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詩學文化是世界文化寶庫中璀璨的瑰寶，經過數(shù)千年的沉淀和積累，有著深厚的歷史底蘊，以及獨具特色的詩學思想、經驗和文化形態(tài)。中國詩學以生命為內核，以詩性為本質，既有生命的深度，又有文化的厚重，呈現(xiàn)出“生命—感悟—文化”的多維理路。當我們沿著這條路徑跨越數(shù)千年的中國詩學傳統(tǒng)時，抒情、敘述/敘事的話語氣息和場景便迎面而來，而被遮蔽的敘述/敘事傳統(tǒng)也重新回到中國詩學的批評視野，逐漸揭開神秘而深邃的面紗。近年來國際國內學界，幾乎同步關注到詩歌敘述/敘事這一研究領域和盲點地帶，開始推動和倡導詩歌敘述學研究，并出現(xiàn)了一批具有重要學術價值和開拓意義的成果。

2020年10月24日，“首屆詩歌敘述學前沿學術論壇”在山東大學青島校區(qū)和騰訊會議云端隆重舉行，初步實現(xiàn)了中國現(xiàn)當代詩學、古典詩學和外國詩學等諸多學科領域的交叉融合，前沿學術觀點的交集和碰撞為詩歌敘述學研究拓展了開闊的前景和深度。為了深化這一學科領域國際國內學術研究，2021年10月22至24日，由山東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青島研究院主辦、山東大學詩學高等研究中心承辦的“中國詩學國際研討會暨第二屆詩歌敘述學前沿學術論壇”采用線上、線下相結合的方式，在山東大學青島校區(qū)隆重舉行。來自北京大學等院校研究院的國內外八十余位專家、學者以“中國詩學與詩歌敘述學”為主題，并主要圍繞詩歌敘述學前沿學術問題，結合中國現(xiàn)當代詩學、古典詩學、外國詩學、交叉融合詩學等學科領域，展開了廣泛、深入的研討、對話，從而積極、有效地推動了古今中外不同學科領域的交叉、匯通研究，體現(xiàn)出重要的開拓意義與價值。

一、詩歌敘述學學科價值、概念辨析與對話

本次論壇與會專家高度肯定了詩歌敘述學研究的國際前沿地位與影響力，回顧并梳理了國內外詩歌敘述學研究的現(xiàn)狀與脈絡，對詩歌敘述學科，相關理論、方法、概念，研究方向、路徑等，進行了深入探討和對話，具有重要的理論建構價值與開拓意義。譚君強（云南大學）是國內敘事學研究領域的著名專家，他在《談詩歌敘述學研究》中以自己所著的全國研究生通用教材《敘事學導論——從經典敘事學到后經典敘事學》為例，從初版本把抒情詩排除在敘事學研究對象之外，到修訂本將其納入研究對象的演變過程，談及自己觀念和研究重心的變化，認為將抒情詩納入敘述學研究是這一學科領域的重要開拓，它不僅提供了一種全新的研究路徑、領域，而且具有充分的學理性和有效性。就目前而言，他認為這一領域的相關研究可謂國際國內齊頭并進，甚至在某些方面國內還處于前沿位置。吳子林（中國社會科學院）《詩歌敘述學建構的若干問題》認為，詩歌敘述學研究具有補遺性質，是一個具有豐富研究空間的學術增長點。針對這一新的研究領域，他提出三點希望：首先研究者要從詩歌敘述發(fā)展史、作品史、理論史入手，扎實研究基礎；其次詩歌敘述理論研究必須改變以往講理論的態(tài)度和習慣，進行“自我革命”；最后詩歌敘述學研究要深入語言內部，在強化語言哲學與詩歌敘述學關聯(lián)性的同時，提高對中國文化主體的體認。李孝弟（上海大學）《多維視域下詩歌敘述性的邏輯選擇》對詩歌敘述性問題研究做了宏觀梳理，指出了詩歌敘述性研究的邏輯選擇路徑，強調詩歌敘述學研究應當注重敘述思維、批評實踐以及研究的多元維度。馬啟代（中國詩歌在線）《詩歌敘述學與詩歌創(chuàng)作簡論》則從詩人與詩評家的角度，探討詩歌創(chuàng)作與理論研究結合、互動問題，認為將詩歌敘述“詩性”納入詩歌敘述學研究具有理論與實踐意義，對詩歌寫作具有重要啟發(fā)意義。

莊偉杰、張偉等學者圍繞孫基林《“敘事”還是“敘述”？——關于“詩歌敘述學”及相關話題》一文中提出的詩歌敘述問題及其相關研究進行呼應、對話與討論。孫基林認為：“就詩歌而言，它并不像小說那樣追求講出故事，即便敘事也往往采用反敘事的敘述方式；內容層面不僅有事，而且更多是物，并不像‘敘事’那樣預設一個故事。依照現(xiàn)代觀念，即便‘敘事’也必然在敘述話語中呈現(xiàn)，并沒有離開敘述話語的‘事’?！姼钄⑹鰧W’比‘詩歌敘事學’更為確切，它更注重的是‘敘述’而不是‘敘事’。當下詩歌書寫者往往奔‘事’而去，缺乏一種自覺的敘述意識，其結果離詩的本質漸行漸遠。詩的本質在于詩性，詩歌敘述的所指和目的自然也是詩性?！雹偾f偉杰（山東大學、《中文學刊》）《“詩歌敘述學”研究的若干思考》基于孫基林早前提出并給予命名、倡導的“詩歌敘述學”研究，從理論思考與學科建設視角闡釋了這一研究所蘊含的重要意義，認為這一命名及其觀念甚至可與20世紀80年代孫紹振提出的“新的美學原則在崛起”相提并論。張偉（中國海洋大學）《回到“詩歌的”敘述學——孫基林〈“敘事”還是“敘述”〉讀后》肯定了孫基林多年持續(xù)不斷致力于詩歌敘述學的勞作，其努力極具價值。另外，他認為敘述學從經典向后經典轉向的背景下，將詩歌敘述學結構的“要件”由“故事”轉為“敘述”缺乏文體依據(jù)，須找到詩歌與小說的“故事”相對應的種差—— “意象”，詩歌敘述學的“敘述”，應圍繞“意象”做出不同的選擇，在“言象互補”中落實“敘述詩性”。對此，孫基林（山東大學）《從“敘事”到“敘述”：一個詩學思考的邏輯進路》從思考理路上進行了回應和討論，他從早年詩歌現(xiàn)場出發(fā)，對學界普遍認可的“90年代詩歌帶來了敘事性”等說法表示疑問并提出不同意見，認為當代詩歌敘述研究應當回到源頭和現(xiàn)場。他回顧并簡述了上世紀80年代初校園詩歌的“敘事性”問題及相關研究，以及第三代詩歌“從語言開始，到語言為止”的語言本體性敘述詩學及有關論述，對扭轉固有認知具有重要的啟迪意義。這一現(xiàn)場回應與對話對詩歌敘述學研究的多維度思考具有重要學術參考價值。

另有專家、學者還反思了“詩歌敘述學”研究的理論與現(xiàn)狀。如王珂（東南大學）指出倡導詩歌敘述學的同時還應當從四個方面警惕敘述對現(xiàn)代漢詩的傷害：首先，敘述在拓展新詩寫作的題材和體裁方面，盡管有助于浪漫主義寫作向現(xiàn)代主義寫作進化，卻削弱了詩人的創(chuàng)作主體性和詩作的情感宣泄功能，特別是治療功能；其次，敘述會減少產生抒情性的兩大要素——音樂性和主體性；第三，詩人以旁觀者身份敘述，會消減詩人的情感濃度和思想深度，削弱讀者的情感共鳴和思想啟迪；第四，詩作以記錄為目的的日常敘述和科學敘事，因強調記錄的精確和敘述的完整，會減少語言的跳躍和意象的疊加，弱化語言的張力和形式的美感。王東東（山東大學）對詩歌敘述學理論建構現(xiàn)狀進行了積極反思，認為在積極建構的同時，應當警惕敘述對詩歌造成的負面影響，所以敘述限度問題也應該成為詩人、詩評家正視并思考的問題之一。由此可見，詩學觀念與理論的現(xiàn)場對話、交流和碰撞，既豐富了詩歌敘述學的研究路徑，同時也對其中可能出現(xiàn)的問題進行積極討論并及時反思，對國內詩歌敘述學的研究將起到積極助推作用。

二、詩歌敘述理論的多元建構與闡釋

與會專家、學者對詩歌敘述學的構成元素及相關詩學理論進行了認真辨析與研討。在作者、隱含作者、敘述者概念及關系的闡釋方面，方長安（武漢大學）《誰在敘述：詩歌敘述文本解讀與分析》從誰是敘述者、為何出現(xiàn)多維敘述人、敘述人內涵的不確定性以及多維敘述人與詩性生成關系四個方面探究了新詩敘述言說的話語空間，不同言說空間形成的對話/潛對話關系使不同人稱主體之間形成的話語場域是新詩與傳統(tǒng)詩歌之間巨大的不同。姜玉琴（上海外國語大學）在《作者、隱含作者與敘述者：穆旦〈詩八首〉中糾結的三層關系》中認為，應當在作者和文本之間增加一個中間環(huán)節(jié)，形成“作者-隱含作者-文本”的全新闡釋模式，由此強調作者與文本的關系并非是一種直接、權威的關系，更不可以互為等同與替換關系。隱含作者盡管“隱含”在文本中，卻是文本的真正操盤者，躲在幕后設置一些敘述媒介暗示和表達其所要說的話，即“隱含作者”是作者的替身，需要通過另外一些“替身”予以表達，如意象、人物塑造、故事場景、情節(jié)設置等等。舒凌鴻（云南大學）談論了讀者認知視角下的抒情主人公和敘述者現(xiàn)象，從文體差異造成的讀者眼中作者的不同、抒情詩之“真”不等于詩人之“真”、抒情詩之貌由詩人和讀者協(xié)作鍛造三個方面闡釋抒情詩中戴著不同面具的抒情主人公“我”和敘述者。從讀者認知視角看，與其他非詩文體相比，有兩方面的原因影響讀者閱讀：一方面作者與讀者往往將詩歌中的抒情主人公或敘述者視為作者本人，但實際則是作者在詩歌中塑造了戴著不同面具的“我”；另一方面，盡管讀者可對詩歌意義進行多種解讀，但作者仍然可以通過其詩歌修辭，對內部結構進行調整，或者以副文本的題解或注釋方式來控制讀者對文本的理解維度，展現(xiàn)多個不同的抒情詩人形象。郭海玉（南陽師范學院）《法無定法：中國當代詩歌敘述者的詩性變奏》將中國當代詩歌的敘述者分為顯性“合一”型敘述者、顯性“分裂型”敘述者以及隱性“框架型”敘述者三類，通過對中國當代優(yōu)秀的敘述體詩歌文本進行解讀、歸納和提煉，初步總結了不同類型的敘述者生成詩性的路徑或方法，對詩歌敘述者研究尤其是敘述人稱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借鑒意義。于昊杰（山東大學）《奧弗斯之聲——〈十四行集〉中敘述者聲音之傳達》認為在詩歌中，敘述者聲音的傳達呈現(xiàn)多維度的狀態(tài)，一方面體現(xiàn)于文本之中，借助敘述直接表現(xiàn)，另一方面，詩人信仰的精神形象，與文本中的敘述者一起發(fā)出自己的聲音。

一些專家、學者集中對詩歌敘述學的理論構建進行了多方面闡釋，如敘述的詩性、敘事的符號化、事象的詩性與存在、詩歌敘述與詩歌創(chuàng)作之間關系以及1990年代詩歌敘事性問題等，涉及面既廣且深入，既對詩學定論重新闡釋和分析，又擴展了詩歌敘述學的研究視域，對當下詩歌創(chuàng)作與詩學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論闡釋。于慈江（中國海洋大學）《敘述作為呈現(xiàn)詩的結晶質地或詩性的一種方式》認為，只要真正稱得上詩的文字，便不同程度地具備結晶性或質地，即詩性，無論抒發(fā)感情、吟詠情懷，還是寫景狀物、敘述經歷與物事，都不過是達成這一詩的結晶性或質地的方式或途徑而已，詩或是偏主觀的、抒情的、詠嘆的，或是偏客觀的、敘述的、宣敘的，或是二者兼而有之、混融的，詩歌自始便有一種敘述基因。陳仲義（廈門城市學院）《符號化閾值下的詩歌敘事》則從符號學與詩學之間的匯通關系討論了詩歌的敘述問題，認為符號與詩的最大關聯(lián)在于二者可以相互轉換，當符號的固化部分維持普遍的意向，符號便阻斷了通往詩意的路徑；當符號的固化部分分裂為多處歧義時，符號敘述便收獲詩意效果。殷學明（聊城大學）《“野望”事象的詩性存在與書寫》從“野望”事象視角探索中國傳統(tǒng)詩歌的敘述問題，認為“野望”作為一種文化事象伴隨著華夏民族誕生而產生，見證了華夏文明的整個歷史進程。與單純的物象相比，“野望”事象不僅真實記錄了中國詩人困厄之時，不避險難、豪邁氣概和詩性情懷，還深刻揭示了華夏民族社會變遷、時代更迭和文化焦慮的歷史真相，其詩意性書寫有著一般歷史所不能替代的價值，需要我們深入挖掘。王瑛（華南農業(yè)大學）從本事、空間、義理談論了詩歌敘述建構的三個維度，認為本事可以追溯抒情詩情之所起；空間可以發(fā)現(xiàn)情之構造，與時間相比，情感結構的空間性與詩歌空間性可能更為契合；義理可以探知詩之本義，情之所起與所蹤，均伴隨著徹骨的感悟和醒覺。亞思明（山東大學）通過對意象主義的交叉文化生成進行解析，指出中國古詩中蘊藏的美學遺產為世界詩歌提供了“意象并置”和“邏輯飛躍”的新型敘述方式，而隨著胡適等知識分子開啟的新詩運動又自“五四”時代起反作用于中國詩歌的現(xiàn)代化進程。因此，中國文學一方面應該避免創(chuàng)作及研究上的“自我他者化”；另一方面也應警惕全球市場驅動下的同質主義的文學傾向，試圖確立“漢語語言文化”為“世界文學”的特別媒介。趙目珍（深圳職業(yè)技術學院）《當代批評家詩歌的敘述學研究》談論了當代批評家詩歌的敘述性書寫，認為優(yōu)于創(chuàng)作主體的獨特性，批評家詩歌創(chuàng)作往往表現(xiàn)出更強的敘述性。

1990年代詩歌敘述性研究方面，張德明（嶺南師范學院）將敘事性視為1990年代詩歌的重要美學特性，不僅成就了1990年代詩歌的藝術個性，也奠立了其獨特的歷史地位。敘事的介入和強化，使1990年代詩歌在抒情節(jié)奏、結構安排、語詞選用與組合等方面表現(xiàn)出新的跡象，促進了詩歌文體意識的開放，多種文體的互滲和雜合形成突出的詩學景觀。楊亮（大連理工大學）從“亞敘事”入手，對1990年代詩歌“敘事性”進行了反思性解讀。認為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從最初具有“革命性”的文本策略，到新世紀詩歌普遍將“敘事”視若圭臬的亂現(xiàn)象，“敘事性”已然逃不過或被“捧殺”、或被“罵殺”的命運。如何以更為客觀、理性的視角，恢復“敘事性”的話語活力則成為當下詩壇所必然面對的問題。張立群（山東大學）以1990年代以來的中國詩歌批評為線索，討論了詩歌敘事問題及其相關理論話語的歷史建構，認為“詩歌敘事”話語是跨世紀30年間最具有理論自覺藝術和實踐感的話題，也是當代詩歌寫作的主要趨勢之一。

三、豐富的交叉詩學與跨學科敘述學研究

經典敘事學向后經典敘述學發(fā)展過程中，跨文類的敘述學研究逐漸引起重視，本次論壇專家、學者既討論了民歌、散文詩、影像詩學以及詩歌、小說與散文的多元文體互動等交叉敘述現(xiàn)象，又將中國詩歌敘述傳統(tǒng)與當代歌詞的敘述轉向、詩歌與電影的互文性敘述等問題納入討論范圍，促進了跨學科詩歌敘述學研究的交流與匯通。韓嘉川（青島文學院）《詩歌敘述中的散文詩特征思考》認為散文詩與新文化運動以來的新詩（自由詩）同步發(fā)展，散文詩具有敘事的本質屬性，即新詩把本該應有的敘事功能“排出詩外”，而散文詩把這個被“排出”的功能沿著“詩言志”所具有的記載功能的原點繼續(xù)延伸，尤其是銜接了波特萊爾、屠格涅夫，以及里爾克、蘭波等西方現(xiàn)代文學從理論到實踐的影響。此外，在外部與心靈兩個世界的匯聚點上，散文詩具有“詩”的本質、“思”的使命，并且以敘事的功能完善其存在意義。唐鵬舉（山東大學）則從現(xiàn)代詩歌的敘述轉向問題談論了對散文詩創(chuàng)作的影響。包宇（山東大學）從“視覺”與詩的角度探索了當下文學創(chuàng)作和研究中存在“視覺入侵”“圖像轉向”等現(xiàn)象，視覺技術手段介入詩歌作品，具備了重新解釋文字、文學作品的可能，相反也擴大了文字的敘述范疇。馬春光（山東大學）探究了“詩人小說家”張煒文學創(chuàng)作中詩歌、小說與散文的多元文體互動現(xiàn)象，認為與其稱呼張煒“小說家詩人”，不如稱呼 “詩人小說家”，是“詩性”而非“故事性”引領了張煒的小說寫作，這種詩性為他的敘述著色，并由此引發(fā)出一種普范性的詩學洞見。張敏（河南大學）探究了1940年代跨越文字與歌唱藝術形式的“延安歌唱”問題，認為“延安歌唱”通過媒介轉換，以音樂的形式、口傳的方式傳播，凸顯出詩歌自身內蘊的“歌唱性”，是“大眾化詩學”的理論突破。

魏文文（山東大學）討論了詩歌與電影的互文性敘述問題，認為二者的互文性敘述一方面有利于化解詩歌的私語與晦澀、消解影像的直觀可視性，另一方面形成了影像與文字、視覺與聽覺融合的“共讀”狀態(tài)，促進跨媒介藝術的交流與融合。詩歌文本的結構性介入帶來詩歌內涵與影像符號的互文，創(chuàng)作者通過不斷重復的建構與解構，將碎片化敘事融入影片與詩歌，產生互文性對話，有節(jié)奏地推動了敘事的發(fā)展。

四、多維度的個案研究與剖析

本次論壇的個案研究十分豐富，初步實現(xiàn)了中國現(xiàn)當代詩學、古典詩學、外國詩學的交叉融合，彰顯了詩歌敘述的詩性魅力與張力?，F(xiàn)當代詩歌敘述的個案研究始終繞不過魯迅，張厚剛（聊城大學）闡釋了魯迅詩歌敘述的三次轉向，將其分為革命者敘事、啟蒙者敘事以及獨語體敘述，肯定了魯迅詩歌創(chuàng)作的詩歌敘述哲理，其背后詩哲學的轉變以及詩思想的搏斗最終完成了中國新詩的現(xiàn)代轉型。張志忠（山東大學）以郭小川的《一個和八個》為例討論了敘事詩中的復雜詩學問題；叢新強（山東大學）從路也的《兵工庫的春天》看到了詩歌敘述的民間修養(yǎng)以及敘述和抒情相結合的文化精神；朱西（意大利學者）從翻譯詩學的角度探討了漢語詩歌外譯現(xiàn)象中的敘述性問題；趙思運（浙江傳媒學院）認為從黃公望的繪畫杰作《富春山居圖》，到翟永明長詩《隨黃公望游富春山》，再到陳思安導演、周瓚編劇的同名舞臺劇，構成了一個媒介間性與跨媒介敘事的典型案例；賈西媚（意大利）從敘述學角度談論了楊煉的中文自傳體詩，認為長詩《敘事詩》是一種另類“敘事”，把空間和時間的事實和其他因素組織成了一個有始有終的事件鏈，是通過視角傳達出來的一連串主要精神或心理事件；吳昊（廊坊師范學院）將目光聚焦在朝向未來晚期風格的一些詩人，認為在西渡詩歌中，“晚期風格”在語言方面更多地涉及詞語想象力的展開，在主題方面主要體現(xiàn)為對“記憶”的敘述闡發(fā)以及對歷史的審視；徐冰月（山東大學）從“事件”的動態(tài)性和過程性出發(fā)，以韓東和于堅為例，討論第三代詩歌的時間書寫，將其具體特征歸結為人自身存在游走性、物之存在的過程性、人與人之間關系的時效性、人與物之間的關系的相對性；楊碧薇（魯迅文學院）以云南青年詩人王單單為研究對象，認為其在“感悟與運思”中找到了平衡，從單向凝視到他者凝視的敘述模式中找到了敘述風格；康?。ㄊ锥紟煼洞髮W）認為《1965年》是張曙光“敘事性”詩歌寫作的標志之作，“故事”層面上《1965年》于“雙重進程”敘事中書寫了時代的文化規(guī)約，“話語”層面上《1965年》從自然敘事法則、個人型敘事聲音、兒童敘事視角、反常的省敘等技巧中書寫了個人的身份政治。

古典詩學、外國詩學的個案分析主要涉及陶淵明、布羅斯基、博爾赫斯、葉維廉等。呂辛福（青島科技大學）通過翟理斯所用陶集版本分析，挖掘陶潛詩歌中“政治性”與“事典性”的關系；陳芳（云南大學）《從回憶到此在的敘述》分析了布羅斯基散文詩《小于一》的視覺敘事特征，從色彩、韻律、凝視、看與被看等角度剖析了視覺敘述的多層次表達對散文詩敘事的建構；林佳（北京師范大學）論述了博爾赫斯作品中的“敘”與“述”的問題，認為正是敘、述的和諧構建了作品的詩性；韓鎮(zhèn)宇（東南大學）將葉維廉追求詩語凝練、開掘現(xiàn)代漢語表達特質的詩學嘗試視為“假敘述”的重要特征。

論壇閉幕式由孫基林主持并作總結發(fā)言。他認為本次詩學研討會暨詩歌敘述學論壇參與專家多、研討議題廣且深入，不僅進一步打開了詩歌敘述學研究及學科建設的國際視野，而且在理論思考、文本細讀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在往屆基礎上進一步有效推動了此領域研究，眾多前沿學術觀點的交集與碰撞，也為詩歌敘述學研究拓展了更為廣闊的前景與深度。

注釋：

① 孫基林：《“敘事”還是“敘述”？——關于“詩歌敘述學”及相關話題》，《文學評論》2021年第4期。

[作者單位：山東大學詩學高等研究中心]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