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巖致本文作者的信件

山崎朋子致本文作者的信件

整理書信時，我發(fā)現(xiàn)了一封柯巖的信，一共有三頁，用鉛筆寫在《人民文學》雜志社240字的藍色稿紙上。因為既沒有信封，也沒有日期，大概不是通過郵局寄的，而是托人帶來的：

小陳：

送山崎朋子便箋一紙，請閱后捆在我送給她的幾本書里。

你譯的三篇文章我都看了，覺得很流暢，有些地方說得不確切或不充分，是記者整理時省略了，或者在我講的時候，他沒聽懂，與你無關(guān)。

《訪中國女詩人柯巖》，我在第2頁、第3頁上按說時的原意整理了一下，因為照他那樣整理是不定態(tài)，甚至是不通順的，關(guān)于《詩刊》的那些說法更是不正確的。我不懂日文，但我想，我們刊文章、出書，這樣做應(yīng)該是允許的，因為不是把原意改掉，而是略加補充，使之能懂，不知你以為然否？

第4頁，我補充了幾句，我說時比這更明確。前一段提到的外國著名詩人、作品更多，可能記者不熟悉，都沒有寫上，而我們不寫上不行，因為詩歌朗誦會確實有，而且影響很大，結(jié)果他把詩、詩人都省略了，光寫了兩個曲子，豈不成了音樂會？

另一段，傳統(tǒng)文化、人民友誼等問題，不說也是不行的。加了兩句，可能不忠實于原文了，也許你的日本老師會有異議，但忠實于原意，且與他整理的原意也不違背，我想應(yīng)該是可以的。否則一篇文章說得不明不白，咱們出版的意義就不大了，你說是嗎？

另外，“他是他我是我”，鴛鴦之類，挖也挖不掉，只得由它去了。這是日本人的情趣，也得保留他們的風格。另一篇，我只主要看了我自己的，雖然記者概括得也不很完善，但因為主要說的是周揚同志，我就基本沒動，你是否還應(yīng)請周揚同志看一看呢？因忙亂，寫得潦草，請諒。

匆此問好。

柯巖

這封信可能寫于1979年底或1980年初，當時柯巖是《詩刊》的副主編，常來中國作家協(xié)會開會，偶爾到外聯(lián)部坐一坐。雖然我與柯巖認識，但沒說過幾句話，平素也沒有往來，我之所以給她寫信，是因為1979年5月周揚率中國作家代表團訪日，受到日本各界人士的熱烈歡迎，日本報刊也發(fā)表了不少真誠友好的文章，祝賀中斷多年的日中文學交流重新開啟，恰如著名作家井上靖先生所說：“在日中友好、日中文化交流事業(yè)中，這是一件大喜事?！?/p>

當時主持中國作協(xié)外事工作的領(lǐng)導是一位詩人，也是一位老外交家。他認為做外事工作說到底就是“交朋友”，但朋友有真有假、有好有壞，得經(jīng)受時間和風雨的考驗，所以要細水長流，持之以恒，這樣才能找到肝膽相照的摯友，切忌人走茶涼，“雨過地皮干”，有始無終。在他的鼓勵下，我從日本報刊上選譯了《茅塞頓開的感嘆》《兩位女作家》《有意義的時刻》《楊沫與伊藤克》《訪中國女詩人柯巖》五篇文章，前兩篇文章以《友誼花束》為題，發(fā)表于《雪蓮》1980年第3期；后三篇以《東瀛花海吐芳芬——中國作家代表團訪日花絮》為題，發(fā)表于《江城》1980年第3期。

譯稿完成后，我分別寄給有關(guān)作家審閱，并詢問可否發(fā)表？按理說，這些譯自海外報刊的文章，譯者文責自負，可以自己決定，但我覺得譯文只是照葫蘆畫瓢，文章的背景和作者的深意未必明了，還是請有關(guān)作家看看為好，一是表示對作家的尊重，二可保證譯文的準確。但有時我認為的難得的佳作，當事人出于某種考慮，不同意發(fā)表，我只好忍痛割愛，“閑拋閑擲野藤中”。

在這五篇文章中，三篇都提到了柯巖，而且有一篇是專訪，所以我寫了一封信，請她抽空看看?？聨r很快看完譯稿，對《訪中國女詩人柯巖》那篇專訪做了多處修改，并附信說明理由。

她在信中說，“關(guān)于《詩刊》的那些說法更是不正確的”。所謂“不正確”，主要是指對詩歌朗誦會的介紹。當時《詩刊》除了每月出刊，還有“街頭版”，即把詩抄成大字報貼在出版社的墻上；也有“舞臺版”，即舉辦詩歌朗誦會。但不知是那位記者對外國詩人的名字不熟悉，還是根本就沒聽懂，抑或翻譯漏譯，報道中沒寫詩人，只寫了“《茶花女》片斷”；《茶花女》是歌劇，這很容易使讀者把詩歌朗誦會誤解為音樂會，所以柯巖補寫了“普希金、惠特曼、雨果……及著名歌劇《浮士德》《茶花女》《托斯卡》片斷等等”。

第4頁上，柯巖補充了一段文字：“但優(yōu)秀的文化傳統(tǒng)是割不斷的，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友誼也是割不斷的。其中《茶花女》和日本的《拉網(wǎng)小調(diào)》是大家熟悉的歌曲?！?/p>

關(guān)于“他是他我是我”，是記者在專訪中提到“她的丈夫是文化部副部長賀敬之。賀是作家，也是詩人，在延安時代就寫了歌劇《白毛女》，他們真是一對鴛鴦夫妻”。但柯巖似乎對鴛鴦夫妻不感興趣，馬上說“他是他我是我”，各搞各的創(chuàng)作。

至于她在信尾說是否“應(yīng)請周揚同志看一看”的那篇文章，名為《茅塞頓開的感嘆》，是日本作家寫周揚、蘇靈揚夫婦及歐陽山、姚雪垠到他家做客的。我已將文章呈請?zhí)K靈揚審閱，但這篇文章并未提及柯巖，她可能將其與阪田寬夫在《兩位女作家》一文里對她的描寫記混了。阪田寬夫說楊沫、柯巖到他家做客時，談及兒童們喜聞樂見的童謠，柯巖當場朗誦了童謠《梳小辮》，楊沫當場朗誦了童謠《盼晴娘》……

她在信開頭說的“便箋一紙”，是指她給山崎朋子寫了一封信，夾在送給山崎朋子的書里，讓我譯成日文后與書一并寄發(fā)。事隔多年，信中寫了什么，我已經(jīng)想不起來了，但對書還有點印象，好像是她的詩集、作品集和中國婦女的相關(guān)資料等。

我與柯巖不熟，但這封信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增進了對她的了解。第一，她是認真的，對譯文的每句話都仔細琢磨，力求準確。第二，她是平等的，以商量的口氣，表明自己的看法，讓譯者考慮是否進行修改。第三，她對譯者是尊重的、關(guān)心的，叮囑有些文章應(yīng)該請相關(guān)作家過目。第四，她是謙遜的，當記者說“在中國，《周總理，你在哪里？》這支歌家喻戶曉，響遍萬里山河”時，是想請她談?wù)剟?chuàng)作的心得體會，但她不講自己，而是說：“人們之所以喜歡這支歌，并不是因為我的詩如何好，而是人們對周總理懷著崇敬的心情，對于我詩中的不足之處，人們懷著深情作了補充?！?/p>

大概就是從那次開始，我成了柯巖與山崎朋子書信的中轉(zhuǎn)站，她們先把信和書寄給我，我把信譯好后再轉(zhuǎn)發(fā)。

柯巖一直關(guān)心山崎朋子“亞洲底層女性史”的研究，不僅給她寄書寄資料，還幫她出主意想辦法。而山崎朋子每次到中國訪問或是有新書出版，第一個想到的也是柯巖——1998年，她的《底層女性史序章——望鄉(xiāng)》中文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她寄書給我，并附了一封信：

陳喜儒先生：

東京從早晨就開始下雪，這是很少見的。北京的冬天如何？前幾天有機會在東京的宴會上見面交談，我很高興。終于收到了中文樣書，現(xiàn)呈上一冊，同時也給柯巖先生寄去一冊。給她的信是用日文寫的，請您幫我譯成中文。我正在寫以北京為舞臺的一本書，有人策劃將它拍成電影。

期望與先生在北京見面。

祝健康。

山崎朋子

1998年1月8日

山崎朋子在信中所說“以北京為舞臺”的書，即2003年由巖波書店出版的長篇報告文學《朝陽門外的彩虹——崇貞女校的人們》，本書講述了日本一位基督教徒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在北京創(chuàng)辦崇貞女校的曲折歷史。

柯巖與山崎朋子的書信往來持續(xù)了二十多年，一直由我翻譯轉(zhuǎn)發(fā)。我認為這是私人信件，屬于個人隱私，不應(yīng)建檔留存?zhèn)洳?，否則有悖于信任和厚道，所以每次都是將原信、譯文一并發(fā)出，不留片語只言。

現(xiàn)在回想起來，我又有些茫然，甚至惋惜。因為在她們的書信中，不僅有相互的信任、激勵、欣賞和友誼，還有對文學、對疾病、對人生、對子女、對家庭、對事業(yè)等問題的思考和探討，時有令人耳目一新的真知灼見?，F(xiàn)如今，她們都走了，那些鐫刻著時代和她們個人印記的書信，不知散落在何處，或許早已化為云煙？

每每想起這些，我心中總是充滿不知對錯的惶惑和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