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樹理 資料圖片

“設(shè)法把知識分子的話翻譯成他們的話來說”

1943年5月，趙樹理寫出了《小二黑結(jié)婚》，但出版遇到不少阻力，直到彭德懷讀過稿子，寫了一張“像這種從群眾調(diào)查研究中寫出來的通俗故事還不多見”的條子之后，此篇小說得以面世。是年冬天，趙樹理讀到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異常興奮。他又寫出了《李有才板話》和《李家莊的變遷》。

趙樹理會講故事，語言鮮活生動，這種寫法很快引起周揚、茅盾、郭沫若等人的注意，他們撰文評論，贊不絕口。1947年7月，晉冀魯豫邊區(qū)文聯(lián)連開16天會，集中討論趙樹理作品，然后由陳荒煤執(zhí)筆，發(fā)表了一篇《向趙樹理方向邁進》的文章。此文不但提煉出“趙樹理方向”這一口號，把趙樹理的創(chuàng)作成績與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精神的貫徹落實聯(lián)系在一起，而且還首次披露了趙樹理本人的一個說法——“老百姓喜歡看，政治上起作用。”從此往后，這一說法便成為趙樹理創(chuàng)作的成功標簽，也成為“趙樹理方向”的有效注腳。

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重寫文學史”的討論中，這一說法曾被稱為“小兒科”，有研究者甚至說：“從文學的觀念和藝術(shù)的水準上衡量，趙樹理創(chuàng)作較之他的前輩們，是個倒退，是從魯迅、郭沫若、茅盾等現(xiàn)代文化的高層次，向農(nóng)民文化的低層次的倒退?！边@種批評是有問題的。很顯然，批評者對趙樹理的創(chuàng)作既缺少“了解之同情”，其觀點又是線性歷史進步觀的產(chǎn)物。這樣一來，就把復雜的問題簡單化了。

趙樹理1949年“進城”不久，就寫出了首篇創(chuàng)作談，其中的一番說法至關(guān)重要。他說自己既是農(nóng)民出身又上過學，便既要與農(nóng)民說話，也要與知識分子說話。但與農(nóng)民說話時，一不留神就會帶出“學生腔”，常常會被他們議論，“碰慣了釘子就學了點乖，以后即使向他們介紹知識分子的話，也要設(shè)法把知識分子的話翻譯成他們的話來說，時候久了就變成了習慣”。請注意此處的“翻譯”二字！趙樹理要表達的意思是，實際上存在兩套話語系統(tǒng)：其一是植根于古代士大夫傳統(tǒng)，又經(jīng)歐風美雨哺育出來的知識分子話語系統(tǒng)；其二是土生土長的民間話語系統(tǒng)。這兩套話語原本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但趙樹理試圖讓前者進入后者，讓后者知曉前者。于是在兩套話語之間，他便開始充當“翻譯者”或“二傳手”。又因為20世紀四五十年代的農(nóng)民基本上不識字，一心為農(nóng)民寫作的趙樹理每每下筆，就不得不把故事化繁就簡，以“說—聽”而不是“寫—讀”模式確立自己的敘述方式，形成自己的表達體系。這就是“老百姓喜歡看”的由來。

至于“政治上起作用”，趙樹理的用心顯然更為深遠。例如，他之所以會去寫《邪不壓正》，是因為他在土改過程中看到“流氓混入干部和積極分子群中，仍在群眾頭上抖威風”，同時，“少數(shù)當權(quán)的干部容易變壞”。因此，他是“想寫出當時當?shù)赝粮娜窟^程中的各種經(jīng)驗教訓，使土改中的干部和群眾讀了知所趨避”。很顯然，這種現(xiàn)實關(guān)懷也是“政治上起作用”的題中應有之義。從這個意義上說，趙樹理是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作家，也是批判現(xiàn)實主義作家。

1951年12月，在老舍（右）家中，老舍與王亞平（中）、趙樹理（左）正在討論小說寫作方法。 資料圖片

“我想在一個村子里和群眾共事能共到走不開的程度”

20世紀50年代，“深入生活”既是響亮口號，也對所有的作家構(gòu)成了一種規(guī)約。現(xiàn)在看來，當年的“深入生活”業(yè)已形成兩種典型模式，一種是柳青式的——直接到皇甫村落戶；另一種應該是趙樹理式的——戶口雖在北京，但他常年“下鄉(xiāng)”，以至于有人認為：“北京對老趙來說基本上是個旅館?！薄皠e人下去，目的都是為創(chuàng)作準備素材，是作為作家下去的；老趙去農(nóng)村，則并不以此為目標，他是去農(nóng)村參加工作，工作中發(fā)現(xiàn)了題材或問題，他會寫東西，但絕不是為了寫東西而下去?！?/p>

確實如此。1952年，趙樹理曾寫過《決心到群眾中去》一文，表達自己要“長期地無條件地全身心地到工農(nóng)兵群眾中去”的愿望。從此往后，到上黨地區(qū)“下鄉(xiāng)”就成為他的主要工作。八年之后，他談及“下鄉(xiāng)”體會，側(cè)重總結(jié)的是“久”即長期性的好處：久則親，久則全，久則通，久則約。在他看來，深入生活不是到一個地方待個十天半月，走馬觀花，而是要長久地住下來。但住下來并非要旁觀生活，而是要參與進去，投身其中，能與群眾一起“共事”。他寫道：“我想在一個村子里和群眾共事能共到走不開的程度，就可以說是和群眾的思想感情有一定程度的融洽了?！?/p>

所謂“共事共到走不開”，就是想群眾之所想，急群眾之所急；對于群眾的事情是日有所思，夜有所夢；與群眾的關(guān)系可謂“姑舅親，輩輩親，打斷骨頭連著筋”。這是深入生活的最高境界。而當趙樹理對生活熟悉到無以復加，當村民說出上半句話，他便能猜到并能接出其下半句時，他就可以“下筆如有神”了。用他的話說，便是“寫起來一聯(lián)系到就是一嘟嚕，往往會使人產(chǎn)生一點得勁之感”。“得勁”是晉東南一帶的土話，也是趙樹理的口頭禪之一，其意應該是左右逢源，狀態(tài)極佳，大有“能喝八兩喝一斤”之勢?，F(xiàn)在看來，趙樹理“趕任務”能趕出短篇名作《登記》和《“鍛煉鍛煉”》，寫出長篇作品《三里灣》和《靈泉洞》，顯然都與“得勁”有關(guān)。

為什么趙樹理能“深入”到如此地步？原因無他，關(guān)鍵在于他對農(nóng)民愛之深，情之切。當其他人需要來一番“思想改造”才能走近農(nóng)民時，趙樹理卻根本不需要這一過程，因為他本來就是農(nóng)民中人，或者用文學評論家的話說，農(nóng)民已是趙樹理的信仰。因此，在他那里，不但不存在“小資調(diào)”的被改造問題，他還一直懷有某種野心和沖動，想用農(nóng)民文化去改造知識分子文化。他的成就與局限，或許都與他這種明里暗里的“改造”之舉密切相關(guān)。

根據(jù)趙樹理小說《小二黑結(jié)婚》排演的同名歌劇，廣受好評，傳唱至今。圖為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上海歌劇院排演的歌劇《小二黑結(jié)婚》。 資料圖片

“不是為了寫作才去體驗生活；惟其是自己的生活，所以他才有許多話要說，說得那么好”

趙樹理也有寫得“不得勁”的時候，尤其是從20世紀50年代后期開始，他的文學作品不太多，即便勉強寫出《套不住的手》《賣煙葉》等短篇，似乎也寫得很吃力，很不得勁，用孫犁的話說，“他的創(chuàng)作遲緩了，拘束了，嚴密了，慎重了。因此，就多少失去了當年青春潑辣的力量”。

趙樹理的“晚期風格”確實令人深思，原因說起來很復雜。趙樹理既是作家，同時又是農(nóng)業(yè)專家，而在他心中，其實他并沒有把前者放在最高位置。尤其是當他“下鄉(xiāng)”之后，寫作之事便退居二線，農(nóng)村工作則成了他心頭的重中之重。康濯曾經(jīng)聽他說過：“寫一篇小說，還不定受不受農(nóng)民歡迎；做一天農(nóng)村工作，就準有一天的效果，這不是更有意義么！”這也就是說，在那個農(nóng)民還缺吃少穿的年代里，趙樹理始終把生產(chǎn)“物質(zhì)食糧”看得更重，它的價值遠在“精神食糧”之上。

而從上世紀50年代初期開始，大寫英雄人物的主張也給趙樹理造成了不小壓力，帶來了不少困擾。他所熟悉的是舊人、舊事、舊人物，于是“糊涂涂”“常有理”“鐵算盤”“惹不起”才能在他的筆下活靈活現(xiàn)，但社會環(huán)境卻要求呈現(xiàn)先進人物的精神風貌。趙樹理告誡青年作者：“不是為了寫作才去體驗生活；惟其是自己的生活，所以他才有許多話要說，說得那么好。認真生活的人不會異想天開地在筆下出現(xiàn)不真實的情況。”他既然會如此開導青年人，本人就更要嚴于律己。

因此，在我對趙樹理的關(guān)注中，還存在一個從“趙樹理方向”到“趙樹理精神”的位移過程。如果說“趙樹理方向”側(cè)重釋放一個作家的引領(lǐng)功能，那么“趙樹理精神”則重在昭示一個知識分子的精神氣質(zhì)。只有讓兩個趙樹理互通有無，讓“方向”和“精神”相互參證，我們對趙樹理的理解才能全面、豐富、細致和深刻起來。

（作者：趙勇，系中國趙樹理研究會副會長、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