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從布迪厄文化社會學視閾探討北美高校從事中國文學教學與研究的華裔學者對中國文學海外傳播的影響。研究發(fā)現(xiàn)，華裔學者根深蒂固的母國文化情結可推動中國文學和文化在海外的正向傳播，促使其在教學中傾向于選擇蘊含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文學作品作為教材，或通過英譯選集類教材的編(譯)傳播中國文學和文化。華裔學者在中國文學海外傳播中表現(xiàn)出來的文化自覺意識和母國文化情結源自其在社會化過程中形成的文化慣習。

關鍵詞：華裔學者；母國文化情結；中國文學傳播；文化慣習

引言

文學既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又是文化的重要載體，文學的海外傳播可推動民族國家文化的世界傳播。新世紀以來，中國文學和文化在海外尤其是在英語世界的傳播成為學界關注的焦點，并上升為國家文化戰(zhàn)略，成為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重要一環(huán)。然而，正如有學者指出，盡管中國文學通過譯介、研究或評論在英語世界得到一定程度的傳播，但整體來說海外讀者市場不容樂觀(呂敏宏，2011；耿強，2013)，中國知名作家和經(jīng)典作品在海外仍鮮為人知，中國文化在國際上的影響力還有待進一步提高(汪寶榮、李偉榮，2019)。加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華裔學者張英進教授指出，因為中國的崛起引起海外學界對中國研究整體發(fā)展的重視，海外相關大學的中國文學課程逐漸增加，國際社會關注中國文化的程度大大提高，海外在校大學生將來必然成為中國文學的主流讀者(楊鷗，2017)。加拿大滑鐵盧大學孔子學院院長、華裔學者兼雙語作家李彥也指出，大學課堂是一條行之有效的中國文學海外推廣與傳播途徑，可通過在海外高校開設中國文化和中國文學選修課程并采用合適的教材和深入淺出的講解，“為海外年輕人提供中國文學的啟蒙教育，誘導、培養(yǎng)他們的興趣”(李彥，2013)。可見，在被譯介、研究和評論之外，中國文學在海外高校的教學是推動其海外傳播的重要渠道，而海外高校從事中國文學教學與研究的漢學家或?qū)W者的中國文學選集編(譯)實踐或?qū)虒W材料的選用則是中國文學和文化海外傳播的重要環(huán)節(jié)，關系著中國文學與文化海外傳播的效果。

盧興基、董乃斌(1989: 130)根據(jù)其對加拿大部分高校的訪問交流探討了二十世紀末加拿大的中國文學教學與研究狀況，指出加拿大高校的中國文學課程教學一般沒有統(tǒng)一的教材，“各個教授所講的中國文學史內(nèi)容頗為不同”。時至二十一世紀，北美高校中國文學教授者自主選擇教學材料的情況依然如故(冷衛(wèi)國，2016)。海外高校中國文學教授者對教學材料的選擇可受其研究興趣、知識儲備、所遵從或秉持的文化或詩學觀念以及教學對象的認知能力等多種因素的影響或制約，也與教授者的族裔文化身份不無關系。北美從事中國學或稱漢學研究的學者中“母語是華語的學者越來越多”，其中有不少在中國大陸大學畢業(yè)后赴北美攻讀碩士或博士研究生者(艾郎諾，2019)。也就是說，北美高校從事中國文學教學與研究的華裔學者在中國文學與文化海外傳播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華裔學者的生活或教育背景多具有中西合璧的特點，他們既熟知中國文學和文化，又因為接受了西方學術的訓練和文化的熏陶而兼具西方文學和文化視野。華裔學者這種中西合璧的文化背景使他們成為中國文學和文化海外傳播的重要推手，而他們對母國文化的認同則通過其教材編(譯)或選用實踐使得中國文學和文化在海外的傳播能夠揚長避短、去粗存精，形成中國文學和文化海外傳播中一道獨特的風景線。然而，現(xiàn)有有關中國文學海外傳播研究鮮有關注這一現(xiàn)象，因此，本文旨在探討北美高校華裔學者的母國文化情結對中國文學海外傳播的影響，并從布迪厄(Pierre Bourdieur)文化社會學視閾對這一現(xiàn)象進行闡釋。

華裔學者的母國文化情結推動中國文學的正向傳播

陳風華在探討中國當代文學“走出去”的途徑時指出，“很多中國當代文學作品及由其改編的影視作品紛紛進入了英語世界大學課堂，成為研究和了解中國文化的重要窗口”(陳風華，2016: 45)。的確，與讀者對象主要是專業(yè)人士的中國文學研究相關論著相比，面向海外大學生的課程教學是中國文學和文化海外傳播更為直接、廣泛而有效的方式。尤其值得關注的是，北美一些高校的東亞或亞洲系除了提供專門培養(yǎng)少數(shù)研究中國文學的碩士或博士研究生項目，還開設有作為通識教育選修課面向全校大學生的中國文學課程，這些課程教學成為來自世界各地的大學生了解中國文學和文化的重要渠道。毋庸置疑，教師和教材是最重要的教學資源，而教師則是教材選擇的主要決策者和實踐者，其教材選擇關乎中國文學與文化的傳播方向和傳播效果。作為海外從事中國文學教學與研究的重要群體，華裔學者的文化身份背景可對其教材選擇行為產(chǎn)生一定的影響，他們身處海外而心系母國、希冀在傳播中國文學的同時傳播中國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情懷在其教材選擇或選集類教材的編(譯)實踐中可見端倪。本節(jié)主要探討華裔學者的母國文化情結對中國文學在海外的教材化傳播的影響。

先后在加拿大阿爾伯特大學東亞系和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亞洲系從事中國文學教學與研究的華裔學者梁麗芳教授按族裔身份將加拿大漢學家分為非華裔和華裔兩大類，指出前者主要來自西方文化傳統(tǒng)，“對于中國文化(文學)的研究有別于中國本土學者的解讀角度和方法，而1949年到1970年代末在加拿大漢學發(fā)展史上扮演著重要角色的港臺華裔學者則是中華文化在西方的權威傳播者、闡釋者和秉持者”(梁麗芳，2013: 64)。海外學者的中國文學教學與其研究密切相關，不難理解，華裔學者在中國文學教學與研究中特別注意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闡釋、繼承和傳播，他們對教學材料的選擇可表現(xiàn)出較強的母國文化自覺意識，即傾向于向海外學子傳播蘊含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文學作品。長期在滑鐵盧大學東亞系教授中國文學課程的李彥坦承，多年的海外求學和工作經(jīng)歷使她產(chǎn)生了“向其他民族和國家展示中國文化的強烈愿望”(常建國，2017)。李彥指出，在海外傳播中國文學和文化存在一個價值觀接受的問題，由于《水滸傳》中李逵為逼朱仝上山入伙而殺害別人的孩子這樣的情節(jié)可能令西方讀者厭惡和反感，而她“希望弘揚中華文化積極和正面的方面”，所以她教授《中國文學通史》時，在書目介紹和篇章選取上就比較留心(常建國，2017)?？梢姡A裔學者的母國文化情結對中國文學在海外的傳播方向產(chǎn)生了影響。李彥認為，美國某大學采用《豫讓傳》《荊軻傳》及《水滸傳》選段“九紋龍史進”等作品作為課程教學材料是“非常值得借鑒的”，因為雖然這些材料篇幅不長，但卻囊括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忠孝節(jié)義”的價值觀(常建國，2017)。顯然，她在中國文學教學中也會有意識地選擇蘊含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作品，她的母國文化情結無疑有利于中國文學和文化在海外的正向傳播?，F(xiàn)仍任教于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亞洲系的梁麗芳教授于2018年1月新開設了加拿大第一門以香港文學為主題的課程，她在教學中將著名武俠小說家金庸的《書劍恩仇錄》的英譯本作為其中一個教學單元，因為她認為金庸的作品已經(jīng)成為香港人的“文化基因”。她表示，盡管課堂上的七成學生不懂中文，但學生“反應正面”，對“中國武俠小說常常提及的江湖恩怨、義氣和視死如歸的俠義精神十分感興趣”(梁麗芳，2018)。顯然，金庸作品的藝術價值及其所蘊含的“義氣”“俠義精神”等中國傳統(tǒng)文化價值觀是她將之選作教材的主要原因，其教材選擇也表現(xiàn)出明顯的傳播母國文化精華的自覺意識。

由于學生漢語語言能力的限制和英語教學語境的需要，作為通識教育面向全校本科生的中國文學課程在北美高校主要以英語講授，教學材料一般也是英譯中國文學作品(段煉，2016)。除了選用已出版的英譯中國文學選集或譯作單行本作為教學材料，北美華裔學者還自主編(譯)教材，以滿足教學需要，他們的教材編(譯)實踐實際上也是對教學材料的選擇，這無疑推動了中國文學在海外大學生讀者群體中的傳播。姜智芹指出，英語世界對“十七年”文學和“文革”小說的譯介主體既有西方本土學者，也有華裔學者，“這兩個群體對新中國文學的編選既有基于共同歷史文化處境而呈現(xiàn)出的相似性，也因成長背景、族裔身份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姜智芹，2017: 42)；與西方本土學者在編選譯本時的獵奇心理不同，“華裔學者出于對祖國文化的熱愛，他們希望更加全面、客觀地向英語讀者介紹新中國文學”(姜智芹，2017: 42)。的確如此，“對祖國文化的熱愛”沉淀為華裔學者根深蒂固的母國文化情結，這種母國文化情結也促使他們進行中國文學選集類教材的編(譯)，以向英語世界的大學生讀者客觀而正向地傳播中國文學與文化。如李彥院長所在的孔子學院協(xié)助滑鐵盧大學開設了更多介紹中國文化和文學的課程，也“編寫了適合海外學子的中國文學和文化的雙語教材”(李彥，2013: 7)，她與來自南京大學的第一任中方院長唐建清老師合編了中英文對照的《中國文學選讀》(Chinese Literature: A Reader)，與滑鐵盧大學“世界精神信仰對話中心”主任勃蘭特教授合編了英文讀本《沿著絲綢之路：中國歷史、文學、社會、宗教文選》(Along the Silk Road: Essays on History, Literature, and Culture in China)，為選修中國文學或文化課程的大學生提供了輔助教材(常建國，2017)。顯而易見，華裔學者的中國文學選集類教材編(譯)實踐具有較強的目的性、導向性和文化自覺意識，即以教材為載體向海外大學生讀者傳播中國文學與文化。為解決教材問題，美國伊利諾伊大學從事中國古典詩歌教學的華裔學者蔡宗齊教授先后主編了《如何讀中國詩歌》等系列中國古典詩歌英漢雙語選本，這些選本被北美一些高校選作教材，為中國古典詩歌及其蘊含的中華文化在海外大學生讀者中的傳播做出了重要貢獻(王慶環(huán)，2014)。蔡宗齊在接受《中華讀書報》記者的訪談中表示，2014年他與北京大學袁行霈教授共同創(chuàng)辦的英文期刊《中國文學與文化》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推動中外文化交流，“給歐美漢學研究注入新的活力，開辟中國文學與文化西傳的新路徑，讓世界真正理解、欣賞和接受中國文學和文化”(何敏，2016)。由此可以推斷，蔡宗齊的中國古典詩歌選本類教材的編選與其辦刊實踐一樣具有較強的中華文化西傳自覺意識，華裔學者的母國文化情結推動了中國文學和文化在海外的正向傳播。

不僅是北美，應該說，海外高校華裔學者中西合璧的文化或?qū)W術背景都會非常有利于中國文學和文化的海外傳播。如英國著名華裔漢學家張心滄(H. C. Chang)在編譯《中國文學——超自然故事》(Chinese Literature: The Supernatural Tales)這部文學選集中就充分發(fā)揮了身為華裔學者在中國文學和文化方面的優(yōu)勢。該選集選譯了唐、宋、清三代的文言小說共 12 篇，譯文相當忠實；此外，選集還包含張心滄撰寫的兩篇梳理“中國超自然”故事譜系的文章以及在譯文前對故事加以闡幽發(fā)微的導語。他在對“中國超自然故事”的闡發(fā)中運用了西方結構主義的分析方法并承襲了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和故事考證方法，華裔漢學家這種忠實翻譯中國文學并推介中國學者的觀點與研究方法的譯介實踐“擴大了中國文學與學術在海外的普及度與影響力”(任增強，2014: 161)。袁麗梅(2018)也指出，由于集體意識、家族淵源、傳統(tǒng)觀念和文化心理等因素的影響，華裔漢學家在對中國文化的體認與感知方面具有天然的優(yōu)勢；同時，他們又接受西方的學術話語體系，在研究視角與研究方法上與其他漢學家無明顯隔膜，因此，華裔漢學家在 20 世紀以來漢學發(fā)展的各個重要階段發(fā)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在推動中國文學海外譯介與傳播中華裔漢學家自然也可發(fā)揮其融通優(yōu)勢。

華裔學者在中國文學海外傳播中的母國文化情結探源

人的社會屬性決定了其實踐行為必然會受特定社會歷史文化的作用或影響。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的社會學理論被廣泛應用于跨學科研究，借以對社會實踐行為或現(xiàn)象進行闡釋。本節(jié)擬從布迪厄社會學中的“場域”(field)、“資本”(capital)和“慣習”(habitus)這幾個理論概念的視角探討北美高校華裔學者如何促進中國文學的海外傳播，尤其從“慣習”的視角對華裔學者的母國文化情結之于中國文學海外傳播的影響進行闡釋。

“場域”這一隱喻性概念是指高度分化的現(xiàn)代社會中“具有自身獨特運作法則的社會空間”(Bourdieu, 1993: 162)，如政治場域、文化場域、文學場域等，各場域相對獨立，但又相互聯(lián)系、相互影響，實踐者個體的行為必然要受到其所在場域或相關場域中既定規(guī)則或規(guī)范的影響或制約?！皯T習”是布迪厄社會學中的另一個核心概念，指社會實踐者具有的“一套可持續(xù)且可轉換的定勢系統(tǒng)”(system of dispositions)，“定勢”即結構與習性傾向(propensity)(Bourdieu, 1990: 36-39)，“定勢系統(tǒng)”是個人在成長、家庭教育、學習、工作、交際等社會化過程中逐漸學習并內(nèi)化其所認識的社會規(guī)律后形成的，一系列的定勢可形成慣習(Bourdieu, 1990: 54)。慣習同時具備“被結構化”和“結構化”的特征，前者指慣習是實踐者在社會化過程中不斷把外在的社會結構內(nèi)化為自己的思想認識，后者指慣習同時又能夠外化為實踐者下意識的社會實踐行為，“成為人的社會行為、生存方式、生活風尚、行為規(guī)則、策略運用等實際表現(xiàn)及精神方面的總根源”(高宣揚，2004: 116)。也就是說，一方面，行為者的慣習是社會化的產(chǎn)物，另一方面，慣習又可通過行為者發(fā)揮其主體性而反作用于社會。布迪厄社會學的另一重要概念是“資本”，主要分為三種基本形式: 經(jīng)濟資本、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三者之間可以相互轉化。這里我們主要關注文化資本。文化資本指人在學習和工作中獲得的文化教育資源，包括語言能力、文化意識及官方認可的教育文憑等(Bourdieu, 1997: 46-47)。布迪厄社會學認為，社會實踐者的行為既受其所在場域或相關場域規(guī)則或規(guī)范的影響或制約，也受其慣習和所擁有的資本的影響。

從布迪厄社會學視閾來看，北美高校中國文學教授者的教材選擇或選集類教材的編(譯)實踐既需要遵從中國文學場域、教學場域及社會歷史文化等場域中的規(guī)則或規(guī)范，又受其所具備的文化資本及其在社會化過程中所形成的文化慣習的影響。這里，文化資本既指從事中國文學教學與研究的學者所接受的教育或所具備的專業(yè)能力，也指他們對于中西文化的總體認知和把握；文化慣習指他們內(nèi)化了的有關中國文學及中西文化的思維習慣和行為傾向。在場域、資本和慣習這三大要素中，海外學者的文化慣習和所擁有的文化資本與其主觀能動性頗為相關，行為者可通過發(fā)揮主觀能動性表現(xiàn)出不同于他人的行為特點。就從事中國文學教學與研究的華裔學者來說，他們在中西雙重文化背景下學習、成長、工作或生活的過程中所積累的不同于非華裔學者的文化資本、所形成的兼具中西方文化視野的文化慣習可影響其教材選擇或中國文學選集類教材的編(譯)實踐，從而影響中國文學在海外的教材化傳播。下面我們主要從“慣習”的視角對北美高校華裔學者的母國文化情結之于中國文學在海外的教材化傳播的影響進行闡釋。

一方面，華裔學者在中國文學課程教材選擇中需要一定程度上遵從北美高校中國文學教學場域中逐漸形成的某些規(guī)則或規(guī)范，如選用經(jīng)典的或優(yōu)秀的中國文學作品或?qū)W界公認或比較流行的英譯中國文學選集等教學材料；另一方面，他們又會發(fā)揮自身文化資本優(yōu)勢，如選擇既代表著中國文學與文化經(jīng)典又不與西方文化價值觀沖突的或符合異域大學生讀者閱讀期待的作品作為教材；同時，華裔學者的文化慣習也會自然地外化在教材選擇或選集類教材編(譯)實踐中。在中西雙重文化背景下，華裔學者在社會化過程中積累的文化資本，在中國文學研究領域所具備的專長或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對中華文化精華和中西文化差異的認知和把握，為他們通過教材選用或選集類教材的編(譯)傳播中國文學和文化奠定了基礎。如前所述，華裔學者也在社會化過程中強化并內(nèi)化形成了自己的文化慣習，包括對積極、正面的中華優(yōu)秀文化的認同和致力于中國文化海外傳播的情懷等。慣習是促進實踐者做出本能判斷和選擇的內(nèi)在驅(qū)動力(Sela-Sheffy, 2005)，故而，如果將北美華裔學者所擁有的文化資本比作一個“百寶箱”的話，那么他們對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認同和繼承并致力于傳播積極、正面的中國文學與文化的文化慣習則是促使他們從該“百寶箱”中選取教學材料或在文學選集編(譯)中進行選題的內(nèi)在驅(qū)動力，使他們在中國文學海外教材化傳播中表現(xiàn)出特有的母國文化情結，即傾向于選擇和傳播蘊含優(yōu)秀中華文化元素的文學作品。

2015年華裔學者梁麗芳教授參與主編的《中外文學交流史·中國-加拿大卷》系統(tǒng)闡述了加拿大文學與中國文學系統(tǒng)之間的互動交流關系，古遠清盛贊該書全面展示了“中華文化所具有的世界歷史性意義”，指出梁麗芳“立足于世界文學與世界文化的宏觀視野，展現(xiàn)了中國與加拿大文學與文化雙向多層次交流的歷程，在跨文化對話、全球體化與文化多元化發(fā)展的背景中，把握中國與加拿大文化相互碰撞與交融的精神實質(zhì)”(古遠清，2018)。這一評價揭示了中國文化在梁麗芳教授的中國文學研究與傳播實踐中的重要地位，而這正是她的文化慣習在其實踐活動中的外化。2016年梁麗芳出版了她的英文著作《中國當代小說家：生平、作品、評價》(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 Writers: Biography, Bibliography and Critical Assessment)，她說，該書旨在將中國當代作家作品推向世界，“讓英語世界的學者、學生和一般文化人認識新時期以來中國文學的成就”“增進中國與世界的文化交流”(梁麗芳，2017: 91)。顯然，向世界傳播中國文學是梁麗芳編著該書的目的，而文化交流則是她念念不忘的話題，應該說，她的文化慣習是促使她致力于中國文學海外傳播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動力，使她的研究、教學、教材選擇及相關著述無不折射出濃郁的母國文化情結，即向世界傳播優(yōu)秀中國文學與文化。如前所述，滑鐵盧大學華裔學者李彥也是一位積極的中國文學與文化海外傳播者，文化慣習使她在教材選擇或文學選集編著中表現(xiàn)出很強的中華文化自覺意識。李彥在接受《中國社會科學報》記者采訪時說，“20世紀80年代出國的留學生，最熟悉的，是記憶猶新的故國情懷”(項江濤，2016)，顯然，這種與梁麗芳教授類似的“故國情懷”正是華裔學者所共有的母國文化情結，這種母國文化情結源自其文化慣習，可對他們的中國文學教材選擇或編(譯)行為產(chǎn)生一定影響，即傾向于選擇和傳播蘊含優(yōu)秀中華文化的文學作品。

江嵐指出，“中美建交之后，美國的知識界和社會大眾對中國以及中華文化的關注進入一個高潮時期”，柳無忌、葉維廉等華裔學者“帶著跨文化傳播的高度自覺與使命感，通過著書立說和講授相關的大學課程，大力推介中國古典文學”(江嵐，2014: 134)。這就明確點出了北美華裔學者在中國文學研究、教學及與之相關的教材選擇或編(譯)等中國文學海外傳播實踐中表現(xiàn)出很強的母國文化自覺意識，可以說，這種母國文化自覺意識即源自其文化慣習。如前所述，為了滿足教學需要，一些學者還編(譯)并出版中國文學選集，在選集編(譯)實踐及在編(譯)過程中對作品的選擇推動和影響了中國文學的海外傳播。二十世紀留學美國后長期任教于香港、新加坡和美國多所大學的著名華裔學者劉紹銘教授主編或與人合作編(譯)了《20世紀中國小說選》(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stories)、《六十年代臺灣小說選》(Chinese Stories from Taiwan: 1960－1970)、《香火相傳：一九二六年以后的臺灣小說》(The Unbroken Chain: An Anthology of Taiwan Fiction Since 1926)、《哥倫比亞現(xiàn)代中國文學作品選集》(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和《含英咀華集》(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An Anthology of Translations from Antiquity to the Tang Dynasty)等系列中國文學選集。劉紹銘明確表示，上述文集基本上都是教科書，既為了滿足自己課堂教學所需，也為該領域提供教材(劉紹銘、單德興，2015)。他與美國著名漢學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合作編譯的《哥倫比亞現(xiàn)代中國文學作品選集》成為西方大學進行中國文學教學的典范教材(李剛、謝燕紅，2016)。作為學貫中西的華裔學者，劉紹銘既具備豐厚的文化資本——在中國文學研究領域具有很高的造詣并諳熟中西文化差異，又在社會化過程中形成了熱愛中華文化、認同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價值觀并致力于中華文化傳播的文化慣習，文化資本和文化慣習是他進行中國文學選集編(譯)實踐、推動中國文學和文化海外譯介與傳播的源泉。正如張曼(2019)指出，劉紹銘等華裔學者置身于西方文化時無法脫離對母國文化的眷戀，這種母國文化眷戀體現(xiàn)在他們對中國文學的編譯中，劉紹銘的中國文學選集編譯實踐一方面是出于“給學生教材的急迫感”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契合了他在隨筆《認同與執(zhí)著》中所流露出來的對母國文化“心魔”般的歸屬感。耶魯大學東亞系著名華裔學者孫康宜教授長期從事中國古典文學的教學與研究，她與著名漢學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合作主編了《劍橋中國文學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這一長篇巨作。她表示，“希望這本書能夠作為本科生有關東亞歷史和文學課程方面的教科書”，該文學史的最大特色就是它將是“一部文學文化史”(寧一中、段江麗，2008: 74)?？梢?，華裔學者的文學選集或文學史編(譯)本身即是中國文學教材選擇行為，而貫穿其中的中國文化則是其有意識地向讀者傳播的重要元素，華裔學者的文化慣習是推動其中國文學海外傳播實踐的動力。

綜上所述，華裔學者根深蒂固的母國文化情結源自其在社會化過程中形成的文化慣習，這種母國文化情結可對其中國文學教材選擇或文學選集編(譯)產(chǎn)生影響，使他們傾向于選擇傳播蘊含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文學作品，從而推動中國文學和文化在海外的正向傳播。

結語

作為教學材料走進英語國家高校課堂不僅是中國文學在海外接受的具體體現(xiàn)，也是中國文學海外傳播的重要途徑，海外從事中國文學教學與研究的漢學家或?qū)W者對教材的選擇可影響中國文學和文化的傳播方向和傳播效果。研究發(fā)現(xiàn)，北美高校華裔學者可推動中國文學和文化在海外的正向傳播，他們根深蒂固的母國文化情結促使其傾向于選擇蘊含積極、正面的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文學作品作為教學材料，在中國文學選集類教材編(譯)中表現(xiàn)出高度的母國文化自覺意識和中國文化西傳意識。認同母國文化、力圖在海外學子中有意識地弘揚和傳播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成為北美華裔學者在海外傳播中國文學和文化的鮮明特點。從布迪厄文化社會學視閾來看，扎根中華文化并兼具西方文化視野的雙重文化身份使華裔學者擁有豐厚的文化資本；同時，他們在社會化過程中形成了眷戀中華文化、認同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并執(zhí)著于中國文學和文化傳承和傳播的文化慣習，這種文化慣習是他們在中國文學海外傳播中表現(xiàn)出特別的母國文化情結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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