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來，中國文學在黨的領導下不斷繁榮發(fā)展，涌現了許多謳歌黨和人民的偉大壯舉與光輝事跡的經典之作。這些作品雖然誕生在不同的時期，但都始終植根于歷史上光榮而偉大的革命傳統(tǒng)與改革實踐，更葆有對黨和人民的深切熱愛。這其中，新中國成立初期所涌現的一大批紅色經典，堪稱最直接最生動地歌頌了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群眾進行艱苦卓絕的革命斗爭而走向勝利的偉大事跡。作家馮志在1958年定稿完成并出版的長篇小說《敵后武工隊》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敵后武工隊》再現了冀中地區(qū)武工隊的抗日英雄傳奇，重點突出了小隊長魏強帶領劉太生、賈正等人在敵占區(qū)抗擊日偽人員并最終取得勝利的英勇事跡。小說問世以來，憑借著通俗易懂的語言、跌宕起伏的故事情節(jié)和強烈的革命英雄主義情懷，獲得了批評家和無數讀者的贊譽。在我看來，《敵后武工隊》雖然借助了傳統(tǒng)通俗小說的某些元素，但其表現內容完全不同于中國傳統(tǒng)的俠義公案小說，而是講述了真正現代意義上的革命故事。這種“現代性”很大程度上體現為我們的革命事業(yè)始終有著現代的政黨組織——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一

《敵后武工隊》的開篇即交代了小說的時代背景。1942年5月1日，冀中抗日民主根據地遭到敵軍殘酷的“五一大掃蕩”。面對敵我力量懸殊的事實，主力部隊不得不暫時離開冀中，朝著山區(qū)轉移。雖然冀中的工作被迫轉入地下，但人們戰(zhàn)勝敵人的信心依然高漲，“敵人從哪里進攻，我們就要他在哪里滅亡”。魏強和賈正這兩個在冀中成長起來的共產黨員，知道自己的責任有多大：“一切都是暫時的，要把它變過來！”“有咱們的黨，有我們的軍隊，有冀中的人民，咱們一定叫它變！”所以，當魏強聽到分區(qū)黨委決定派自己到武工隊擔任小隊長時，他的內心既高興又膽怯：高興的是，黨對自己如此信任，讓自己擔負這么重大的任務，覺得萬分光榮，但又擔心自己完不成黨給予的光榮任務。但是，“想到自己是個共產黨員，在共產黨員面前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這個擔憂很快就消失了，魏強毅然投身到武工隊的抗日斗爭中，開展工作，發(fā)動群眾，打擊敵人。

小說借助參謀長的指令傳達了敵后武工隊的主要性質：“根據咱冀中現在的環(huán)境，根據黨中央的指示，我們現在要抽調一部分具有一定戰(zhàn)斗經驗和文化程度，能掌握和貫徹黨的各種政策的優(yōu)秀的共產黨員，組織一支短小精悍的武裝工作隊，去開辟敵占區(qū)?！睌澈笪涔り犨h離根據地，環(huán)境惡劣，任務艱巨，不僅要配合主力部隊進行武裝斗爭，粉碎敵人的各種掃蕩，還肩負著放手發(fā)動人民群眾，對敵偽展開政治攻勢的任務。這就意味著，敵后武工隊的成員要接受軍隊和黨的雙重領導，不僅要有豐富的實戰(zhàn)經驗，而且要能貫徹宣傳黨的政策文件，盡可能地動員廣大群眾支援抗戰(zhàn)。

因此，敵后武工隊既要在組織和思想上堅持黨的領導，也要與人民群眾保持良好的關系，切實為群眾的利益著想，真正依靠人民群眾來消滅敵人。事實上，敵后武工隊真正做到了同人民群眾保持血肉聯系：在群眾基礎好的地區(qū)，武工隊隱避在群眾家中，隨時尋找敵人的漏洞，出其不意地打擊敵人；與此同時，抗日群眾自發(fā)為武工隊成員站崗放哨，時刻掩護武工隊員的身份不致暴露。這種良好的軍民關系，歸根結底源于武工隊為人民服務的工作方針，真正把人民群眾的利益放在首位，盡最大可能保障戰(zhàn)爭條件下人民群眾的安危。這也就解釋了我們的武工隊為何會得到廣大抗日民眾發(fā)自內心的愛戴。

二

正是因為堅持了黨的領導和密切聯系群眾的路線，武工隊的工作才會開展得游刃有余。由于敵我力量的差距過于懸殊，武工隊的斗爭往往采取迂回漸進的方式開展。比如，巧妙利用敵偽矛盾，并制造新的矛盾，從內部瓦解敵人。因此，當魏強、劉文彬聽說鐵桿漢奸劉魁勝和南關車站副段長萬士順為妓女爭風吃醋打架斗毆的事情之后，就利用這個矛盾，帶領武工隊化裝成夜襲隊，機智勇敢地闖入保定南關火車站，打死了萬士順和守衛(wèi)的日本兵，挑起了日本憲兵隊副隊長坂本少佐對劉魁勝的極度不滿，坂本最終帶領部下連夜圍攻夜襲隊。這出讓敵人自相殘殺的好戲，正是利用了敵偽內部人員之間的矛盾，不僅真正打擊了敵人，還挫減了敵人的囂張氣焰，使其對武工隊更加懼怕。

在對待抗日中持不同態(tài)度的人群，武工隊也有針對性地采取了不同的態(tài)度：對待廣大的人民群眾，武工隊全心全意地保護人民群眾的安危，真正做到了同人民群眾保持血肉聯系；在兇殘的敵人和特務漢奸面前，武工隊則是毫不留情地懲戒打擊；而對于那些可以爭取的力量，武工隊則是盡可能地發(fā)展統(tǒng)一戰(zhàn)線中的同盟軍，把他們也吸納到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隊伍中來。比如，在小說中，在落實黨的土地政策時，武工隊對待范村的地主周敬之，并沒有一味地采取鎮(zhèn)壓的辦法，而是通過反復勸說的方式，促使他減租減息，減輕農民的負擔；再有，即便是對待已經加入敵軍夜襲隊的梁邦，也因為他不至罪大惡極，而勸說他棄暗投明。

這種對待敵我態(tài)度鮮明的工作作風，使得武工隊成為真正帶領廣大人民群眾，團結一切力量，打擊敵人的革命武裝。武工隊密切聯系群眾的做法，也反過來使得群眾的利益得到保障。因此，當敵占區(qū)的群眾苦于日軍對百姓的殘酷統(tǒng)治，他們熱烈盼望的就是武工隊的到來，甚至還出現了寧可犧牲自己也不愿出賣武工隊員的壯舉。這是因為，只有武工隊才能讓他們過上相對安穩(wěn)的生活。因此，當武工隊最終消滅了禍國殃民的敵偽人員，群眾的喜悅是發(fā)自內心的，用他們自己的話說：“打死侯扒皮，擺酒吃頓席；打死劉魁勝，家家把酒敬；打死老松田，重新過大年?！?/p>

所以，《敵后武工隊》所著力刻畫的主人公魏強并不是楊子榮式的勇闖敵營的孤膽英雄，而是在黨的領導下，依靠人民群眾，帶領整個小隊取得勝利的人民英雄。整個敵后武工隊正是中國共產黨在特殊的戰(zhàn)爭年代，立足中國具體實際所做出的偉大創(chuàng)舉。它既不同于以武裝斗爭為主要任務的游擊隊，更不同于西方樣式的特種部隊，而是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真正依靠人民群眾，采取各種方式對敵偽展開政治攻勢的先鋒利刃?？傊?，以敵后武工隊為代表的抗日軍隊是真正意義上的人民軍隊，也是始終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的軍隊。用馮志自己的話說，他將《敵后武工隊》“獻給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黨！獻給勤勞的勇敢的堅貞的人民！”

三

小說所著力表現的敵后武工隊，不僅有著真實的歷史基礎，而且在黨領導的敵后抗日斗爭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隨著日軍在華北地區(qū)集結重兵，不斷蠶食掃蕩著抗日根據地，為扭轉不利局面，中共中央北方局根據各地組織武裝宣傳隊開展對敵斗爭的經驗，在1942年1月正式作出了關于建立武裝工作隊的決定，明確了武工隊的組織編制、工作任務和斗爭方式。同年8月，由40余名武工隊員組成的冀中九分區(qū)武工隊正式成立。擔任武工隊第一小隊隊長的，正是后來創(chuàng)作長篇小說《敵后武工隊》的馮志。

馮志1923年出生在河北省靜?？h的一個貧農家庭。七七事變后，他懷著抗日救國的強烈愿望參加了八路軍，被分配到冀中軍區(qū)第九分區(qū)政治部。1942年，他聞訊分區(qū)成立了敵后武裝特別工作隊，就積極報名參加，隨后被任命為武工隊第一小隊隊長。從此，他積極組織并充分依靠當地群眾，帶領隊員們拔炮樓、殺鬼子、懲惡霸、除漢奸，運用各種機動靈活的方式打擊敵人。親身經歷促使他想要寫作《敵后武工隊》，“我所以要寫《敵后武工隊》這部小說，是因為這部小說里的人物和故事，日日夜夜地沖擊著我的心”，“我總覺得如不寫出來，在戰(zhàn)友們面前似乎欠點什么，在祖國面前仿佛還有什么責任沒盡到”。就在日本宣布投降的三個月后，他就想把武工隊的斗爭生活寫下來，但由于當時的文化水平不高，再加上蔣介石挑起了內戰(zhàn)，寫作的念頭只得暫時放下，但“寫它的意愿并沒有打消”，直到解放戰(zhàn)爭取得勝利，便開始動手寫這部小說。馮志說：“書中的人物，都是我最熟悉的人物，有的是我的上級，有的是我的戰(zhàn)友，有的是我的‘堡壘’戶；書中的事件，又多是我親自參加的。在黨的關懷和同志們的幫助下，現在總算完成了我多年的夙愿，把它寫出來了?！?/p>

1958年，長篇小說《敵后武工隊》由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出版。由于受到廣大讀者持續(xù)而熱烈的歡迎，小說不僅多次再版，還先后被改編為評書、話劇、連環(huán)畫、京劇、電影、電視劇等多種藝術形式。這些豐富多樣的藝術類型，使其以更為通俗化的方式得到傳播，同時印證了作品所具有的長久魅力。半個多世紀以來，隨著社會思潮的變化，《敵后武工隊》的改編史呼應了不同時期的時代癥候與文化想象，而呈現出更加多元的內容和價值取向，但始終不變的是作為經典本身的革命底色和持久的文化感召力。

如今看來，《敵后武工隊》經久不衰的原因，不僅在于故事本身的精彩，更重要的是它所蘊含的永不言敗的革命信念。《敵后武工隊》不僅再現了抗戰(zhàn)時期冀中武工隊對敵作戰(zhàn)的智勇雙全，也更加突出斗爭中所堅守的必勝信念：無論條件多么艱苦，抗戰(zhàn)的信心和決心始終沒有動搖。這種毫不動搖的信念正是來自黨的領導和群眾的支持：“群眾雖然在苦難中過活，抗戰(zhàn)必勝的信念確實都在心里扎下了根。有黨的領導，有勝利信心十足的群眾支持，環(huán)境即使再殘酷，也能堅持下去，搞出個名堂來?！币簿褪钦f，無論面對多大的困難，只要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我們的軍隊就會戰(zhàn)無不勝。這個看似樸素但顛撲不破的道理，不僅是黨領導革命斗爭所取得的偉大經驗，也同樣適用于和平年代的社會主義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