越有效，其緊張和焦慮便越強烈，便越需要“集體同一性、單調性和重復性的掩護”11。如果僅從這一描述來看，是否能夠明確區(qū)分出究竟是“鄉(xiāng)土中國”抑或“大都會與精神生活”？

“西安城三部曲”的故事首先是從“鄉(xiāng)村—城市”的流動展開的，有評論者將其稱為“一部移民族群的秘史”，這當然不錯。然而倘若以“地方化”“個人化”解讀，不會超越《地之子》中所寫的現(xiàn)代文學傳統(tǒng)，當臺靜農、沈從文等新文學者自命“地之子”或自稱“鄉(xiāng)下人”時，多少是出于某種文化驕傲，“站在都市批判鄉(xiāng)村”與“站在鄉(xiāng)村批判城市”恰恰證明“時代精神”與傳統(tǒng)淵源的匯流，“也證明著城市化進程的遲滯，與傳統(tǒng)價值意識的尚未經受近代沖擊”12。文學研究者和理論家們不止一次提醒人們注意“多樣的城市與多樣的農村”13，但“多樣”且無序，或者“多樣”但彼此并不發(fā)生關聯(lián)，并不能構成實踐層面的“現(xiàn)代性”，當人們沿著一條鐵路或者一條河流開始移動，才有了“從西安城到黃金城”的故事。在這里，“移民史”的核心不再是“鄉(xiāng)村—城市”的二分法，也不是現(xiàn)當代作家的“雙城記”。“原鄉(xiāng)”與“西安”亦不構成“推力”與“拉力”的移民動因，《葉落長安》中梁長安與競爭對手有一段頗為有趣的對話：

那我講個故事，是我?guī)煾抵v的：他是西安人，一次在火車站聽見火車說：我從河南往西安開，剛開始就想，我去西安‘坑誰？——坑誰？坑誰？’這么一路想著，快到西安時，火車想好了‘見誰坑誰、見誰坑誰、見誰坑誰……’”

長安跟著趙廠長笑起來，知道他想說自己是河南人愛坑人，卻并不說自己其實是河北人：“那我也講一個：那年我去深圳，人家酒店給我辦住宿，我說我是西安來的，服務員頭也沒抬說：‘哦，是兵馬俑！’”我說我是西安人，她才抬頭看看我說：‘西安人？咋不在家守著老婆坐床頭看孩子？’”14

考察“地域污名”與其說是“歷史問題”，不如說是近現(xiàn)代以來人口流動的結果，從封閉的“地域文學”到“地方性路徑”的提出，文學研究的理論流變恰好提供了一種理解現(xiàn)實的思路，從“河南”到“西安”（再加上《葉落大地》中的山東），同樣擁有悠久歷史的地域卻產生了不同的特質，這足以證明只有“流動”才能看清“鄉(xiāng)土中國”的全貌?！暗赜颉迸c“地方”的差別更重要在于“路徑”，既是空間連接的路徑，也是“地方”與現(xiàn)代民族國家乃至“世界”連接的路徑，更是“空間”自身的發(fā)展路徑?！度~落大地》中可以用“寨墻”圈住譚家堡子的鄉(xiāng)土性，但卻無法抵擋現(xiàn)代革命的原發(fā)力量，《葉落長安》的錦華巷與《黃金城》中的皂角巷在都市化改造中也無法繼續(xù)熟人社區(qū)的空間形態(tài)，歷史軌跡與人的命運息息相關，在“緩慢都市化”進程中從“村莊”到“都市”的遷移并不是按照時間線索展開的“落后-進步”發(fā)展論。“大地—長安—黃金城”的流變是社會、歷史、空間的三重辯證。而再版的《葉落長安》雖增添了許多情節(jié)，卻非常遺憾地刪去了初版中作者親自配的四幅插圖，“詩是無形畫，畫是有形詩”，在這些“有形詩”中，欣賞者很容易讀到那個混沌中的“西安城”，插畫所透露出的首先是作者在形式上以“傳統(tǒng)”為資源進行的“創(chuàng)新”，而《黃金城》在敘事時間上的嘗試也打破了“線性敘事”慣常的手法，從“常規(guī)線性敘事”到“蒙太奇線性敘事”，對建筑術語的借用是作者文學創(chuàng)作從“自覺”到“自主”的精進，“形式動力”往往也被描繪成20世紀中國文學的審美現(xiàn)代性。

不過在“審美現(xiàn)代性”之下，關于“現(xiàn)代”的更為宏大的命題在文學創(chuàng)作之初就成為作者有意識靠近的主題。當“食貨志”中的“中國商人”以“適者生存”的姿態(tài)在“黃金城”立足的時候，“天理”與“人欲”的存滅就不再是社會生活的共同文化，嚴復在1897年翻譯《天演論》時或許并未想到這一舉動會給未來的中國與國人帶來怎樣深遠的影響，“社會達爾文主義”像一把達摩克里斯之劍高懸于現(xiàn)代中國的頭頂，至今仍是許多人理解社會乃至生活實踐的重要準則，也成為當代社會許多“頑疾”的根源。

《天演論》原作是19世紀英國學者赫胥黎的演講集《進化論和倫理學》，原文是針對英國社會學家斯賓塞社會進化論的反思、評價和發(fā)展。今人很容易知曉《天演論》和《進化論與倫理學》在根本旨趣上南轅北轍，嚴復當年何嘗不知？若非“世變之亟”，這位主張資產階級革命的晚清思想家又怎會張其第二義“啟蒙”民眾以達“救國”之目的?！靶旅瘛钡倪壿嫷韧凇熬仁馈?，盡管晚清思想家提供了無數(shù)設想，“社達主義”與“金鐵主義”還是在個人與民族國家層面以其“效率”而生出許多誘惑。然而赫胥黎對斯賓塞將達爾文的自然進化論進入社會學領域存有巨大的疑慮，他在演講中明確區(qū)分了建立在互動行為基礎上的人類社會具有與自然演變不同的邏輯，他始終認為“人際倫理”才是“人本”。然而嚴復的經世致用以及翻譯中“求達”的目的，讓這一“誤會”持續(xù)了一個多世紀，最終成為畢成功們的信條。

“移民史”“食貨志”“列女傳”都是作者的題材，“中國故事”“現(xiàn)代化歷程”作為主題仍然缺失許多信息。如果從后兩者的角度考察吳文莉的創(chuàng)作，“傳統(tǒng)中國的新生”是作家有意透露給讀者的主調。清末民初有嚴復的《天演論》，亦有章太炎的《俱分進化論》，有楊度的《金鐵主義說》，也有章士釗的《農國辨》，在這些看起來充滿矛盾與張力的主張中，中國就擁有了“原發(fā)現(xiàn)代性”的資源，不過正如梁啟超在《釋革》（1902）中所說，“革”也者，含有英語之Reform與Revolution之二義，前者“因其所固有而損益之以遷于善”，后者則“若轉輪然，從根柢處掀翻之，而別造一新世界”15。出于除舊布新的渴望，新民主主義革命是在后者的意義上進行的。然而社會革命照進文學革命卻并不那么順利，蔡翔在《革命/敘述》一書中引用馬克思?韋伯的話，將當代文學形容為“戰(zhàn)場”，“如果決定贊成某一立場，你就將侍奉這個神”，同時“必得罪所有其他神”16。

富有意味的是，作為畫家的吳文莉在繪畫上常以“寶相莊嚴”與“逸品蓮華”作為題材和主題，前者在當代都市佛教題材繪畫中呈現(xiàn)出別具一格的風貌，尤其是創(chuàng)作于2020年的“地藏菩薩來迎圖”，“皮紙礦物色”讓這幅畫呈現(xiàn)出獨特的質感，在簡潔與繁復之間給觀者以寧靜的美感。在中國佛教的四大菩薩里，地藏菩薩以大愿著稱，“大愿救度眾生”在《地藏菩薩本愿經》中是一段大眾所熟知的文字：“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眾生度盡，方證菩提。地獄不空，誓不成佛?！本兔褡鍑椰F(xiàn)代化過程而言，晚清“佛學復興”與“天演論”共享著同樣的歷史動機，蔡元培的《佛教護國論》、梁啟超的《論佛教與群治之關系》、章太炎的《建立宗教論》無一不是出于“救世”的考慮。歐陽漸在《佛法非宗教非哲學而為今時所必需》中闡明了“此階段所需”“人類始終所需”“西方學說無法解決根本問題”以及“佛法也并不排斥哲學、宗教”，這種站在“宇宙”更高層面的思想雖然在經世致用層面上失落，卻因與“大同”以及“烏托邦”想象的契合，成為“不斷革命”的資源。不過，作為實踐的社會革命和作為“內自省”的佛教思想，映射到“西安城”的文學表征上，體現(xiàn)為作者更為深刻的創(chuàng)作意圖，她不僅寫苦難與善，也寫苦難與惡，但同時卻并不刻意禮贊或批判，甚至在面對“出身底層”的“惡”時，表現(xiàn)出特別的仁慈與寬容。吳文莉的“寬容”并不是《悲慘世界》式的浪漫主義，那些或悲慘或作惡的人物是在作者“渡人渡己”的敘述中鮮活起來的。在“西安城”的文學空間里，一切先進的、落后的、貧瘠的、富有的、善的、惡的區(qū)分都不再重要，“時代的更迭”并非“自然”，一切都是“人”的“選擇”與信念的回響，從這個意義上說，“西安城三部曲”正是“鄉(xiāng)土中國”的“現(xiàn)代史”，也是“現(xiàn)代中國”與“流動的鄉(xiāng)土性”的互文與共振。

[本文為西安外國語大學2021年度校級科研項目“媒介視域下陜西作家代際連接與轉化”（項目編號：21XWC08）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注釋：

①吳文莉：《從西安城到黃金城》，《黃金城》，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21年版，第457頁。

②吳文莉：《黃金城》，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總社2021年版，封底。

③吳文莉：《黃金城》，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總社 2021年版，第196頁。

④鄭觀應：《商戰(zhàn)上》，《盛世危言》，北方婦女兒童出版社 2001年版，第214頁。

⑤⑥⑨吳文莉：《葉落大地》，太白文藝出版社 2015年版，第371、386、14頁。

⑦班固：《漢書?食貨志（上）》，《歷代食貨志注釋》（第1冊），王雷鳴編注，農業(yè)出版社 1984年版，第59頁。

⑧[法]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II》，鄭克魯譯，上海譯文出版社 2011年版，第303頁。

⑩[瑞典]奧維?洛夫倫格、喬納森?弗雷克曼：《美好生活——中產階級的生活史》，趙丙祥、羅楊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1年版，第85頁。

11[英]齊格蒙特?鮑曼：《流動的現(xiàn)代性》，歐陽景根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8年版，第169、184頁。

12趙園：《地之子》，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7年版，自序第9頁。

13[英]雷蒙?威廉斯：《城市與鄉(xiāng)村》，韓子滿、劉戈、徐珊珊譯，商務印書館 2013年版，第393頁。

14吳文莉：《葉落長安》，河南文藝出版社2007年版，第248頁。

15梁啟超：《釋革》，《飲冰室全集》（卷３），文化書局 1934年版，第95頁。

16蔡翔：《革命/敘述：中國社會主義文學—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0年版，第1頁。

[作者單位：西安外國語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院]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