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文化博大精深，有好多地方不加注意時稀松平常，稍一研究就大有門道。最近我在錄制《徐徐道來話北京》時，有一期節(jié)目挺有意思的，是講紫禁城里的原始警報器“石別拉”。

拿到這期節(jié)目的演播稿，我錄了幾句就停下了，趕忙拿起手機(jī)給編輯打電話：“咱們合作了這么多年，這回你算是把我給難住了。”

編輯嚇了一跳：“怎么難住您了？”

我說：“這個‘石別拉’應(yīng)該怎么讀？總不能按普通話的原聲調(diào)讀吧？”

編輯也有點不知所措：“這個問題我還真沒想過?！?/p>

我接著說：“這個詞大概是少數(shù)民族語言的音譯，不能瞎讀，萬一讀錯，讓人家專家學(xué)者一聽，那就丟人現(xiàn)眼了。”

編輯趕忙查了查，說：“我看了看網(wǎng)上那種帶人游覽故宮的小視頻，都是按普通話的原聲調(diào)念的?！?/p>

我覺得還是謹(jǐn)慎一些好：“咱們節(jié)目說北京文化是比較權(quán)威的，不能等閑視之。暫時不錄了，先找個明白人問清楚再說?！?/p>

說了半天，這個“石別拉”到底是什么？在古代，一旦紫禁城里出現(xiàn)險情，光靠肉嗓子喊肯定是不行的。就像在長城的烽火臺上用“狼煙”傳遞信息那樣，紫禁城里也有一種用“石別拉”傳遞信息的方式。

“石別拉”是由紫禁城里常見的漢白玉望柱的柱頭改造而成的；欄板與欄板之間的短柱就是“望柱”，紫禁城的望柱柱頭呈蓮花瓣狀。普通的柱頭是實心的，而用于傳遞信息的“石別拉”，要把柱頭內(nèi)部挖空，形如空心葫蘆，里邊還有一個小石球；柱頭上有孔，有的是在頂部，有的是在底部，有的是在中間。

據(jù)說當(dāng)年在紫禁城里值勤的禁軍，隨身帶著一種銅制的小牛角，中空，能吹響，相當(dāng)于小號或者小喇叭。一旦遭遇險情，比如有敵人入侵或者突發(fā)火災(zāi)，軍士就把小牛角插到柱頭的孔里用力吹，中空的柱頭因振動發(fā)出頻率很低但傳得很遠(yuǎn)的聲音。這些柱頭的分布有講究，一個柱頭吹響，會傳到特定幾個地方，在那幾個地方駐守的軍士便接著吹柱頭往下傳，用不了多久，整個紫禁城就都知道了。

這個裝置很好玩，故事也挺抓人，但“石別拉”到底應(yīng)該怎么讀？

我向故宮的幾位老師請教，很可惜，他們也不太清楚。有熱心的老師幫我問了圖書館和建筑部的專家，有人知道這個詞，但沒聽老輩人讀過；還有老師幫我問了滿文專家，結(jié)論是滿語中確實有一個詞和“別拉”非常相近，那個詞是“喇叭、哨子”的意思。看來這“石別拉”就是石頭喇叭，但讀音不好確定。

我忽然想起小時候聽評書，一說到“北地番邦”的兵馬出戰(zhàn)，不是像漢家兵馬那樣“聞鼓則進(jìn)，聞金則退”，而是要吹“牛角癟咧（biělie）”，也就是大牛角；“哞兒”地一吹，兵馬就出動了。老評書家說的時候，還要用嘴學(xué)“牛角癟咧”發(fā)出的那緩慢而悠長的“哞兒”。后來看歷史題材的電視劇，表現(xiàn)北方民族行軍打仗的場景時，也是吹大牛角。記得有評書家還專門解釋過：“什么叫牛角癟咧？就是牛角的號角?！?/p>

這種“牛角號”現(xiàn)在還有，“癟咧”的叫法在北方也大量存在。繼續(xù)往下“挖”，果然，清末民初的學(xué)人李鼎超在1921年編著的《隴右方言·釋器》里說：“今呼牛角之可吹者為‘別列’，即‘觱篥’之轉(zhuǎn)?！墩f文》：‘觱，羌人所吹角屠觱，以驚馬也?！瘺鲋莸剡吳?，是古者羌人之遺器也?！边@就是說，李鼎超認(rèn)為蘭銀官話里的“別列”就是可吹的牛角，是“觱篥”這個詞的讀音在后來發(fā)生音變的結(jié)果。這個“別列”，顯然就是“癟咧”。

至于“別列”或“癟咧”是從滿語里來的，還是從蒙古語來的，抑或是從古漢語的“觱篥”來的，暫且不用討論，畢竟連“觱篥”這個詞也是西域語言的漢語音譯。千百年的流傳與演變，留下了太多難以解開的謎團(tuán)。

所以，“石別拉”和舊小說中“鐵笛”“銅箏”的詞語結(jié)構(gòu)一樣，是石頭號角的意思，“別拉”應(yīng)當(dāng)讀作biělie。至于為什么要寫成這兩個字，或許因為這個詞在漢語里都是“有音無字”的，便用兩個聲音相近的字來記錄一下。

由此，我又想到老北京話里的“虎不拉”。單把這三個字寫出來，誰都搞不清是什么意思，要是把它念出來——hùbu lǎ，大家就明白了，是伯勞鳥。伯勞鳥長得美，很花哨，所以北京人形容一個人穿得太花叫“跟花‘虎不拉’似的”；這種鳥的體型不大，卻非常兇猛，能用喙啄死蜥蜴、老鼠甚至小鳥，還會將它們的尸體穿掛在樹枝和荊刺上，所以北京人形容一個人態(tài)度不好、很兇，就會說他“跟‘虎不拉’似的”。

這種外來詞在音譯過程中用聲近字代替，進(jìn)而改變了這個字的讀音的例子，還有不少。比如“列巴”（liěba）這個詞，“列巴”就是俄語面包的音譯。二十世紀(jì)初，伴隨中東鐵路通車，在以哈爾濱為中心的鐵路沿線生活的沙俄僑民增至三萬人以上，他們把日常的飲食也帶到了哈爾濱，久而久之，“土著”也逐漸習(xí)慣了“列巴”的叫法。

語言習(xí)慣終究是會改變的，老北京人越來越少，“虎不拉”已經(jīng)快沒人說了；把“列巴”的“列”讀成liè的人，也大有人在。如果在日常生活中都不存在這種讀法，自然也就沒人較這個真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