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由于強調“文藝必須服從于政治”，并以政治立場作為評價作家的首要標準，因而在魯迅研究工作中，就較多地從政治的角度來闡揚魯迅精神，在各種選本中，大抵也選錄他與政治關系密切的文章為主，而且，還把他曾經說過的“遵命文學”一語，當作一種口號來宣揚，從而把魯迅塑造成一個“服從政治”的作家，供人效仿。

然而，這種政治化了的魯迅，并非真實的魯迅。魯迅是始終保持自己的獨立人格，堅持自己獨立思想的作家。

早在1907年所寫的文章中，魯迅就提出了“掊物質而張靈明，任個人而排眾數(shù)”的主張，五四時期，他又提倡“個人的自大”，反對“合群的自大”。這都是個性主義的表現(xiàn)，強調的是個人思想的獨立性。1927年底，他在上海暨南大學作過一個題為《文藝與政治的歧途》的演講，很可注意。在這篇演講中，他強調的是：“文藝和政治時時在沖突之中”。他說：“政治家最不喜歡人家反抗他的意見，最不喜歡人家要想，要開口”，而文學家則喜歡發(fā)表自己的意見，他們“對于社會現(xiàn)狀不滿意，這樣批評，那樣批評，弄得社會上個個都自己覺到，都不安起來，自然非殺頭不可。”魯迅在這里所說的，大概不只是過去，而且也預測著未來，這是一種普遍規(guī)律。正因為發(fā)表獨立見解之難，所以在中國歷史上，一向少有獨立文人，而多“幫閑文人”和“幫忙文人”。30年代，魯迅寫了許多批判“幫閑文人”和“幫忙文人”的文章，并且指出，屈原的《離騷》，也只是不得幫忙的不平。此論的要點，就是反對文人對于權力的依附，而要求文人有獨立的人格和獨立的思想。

不錯，魯迅在特定情況下，對于自己的創(chuàng)作，也曾說過：“這些也可以說，是‘遵命文學’?！边@里，“也可以說”幾個字，已透露出幾分勉強的意思。而且，接下去他就說：“不過我所遵奉的，是那時革命的前驅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決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揮刀?！倍@所謂遵奉“革命前驅者的命令”，也只是“與前驅者取同一的步調”的意思，并非真的接受什么人的命令。

其實，魯迅一向是反對奉命寫作的。他在《革命時代的文學》中說過：“好的文藝作品，向來多是不受別人命令，不顧利害，自然而然地從心中流露的東西；如果先掛起一個題目，做起文章來，那又何異于八股，在文學中并無價值，更說不到能否感動人了?！濒斞缸约壕鸵幌驁猿知毩⑺枷氲模词沟胶笃?，他參加左翼作家聯(lián)盟，同情共產主義運動，但也仍是根據(jù)自己的思想感受寫作，而不愿接受什么人的指令。1930年5月7日，當時中國共產黨的實際負責人李立三約魯迅至爵祿飯店談話，要求魯迅像法國作家巴比塞一樣，發(fā)表一個支持共產黨政策的宣言。魯迅對于當時共產黨的左傾政策，本來就心存疑慮，而且，公開發(fā)表宣言，等于是要他赤膊上陣，與他一向所主張的壕塹戰(zhàn)思想不符，所以為他所拒絕。魯迅回家之后說：“我們兩人各人談各人的。要我像巴比塞那樣發(fā)表一個宣言，那是容易的；但那樣一來，我就很難在中國活動，只得到外國去住起來做‘寓公’，個人倒是舒服的，但對中國革命有什么益處！我留在中國，還能打一槍兩槍，繼續(xù)戰(zhàn)斗?！?936年，魯迅與上海文藝界地下黨負責人周揚等人的公開沖突，亦非偶然，而且它的內涵也不僅限于解散左聯(lián)問題和兩個口號論爭。早在這之前，我們在魯迅致胡風、曹靖華等人的書信中，就看到他稱周揚等人為“英雄”、“元帥”、“工頭”、“奴隸總管”，指責他們的領導作風，并且說：“以我自己而論，總覺得縛了一條鐵索，有一個工頭在背后用鞭子打我，無論我怎樣起勁的做，也是打……”。這里所表示的，顯然是對于他們那種東方式的專制主義領導思想和領導方式的不滿。從周揚等人后來的回憶錄和訪談錄看，他們總以為自己是按組織原則辦事的，并不認為有錯。即使有什么錯誤，也只是對魯迅這樣一個特殊人物——被作為左翼文化旗幟看待的左聯(lián)盟主，有不夠尊重之處，卻并不覺得需要尊重一個作家的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而問題恰恰在于，他們所堅持的這種思想原則和領導方式，與魯迅所堅持的文人的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原則，是互相矛盾的，這才是沖突的根源。

對于魯迅的獨立精神，即使非常尊重他的共產黨員，也不能理解，而且頗有非議。據(jù)胡風晚年所寫的《魯迅先生》一文中回憶，兩個口號的論爭開始后，“國防文學”派放出流言，說“民族革命戰(zhàn)爭的大眾文學”是托派的口號，這時托派人物乘機給魯迅寫了一封“拉攏”的信，魯迅非常生氣，但他正在病中，無力起坐，也無力說話，《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是由馮雪峰代寫的。馮雪峰約胡風一道拿著擬稿去看魯迅，把擬稿念給他聽，“魯迅閉著眼睛聽了，沒有說什么，只簡單地點了點頭，表示了同意?！瘪T雪峰回去后，覺得對口號本身也得提出點理論根據(jù)來，于是又擬了《論現(xiàn)在我們的文學運動》一文，又約胡風一道去念給魯迅聽?！棒斞革@得比昨晚更衰弱一些，更沒有力氣說什么，只是點了點頭，表示了同意，但略略現(xiàn)出了一點不耐煩的神色。一道出來后，雪峰馬上對我說：魯迅還是不行，不如高爾基；高爾基那些政論，都是黨派給他的秘書寫的，他只是簽一個名?！倍斞缸约旱囊庖娔?？胡風說：“到病情好轉，恢復了常態(tài)生活和工作的時候，我提了一句：‘雪峰模仿周先生的語氣倒很像…’魯迅淡談地笑了一笑，說：‘我看一點也不像?！憋@然，魯迅是不滿于這種越俎代庖的做法的，他不愿意被利用。這使我們想起他在《我和〈語絲〉的始終》一文中所寫之事：《晨報》因《語絲》的發(fā)行，頗受到一些打擊，派人來與孫伏園說和，孫伏園在得意之余，忘其所以，曾以勝利者的笑容，笑著對魯迅說：“真好，他們竟不料踏在炸藥上了！”這話，對魯迅刺激頗深，他說他聽了之后，“卻好像澆了一碗冷水，因為我即刻覺得這‘炸藥’是指我而言，用思索，做文章，都不過使自己為別人的一個小糾葛而粉身碎骨，心里就一面想：——‘真糟，我竟不料被埋在地下了！’我于是乎‘彷徨’起來?！边@兩件事，表面上看來，很不相同，但就內中所反映出來的魯迅思想性格而言，卻是一致的。

后來，那些高舉魯迅旗幟的人，對于魯迅這種獨立性格，也是不予肯定的。他們對于魯迅還是有保留看法的，只是為了政治上的需要，而不特別說出，卻從另一方面突出地強調魯迅曾經說過的“遵命文學”的口號。

當然，堅持作家的獨立意識，不贊成文藝服從于政治，并不等于說文藝應該脫離政治。魯迅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中說：“據(jù)我的意思，即使是從前的人，那詩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謂‘田園詩人’，‘山林詩人’，是沒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間世的，也是沒有的。既然是超出于世，則當然連詩文也沒有。詩文也是人事，既有詩，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這里所說的政治，是寬泛意義的政治，是指人間世事而言，而并非指政治家的政治。所以魯迅的創(chuàng)作，并非服從于某種政治路線，而是著眼于社會人生。他寫作大量的雜文，主要是從事于社會批評和文明批評，亦即批評中國的舊社會和舊文明。

從本質上看，魯迅是位思想家。他之所以從事文藝運動，如他自己所說，是以為文藝最善于改造中國精神。而他之所以被稱為革命家，則是由于他在文化革命上的功績。他是一位文化思想上的革命家，而非政治革命家。人們往往以為思想家必須有一個包羅萬象的哲學體系，或者是有一種可資號召的主義。其實并不盡然。歷史上有許多思想家是以對現(xiàn)實理解的深刻著稱，他們雖然沒有哲學體系，也不標榜什么主義，但他們的文章和言論足以啟迪人心，引導人們前進，對時代所起的作用，遠勝過書齋中創(chuàng)造出來的那些體系和主義。魯迅就是對中國的歷史和現(xiàn)實都理解得非常深刻的思想家。讀魯迅的著作，特別是讀他的雜文，能培養(yǎng)我們的觀察力和思考力，有助于我們對現(xiàn)實問題的理解。

魯迅以批判中國傳統(tǒng)文化著稱，但是，他的著眼點顯然不在于各種文化派別的“原教旨”，而在于它們對于后世的影響。也就是說，魯迅是從現(xiàn)實情況出發(fā)來評價傳統(tǒng)文化，并決定對它的取舍的。他有一篇雜文的題目是：《在現(xiàn)代中國的孔夫子》，就說明他注重的是儒學在現(xiàn)實中的作用，或者說，現(xiàn)實中的權力者是如何利用孔夫子來為自己謀取利益的。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話是：“我們目下的當務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fā)展。茍有阻礙這前途者，無論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墳》《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圖，金人玉佛，祖?zhèn)魍枭?，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边@句話有排山倒海之勢，看似非常激烈，但是并不盲目。他是從現(xiàn)實需要出發(fā)，要踏倒的是有礙于生存、溫飽和發(fā)展的東西，而不是有利于生存、溫飽和發(fā)展的東西。在另一篇雜文里，他更明確地說出了他對待文化遺產的態(tài)度：“保存我們，的確是第一義。只要問他有無保存我們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國粹?！蓖瑯訌倪@一立場出發(fā)，他提出了“拿來主義”。這種“主義”要求我們根據(jù)本國的需要，放出自己的眼光，來吸取外國文化，而不是任外國人送來有害的東西。這種文化態(tài)度，至今看來，仍是可取的。

正因為魯迅是從實際出發(fā)來看待文化問題，所以他的文明批評總是與社會批評聯(lián)系在一起，從社會問題出發(fā)，來挖掘舊文明的根子。如：從兒童被壓抑的精神狀態(tài)，來批判以長者為本位的孝道；從照相之類，發(fā)掘中國人的保守思想和畸形審美心態(tài)；從銅鏡紋飾的變化，看歷代不同的文化心態(tài)；從袁世凱稱帝時貨幣貶值所引起的恐慌，悟出中國的歷史，實質上是“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和“暫時做穩(wěn)了奴隸的時代”的循環(huán)；從“面子”問題，挖出國民思想的虛假性；從《論語》派之提倡超脫現(xiàn)實，剖析隱士文化的矛盾性，等等。即使有些沒有直接與某種文化傳統(tǒng)相聯(lián)系的社會思想，它的形成，也是有一定的歷史文化背景。魯迅的雜文，既有現(xiàn)實的針對性，又寫出了它的歷史根源，所以具有它的深刻性。

既然有現(xiàn)實針對性，就必然要介入社會斗爭。在斗爭中，魯迅始終站在社會正義這一邊，敢于直面慘淡的人生，敢于正視淋漓的鮮血，并且用他鋒利的筆，戳穿虛偽的假面，揭出麒麟皮下的馬腳來。

有些人指責魯迅的文筆太尖刻，說他太喜歡罵人，但從論戰(zhàn)的實際情況看，魯迅倒常是后發(fā)制人的。比如，梁實秋以“盧布說”的大帽子來扣左翼作家在先，魯迅才罵他是“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澳帽R布”在當時是可以致死的罪名，而“乏走狗”之類，則只不過是揭露性的言辭而已。所以魯迅主張出版雜文集子時，應將對方的文字也收入，才能了解當時的實際情況，否則還以為一方在對空打太極拳?，F(xiàn)在，對手的文字大抵已經泯滅，于是只覺得魯迅的雜文尖刻了。

但是，要讀懂魯迅的雜文，也確實不很容易。這需要有相當?shù)纳鐣啔v和歷史知識。魯迅在1936年4月2日復顏黎民小朋友的信中，就說：“拿我的那些書給不到二十歲的青年看，是不相宜的，要上三十歲，才很容易看懂?！倍坏┳x懂了，那就會得益無窮。每讀一遍，就會有更深一層的體會。中國近現(xiàn)代社會，表層的變動雖然很大，但深層文化卻觸動不夠，舊的思維模式保留得很多。魯迅所批評的是深層文化，所以他的雜文至今讀來，仍很有現(xiàn)實感。當然，這也并非好事。正如魯迅自己所說：“我以為凡對于時弊的攻擊，文字須與時弊同時滅亡，因為這正如白血輪之釀成瘡癤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則當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證明著病菌尚在?！?/p>

魯迅自然也有缺點，也有判斷失誤之處，也有時代的局限性，但就總體而論，他的大多數(shù)見解，至今看來，仍是正確和深刻的。作為一個歷史人物，這是非常難得的。因此，他的影響力經久不衰。

魯迅不是靠人為的吹捧而偉大，他是以自己的作品顯示出他的不朽。拂去魯迅身上涂抹的東西，這才是真的魯迅，偉大的魯迅。

（原載于《魯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