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1873—1929年），字卓如，號任公、飲冰室主人，是近代具有重要影響力的啟蒙思想家。不論是章太炎、蔡元培、魯迅、梁漱溟、錢穆、胡適、陳寅恪還是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周恩來等人都曾受他的影響。胡適曾在《胡適留學日記》里寫道：“任公為我國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國之思想界。十五年來，吾國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義及世界大勢者，皆梁氏之賜，此百喙所不能誣也?！绷簡⒊簧?400多萬字，幾乎涉及人文社會科學的各方面。

以救國為“主宰”滌故更新

梁啟超認為，“一個人要是今我不同昨我宣戰(zhàn)，那只算不長進”。他說：“啟超太無成見，其應事也有然，其治學也亦有然”，但“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愛國。我的一貫主張是什么呢？就是救國”。

梁啟超治學“一旦霍然自見其非，雖欲自無言焉，亦不可得”，“故自認為真理者，則舍己以從，自認為謬誤者，則不遠而復，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他一生都在不斷思考、選擇、調整和揚棄自己的學術理論，“常自覺其學未成，且憂其不成，數(shù)十年日在彷徨求索中”。在日本，他廣泛接觸研究西方啟蒙思想。美洲之行，他看到資本主義殘酷剝削和貧富分化，轉而研究伯倫知理和波倫哈克的學說。游歷歐洲大陸，他目睹一戰(zhàn)后資本主義文明受到質疑，增加了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自信，旋即投身用西方科研方法整理國故，建設新國學。五四運動前后，他組織的共學社也曾大量翻譯出版有關馬克思經(jīng)濟學說及社會主義的著作。因而，鄭振鐸評價，“他的最偉大處，最足以表明他的光明磊落的人格處便是他的‘善變’，他的‘屢變’”。

惟務求國之獨立。在梁啟超多變的思想中，始終不變的是為救亡圖存而治學的信念與責任。愛國主義是他一生追求社會變革與進步的源泉。他認為為學要“立乎其大”、要有“頭腦”和“主宰”，“立信者必思以其言易天下”，“鄙人每一意見，輒欲淋漓盡致以發(fā)揮之，使無余蘊，則亦受性然也，以是為對于社會一責任而已”。在寫給孫中山的信中，曾表明自己辦事的宗旨未變，“惟務求國之獨立而已”，方法則可以隨時變通，“但可以救我國民者，則傾心助之”。

找著方法去自求與協(xié)作

梁啟超認為，“一種學術之發(fā)達，其第一要件，在先有精良之研究法”，“能當一代開派宗師之名者何在？則在其建設研究之方法而已”。

要學會點石成金的方法。梁啟超把做學問的方法稱為“點石成金的指頭”。他認為，做學問不僅要看前人的研究成果，還要學會做學問的方法去自行探討。如果后人應用前人的治學方法，又能從舊方法中開發(fā)出新方法，那么，用改善的新方法去治學自然會優(yōu)于前代。他注重和倡導的方法主要有：

第一，知讀書之先后次第。他重學術源流、歷史沿革得失、中外比較。為幫助留學生更好讀書他寫了《東籍月旦》，評價日本學說并用目錄學的方法，將之分為普通學和專門學，認為“凡求學者，必先治普通學”。他曾列出青年學生無論文理都必讀的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認為若未讀則“真不能認為中國學人矣”?！蹲x西學書法》說明了讀的先后緩急。他還主張求西學應選擇，否則“豈非人家飲鴆，你也隨著服毒”。

第二，“讀書莫要于筆記”。梁啟超認為“無筆記則必不經(jīng)心，不經(jīng)心則雖讀猶不讀而已”。他說，筆記是圍繞讀書中的注意點抄錄，抄書是提起注意和繼續(xù)保存注意最好的方法。讀第一遍專取一個注意點，讀第二遍換一個注意點，幾遍之后可以同時注意幾個點。而且“成果原是從銖積寸累困知勉行得來”，如果勤于抄錄就“可以漸進于著作之林”。雖然笨極了苦極了，但是真正做學問的人離不開這條路。

第三，舍做事外別無學問。梁啟超評價顏元時說，“為做事故求學問，做事即是學問”，認為以實學代替虛學，以動學代替靜學，以活學代替死學符合教育新思潮。他積極創(chuàng)辦學會、學堂、報刊、譯書局，規(guī)劃大同譯書局，“首譯各國變法之事，及將變未變之際一切情形之書，以備今日取法。譯學堂各種功課，以便誦讀。譯憲法書，以明立國之本。譯章程書，以資辦事之用。譯商務書，以興中國商學，挽回利權”。

分途以赴而合力以成。對于巨大龐雜的研究，梁啟超主張聯(lián)合有共同興趣的學者在分類研究的基礎上形成體系。因為，大量輸入世界學說必須按其本來面目并有條理本末，方能供國人研究之用，“此其事非多數(shù)人專門分擔不能”。整理舊史如“披沙揀金”不僅辛苦，而且“淘金之術”不精則會“取沙棄金”，要“聯(lián)合國中有全學興味的學者，備因其性之所嗜與力之所及，為部分的精密研究，而懸一公趨之目的與公用之研究方法，分途以赴，而合力以成”。他曾介紹梅文鼎既不“薄古法為不足觀”，也不株守舊聞。他提出要“拿西洋的文明來擴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補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來成一種新文明”。

勤“攻”并調之以趣味

梁啟超說，自己的人生觀是以責任心和興味做基礎的?！啊熑涡摹瘡娖劝汛髶臃旁诩缟?，是很苦的，‘興味’是很有趣的，二者在表面上恰恰相反，但我常把他調和起來”。

讀書就是攻書。梁啟超一生求知欲強，好學成癖，手不釋卷，筆耕不輟，工作量驚人，即使在病中也著述不斷。他認為學問之道沒有現(xiàn)成飯可吃，要很好體會古人所說讀書就是攻書的“攻”字?！坝钪骈g之科學，何一非積無限辛勞以求得區(qū)區(qū)數(shù)字者？”他常以“萬惡懶為首，百行勤為先”來勉勵學生在求學治學的辛苦中鍛煉自己的創(chuàng)造才能。在給孩子的信中他說“但問果能用功與否，若既竭吾才則于心無愧”。同時，做學問“不必太求猛進”，如果像罐頭，塞得太多太急不見得會受益。凡做學問總要“猛火熬”和“慢火燉”循環(huán)交互。在慢火燉的時候才能讓所熬的消化融洽而“實有諸己”。

不樂不是學，不學不是樂。他認為“凡一學術之發(fā)達，必須為公開的且趣味的研究”，并把學問趣味多稱為“我那爛漫向榮的長處”。“每歷若干時候，趣味轉過新方面，便覺得象換個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覺得這種生活是極可愛的，極有價值的”。做學問的人，學業(yè)占了全部生活的主要部分，學業(yè)內容的充實擴大與生命內容的充實擴大是成正比的。所以，宜在專門科學之外，選一兩樣關于自己娛樂的學問。

貴專精又須以博涉為輔

梁啟超認為“學問固貴專精，又須博涉以輔之”。況且，學者讀書少的時候，不真正明了自己適合做什么。在博涉中可以引起問題，發(fā)生趣味，確立深造和專攻的領域。

無涉獵則不能通。單有專長而常識不足，則不能觸類旁通。他提倡每天讀的書應分為精熬類和涉覽類。涉覽主要用來訓練眼快，博搜資料。對于一門學問，他主張求真求博求通。先要知道“的確是如此”，才能判斷為什么如此。博是為了弄明白事物真相，要對同類和相關的資料進行貫穿比較，而且越多越好。通是要注意一門學問與其他學問以及自身各個方面之間的關系。他說，“好一”固然是求學的主要法門，但容易發(fā)生“顯微鏡生活”的毛病，鏡里頭的事物看得詳細周備，鏡外卻完全不見。

無專精則不能成。周海粟曾問梁啟超“為什么知道的東西那樣多？”答曰“吾學病愛博，用是淺且蕪”，治學要深厚，“才成于專而毀于雜”。一個人要以十之七八的功力用于專精，十之二三的功力用于涉獵。不能把治學的攤子擺得太大，一個漁夫同時撒一百張網(wǎng)是不可能捉到大魚的。讀修身書應以守約為主，博涉為輔。守約法即“任憑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飲”，關鍵要飲得透，將其在心中、口中念到極熟，體驗到極真切，遇到事就自然會運用，運用多了就成為自己的一種人格力了。而治史學則須“貴專精不貴雜博”。無論多大的天才和精力，包辦全史是不可能的。要劃出一部分來，用特別的興趣和準備研究，做到透徹周備。如還有余力，再做旁的學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