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21年，中貿圣佳國際拍賣有限公司征集到胡適的《南行雜記》手稿，手稿中主要記錄了胡適一九二五年九月下旬至十月上旬應武昌大學和武昌商科大學的邀請，去武漢演講時的一段經(jīng)歷。這本手稿的現(xiàn)市彌補了先前胡適日記出版中的缺漏和不足，對于20世紀中國的文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價值及意義。

2022年是胡適先生逝世的60周年，拍賣公司決定將手稿《胡適的南行雜記》影印，邀請辛軍、席云舒擔任主編，并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發(fā)行。這套書書匣裝幀，一函兩冊，其一為胡適手稿原件復制本，完全按照原冊一比一進行復制，全文無刪減，細致到銅釘，紙張，附頁粘貼，幾乎完全保存了胡適的《南行雜記》手稿的本來面目，使得廣大讀者能夠近距離窺得手稿原貌，殊為難得。其二為胡適《南行雜記》的研究論文一冊，由席云舒、趙靖怡、林建剛、馬文飛，陳通造數(shù)位專家對胡適原稿進行全方位系統(tǒng)研究，將所得學術成果集成一冊，為廣大學者研究胡適生平提供了寶貴的借鑒與參考。

經(jīng)《胡適的南行雜記》主編席云舒授權，中國作家網(wǎng)特遴選《胡適的南行雜記》序言及相關手稿圖片發(fā)布，以饗讀者。

《胡適的〈南行雜記〉》序

◎席云舒

今年八月初，我的朋友、著名收藏家王鵬先生告訴我，中貿圣佳國際拍賣有限公司征集到了一批胡適的手稿，其中含有胡適一九二五年的《南行雜記》。我聽了非常高興！《南行雜記》的內容已分別收入安徽教育版《胡適日記全編》（第四冊）、《胡適全集》（第三十卷，日記一九二三—一九二七）和聯(lián)經(jīng)版《胡適日記全集》（第四冊）里，這三個版本的日記都是曹伯言先生整理的，由于當時是根據(jù)影印件整理，有些文字識讀難度較大，尤其是《南行雜記》里貼的一些剪報，有不少文字未能識讀。聯(lián)經(jīng)的版本糾正了安徽教育版的一些錯誤，但仍留下了一些遺憾。

《南行雜記》是胡適一九二五年九月下旬至十月上旬應武昌大學和武昌商科大學的邀請，去武漢演講時所記的一本雜記。一九二五年胡適留下的日記極少，《南行雜記》是這一年保存的最為完整的一段記錄，但它不是以日記的形式，而是以雜記形式記錄的。學界對胡適這次武漢之行及相關演講研究得不多，主要是資料不足的緣故。根據(jù)馬文飛博士和陳通造博士的研究，一九二五年的這次南行，對于一九一七年以來因倡導文學革命和白話文運動而成為青年領袖和學界領袖的胡適來說，幾乎可以說是他和更為激進的青年分道揚鏞的一個分水嶺，我們不妨形象地概括為“青年向左，胡適向右”。

進入二十年代以后，文學革命和白話文運動已初步取得成功，胡適的學術研究重點轉移到“整理國故”上。這個時期他的“整理國故”的最大成績，是做了大量古典白話小說考證。他希望以此來為白話文學尋找歷史的根據(jù)，把明清以來的白話小說確立為文學的正宗，從而進一步鞏固白話文學的基礎。在政治上，他主張漸進改良，“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他并不相信某種“主義”能使一切問題得到根本的解決。他在《努力周報》上討論“聯(lián)省自治”，提出“好人政府”主張，但在當時軍閥割據(jù)的局勢下，這多少也只是一種“書生論政”。在對待學生運動問題上，他認為學生運動只是“變態(tài)的社會里一種不可避免的現(xiàn)象”，“社會若能保持一種水平線以上的清明，一切政治上的鼓吹和設施，制度上的評判和革新，都應該有成年的人去料理；未成年的一班人（學生時代的男女），應該有安心求學的權利，社會也用不著他們來做學校生活之外的活動?！盵一] 學生的主要任務是學習，他們只有在書齋里學好科學文化知識，將來才能成為國家建設的人才，因此他反對學生延宕學業(yè)而從事于街頭運動。

一九二二年和一九二四年爆發(fā)了兩次直奉戰(zhàn)爭。第二次直奉戰(zhàn)爭，馮玉祥發(fā)動“北京政變”，直系戰(zhàn)敗，馮玉祥驅逐溥儀出宮，段祺瑞政府召開善后會議，電邀孫中山北上，但孫中山不久后在北京病逝。由于胡適一九二二年曾進宮見溥儀，引起過軒然大波，溥儀被逐出宮后，胡適又寫信給外交部部長王正廷，稱：“我是不贊成清室保存帝號的，但清室的優(yōu)待乃是一種國際的信義，條約的關系。條約可以修正，可以廢止，但堂堂的民國，欺人之弱，乘人之喪，以強暴行之，這真是民國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譽的事。”[二] 這段話實際上體現(xiàn)了他的契約理念，但經(jīng)《晨報》節(jié)錄發(fā)表后，不僅年輕人不能理解，周作人、李書華、李宗侗等人也寫信給他，表示反對。一九二五年初，段祺瑞政府邀請胡適參加善后會議，胡適寫信給安徽省省長許世英說：“會議式的研究時局解決法總比武裝對打好一點。所以我這回對于善后會議雖然有許多懷疑之點，卻也愿意試他一試?！盵三] 二月十八日，他又因“臨時政府今日無制止各方敵對行為的權力，則善后會議雖議決了無數(shù)盡善盡美的議案，將來也必無執(zhí)行之希望”[四] 而退出了善后會議。這些都成為激進青年攻擊他的口實。

一九二五年五月，上海發(fā)生了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英國軍警當街打死數(shù)名抗議學生。其時南方正值第一次國共合作，國共兩黨立即號召工人罷工、學生罷課，展開反帝斗爭。對于這一事件，胡適一方面與羅文干聯(lián)名致信北洋政府外交部部長沈瑞麟，“要求各國定期召集修改八十年來一切條約之國際會議”，[五] 一方面多次發(fā)表演說，希望學生復課。八月，北京各校因反對章士釗擔任教育總長而與教育部脫離關系，胡適則與陶孟和、王世杰等十七位教授聯(lián)名反對北大卷入政爭：“本校應該早日脫離一般的政潮與學潮，努力向學問的路上走，為國家留一個研究學術的機關。”[六] 胡適沒有參與反對章士釗的宣言，同時又有金梁上溥儀奏折被揭諸報端，該奏折竟妄稱胡適“為皇上所化”，反對者則稱之為“清室復辟文證”，以此來批評胡適“擁護復辟”“倒行逆施”。這些批評顯然是道聽途說、捕風捉影，與胡適自己的主張相去甚遠。

胡適并不支持學生的反帝運動。他認為中國的問題主要在于“貧窮”“疾病”“愚昧”“貪污”和“擾亂”，而不是帝國主義的侵略。[七] 一九三〇年，胡適發(fā)表了《我們走那條路》之后，有著名的“胡梁之問”。梁漱溟認為“疾病，愚昧，皆與貧窮為緣；貪污則與擾亂有關；貧窮則直接出于帝國主義的經(jīng)濟侵略；擾亂則間接由帝國主義之操縱軍閥而來：故帝國主義實為癥結所在?！盵八] 胡適則反問：“帝國主義者三叩日本之關門，而日本在六十年之中便一躍而為世界三大強國之一。何以我堂堂神州民族便一蹶不振如此？”[九] 胡適一直主張“充分的現(xiàn)代化”、全心全意地學習西洋先進文明，但國內的文化保守主義者則堅持在維護傳統(tǒng)文化的基礎上“選擇性地吸收”西洋現(xiàn)代文明，胡適與文化保守主義者在這個問題上的論爭，從他留學歸國后直到三十年代，幾乎沒有停止過。但“五卅慘案”引發(fā)的反帝愛國運動中，很多人認為反帝不僅要反對帝國主義的經(jīng)濟侵略，也要反對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持這種觀點的人，卻不是傳統(tǒng)的文化保守主義者，而是新興的民族主義者，是青年。以反對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為由，而把西洋先進文明拒之門外，顯然跟胡適主張的全心全意學習西洋先進文明相沖突，因此這也是胡適所不能同意的。

這一年五月，胡適五歲的女兒素斐病死，他心情極為悲痛，國內的局勢也使他無法安心從事學術研究。此時新任武昌商科大學校長的郭泰祺邀請胡適的北大同事王世杰擔任該校教務長，王世杰策劃了武昌大學和武昌商科大學聯(lián)名邀請胡適、周鯁生、馬寅初赴鄂演講之旅。因此，這次南行，對胡適來說既是散心，也是擺脫北京種種政治旋渦的一次旅行，這就是一九二五年胡適武漢之行的歷史背景。當然，他的武漢演講仍在宣揚自己的一貫主張。

胡適在武漢做了一次即席演講和十三次正式演講。九月二十八日晚上，兩大學教授公宴上發(fā)表的即席演講，他談的是“五卅事件”；十三次正式演講一共講了十一個題目，其中包括三個學術演講（“新文學運動的意義”“談談《詩經(jīng)》”“中國哲學史的鳥瞰”，共四場），五個關于教育的演講（“讀書”“中學國文”“學校市”“教會教育”“道德教育”，共六場），一個公共演講（“新文化”）和兩個關于時局的演講（“文化侵略”和“談談政治”）。為了胡適等人的這些演講，武昌大學還曾組織過一個十三人的記錄團，原本打算把胡適、周鯁生、王世杰、馬寅初的演講全都記錄下來整理出版，但不知為何，最后只出版了第一輯周鯁生的演講。

無論是《南行雜記》中所記，還是當時報紙的報道，他的這些演講都受到了武漢幾所大學師生的熱烈歡迎?！赌闲须s記》里說：“這回幾次講演，聽眾是再好沒有的了。每次都是人滿的，并且一個半鐘頭之中絕少先走的。十月三夜演講時，大雨如注，我講了一點三刻，聽眾不散不亂，所以湖北學生界對我的態(tài)度，是很好的?！鄙虾！稌r事新報》亦有報道：“上月二十九日為武大、商大聘請演講第一日，地點在武大講演廳。上午九時，為胡適講‘新文學運動的意義’，下午四時，為周鯁生講‘中國國際地位’。聽眾除該兩校師生外，外界憑券入座，兩次各有三千余人，洵一時之盛也?！盵十] 武昌大學演講記錄團成員高啟圭，后來也在回憶文章《憶民十四暑期學術講演會》中，記述了胡適演講的盛況。[十一]

但是《南行雜記》里粘貼的多張剪報，顯然反映了另一種情形，這些報刊上登的都是對他的漫罵，謾罵的內容無外乎上文所說的幾條。這里或可揭示一個事實，就是武漢幾所大學聽講的絕大部分學生對他都是歡迎的，但那些報刊的背后，大都有各種組織的支持。根據(jù)陳通造博士和馬文飛博士的考證，這些組織就包括當時正在領導反帝運動的國共兩黨。胡適此時雖然還沒有失去青年，但一年以后他去歐洲和美國，等到一九二七年五月他回國時，國民黨北伐已經(jīng)成功，并開始大規(guī)模清黨，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青年紛紛“左”轉，與胡適所堅持的漸進改良道路的分歧越來越遠。

無論如何，這是一個值得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接下來談談這本書的情況。八月底，王鵬先生把《南行雜記》的手稿高清照片給了我，希望我找?guī)孜慌笥褜扅c文章，我就找了林建剛、陳通造、馬文飛三位博士各寫了一篇，他們都在胡適研究領域長期耕耘，對相關史料十分熟悉。我上文所述，主要是整合他們三人的觀點并略有發(fā)揮。同時，我和我的碩士研究生趙靖怡開始查找胡適武漢演講的相關資料。這些演講有一部分記錄稿已被安徽教育版《胡適全集》、北大版《胡適文集》和“中研院”版《胡適全集·胡適時論集》收錄。我們又在East View 中文報紙數(shù)據(jù)庫、國家圖書館“近代報刊數(shù)據(jù)庫”、上海圖書館“全國報刊索引”等大型數(shù)據(jù)庫和北京大學圖書館找到多篇從未被任何文集收錄的胡適這次南行演講記錄稿，我們把它整理出來，以供讀者參考。胡適在《南行雜記》中說過，他在武漢的演講都是講的舊題、用的舊稿，但有所修訂，因此，實在找不到武漢演講現(xiàn)場記錄稿的，我們就收錄了距他武漢演講時間最近的舊稿錄呈，有稍晚于武漢演講的同題演講稿也一并收錄。

關于《南行雜記》本身，我們按照手稿本高清照片重新錄入并做了校對，以前各種版本未能識讀的文字，也已識讀完全。手稿第四六、四七面，本來貼著一張剪報，但剪報后來被撕下，此前各種版本的《胡適日記》里都缺少這張剪報的內容，我們根據(jù)相關材料考證，發(fā)現(xiàn)這張剪報的內容就是胡適《〈海上花列傳〉序》里的一段引文，我們根據(jù)《〈海上花列傳〉序》的引文，對這張剪報的內容做了還原和補充?！赌闲须s記》手稿本的最后，還貼有文公直寫給胡適的一封信，以前各種版本均未收錄，我們也將其附錄在《南行雜記》的正文之后。因此，這個版本的《南行雜記》是最為完善的一個版本。

希望這些材料的問世，能對胡適一九二五年武漢之行的研究有所推進。

是為序。

二〇二一年十月十日

注釋：

一、胡適：《我們對于學生的希望》，見《胡適全集》（第二十一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20頁。

二、《胡適致王正廷》，見《胡適全集》（第二十三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87頁。

三、《胡適致許世英》，見《胡適全集》（第二十三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98頁。

四、胡適：《退出善后會議》，見《胡適全集》（第二十一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41-342頁。

五、《羅文干、胡適致沈瑞麟》，見《胡適全集》（第二十三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07-408頁。

六、《致北大同事公函》，見《胡適全集》（第二十三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10頁。

七、胡適：《我們走那條路》，見《胡適全集》（第四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58頁。

八、梁漱溟：《敬以請教胡適之先生》，見《胡適全集》（第四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67頁。

九、胡適：《答梁漱溟先生》，見《胡適全集》（第四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84頁。

十、《胡適在鄂講演新文學運動》，載《時事新報》，1925年10月6日第二張第一版。

十一、高啟圭：《憶民十四暑期學術講演會》，原載《學府紀聞：國立武漢大學》，臺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1年，第223-23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