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法則》

作者：施愛東

出版社：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

出版時間：2021年11月

ISBN：9787108071972

定價：69.00元

史詩英雄塑造對武俠小說的影響

本章試圖通過對金庸小說與英雄史詩中若干英雄母題的對照分析，探討塑造傳奇英雄所慣用的手法以及金庸對這些母題的創(chuàng)造性運用。

討論的文本，限于我國少數(shù)民族三大英雄史詩《格薩爾王傳》《江格爾》《瑪納斯》，以及金庸代表作中的三部：《射雕英雄傳》《天龍八部》《笑傲江湖》。如果沒有特指，文中“英雄”一詞泛指史詩英雄和小說中的武林英豪。

一、英雄史詩與武俠小說的相似性

（一）兩者的人物和背景具有相似的特征。

學(xué)界幾乎從未停止過對三大史詩英雄身份、原形，以及活動時間、地點的爭論，這種爭論盡可以持續(xù)下去，但永遠也不會有共識。格薩爾、江格爾、瑪納斯都不是實指；講唱史詩的年代可以追尋，但史詩講唱的年代卻永遠無法指實；英雄的活動背景有可以追溯的原形，但本質(zhì)上只是適合英雄活動的虛擬世界；英雄本身，則是超歷史、超地域、超能力的箭垛式人物。

武俠世界同樣是一個虛擬的、超現(xiàn)實的世界，一個活動在人間，又游離于現(xiàn)實社會制度之外的江湖世界。正是在這樣一個亦真亦幻的江湖世界中，“活動著一個個替天行道的布衣大俠，表演了一場場驚心動魄的救世絕活。不敢說沒有江湖就不存在俠客；可武俠小說中倘若沒有一個虛擬的‘江湖世界’，俠客就不可能縱橫馳騁大顯神威”[1]。盡管金庸常常把故事設(shè)定在一些具體的歷史事件或歷史人物上，卻并沒有依據(jù)歷史的本來面貌演繹故事，只是把它當(dāng)作一種虛化的背景，以拉近江湖與現(xiàn)實、小說與讀者的距離。作為江湖世界的活動主體，俠客同樣是具有非凡武功的超人。

（二）兩者的敘事方式相似。

站在敘事的角度來說，書寫的過程可以看作是一種線性的排列過程，正如托多羅夫所說：“敘事的時間是一種線性時間，而故事發(fā)生的時間是立體的。在故事中，幾個事件可以同時發(fā)生，但是話語則必須把它們一件一件地敘述出來；一個復(fù)雜的形象就被投射到一條直線上。”[2]歐洲英雄史詩如《伊利亞特》《羅蘭之歌》《尼伯龍根之歌》等，基本上是以事件作為中心來結(jié)構(gòu)的，為了表現(xiàn)同時發(fā)生的事件及因由，必須打破自然時序進行敘事，而中國英雄史詩則清一色以人物為中心進行敘事，相應(yīng)的多采用順時的連貫敘事方式，它符合中國人了解事物要知頭知尾的習(xí)慣。

金庸小說也無不圍繞人生主線展開敘事，雖然在表現(xiàn)技巧上缺少些變化，卻容易將故事敘述得線索分明、結(jié)構(gòu)緊湊、內(nèi)容豐富而不失控，易于展現(xiàn)英雄的成長和功業(yè)，敘述行為的可操作性強，老百姓也愛看。

二、史詩英雄與小說英雄的敘事要素及功能

民間文學(xué)都是模式化的敘事，而大凡通俗化、市場化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則往往化用民間敘事模式，實行“有限變異”。我們在對敘事展開分析的時候，“不得不首先假設(shè)一個描述的模式，然后從這個模式出發(fā)逐步深入到諸種類，諸種類既是模式的一部分又與模式有差別。只有從既一致又有差別這個角度，擁有了統(tǒng)一的描述方法的敘述的分析，才會發(fā)現(xiàn)多種多樣的敘事作品及其歷史、地理、文化上的不同”[3]。

史詩集口頭文學(xué)之大成，借助史詩藝人的表述，集中體現(xiàn)了普遍性的民族意志、公眾愿望和審美理想，其英雄塑造和人物關(guān)系都已形成固定模式。金庸小說同樣有一定的模式，一些可以反復(fù)使用、不斷改良、不斷賦予新鮮意義的模式。

作為英雄的人生主線，無論史詩英雄還是武林英雄，其成長大都會經(jīng)歷“特異誕生——苦難童年——迅速成長的少年時代——成功求婚——遭遇重大挫折——建功立業(yè)大團圓”這樣一些過程。我們試著從這個模式出發(fā)對三大史詩和金庸小說進行比較。

（一）英雄的身世具有神秘性。

傳奇性同時擁有神秘性和現(xiàn)實性，太實則無味，太虛則不信，唯傳奇使人既覺真實可信，又感驚心動魄、不同凡響，并樂于向后傳播。神奇出生是英雄塑造的慣用模式。

格薩爾王本是天國白梵天王的三神子，投胎于森倫王家，乳名覺如，出生時全尕嶺下了一場空前的大雪，森倫的弟弟超同（又譯做“晁通”）見覺如不凡，幾欲加害，未遂；江格爾原是一位大汗的后裔，因為部落被異族莽古斯襲擊，淪為孤兒，當(dāng)時才兩歲；瑪納斯的父親是個有錢的汗王，因為久不得子，便要妻子綺依爾迪到密林深處獨處，讓她在那里受孕（野合，神秘生父退隱），然后住在那里等待孩子出生，嬰兒出生時一手握著油，一手握著血塊，展開右掌，上有“瑪納斯”字樣。

蕭峰、段譽、虛竹、令狐沖，都具有這一特性。蕭峰、虛竹的身世很長時間都是一個謎，蕭峰一出生，胸口就被刺上了一個兇惡無比的大狼頭，標(biāo)明了他的身世，埋下了悲劇的伏筆，但蕭峰卻只知其養(yǎng)父，不知其生父；虛竹從小無父無母，一直以為自己是孤兒，卻不知道是天下武林至尊少林寺玄慈方丈與“無惡不作”葉二娘的私生子；段譽似乎沒有問題，但到后，居然得知自己是“惡貫滿盈”段延慶野合而生的王子；令狐沖則干脆徹底沒有來歷，只有一個著名的偽君子養(yǎng)父。

所不同的是，史詩采用平鋪直敘的手法，先講出生，然后創(chuàng)業(yè)，而金庸是在故事的講述過程中逐漸揭開英雄身世之謎的，可復(fù)述性降低，但多了懸念，可讀性大大加強。

（二）英雄從小缺少父愛。

英雄天賦異稟是一個普遍的命題，在此命題的基礎(chǔ)上，英雄的父親也必有非凡的能力，因為老百姓普遍認(rèn)同所謂“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來打地洞”，“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混賬兒混蛋”。但是，英雄如果成長在非凡父親的庇佑下，就很難獨立自主地創(chuàng)建一番豐功偉績。那么，好的辦法，就是讓父親退隱，以便給兒子騰出發(fā)展空間，正如一本《江格爾》唱道：“在他上面，沒有抬舉他的父兄，/在他下面，沒有輔佐他的親人。/在家族中他是獨生子，/在陽光燦爛的大地上他是孤兒?！盵4]

英雄父親退隱的方式各不相同。格薩爾王的真正父親不在人間；江格爾的父親被害；瑪納斯是母親森林野合所生，不知其父。在金庸小說中，郭靖是梁山好漢郭盛的后代，是個遺腹子；蕭峰剛滿周歲，親生父母即遭追殺失散；虛竹從小與父母失散，如同孤兒；令狐沖更是不知其所自，是個真孤兒。

真父退隱之后，另有一個替代性的父親出現(xiàn)，但是，代父能力有限，能給予英雄的幫助不大，如格薩爾王的代父森倫、瑪納斯的代父加克普汗、郭靖的代父江南七怪、蕭峰的代父喬三槐、段譽的代父段正淳、令狐沖的代父岳不群。相反，有的代父甚至?xí)谩案赣H”的這一特殊身份，成為一而再，再而三地陷害英雄的反面人物，如加克普汗陷害瑪納斯，岳不群陷害令狐沖。

于是，英雄尋找根源（身世）和歸屬（父親），就成為英雄行為的一個原始動機。他們自覺不自覺的，總會找到一個可依賴的長者（在幻想故事中往往是以“神奇助手”的角色出現(xiàn)），在他們的創(chuàng)業(yè)過程中起著關(guān)鍵性的作用。《格薩爾王》的絨察查根、《江格爾》的阿拉譚策吉、《瑪納斯》的巴卡依老人，都是驚人相似的智慧長者。這種文化積淀也深深地烙在了金庸小說的英雄身上，洪七公、無崖子、風(fēng)清揚均屬于這一類長者，他們神龍見首不見尾，但總是在關(guān)鍵時刻給予英雄莫大的幫助。

沒有父愛的英雄一般都有著苦難的童年，他們從小寄人籬下，受人虐待，被人拋棄，孤苦伶仃。家庭幸福、父母雙全的是段譽，可書到結(jié)尾，卻是發(fā)現(xiàn)這個父親也是假的。他們往后的英雄行為，或者說俠路歷程，都或多或少與他們的離奇身世有著某種關(guān)聯(lián)。

（三）復(fù)仇是英雄人生的一大使命。

英雄的苦難身世必然引出復(fù)仇主題。英雄史詩和武俠小說都產(chǎn)生于百姓（民族）受到欺壓，人民有冤無處伸張，有怨無從訴說的社會環(huán)境之中，人民幻想有一些英雄人物出來振興民族、伸張正義，拯萬民于苦海。而英雄要具備救萬民于水火的能力，首先得證明有能力解決自己的血海深仇。

英雄復(fù)仇，是大快人心的史詩母題，冤有頭、債有主，英雄的仇恨英雄報，人們認(rèn)為這是天經(jīng)地義的事。所以，替甲擦報仇的，只能是他的弟弟格薩爾王；打敗莽古斯的，只能是阿拉達爾汗的兒子江格爾；殺死昆吾爾的，只能是瑪納斯的兒子麥賽臺依。

武林英雄，往往因為自己的仇人被別人殺死而痛苦不堪。金庸旗下的英雄主人公，大都能實現(xiàn)親手殺死仇人的愿望，即使不能親手殺死，也能親眼看著仇人死，這是金庸對英雄的眷顧，也是讀者所樂意看到的。郭靖的復(fù)仇經(jīng)歷是典型，段天德是殺害郭靖父親郭嘯天的直接兇手，江南七怪當(dāng)年萬里追兇不可得，郭靖卻能陸家莊得來全不費工夫，還能從段的口中挖出元兇完顏洪烈，而抓住完顏洪烈的又是郭靖的愛人黃蓉。一切都在意料之外、情理之中，讀來大快朵頤。這一母題基本都能遵循“父親含冤受害——兒子復(fù)仇歷險——成功殺死仇人”的模式。

不同的是，史詩英雄往往采取面對面的單純的法和力的較量，金庸則把復(fù)仇歷程編織得曲折離奇，山重水復(fù)，更加富于情趣。

（四）英雄有驚人的成長速度。

傳奇英雄盡管少年苦難，卻總是能在青年時期就建功立業(yè)。覺如11歲賽馬得勝，獲格薩爾王稱號；江格爾3歲攻克3個城堡，4歲攻克4個城堡，5歲活捉5個惡魔，7歲建立寶木巴國；瑪納斯長到9歲，便能策馬征戰(zhàn)。同樣，我們可以看到金庸筆下的武林英雄們也在遵循這一模式。盡管金庸在小說中沒有明確標(biāo)明英雄的實際年齡，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幾乎每位英雄走到事業(yè)，故事行將結(jié)束的時候，都還處在訂婚階段。

老百姓的情感總是愛憎分明，中國民間不僅極少關(guān)于“諒解”的故事，而且對復(fù)仇的時間也有較高要求，“君子報仇，十年不晚”的另一層意思是，十年以后就太晚了。英雄要報深仇大恨，非得速成不可，不論具體方法如何，目的總是一樣：不能讓敵人舒服太長時間，要讓英雄早日過上幸福生活。如果英雄成長太慢，埋沒太久，錯過了婚齡，還很難找到理想的對象。所謂“大器晚成”是不得已而為之，不在上策之選。

（五）英雄周圍有眾多美女，英雄寵愛出色的那一位。

一夫多妻是男權(quán)社會的標(biāo)志之一，史詩的傳承和講唱者基本都是男性，英雄身上寄托著男人的趣味和理想，眾星捧月也就成為必然。受到英雄寵愛和人民愛戴的，總是德、才、色三者兼?zhèn)涞睦硐肱浴８袼_爾王先后納妃十?dāng)?shù)位，高貴、美貌、堅貞的珠牡是他的至愛；關(guān)于江格爾的夫人，主要有兩個，一個美貌，一個智慧；瑪納斯有三位妻子，其中卡妮凱擁有所有的優(yōu)點，受柯爾克孜人民愛戴。

金庸是個現(xiàn)代知識分子，小說中大致堅持了一夫一妻制原則，但還是喜歡講述一個男人和幾個女人的故事（女性作家瓊瑤則喜歡講述幾個男人爭一個女人的故事）,以此取悅自己和讀者。不同的是，史詩婚姻多是征戰(zhàn)、賭賽的結(jié)果，是史詩年代的產(chǎn)物，而金庸則以現(xiàn)代人的觀念，將這種男女故事處理成一個個色彩斑斕的關(guān)于自由戀愛的故事。華箏的率直、黃蓉的精明，阿朱的善解人意、阿紫的刁鉆古怪、康敏的陰險狠毒，任盈盈的雍容大度、岳靈珊的移情別戀、儀琳師妹的一往情深，甚至靈鷲宮的侍女給虛竹換衣服的細節(jié)，都被金庸處理得妙趣橫生、柳暗花明。

英雄后得到的，總是符合讀者審美理想、適合英雄事業(yè)生活的那一位。美貌自不必說，黃蓉的精靈古怪能彌補郭靖的木訥，任盈盈的包容適合令狐沖的自由散漫。讀者在閱讀中很容易就能得到一種替代性的滿足。

（六）一女兩男的婚姻賭賽。

婚姻賭賽是一個非常古老的母題，據(jù)日本學(xué)者伊藤清司考證，早在堯舜禪讓傳說中就包含著“難題求婚型故事”的因子，舜在堯的兩位女兒的幫助下，順利通過了父瞽叟和弟象的三次致命迫害（也即三道試題），取得了堯的政權(quán)和兩位帝女的愛情。

理想女性不僅是男人迷戀的對象，而且是需要男人用自己的實力去爭取的對象。到遠方通過斗爭贏取美女和通過戰(zhàn)爭獲取戰(zhàn)利品，都是英雄所必須進行的冒險活動，而且大部分的美女爭奪戰(zhàn)，終都體現(xiàn)為兩強相爭。

覺如賽馬稱王的獎賞之一，就是美女珠牡，而他的主要對手，也只有超同的長子?xùn)|贊?！督駹枴酚⑿酆楣艩枮榱巳⒌妹利惖淖坷蛸澋?，不得不完成岳父交給的三項有生命危險的任務(wù)，殺死三大猛獸，還要與上天的著名勇士鐵木耳布斯進行賽馬、射箭、摔跤好漢三項比賽。金庸小說中典型的婚姻賭賽是桃花島上郭靖與歐陽克之爭，作為岳父的黃藥師同樣出了三道題目，其中兩道也有生命危險。不同的是史詩英雄往往三戰(zhàn)三勝，而金門英雄一勝一負又一勝，峰回路轉(zhuǎn)，更加扣人心弦。

史詩賭賽是單純的武賭，金庸小說還有奇妙的文賭。西夏公主招親，志在必得的慕容復(fù)和其他招親者一樣，根本無法回答公主提出的三個問題，虛竹結(jié)結(jié)巴巴的幾句話，卻正是公主所要的答案。

另一個有趣的現(xiàn)象是，賭賽中英雄一定會得到女方的事先或暗中幫助。覺如賽馬之前，珠牡幫他擒獲了赤兔馬，為他配備了好的馬鞍和馬鞭；洪古爾在卓莉贊丹的幫助下才殺死了三頭兇惡的猛獸。同樣，沒有黃蓉的幫助，郭靖不可能戰(zhàn)勝歐陽克；西夏公主的招親試題，就只為虛竹而來。賭賽婚姻本質(zhì)上帶有上古掠奪婚和服役婚的遺俗，女方的幫助，是為了在某種程度上彌補原始母題中兩情相悅的不足，以緩解男女雙方在賭賽中的矛盾和沖突，為將來的幸?；橐雎裣路P，這一情節(jié)很可能是史詩中后起的改良母題。

（七）英雄的裝備非常齊全。

對于史詩英雄，美人寶馬缺一不可。英雄的寶馬均有神奇的感應(yīng)能力。格薩爾王的赤兔馬神駿無比，甚至能遨游藍天，與人交談，它幫助覺如成功賭賽稱王；在蒙古族，駿馬更是英雄浪跡中時刻不能分離的可靠的助手，駿馬的出生往往是勇士誕生的先兆，神馬阿蘭扎就比江格爾年長一歲；瑪納斯除了擁有駿馬，還有巴里塔老人送給的金槍、寶劍、長矛、利斧，借以征戰(zhàn)，無往而不勝。

金庸較早期的作品也有寶馬寶劍寶物情結(jié)。以郭靖為例，未出世時即已獲得丘處機饋贈“劍刃鋒利之極”的小短劍，劍上刻名“郭靖”，后來用它殺了銅尸陳玄風(fēng)。在大漠中，先是馬鈺為他抓來一對神雕，后來又遇小紅馬（傳說中的汗血寶馬），治馬大師韓寶駒一籌莫展，卻被郭靖一舉擒伏，這不是金庸安排的“天意”是什么？一馬雙雕，感應(yīng)神奇，跟隨郭靖行俠仗義，立下了不少汗馬功勞。

但在金庸后期作品中，寶馬寶劍這些外在的硬件逐漸淡出，取而代之的是內(nèi)置的軟件。典型的是段譽的“六脈神劍”，隨手一指，就有莫大威力；其他如洪七公傳給郭靖的降龍十八掌、逍遙子傳給虛竹的逍遙神功、風(fēng)清揚傳給令狐沖的劍宗劍術(shù)。這一改良，使英雄有可能擺脫累贅裝備的束縛，大大提高冒險活動的自由度，為他們孤身探險、混跡人群、裝瘋賣傻、飛檐走壁等活動提供方便。

再到后來，連這些內(nèi)置的軟件都不用了，比如韋小寶，“人脈”就是他的法寶。但無論是硬件、軟件，還是人脈，英雄擁有常人不具備的行俠資源，這是肯定的。這也從另外一方面說明，在固定的模式和套路之下，依然有不斷創(chuàng)新的想象空間，實現(xiàn)有限變異。

（八）英雄體內(nèi)，積聚了自然的精華。

綺依爾迪懷上瑪納斯的時候，得了一種奇怪的病，想吃神鳥的眼珠、老虎的心、獅子的舌頭。弗雷澤認(rèn)為這是一種順勢巫術(shù)：“野蠻人大都認(rèn)為吃一個動物或一個人的肉，他就不僅獲得了該動物或人的體質(zhì)特性，而且獲得了動物或人的道德和智力的特性。所以，如果認(rèn)為某生物是有靈性的，我們簡單的野蠻人自然希望吸收它的體質(zhì)的特性同時也吸收它的一部分靈性。”[5] 這種觀念普遍存在于世界各民族。中國民間有“吃什么補什么”的說法，所以作者往往調(diào)動各種吃的方式，對英雄的體質(zhì)進行“惡補”。

梁子翁“照方采集藥材，又費了千辛萬苦，在深山密林中捕到了一條奇毒的大蝮蛇，以各種珍奇的藥物飼養(yǎng)”[6]，本望蛇血能幫他增大功力，卻非常意外地全被郭靖給吸了去。段譽身中劇毒，全身僵硬，只是等死，沒想到卻有一個號稱萬毒之王的莽牯朱蛤自己爬進了他的胃里，不僅攻下了段譽體內(nèi)的毒，更讓他從此百毒不侵。這些離奇的機緣巧合，完全可以看作是金庸施與英雄的順勢巫術(shù)。

金庸的聰明在于絕不會將某一種招數(shù)用到老，甚至?xí)谙乱徊孔髌分泄室鈱⑦@一招反過來用。到《笑傲江湖》，令狐沖重傷以后，各種各樣的武林人物爭相為他療傷，大家想盡辦法用盡天下的名貴藥材對他狂轟濫炸，沒想到全都火上澆油適得其反，巫術(shù)至此失靈。正如朱子柳用來大顯神威的書法武功，到了禿筆翁手里，就被令狐沖破得沒有還手之力。當(dāng)然，隨后金庸一定會施以一招奇妙的武功，再次化險為夷，將所有的不利因素轉(zhuǎn)化為有利條件。表面上反用，實質(zhì)上還是變異的化用。

（九）英雄結(jié)義和兄弟背叛。

結(jié)義和背叛，是同一層關(guān)系中的正負兩極。德國著名蒙古學(xué)家海希西教授認(rèn)為，英雄結(jié)義母題是氏族社會瓦解、部落聯(lián)盟建立的社會發(fā)展進程在英雄史詩中的投影。[7]無論部落還是個體，聯(lián)盟是一種將有限力量無窮擴大的有效方式，結(jié)義是孤立無援的少年英雄相互尋求支持的需要。在弱肉強食的暴力世界中，結(jié)義是一種相互的心理依托，激勵斗志的力量源泉，是英雄征戰(zhàn)時的精神根據(jù)地。

任何形式的結(jié)義，總會凸顯一個主要英雄人物，這是因為英雄的陽剛精神和男性的自我意識、英雄氣概，必須在一個同齡的男性團體中才能得到充分的發(fā)揮和肯定，而團體需要一個能凝聚人心的核心成員。

江格爾是個非常出色的組織者，他周圍“聚集著雄獅般的壯的好漢”，他與英雄洪古爾5歲結(jié)為兄弟，兩人同生死共命運，共同創(chuàng)立了寶木巴國；瑪納斯結(jié)義阿里曼別特之前，還夢見一把鋒利的寶劍變成一只猛虎來到自己的身邊，又變成一只雄鷹落到自己的臂上。段譽未見蕭峰之前就已心向往之，虛竹更是未見蕭峰時，已然將之稱作“大哥”，三人在少林寺前、眾敵環(huán)侍之時，旁若無人地義結(jié)金蘭、痛飲烈酒，著實豪氣干云。令狐沖小涼亭中偶遇向問天，雖說心態(tài)不同，但形勢兇險并無二致，獨孤求友、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念頭也如出一轍。結(jié)義對于個體來說，是強強聯(lián)合，放在大敵當(dāng)前的背景中，則是以弱勢對抗強敵的需要。

有正就有負，有結(jié)義就會有背叛，兄弟背叛也是英雄故事中常見的母題。這是私有制產(chǎn)生，財產(chǎn)分割過程中必然產(chǎn)生的話題。背叛的理由只有兩種：嫉妒和私欲。

《格薩爾王》中，超同是個類型化、典型化的陰謀家，先與兄長森倫爭權(quán)奪利，后又出賣國家機密；《瑪納斯》中，父子、叔侄、兄弟、夫婦之間，處處充滿背叛，著名的如勇士坎巧繞對賽麥臺依的背叛，尤為驚心動魄，令人震撼。金庸作品中，楊康為了榮華富貴，不惜背叛自己的父親、兄弟，多次加害郭靖；段延慶為了與兄弟爭奪王位，惡貫滿盈；全冠清為了一己之私，不惜置蕭峰于死地；東方不敗為了教主之位，無期囚禁任我行；勞德諾為了偷取武功秘籍，誣蔑構(gòu)陷令狐沖。當(dāng)然，他們的下場也是一樣的，若非自取滅亡，就是身敗名裂。

（十）英雄事業(yè)未竟時死而復(fù)生，大勢既定時死或退隱。

再生母題源自上古神話。這一母題存在于各民族英雄史詩,也存在于金庸作品之中，盡管表現(xiàn)各異，但都遵循著“英雄——被害——出現(xiàn)搭救者——尋找搭救方法——死而復(fù)生”這一基本模式。

江格爾5歲時曾身中毒箭，是丹娜夫人敷神藥，施神術(shù)，退出毒劍，使他死而復(fù)生；瑪納斯也曾誤飲毒酒，是卡妮凱施用神藥，使丈夫死而復(fù)生（一說仙女救活）；格薩爾王雖然未死，但曾誤飲迷魂藥，把過去的一切忘得干干凈凈，其清醒過程，也可視作一次再生。在此，女性作為施救者的反復(fù)出現(xiàn)，具有明顯的象征意義。文化學(xué)的觀點認(rèn)為，古人認(rèn)為女性是生命的創(chuàng)造者，她們既然能孕育生命，也必定擁有使人再生的能力，所以說這是母系社會女性崇拜觀念的遺留；但從故事學(xué)的角度看，親近女性適合擔(dān)任男性身體方面“神奇助手”的角色，幫助男主人公擺脫生理困境（包括擺脫死亡威脅），是她們應(yīng)盡的義務(wù)，而男性與男性過于親近的生理治療是令人不適的。

在現(xiàn)代小說中，金庸不可能真的讓英雄死去，但也不能少了英雄這一劫，一般會讓英雄受幾次重傷，或是患上一次不治之癥，然后置之死地而后生，而治病療傷的過程中，總有一些親近的女性不離不棄地呵護著他，為他奔波忙碌。比如令狐沖重傷以后，儀琳師妹、任盈盈、藍鳳凰，個個不辭勞苦，殫精竭慮。

“肉體再生”反映的是人對死亡的恐懼和征服欲望，為了讓英雄不死成為可能，金庸還特意塑造了一些像平一指這樣的神醫(yī)形象，類似于《水滸傳》的安道全。

在金庸小說中，我們還可分析出具有象征意義的“精神再生”母題，這是一種類似鳳凰自焚自新的境界。蕭峰遭逢丐幫內(nèi)訌之后，接連受到連串打擊，這一含冤受屈的過程，也是他重新確立自己民族觀的過程；同樣，令狐沖介于正邪兩派中的所見所聞，終導(dǎo)致了他退隱的念頭。英雄歷經(jīng)磨難，也在思想上重塑了一個自我。這種精神再生的母題是史詩所不具備的。

文學(xué)作品中的主人公要終成為英雄，就必須在既定的時空中完成既定的任務(wù)。假若“出師未捷身先死”，就無法保證故事的連貫性和完整性，這一要求也決定了英雄在這一時空中必須一直活躍在既定的舞臺上，不得中途退出。只有當(dāng)雨過天晴，大局已定的時候，英雄才有退出的可能。

英雄的退出有兩種方式：作為主動退出的歸隱和作為被動退出的死亡。

民間文學(xué)的悲劇意識不強，人們更愿意英雄以歸隱的方式退出。格薩爾王功德圓滿之后，傳位給甲擦之子扎拉王子，便被神族接回了天界；《笑傲江湖》結(jié)束之時，令狐沖把恒山派掌門之位交給了儀清，任盈盈把日月教教主之位交給了向問天，夫婦倆散仙云游去了。

但在這種以武力解決矛盾的暴力世界中，死亡終不可避免。而且，唯有死亡，才具有真正悲劇的意義。正如別林斯基所說：“我們深深同情斗爭中犧牲的或勝利中死亡的英雄，但是我們也知道，如果沒有這個犧牲或死亡，他就不成其為英雄，便不能以自己個人為代價實現(xiàn)永恒的本體的力量，實現(xiàn)世界的不可逾越的生存法則了?！盵8]

英雄必須是勝利者，如果同時又要成為悲劇人物，的死亡方式是讓英雄死于自己無法克服的缺點。瑪納斯與昆吾爾之戰(zhàn)大獲全勝，由于瑪納斯樂而忘返，以至被埋伏在路邊的敗將昆吾爾用毒斧擊中頭部而死。蕭峰成功完成“西安事變”之后，以其剛烈個性，自覺開罪于遼主，又不愿茍活于大宋，終自殺于兩軍陣前。蕭峰之死，悲愴壯烈，終成就了他金門英雄人的崇高榮譽。

[1] 陳平原：《千古文人俠客夢》，《陳平原小說史論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075頁。

[2]［法］茲維坦·托多羅夫：《敘事作為話語》（朱毅譯），張寅德編選《敘述學(xué)研究》，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1989年，第294頁。

[3]［法］羅蘭·巴特：《符號學(xué)美學(xué)》（董學(xué)文、王葵譯），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10頁。

[4] 仁欽道爾吉《〈江格爾〉論》，內(nèi)蒙古大學(xué)出版社，1994年，第247頁。

[5]［英］詹姆斯·喬治·弗雷澤：《金枝》（徐育新、汪培基、張澤石譯），大眾文藝出版社，1998年，第705頁。

[6] 金庸：《射雕英雄傳》，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94年，第336頁。

[7] 參見郎櫻《〈瑪納斯〉論析》，內(nèi)蒙古大學(xué)出版社，1991年，第313頁。

[8]［俄］別林斯基：《別林斯基論莎士比亞》（李邦媛譯），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文學(xué)研究所編《古典文藝?yán)碚撟g叢（卷一），知識產(chǎn)權(quán)出版社，2010年，第54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