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fā)揚踔厲，賡續(xù)傳統(tǒng)

眾所周知，復旦大學的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具有悠久的歷史，至20世紀中期走向興盛，研究優(yōu)勢已形成。據(jù)章培恒先生《述學兼憶師友》（《書城》2008年第12期）所回憶，“不只是郭紹虞先生，朱東潤先生也是研究文學批評史的，劉大杰先生還主編過文學批評史”。另外，如趙景深先生也寫過曲論專著，是為第一代。隨之，王運熙、顧易生，以及章先生本人也紛紛加入了批評史研究行列，形成強大陣容，堪稱第二代。1964年，恰逢學校批評史專業(yè)如此興旺發(fā)達之時，黃霖先生大學畢業(yè)，畢業(yè)論文就是由章培恒先生出題，朱東潤先生指導完成的《論王士禛的神韻說》。正是在這樣的優(yōu)越條件下，黃先生選擇師從朱東潤攻讀“中國文學批評史”方向的研究生。

黃先生研究生畢業(yè)后，歷經(jīng)十年的輾轉(zhuǎn)，至1978年，終于在王運熙和章培恒兩位先生舉薦下，得以重返復旦，被分配在新成立的“中國語言文學研究所”中的“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室”，承擔三卷本《中國文學批評史》中的“小說批評”部分的編寫。從此，黃先生又可以進行久別的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并逐漸成為復旦批評史學派的第三代領軍人物。

1979年，黃先生為《書林》創(chuàng)刊號撰寫《詩話雜談》一文，概說中國古代詩話的特點、分類與短長。之后，一發(fā)而不可收，接連創(chuàng)下許多個關于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的“第一”：1981年11月，三卷本《中國文學批評史》中冊出版，其中小說批評部分全部由黃霖先生撰寫，第一次真正賦予“中國小說批評史”以史的形態(tài)；1982年10月，黃霖先生與研究生同學韓同文合作完成《中國歷代小說論著選》上冊，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成為第一部系統(tǒng)的中國古代小說批評史料集（下冊于1985年5月出版，1990年8月出合訂本，2000年9月出修訂本）；1983年，發(fā)表在《成都大學學報》第1期的《〈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評點初探》，是第一篇研究崇禎本《金瓶梅》及其評點的論文；1984年，發(fā)表于《江漢論壇》第6期的《〈金瓶梅〉與古代世情小說論》，第一次對中國古代世情小說論進行了概括；同年5月，發(fā)表在由北京大學編輯的《中國文藝思想論叢》（第1輯）的《中國古代小說批評中的人物典型論》，第一次對中國古代的“典型”及典型理論作了較系統(tǒng)的梳理。另外，該年還于《語文學習》第11期發(fā)表《略談明代的小說理論》一文，從虛實論、性格論、通俗論談論明代小說理論的內(nèi)核。1986年6月，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古小說論概觀》，分縱橫兩觀撰寫，縱觀篇的內(nèi)容大致同于三卷本《中國文學批評史》相關部分，橫觀篇則概論了幾個中國特色的小說理論問題，又堪稱是第一部有關中國古代小說理論的專書……

在緊鑼密鼓推出的系列研究成果中，《中國歷代小說論著選》上下兩冊值得特別一書。這是黃先生為參與三卷本《中國文學批評史》(王運熙、顧易生主編)的“小說批評”部分編寫而收集起來的資料精選。當時，小說批評理論的研究還非常薄弱，黃先生便下決心拉網(wǎng)式地收集、整理中國古代小說論的原始資料，大約花了五六年的工夫，遍翻了各類小說，以及筆記、文集、雜著與近代期刊等，從中選錄了歷代有關小說理論的專論、序跋、筆記、評點，乃至詩歌等凡210種，匯輯成《中國歷代小說論著選》上下兩冊，且每篇加以注釋、解說。其中許多現(xiàn)在為人耳熟能詳?shù)馁Y料，比如趙令畤的《元微之崔鶯鶯商調(diào)蝶戀花》、劉辰翁的《世說新語》眉批、周桂笙的《歇洛克復生偵探案》弁言等等，其實都是黃先生初次從故紙堆里搜檢出來的。

披荊斬棘，別開生面

進入20世紀90年代之后，隨著研究領域不斷拓展，黃先生一邊致力于《金瓶梅》等小說文獻、文本研究，另一方面繼續(xù)推出了不少關于中國文學批評理論研究的新“發(fā)掘”與新“發(fā)現(xiàn)”，別開生面。

1992年10月，黃先生與弟子萬君寶合作《古代小說評點漫話》，由遼寧教育出版社出版，對小說評點演進史進行了一次系統(tǒng)梳理。1993年2月，黃先生另一部階段性的研究專著《近代文學批評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奠定了黃先生在近代文學研究領域的地位。這本著作的優(yōu)長首先突出表現(xiàn)為，它不僅推出了許多“生面孔”，而且為一向只是被視為近代作家的丘逢甲、邱煒萲、潘飛聲、金天翮等人確立了批評史上應有的地位；其次還表現(xiàn)為，第一次在批評史中設了“中國文學史學”這一專章，寫了張維屏、劉熙載、平步青、林傳甲、劉師培、黃人等文學史學家。關于這部論著的新發(fā)掘與突出貢獻，當年朱文華教授就曾發(fā)表《簡評黃霖先生新著〈近代文學批評史〉》（《文學評論》1993年第5期）一文給予這樣的評說：“黃著在知識形態(tài)上首次完整地構筑了‘中國近代文學批評史’的體系，從而標志著本具有相對獨立性的‘中國近代文學批評學科’的成熟……獨具慧眼地發(fā)掘了若干重要的文學理論批評家及其論著，肯定了他們在中國近代文學批評史上的實際地位?！?/p>

1995年，黃先生于《學術月刊》第5期發(fā)表《王國維曲論與梁廷枏〈曲話〉》一文，通過王國維的《宋元戲曲考》等論著與梁廷枏的《曲話》對照，發(fā)現(xiàn)王國維曲論中的一系列基本觀點幾乎都受到了梁廷枏的影響。繼而，于《學術月刊》第7期發(fā)表《意象系統(tǒng)論》，從“藝術創(chuàng)作是一個心物交互作用的過程觀念”這一視角,發(fā)現(xiàn)中國傳統(tǒng)文學理論的最后表現(xiàn)形態(tài)往往被概括為“意象”“意境”“興象”“境外之象”以及“興趣”“神韻”“境界”等術語，既名目各異、內(nèi)涵混沌，又精神相通、貫穿始終，形成一個富有民族特色的“意象”理論系統(tǒng)。此外，在這一年，黃先生還發(fā)表《我國古代文論中的“動心論”》（《中西學術》第一輯）、《關于〈三國〉鐘惺與李漁評本兩題》（日本《中國古典小說研究》第一號）等專注或涉及古代文學批評理論的論文。1996年，黃先生在《長沙水電學院社會科學學報》第1、2兩期連載《文學創(chuàng)作心境論——虛靜與怨憤》（上、下），別出心裁地將文學創(chuàng)作的心境分成虛靜和怨憤兩大類展開探討。同年，先生在《中國文學研究》第3期發(fā)表《中國古代的文學跡化論》，對意象跡化過程中的煉意和煉辭兩個基本步驟、“苦吟”與“快吟”兩種不同的跡化方式、“意在筆先”與“意隨筆生”兩種不同的主張，以及“言盡意”與“意無窮”的關系等問題進行了較為系統(tǒng)的發(fā)掘和條分縷析的探討。

21世紀以來，探索與發(fā)現(xiàn)依然是黃霖先生攻堅克難的研究重點之所在。2007年，發(fā)表于《上海師范大學學報》第1期的《論震川文章的清人評點》發(fā)掘了清代二十余家有關震川文章的評點，總結(jié)了歸文的主要特點在于生活化、親情化、小說化、平淡化，并對清代否定震川散文的一些主要論點作了分析，認為歸有光是中國散文從“官”本位到“民”本位、從“雜文學”到“純文學”、從古代向近代轉(zhuǎn)型過程中的一個先驅(qū)、一個關鍵性的人物，并依此充分肯定了震川文章在中國散文史上的地位。2010年，發(fā)表于《文學評論》第5期的《民國初年“舊派”小說家的聲音》一文，通過重新辨析和發(fā)掘民國初年被戴上“舊派”帽子的小說家的聲音,發(fā)現(xiàn)這些長期被遮蔽的聲音在當時抗辯中飽含著堅主“興味”第一,以及堅持傳統(tǒng)路數(shù),堅守社會責任等思想蘊含，為重新認識中國小說近現(xiàn)代的演變及有關這段小說史的研究打開了新思路。2018年，發(fā)表于《文藝研究》第5期的《與一群名教授論爭的大學生——論張厚載的理論識見與學術風骨》一文，對雖見于教材但作為反面角色存在的張厚載進行了新的解說，指出張厚載以坦蕩、謙遜的態(tài)度直抒其對舊劇的理解，總結(jié)了舊劇的寫意性、虛擬性、程式化與音樂性四大特點，總結(jié)了“中國傳統(tǒng)戲劇美學精神”。這些論文都能針對某一具體問題發(fā)前人之未發(fā)，言前人之未盡言。

面對萬家燈火、笑語喧嘩的學界狂歡，黃先生沒有去湊這一時的熱鬧，而是另辟蹊徑。關于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人們長期逗留在詩文理論領域，且多徜徉在元代之前，對明清以來關注不夠，且戲曲小說批評研究比詩文批評研究顯得更不充分，更是薄弱。黃先生在接受《中華讀書報》（2021年5月26日）專訪時，把自己的學術人生概括為：“從‘兩金’開始，我選擇了行人稀少的那條路”，并解釋這種學術選擇是受到朱東潤老師的影響：“朱先生治批評史有三大特點：一是‘遠略近詳’，特別‘詳密地’論述了明清以后的文學批評；二是注意了小說戲曲的批評，這兩點使《大綱》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全史；三是以‘人’為本位?！钡拇_，黃先生的小說研究是從當時尚少有人問津的《金瓶梅》開始的，文學批評研究是選擇當年不僅還未成為熱點而且被視為“反動文人”的一代怪杰金圣嘆這個點切入而獲得突破的。按照黃先生在一次接受采訪時所說的，即敢于“走在陌生的、崎嶇的、甚至是有點風險的行人稀少的道路上”（《中華讀書報》2021年5月26日）。這種學術選擇，著實令人敬佩。

黃先生在文學批評史研究領域的開拓，也突出表現(xiàn)在對序跋、評點、話體等不同批評形式的廣泛涉獵和輪番探索上。

拓展領域，高屋建瓴

除了前述《中國歷代小說論著選》對小說、序跋的特別關注，黃霖先生還早已意識到，評點是中國富有民族特色的一種文學批評，是一種期待系統(tǒng)整理與總結(jié)的寶貴資源。關于評點方式的是是非非，清代章學誠《校讎通義·宗劉》等文獻典籍都曾有過評說，只是包括章學誠在內(nèi)的主流文人向來是看不起小說，也看不起評點的，這種學術定勢一直影響到胡適、魯迅等現(xiàn)代文豪。

在后來的一段歷史時期里，文學評點雖不時有人關注，但并未從文學批評史的高度予以重視。伴隨著《文心雕龍》評點的匯集，黃霖先生除了關注詩文評點，更對戲曲小說評點予以特別關注。2002年，發(fā)表在《復旦學報》第2期的《論容與堂本〈李卓吾先生批評西廂記〉》一文，指出葉晝的批點富有文學批評價值，特別是他的人物論在整個明代戲曲理論批評中比較突出。2004年，發(fā)表在《復旦學報》第2期的《最早的中國戲曲評點本》，介紹了罕見的現(xiàn)藏日本的少山堂本《西廂記》的評點情況，不僅指出其批語有釋義性的、校勘性的、考證性的，也有關于鑒賞與劇場演出的，而且進一步指出這一版本是弘治本后最早的《西廂》刊本，實際上也是現(xiàn)存最早的中國戲曲評點本，在戲曲理論批評史上以及在《西廂》流變史上，都值得關注。

序跋、評點之外，黃霖先生又瞄準“話體”文學批評發(fā)力，各種整理、發(fā)掘、研究同時展開。

2015年，黃先生開始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課題“民國話體文學批評文獻整理與研究”，分詩話、詞話、文話、小說話、劇話展開。2017年，發(fā)表于《復旦學報》第3期上的《應當重視民國話體文學批評的研究》一文，是指導課題研究的綱領，該文指出：“話體文學批評的基本特征，就是既有別于傳統(tǒng)文學批評中諸如序跋、評點、論詩詩、曲譜、詞譜、單篇文章等其他文體，也有別于現(xiàn)代有系統(tǒng)、成體系的文學論著，其主要表現(xiàn)為筆記體、隨筆型、漫談式形態(tài)的獨成一編（篇）的著述，凡論理、錄事、品人、志傳、說法、評書、考索、摘句等均可籠而統(tǒng)之?！敝鲝堅谌媸占?、整理原始資料時，將研究視野放在民國時期社會、文化轉(zhuǎn)型的大背景中，緊扣傳統(tǒng)與新變、外來與本土、歷史與邏輯等多個維度，論述不同“話體”之作的分類、淵源、流變以及整體特點、文獻價值、理論價值、學術史上地位等問題。2018年，黃霖先生于《中國文學研究》第2期上發(fā)表的《關于中國小說話》一文，綜論中國小說話的概念、特點、分期、價值等問題，并成為隨后出版的《歷代小說話》（鳳凰出版社2018年版）一書前言的基本內(nèi)容。

同時，新世紀以來，黃先生還特立獨行地另辟新路，將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推進到理論架構高度。2000年，《原人論》在復旦大學出版社的出版，標志著黃先生的研究正在從批評史研究向理論建構方面拓展與奮進。當年8月，基于《近代文學批評史》之“中國文學史學”這一專章的《中國古代的文學批評史學》等內(nèi)容，發(fā)表于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文化的饋贈——漢學研究國際會議論文集》，引起較大反響。沿著這一思路，黃先生又先后寫了一系列面向研究史的綜述性質(zhì)的論文。2003年，發(fā)表于《明清小說研究》第2期的《近百年來的金圣嘆研究——以〈水滸〉評點為中心》一文，從學術史的視角對中國文學批評上的關鍵人物金圣嘆的研究狀況進行了系統(tǒng)化綜述，對牽扯到金圣嘆這個“復雜的怪杰”的三大問題，即“論學與論人的問題”“小說與八股的問題”“客觀的評價與主觀的闡釋問題”，及其爭議和褒貶進行了評析。2005年，發(fā)表于《復旦學報》第5期的《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百年反思》一文，是《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史》的總前言，在全面反思近百年來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基礎上，就學界長期以來認識頗有分歧而又頗為重要的九大問題,即研究的價值取向、基本理路、課題選擇、理論指導、基本方法、對象界定、主要視點、視域覆蓋及立場追求，提出了自己較為獨到的看法，為21世紀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健康地展開提供了借鑒。2006年1月，黃霖先生主編的《20世紀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史》由東方出版中心隆重推出，成為分體系統(tǒng)梳理一個世紀文學研究成果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成果。2011年，黃先生發(fā)表于《復旦學報》第1期的《關于編寫中國文學學史的幾個問題》一文，認為文學學史就是總結(jié)認知文學、研究文學變遷的歷史，指出研究文學最具統(tǒng)率力的方法是以治經(jīng)之法治文,具體表現(xiàn)為依經(jīng)立義、“文”的關注、實證返原、因時適變、經(jīng)世致用等,并強調(diào)從事研究中國古代文學學史,對于張揚中國傳統(tǒng)文學精神、加強當代的學術建設、促進文學繁榮具有一定的現(xiàn)實意義，是后來推出的《中國分體文學學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叢書的實施體會、經(jīng)驗總結(jié)和理論概括。

肩負使命，領軍前行

黃霖先生賡續(xù)了復旦大學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傳統(tǒng)，考察之全面、獨到，令人敬佩。如，據(jù)黃先生考察，中國文學批評史的發(fā)軔之作應是皕誨（范祎）的《中國的文學批評家》（1922），而非學界通常所謂的陳中凡的《中國文學批評史》（1927）。范著論列從孔子到近代姚永概的歷代文論家與文學批評現(xiàn)象，其實已是一篇述史之作，可惜未曾引起人們重視。而陳著則是憑著將西方批評史理論、傳統(tǒng)的目錄書和史書中的《文苑傳》之類材料結(jié)合起來撰寫等特色，才蓋過了皕誨風頭，以至于長期被人視為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的第一部著作。

除了具體的發(fā)掘、創(chuàng)新，就是一些普泛的問題，黃先生也能做到高屋建瓴。比如，近年，黃先生在立足“中國的”前提下，更注重超越中外文論的二元對立觀念，力求將中外文論“融通”起來。這從其關于“文學批評”這一術語的理解即可見一斑。關于“文學批評”，朱自清在1946年發(fā)表《詩文評的發(fā)展》中，就曾借著對郭紹虞、羅根澤等批評史著的書評，雖然提出“將文學批評還給文學批評”“將中國還給中國”“將一時代還給一時代”等有建設意義的觀念，但又反復表達過“‘文學批評’是一個譯名”“‘文學批評’原是外來的意念”等看法。近年，學界在反思“文學批評”觀念時，還是普遍強調(diào)它的外來性，黃霖先生放眼整個文學批評論域，視野超越中外二元對立；指出“批評”一詞在中國很早就已出現(xiàn)，而且至明中期以后，已被大量用于文學領域，看到許多直接以“批評”命名的代表性的書籍，因而自然會得出這樣的結(jié)論：以“文學批評”這一術語對譯西方也是晚近出現(xiàn)的LiteraryCriticism是高明之舉。以“詩文評”概稱“文學批評”，不僅容易導致對小說戲曲批評忽略，而且也容易將“文學批評”的外來性放大。先生關于外來術語中國化的解讀思路，既體現(xiàn)了對外來文化的包容情懷，也讓人感到所謂“中國的”，并非是一成不變、固步自封的，而是可以激活的。循此而觀之，黃先生關于“典型”的命名與理解，也是看到了中外“融通”性，看到了其“中國的”古已有之和“外來的”新輸入之碰撞與融合。如此見解，更合乎事實事理。

值得重視的是，在史論撰寫與體系建構的過程中，黃霖先生始終重視文獻資料的搜集與整理這項基礎工作，并組建起一批又一批的研究隊伍。在做了《紅樓夢》脂評校理（齊魯書社1994年版）與《文心雕龍》匯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的基礎上，為了將各題文學評點和話體文論資料整理研究好，先生早在2008年，就正式組織力量從事近現(xiàn)代的詩話、詞話、小說話、劇話的整理與研究，并逐漸從近代走向民國，指導了多名博士生及博士后收集原始資料并做博士論文、博士后出站報告。尤其是先后組織團隊編著了《古代文學名著匯評叢刊》多種與《現(xiàn)代（1912—1949）話體文學批評文獻叢刊》十二冊（均由鳳凰出版社出版）等關于文獻資料發(fā)掘、搜集、整理的大型叢書，并陸續(xù)推出了一批研究論著。通過這些宏大課題研究的組織和指教，黃先生培養(yǎng)了一批能關注中國現(xiàn)代文學與文論發(fā)展歷史的學界新人。

縱觀黃霖先生近六十年的研究經(jīng)歷，可謂一路耕耘，一路收獲。按照黃先生的說法，“在一些小說的研究中，我做了不少有關作者、批評家、版本等方面的文獻考證工作，最終大都是為批評史研究服務的”。（黃霖、李桂奎《文獻整理、史論撰述與體系建構三重奏——復旦大學著名教授黃霖先生中國文論史研究訪談錄》，《甘肅社會科學》2016年第3期）那些以《金瓶梅》為主的中國古代小說研究論文、論著、資料匯編等，實際上都是由搞小說批評史而延伸出去的工作。如此說來，黃先生的主業(yè)的確是文學批評史研究，以踏實的文獻考證服務于精湛的文學批評研究，那些被學界同仁充分肯定的小說研究，竟是黃先生自己眼里的“副業(yè)”或“副產(chǎn)品”。當下，身為郭紹虞、王運熙之后的第三代領軍，黃霖先生肩負著建設與發(fā)展復旦大學中國文學批評史學科這一歷史使命，繼續(xù)在文化自信、文化自覺的新時代努力攀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