癸巳夏，在酷熱中讀完木心講述、陳丹青筆錄的上下兩大冊《文學回憶錄(1989-1994)》，對卷首“我講世界文學史，其實是我的文學的回憶”一句話有了切實的理解。其實，此語為木心1989年年初開講時所言，且早就定下了《文學回憶錄》的書名，同時還申明：“講完后，一部文學史，重要的是我的觀點?！?1)

不過，木心也在提及屠格涅夫的《文學回憶錄》時強調(diào)：“那是他個人的，我用的顯然不是個人的，而是對于文學的全體的。”

即是說，“文學回憶錄”一題，應有兩種用法：一種用于個人文學活動或生涯的回憶，如屠格涅夫；一種用于個人對整個世界文學的閱讀或互動的回憶，如木心。

這里，“對于文學的全體的”回憶，或曰對整個世界文學的閱讀或互動的回憶，就包括木心對魯迅非同尋常的議論和評說。閱讀這些議論和評說，使我意識到，要討論木心，魯迅是個繞不開的話題。

后來木心歸國，竟然又專文作《魯迅祭》，其語調(diào)、側(cè)重點則又與《文學回憶錄》中的議論和評說有所不同，一度陷我于困惑之中。但也強化了我的直覺：要進一步了解木心，必須理清他與魯迅的關(guān)聯(lián)。

此文即是在這種特別的感受中開筆的，不過是想借助書寫，迫使自己再次回到木心關(guān)于魯迅的文字中，索解魯迅之于木心的特別意義。

一、《魯迅祭》索解

2006年9月，木心歸國，年底12月14日的《南方周末》即登出了他的《魯迅祭：虔誠的閱讀才是深沉的紀念》，第二天，此文被陳丹青轉(zhuǎn)帖到自己的博客上，且加了一段按語。照陳丹青的說法：“今天南方周末文化版刊出魯迅專輯，有木心先生《魯迅祭》。他回國后接受一些媒體的書面采訪，但為報刊寫文章這是第一次，也是第一次談論魯迅。”

木心此文，其可觀、可思之處或有如下幾端。

其一，撰寫和發(fā)表的動因。

其二，此文重心所在。

其三，正文之外的余音，或曰弦外之音。

關(guān)于撰寫和發(fā)表此文的動因，木心自己未作特別說明。然從《南方周末》“魯迅專輯”一事，可推測此文當與國內(nèi)圍繞魯迅逝世七十周年(1936-2006)所組織的系列紀念活動有關(guān)，甚至有可能是應約而寫，這從文章標題、副標題之“魯迅祭”和“深沉的紀念”也可以揣測出。

第二點，此文重心所在。動因是“紀念”，而紀念方式卻并非常規(guī)式的泛泛而論或以形容詞堆積起來的阿諛奉承，而是副標題所強調(diào)之“虔誠的閱讀”，或者如文章開頭再次強調(diào)的“僅限于對先生的文章特色略事詮釋”。即是說，此文重心在于對作者所推崇魯迅作品“特色”的“詮釋”。

木心是怎樣“詮釋”魯迅文章特色的呢？

木心首先提出了此文核心的關(guān)鍵詞“文體家”，繼而例舉《野草》中《秋夜》《好的故事》《一覺》和《三閑集》中《怎么寫》用以佐證分析。在此基礎(chǔ)上，又羅列了他所推崇的魯迅作品共十七篇：小說十篇，散文詩四篇，散文兩篇，雜文一篇。十篇小說中，木心似乎又格外推重《故事新編》中的四篇，故在羅列目錄后，特別對《故事新編》作出了非同往昔的正面評價，以為“找到了最‘魯迅風’的文體”，從而回到了對魯迅“文體家”的定位。

從“文體”角度解讀魯迅甚至視魯迅為“文體家”，并非今日才開始的研究課題。木心以“文體家”呼魯迅，也并非嚴格的學術(shù)意義上的考釋工作，他用的不過是“在我的心目中”這樣的個人視角。即是說，木心之對魯迅“文體家”的贊譽，是他作為如魯迅一樣格外敏感于文字的作家而對魯迅作出的認知與判斷，是一種基于惺惺相惜之情的個人性選擇。也許，正是從“文體家”這一角度，可以觸及到木心與魯迅之間的微妙關(guān)聯(lián)。

這種關(guān)聯(lián)就是木心也正如魯迅一樣有著文體風格上的高度自覺，以及同樣“強烈的風格特征”，他解釋這種風格特征的來源：“不是一己個性的天然自成，而是辛勤磨礪，10年為期的道行功德”(2)，這豈不也是夫子自道？如果說魯迅文體可稱之為“魯迅風”，則木心文體是否也可以視之為“木心風”？自然，木心沒有這樣說，其文體之強烈、突兀，也未必可與魯迅比肩。然通過木心對魯迅風的闡釋，確乎可以看到木心對魯迅文體的尊崇和理解。

木心和魯迅的關(guān)聯(lián)還有一點，是他們都有美術(shù)方面的修養(yǎng)，故而木心往往會從此一角度闡發(fā)他對魯迅文體的理解。如其分析魯迅散文詩《秋夜》，一方面從文學“句法”角度給出融匯著個人經(jīng)驗的解釋：“在文學上，凡是‘只可意會，難以言傳’的思維和意象，字句的功能就在于偏要絕處逢生，而且平淡天真，全然口語化，令人會心一哂，輕輕帶過，不勞注目?！?3)一方面則又看到了體裁、文氣之淵源：“論體裁，是西洋的散文詩，論文氣，是離騷、九歌的郁勃駘蕩?！笨墒沁€沒完，再進一步從美術(shù)角度著眼：“整體深藍，‘非常之藍’，然后配以粉紅(小花)雪白(燈罩)猩紅(梔子)蒼翠(飛蟲)，印象色彩，顯示出一個畫家的眼光和手段來?！镆埂恼{(diào)子是非常之藍的背景，明艷的色點布置其間，讀的時候宜一瞥而過，不要糾纏，這樣就作者讀者兩瀟灑，留下以后重讀的余地?！?4)同樣，對《好的故事》，對《一覺》和《怎么寫？(夜記之一)》，木心也仍是從美術(shù)著眼，看到了魯迅文體的“繪畫性之強”乃至“文字自畫像”。

一般而言，討論魯迅小說，往往視《吶喊》《彷徨》為“代表作”，對《故事新編》則有意無意加以忽略，魯迅自己也視其為“速寫居多”，且自謙“信口開河”“有油滑之處”。在木心眼里卻不然，他甚至認為《故事新編》“找到了最‘魯迅風’的文體”，他的解釋是：“這以前的散文和小說是有木刻味漫畫味的，《故事新編》是文筆史筆兼施了，又好在超乎考據(jù)故實之外而入乎人性情理之中，句法老到，諧趣橫生，已非‘幽默’二字可資恭維了——這無疑是魯迅的成熟之作，巔峰之作，近百年來無人可以比擬的文學杰構(gòu)。”(5)

他看重的，是“文筆史筆兼施”和“超乎考據(jù)故實之外而入乎人性情理之中”，這當然也并非定論，仍然可以把這種認同看作是木心小說觀的一種反射，以及他對好小說的個人期待。

“文體家”之謂，不是信口開河地胡亂恭維，乃是因了上述種種由“句法”“文氣”“繪畫性”“文筆史筆兼施”“人性情理”“諧趣”等質(zhì)素構(gòu)成的“強烈的風格特征”，也是木心所意會到的他與魯迅之間達成對應的一些因素。

在對“文體家”的魯迅作了會心的解析之后，木心在文末又有所發(fā)揮，或謂之節(jié)外生枝的弦外之音亦無不可。一是慨乎魯迅“才份之高之大”，二是由“再讀”魯迅雜文生發(fā)出的對魯迅整體性的印象和評價。在這里，木心很有層次地展開他的觀點：先是從歷史觀照角度肯定魯迅“目光的犀利精準”，隨即又為魯迅“叫屈”，實則也是表明在筆戰(zhàn)方面木心與魯迅態(tài)度之不同。當然，木心也以“為真理而戰(zhàn)，為正義，為民族，為軒轅(中國)而奮斗不息”之言為魯迅辯護，同時指出“先生口劍腹蜜，他的天性極其純良真摯”的真性情。最后一句尤為耐人尋味：“大哉魯迅，五四一人，凡愛讀魯迅文者都可能成為我的良友?！?6)前半句至高評價歸之魯迅，后半句由魯迅轉(zhuǎn)到自身，仍然回到整篇文章對應性或雙向性觀照的基點上來：“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當然，不能說木心在以魯迅自況，木心也絕不至如此無聊。然論及自己推重和尊重的人，潛意識中不自覺尋找與自我癖性相對應的部分，或曰認同，也必然是極為自然的吧？

《魯迅祭》是木心散文中相當特殊的篇什，特殊在他破天荒毫不掩飾地對另一個文學人物作出通篇贊美而又至高至大的評價，這在木心，真真是難得一見。如果不是與所評論的人物心存高度認同與默契，甚至另有寄托，怎么可能會給出如此不同尋常的表彰呢？

二、《文學回憶錄》中的“魯迅”

回頭尋找木心涉及魯迅的言辭，1989-1994年間在紐約為一群留學藝術(shù)家講述“世界文學史”的陳丹青記錄稿《文學回憶錄》中最為豐富。不僅有著與《魯迅祭》相呼應的正面評價，也有著與《魯迅祭》有所不同、更多涉及對魯迅之個人局限的評議，由此可以看到木心對魯迅更全面的認知。

一部《文學回憶錄》，其實是木心的精神自傳，也是他對世界文學史的個人解讀和評論，所論及的文學家之多、論點之新鮮特別，往往令人始料未及又興奮不已。對“五四”以來新文學，特別是魯迅，亦不例外。

我的印象：木心對“五四”以來中國文學總體評價不高，其所持評語關(guān)鍵詞可以用“斷層”來表述，補充一句，則是“先天不足，再加上后天失調(diào)。”(7)這樣，對新文學作家，也就不滿意者居多。相對而言，魯迅是他反復提及而又給予最高贊譽的人。

也許正是基于對新文學的不滿意，木心沒有專門或系統(tǒng)地介紹“五四”以來的中國文學改革。對這一階段的文學以及魯迅，木心是在講授世界文學史過程中不時點到的，實際上是不自覺地用了比較文學的方法給以打量和評議。但因為不斷地提及，給人的印象就是他還是相當看重這個話題的。這也不難理解，木心是詩人，他對當代中國文學的關(guān)注和思考恰恰表明了他意欲有所超越的用心。

且摘錄《1989-1994文學回憶錄》中數(shù)則木心對魯迅的評議：

在中國，儒家意識形態(tài)深深控制著中國人的靈魂。梁啟超、章太炎、胡適、魯迅，都曾反孔，最終還是籠罩在孔子陰影里。(P627)

魯迅之為魯迅，他是受益于俄國文學的影響，寫好了短篇小說。他的中國古典文學修養(yǎng)也一流。但他接受得有限，成就也有限。(P687)

伏爾泰的意義比較大，世界性。魯迅比較國民性、三十年代性。(P463)

魯迅真的是為人生而藝術(shù)嗎？他的人生觀還是比較狹隘的。對人生的回答，還是比較起碼的。(P546)

魯迅寫起《朝花夕拾》來，這就好了，是藝術(shù)家，一份熱發(fā)兩份光。(P667)

靠文學藝術(shù)來解決社會問題，開始就打錯算盤。我從來不想靠筆濟世救人。魯迅，論文學改造國民性，完全失敗?？墒囚斞傅奈膶W，無疑是“五四”以來第一人。(P681)

中國的教育家，啟蒙師，思想家，是誰？最杰出的是魯迅，但他把生命問題縮小了，是“救救孩子”，他要救的那些孩子，就是后來申請入黨、開除出黨、又恢復黨籍、又退黨，如何如何……(P906)

魯迅他們，是從人生觀半路殺出來的，世界觀不成熟，更沒有宇宙觀。他們往往容易為政治觀說服，拉過去。(P906)

這只是五年講課期間大量涉及魯迅言辭中的小部分，但也可以粗略看出一二。簡單地說，就是兩點：一是從新文學自身來看，魯迅“無疑是‘五四’以來第一人”。二是從世界文學整體水平看，魯迅還只是一位地方性文學家和思想家，“比較國民性、三十年代性”。

第一點，與回國后撰寫的《魯迅祭》遙相呼應，足可表明在這一點上木心對魯迅的認識前后一致。魯迅始終是木心最尊敬的新文學作家。

但限于“祭文”體例，《魯迅祭》著重從正面論述，基本未涉及第二點。

那么，何以在文學史授課中，有那么多關(guān)于魯迅個人“成就有限”的議論呢？

其實也不難解釋。

首先，小范圍講課和公開發(fā)表紀念文章不同，況且講的又是世界文學史，而內(nèi)心里真正的關(guān)注焦點又是中國文學的現(xiàn)狀和前途，木心對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穿插評議就不能不帶著濃重的反思性質(zhì)，“比較文學”的發(fā)生實在很自然。

其次，木心的個人經(jīng)歷較魯迅更為復雜，兩人個性也同中有異，尤其在經(jīng)過了青年時期“跑革命的龍?zhí)住彪A段之后，木心已經(jīng)形成了與魯迅有所不同的眼光和觀念。老年木心回頭看中年魯迅，不是一般地看，乃是重看、反思，這中間夾著對整個現(xiàn)代史、“革命史”的審視，而更多側(cè)重于對方的“有限”，實在也是自然而然。就此點而言，又豈止是木心一個人才會有這樣的反思？

第三，由木心對魯迅所謂“成就有限”的評價，還見出二人文學觀念之不同，即觀察文學、從事文學寫作的動機、著眼點都有了較大差異，魯迅從文，著眼于“揭出病苦”“引起療救者注意”，木心也有以文字拯救自我乃至以藝術(shù)拯救人類的觀念，然此種拯救不停留于表面和具體功利性目標，而是有著美育代宗教那樣更高的意圖，是要整個提高人自身的境界。從這個意義上，木心則強調(diào)文學、藝術(shù)的自我圓滿，或許在木心看來，人生與藝術(shù)，乃是二而一、一而二的渾然整體。

三、涉及二周的一首舊體詩

木心詩集《西班牙三棵樹》輯三之“十八”，由紹興二周起興而狀木心旅美生活，以文言而不太為一般閱讀者注意，茲試為斷句如下，或可從另一角度觀察木心對周氏兄弟的態(tài)度。

周氏二杰，同始而岐終。豫才啟明，初程各領(lǐng)風騷，中道分駛，志節(jié)判然。昔啟明作“雨書”之際，嘗自訴徘徊于尼采、托爾斯泰之間，觀其后隳，何足以攀躋前賢而作姿態(tài)。浩浩陰陽，本紀瀕末，山高水落，月小石出。大哉豫才，五四一人，口劍腹蜜，如火如荼。雖然，懷疑與信仰豈兩全？要之，終不免婦人之仁。啟明垂暮，有長壽多辱之嘆，蓋文心猶存，觀照未息。偶憶知堂《五十自壽打油》，剝韻匡義，亦成一律。

年來思家已無家，半襲紅恤作袈裟。

仁智異見鬼見鬼，長短相吃蛇吃蛇。

逃禪反從禪逃出，修心便知心如麻。

多謝陳郎起清談，又來蕭齋索苦茶。

陳郎者，佛耳君也，北美邂逅，所共歷歷，患難征逐間，輒以痛咥聞道大笑者為樂事為養(yǎng)生之道，紅恤者，“我朱孔陽”T恤也。(8)

先說詩，“剝韻”即依韻，襲用知堂原韻也，“匡義”即自說自話，“奪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塊壘”是也。所謂塊壘，表現(xiàn)于文字其實已稀釋為打油式的自嘲，無非表達木心半老去國之種種窘態(tài)，枯寂中幸有陳丹青這樣的“清談”之友，能于“患難征逐間輒以痛咥聞道大笑者為樂事為養(yǎng)生之道”，“蕭齋索苦茶”云云，依韻遣興而已。

再說詩前引言，其文字不過四五行，而信息量著實不小，甚至可說叵耐咂摸滋味，因為這里不單重復了在《魯迅祭》《文學回憶錄》里對魯迅的評議，一句“不免婦人之仁”道出了木心對魯迅的一重失望，而叵耐咂摸滋味處恰恰在對知堂的感嘆中。言其“后隳”處，比之以魯迅，因有“山高水落，月小石出”之慨，而言及“長壽多辱”時，卻又看似漫不經(jīng)心地補上“文心猶存，觀照未息”一句，貶中有褒，且褒得甚是體己，竊以為玄機正在這里。說到當代文壇尊魯崇周現(xiàn)象，我嘗有“外魯內(nèi)周”之觀察，即以為透過孫犁、黃裳等不少現(xiàn)當代文學名家文字，可發(fā)現(xiàn)他們在評價、師從魯迅、周作人時往往“言行不一”，一方面對魯迅的倔強抗爭表示極度推崇，另一方面自己的為人和屬文卻偏偏更傾向于周作人的隱逸閑適。孫犁、黃裳如是，仔細品味木心，我感覺其在“尊魯黜周”一面之外，實在也有“外魯內(nèi)周”或至少是“亦魯亦周”的另一面，在這些方面，他甚至較之孫犁、黃裳更有過之而無不及處。只要翻翻木心的集子，除了小說取材方面有某些較明顯的魯迅因素，其詩與散文之“文體”豈不更近乎知堂？或更近乎魯迅與知堂相似的一面？這個“一面”，是“戰(zhàn)士”而外“隱士”的那一面，從文字內(nèi)涵到文體，皆是。只不過，木心經(jīng)歷得更久，對中國現(xiàn)代的歷史看得更多也更深，對人類文化及其當代處境也似乎理解得更透徹一些罷了。

四、魯迅之于木心

說到木心小說，其《溫莎墓園日記》集有篇《壽衣》，寫舊日一位離家出走的陳媽為人幫傭，先是在主人幫助下擺脫丈夫糾纏，復幫助主人趕走邪惡的親戚，得以善終的故事。前半部分很像另一篇《祝?！贰＿@里說的“像”，指的是情節(jié)、人物、以及故事的鄉(xiāng)土背景，但若據(jù)此判斷木心小說直接受到魯迅小說“影響”，卻未必見得；而若說木心小說與魯迅小說沒有任何關(guān)聯(lián)，似乎也不妥當。

文學寫作需要有所師承嗎？如何理解木心文體與魯迅文體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對此，不妨參照木心對師承、影響這類問題的看法。其一：“因為生性魯鈍，臨案試驗了如許歲月才形成了這樣一種不足為奇只供一己撥弄的文體。在法國，‘文體家’是最大的尊稱，中國古代也講究得很，近代的散文則容易散而不文。”(9)其二：“對于‘作家和作品’，我的‘私愛’簡直是‘博愛’，說了甲而不說乙，豈非忘恩負義。”(10)其三：“受‘影響’是分時期的，如果終身受一個人的‘影響’——那是誤解，至少是病態(tài)?！?11)

《文學回憶錄》所憶及的世界范圍內(nèi)的古今文學家，構(gòu)成了文學家木心廣泛而深刻的師承譜系，真正如他自己所言的“博愛”。但是博愛不等于濫愛，如果以20世紀中國文學為限，毫無疑問魯迅是他給予最高評價和認可的文學家。

仍然可以通過木心論及魯迅的文字、言論和他自己作為又一位“文體家”對文字的極度敏感看出魯迅之于木心的意義。

拿《魯迅祭》來說，文章最后，在為魯迅“叫屈”以為魯迅不值得為那些所謂“論敵”耗費時間精力之后，木心說：“可慨先生已成了象征性的人物，他為真理而戰(zhàn)，為正義，為民族，為軒轅(中國)而奮斗不息。有人說這是因為魯迅脾氣壞，原因在于婚姻不如意，——真是小人之見，先生慷慨豪放溫厚慈祥，小人口蜜腹劍，先生口劍腹蜜，他的天性極其純良真摯，每見于其對幼年的回憶雜感的篇章中，至情至性，率然流露，讀來心為之酸，眼為之熱，是可傳必傳永傳的?！?12)不難看出，盡管木心對魯迅的“國民性、三十年代性”感覺遺憾，而對其人格與精神氣度的崇仰則是無以復加的，此所謂“人師”也者，即是說，在木心，魯迅乃是無可取代的精神導師，此一向度是非關(guān)文字修辭等具體技術(shù)的大修為。就這一層面，木心是將魯迅置于與老子、陶淵明同樣位置而衷心尊崇的，這段話，流露木心與魯迅心有靈犀、惺惺相惜的心聲，又豈非木心自己水晶般人格的夫子自道？

由這番話，似乎又可以說，木心除了“外魯內(nèi)周”的一面，其實從更深層面，還有著“亦魯亦周”或者更確切說是“外周內(nèi)魯”的質(zhì)素——“外魯內(nèi)周”是就其行為方式和文體風格言，“外周內(nèi)魯”則是就其品性人格言，在最深的層面，木心似乎仍然更貼近魯迅。

拿《文學回憶錄》中那些涉及魯迅的片言只語和詩集《西班牙三棵樹》輯三之“十八”舊體詩對周作人“文心猶存，觀照未息”的微妙稱譽看，木心所強調(diào)的魯迅與周作人共同的優(yōu)長即都在于“文體家”的一面，這或許也是木心與二周有最多共鳴因而可作惺惺相惜之處。然則對文體的重視雖然相同，其各自的文體追求卻未必一樣，若是一樣，那也就不能稱其為“文體家”了，對此，木心也有一番夫子自道：“模仿塞尚十年，和紀德交往二十年，信服尼采三十年，愛陀氏四十多年。憑這點死心塌地，我慢慢建立了自己?！?13)又說：“在文學上，凡是‘只可意會，難以言傳’的思維和意象，字句的功能就在于偏要絕處逢生，而且平淡天真，全然口語化，令人會心一哂，輕輕帶過，不勞注目?！?14)此句本為對他所理解的魯迅文體的表述，但“輕輕帶過、不勞注目”的風格特征其實更像木心自己的文字。具體到寫詩，木心亦有他獨特的文體意識：“我有意識地寫只給看、不給讀、不給唱的詩?？丛姇r，心中自有音韻，切不可讀出聲。詩人加冕之夜，很寂靜?！淖植灰ツ７乱魳?。”(15)他那首已然被“經(jīng)典化”了的十二行短詩《從前慢》不正是這樣的“最木心”之作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