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2021年以來，社會關于性別議題的討論依然有升溫之勢。網絡上“脫口秀女演員吐槽直男‘普卻信’”“離婚冷靜期”“電影《我的姐姐》中姐姐的難堪境遇”等熱點議題無不昭示著現(xiàn)實生活中性別問題的普遍性、爭議性和復雜性已經不能被忽視和簡單看待。具體到文學領域，當下中國女性作家面臨著怎樣的困境？我們該如何重新看待女性寫作？

文學評論家、北師大文學院教授張莉近些年一直在關注中國女性寫作和女性作家的整體狀況。

日前，她主編的《新女性寫作專輯：美發(fā)生著變化》由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這本書所收錄的“新女性寫作專輯”作品原本發(fā)表在《十月》雜志2020年第2期，代表著張莉對新的女性文學變革的期盼，其中也含有女作家們對當下時代女性生活和女性生存的認知。

在《美發(fā)生著變化》新書發(fā)布會上，評論家楊慶祥、叢治辰、饒翔與張莉、季亞婭、梁鴻站在各自性別的立場上就女性寫作如何面對性別差異、“男權的凝視”在女性寫作中的影響等話題展開探討。

這部專輯起因自張莉和責編季亞婭對當下許多文本中所呈現(xiàn)的女性觀念不滿意。張莉在與北大中文系教授賀桂梅的一次對談中談到：“直到2020年，都很難看到一個性別觀非常現(xiàn)代的哪怕很正常的形象，在中國當代文學領域里面至今都沒有出現(xiàn)。反而蘇明玉這樣有很多癥候的形象出現(xiàn)了，這就是我們今天為什么要討論女性寫作，因為目前的女性寫作與時代對它的期望是不相配的。從女性文本里，應該能真切感受并辨認出我們時代性別觀念的變化，但現(xiàn)在并沒有，這令人失望。” 季亞婭舉例說，有些作家曾在寫到農村的光棍村時表示憂慮，但很少有作家站在女性的角度來想，作為底層流動中的女性為什么要離開鄉(xiāng)村？在城鄉(xiāng)流動過程中，她們作為主體書寫意識又是怎樣的？

張莉和季亞婭表示 ，策劃新女性寫作的專輯，在“性別意識”這個大前提下有兩個考量，一個是代際分布，從翟永明、林白這些“新時期”女性主義寫作先驅，到文珍、孫頻、淡豹等新一代作家；另一個是體裁，理論、小說、詩歌、非虛構多種體裁盡量兼顧。這些作品最終展示著不同時期中國女作家書寫的女性經驗和女性意識，呈現(xiàn)出眾聲喧嘩的狀態(tài)。

在約稿的過程中，她們也曾有過忐忑，十三位女作家們呈現(xiàn)的作品是否會符合想象？看過稿件之后，季亞婭發(fā)現(xiàn)大家對女性寫作的認識、對女性生存的認識非常接近，在某種意義上，這部書代表這個時代的女作家對于女性寫作的認識和理解。

新女性寫作，“新變化”在哪里？

新中國成立70多年以來，女性生存的空間從學校、閨閣走向田間地頭，婦女在社會主義的農業(yè)建設、工業(yè)建設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新女性寫作專輯中提倡的“新”是什么？在70年間，中國女性寫作又發(fā)生著怎樣的“新變化”？

從最初的陳衡哲、冰心、盧隱，到丁玲、蕭紅、張愛玲，再到張潔、鐵凝、王安憶的寫作，一直到如今推出的新女性寫作專輯，經過百年的社會變革，女性的整體形象和氣質正在發(fā)生著巨大改變，社會對女性文學的美、女性文學的判斷和何為優(yōu)秀女性文學的標準也在隨之發(fā)生變化。所以，張莉決定將新專輯取名為“美發(fā)生著變化”。

在《時代文學》雜志組織的一次關于“性別議題”的討論中，季亞婭認為“女性寫作”本身是一個含義復雜、在不同歷史時期有不同內容和訴求的詞。要討論“新”，得先說清楚“舊”， “新”是相對于哪一種、哪一個年代的“舊”的、既有的女性寫作？關于“新”訴求與“舊”的女性寫作的差異在哪里？這些都是要考慮但目前尚未完全描述清楚的問題。在她看來，“新”應該包括對更包容、開放、多樣性的女性寫作的未來期許。這部新書就像一個小圖書館，讓不同立場和傾向的女性作者構成彼此的“好鄰居”。

在作家梁鴻看來，該書從寫作層面上反映出七十年漫長的女性觀念及女性自我認知的變化。從張潔的《方舟》倡導男女首先要有社會意義上平等；到林白《一個人的戰(zhàn)爭》中，女性不再僅是社會意義上的存在，還包裹著身體的欲望和對自我的認知，逐漸回歸到內在要求上。女性寫作在這個層面上不斷深化關于女性意識的存在。如今越來越多的女性作家已經擺脫固有的“性別二元對立”，或者刻板的社會觀念，重新建構新的女性生活形態(tài)。通過張莉等文學理論家將感性認識進一步清晰化，這種持續(xù)性的思想觀念不斷思辨、發(fā)生、不斷發(fā)現(xiàn)新的存在，甚至塑造新的觀念。

女性寫作如何面對“大女主”文化浪潮

如今大眾文化催生出很多大女主的劇本和關于女性題材的影視劇、電影、暢銷書，季亞婭曾咨詢騰訊影視改編領域的朋友，這部專輯里有沒有合適的小說內容能夠改編成影視。朋友坦言，女性題材確實是當下收購版權的重要方向，但這部專輯里的小說都“不合格”。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書中展現(xiàn)的情緒不是大眾想要的，他們更需要類似《贅婿》里男權學院這種‘爽文’設置”。工業(yè)化下的女性寫作和純文學的女性寫作看似相似，實則相距萬里。

在商業(yè)文明邏輯下，女性的自我感受如何能夠被消費得“爽”才更重要，情緒要直接，有沖擊力和快感。然而，如季亞婭所言，“生命中最痛的部分是一種與丈夫外遇、抓小三、辦公室政治斗爭都沒有關系的痛，也是大眾商業(yè)最不需要的部分。但它存在于這本新女性寫作專輯之中?！?/p>

評論家叢治辰發(fā)現(xiàn)一個有趣現(xiàn)象：很多男觀眾看《贅婿》中的男權書院時也會感覺非常爽，他揣摩這個心理主要是“就讓她們在屏幕上爽吧，反正在現(xiàn)實里也翻不了天”。大眾文化始終存在著很吊詭的性別二元對立，這很值得玩味。他希望大家思考，在當下“大女主”戲密集，女權主義情緒高漲的情況下，純文學、嚴肅文學能夠起到怎樣的作用值得討論。

此外，在他看來，女性寫作很長時間以來被標簽化、污名化，無論帶有女性風格的寫作還是女性意識、女性主體的寫作，似乎就是私寫作、個人寫作，甚至就是身體寫作。女性寫作是要將女性放在更宏大的社會結構當中，在一個民族國家、民族歷史，在一個階級的、階層的等等復雜結構當中看女性的地位，而不僅僅封閉在一個小小的空間當中，甚至封閉在自己的身體層面。

梁鴻認為，無論大眾有多少噪雜的話語，都需要專業(yè)領域的學者在學理層面進行思辯，這種思辯特別重要。當下社會提及“女性主義”或者“女權主義”的時候往往將其二元對立化，引發(fā)新的矛盾與爭議，這時候恰恰需要研究者從更高層面對兩性關系進行思考，這不再只是性別問題，而是由來已久的、關于人類文明狀況的議題。這次張莉經過不懈努力，通過女性意識調查、組織女性寫作專輯等，對這個時代的文明觀念做了深入考察和研究。

評論家饒翔認為，當社會開始以經濟為中心，所有關系轉化為利益關系的時候，女性困境重新浮現(xiàn)出來，但是女性議題有一段時間非常沉寂。對于女性的遮蔽，除了權力結構之外，還有很大一部分是商業(yè)的遮蔽。所謂的爽劇是不是真的反映大多數(shù)女性的困境，這些“爽”情節(jié)在引發(fā)群體高潮的同時是否又形成新的遮蔽？觀眾看到大女主很爽，但這到底是想象還是現(xiàn)實，現(xiàn)實的成分又有多少，這需要更多的女作家，甚至包括男作家，一起努力將更多真實呈現(xiàn)出來。

女性寫作更需要兩性平等交流

在選編新女性寫作專輯之初，季亞婭已經想象到周圍不少男性友人會有“又來了”、“還要談這個嗎”等等抵觸情緒。囿于性別的差異，男女作家對女性寫作有著不同的理解和感受。

多年以來，楊慶祥始終堅持站在男性的角度討論和理解女性。他不斷通過閱讀獲得對女性寫作意義的理解和感知。在他眼中，《美發(fā)生著變化》實際講重新書寫和解讀生命的故事，杰出的女性寫作者構建了一個漫長的譜系，幫助男性理解女性的同時，也了解男性。

楊慶祥認為，作為一個男性，他始終不能也無法超越生理，但男性寫作者同樣也在這個過程中發(fā)揮巨大作用。男性和女性不是敵對的關系，而是辯證互動的關系。所以他一直強調一個觀點：女性解放了男性就解放了自己，男性解放女性也是解放了自己，這是互相辯證的互動的關系。無論是男性還是女性寫作，都構成了書寫女性或者書寫人性生命故事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互為辯證的解放彼此，這是最為理想的狀態(tài)。

關于男性和女性的“辨證互動關系”，同樣作為男性的叢治辰表示困惑，他對實在不知如何評判女性作者或者女性文學有更深體會。辯證叫做對立統(tǒng)一，但是什么程度上是對立，什么程度上是統(tǒng)一？“一直以來，我很少給女作家寫評論，之所以不寫的原因，是有著跟慶祥一樣的困惑，我真的懂他們嗎？我能夠正確把握這個作品嗎？”

就該書而言，叢治辰有些遺憾和困惑，遺憾在于，用眾多作者構成今天新女性寫作的圖景，這只是一個起點。這本書里的女性盡管已經包羅萬象，但他依然覺得對于女性今天的處境而言太過溫柔。在很多思想落后地區(qū)，女孩面對的困境要嚴重很多。

葉彌《對岸》最后的結局是女主人公找到一個男性在咖啡館等著她；女作家蔡東的《她》整體是男性敘述。在叢治辰看來，她們寫的或許不是女性要擺脫男性成為獨立女性，而是呈現(xiàn)今天女性依然存在的無法獨立、不能獨立的現(xiàn)實，這也是文學意義。但這依然解答不了他的疑問：新女性寫作真的擺脫了男權的陰影嗎？即便是女作家書寫作品的時候，那個男權的影子、男性的影子，長久以來幾千年形成的東西依然還在作品里盤旋，很難立即將其揮散。

對此，張莉回應到，女性寫作不僅僅是以女性的聲音寫作，而是要寫出她眼中的世界，如果這個世界依然有男權，她為什么不可以寫？今天判斷一個作家的寫作、審美時，并不能因為他是男作家就一定是男性寫作，她是一個女作家就一定是女性寫作。在某種程度上，當判斷一個作家是否是男性寫作，或者他是否具有性別精神的時候，往往從他的社會性別意識進行審視?！坝械娜松砩鲜悄行裕撬谧髌防锬軌蚩缭阶晕倚詣e，對更廣闊的人類進行書寫，比如《紅樓夢》《安娜·卡列尼娜》《包法利夫人》等等作品跨越了生理的屬性。而《霸道總裁愛上我》之類就是典型的男權寫作，而非女性寫作”。

張莉說，這本書其實是一個開始，保持著開放的，面向未來的狀態(tài)，“美發(fā)生著變化”是正在進行的，它只是一個起點。并不是這部書里所有作家都寫得很好，而是它在某一個時刻、某一個點上真實、真切地反映了當下女性的生存，而且它是復雜的，這種復雜性并不取悅大眾媒體。比如《三十而已》這樣的作品并不是女作家理解的女性生存；純文學作家所理解的女性生存比這個更復雜、更幽微，她們不希望用內卷、焦慮來誘導女性讀者。

張莉心目中理想的新女性寫作是像《使女的故事》《那不勒斯四部曲》這樣的作品，認為當下中國女性寫作的問題主要是太溫和了，沒有真正擊中要害。在都市女性寫作之外也需要邊地的女性寫作，那些“貨拉拉女孩”、拉姆們能夠拿起筆寫作的時候，女性寫作的維度、性別書寫的廣度，才可以真正達到理想境界。

“我認為身體的、欲望的、個人的寫作同等重要，和那些社會關系的寫作、和歷史的寫作同等重要，沒有先后的順序。一個作家在寫作的時候，把女性當做一個社會關系的總和去書寫，而不只是男人對面的那個人去書寫，這是我理解的新女性寫作?！彼劦?。

對于“如今女性寫身體、寫死亡就是嚴肅文學，男性寫可能會淪為黃色文學”的現(xiàn)象，張莉認為男性寫欲望已經寫了幾千年，女性寫作在九十年代的時候不僅僅是有性別的意義，還有政治語境的問題。她所提倡的是兩性之間去除刻板化和壁壘，而進行有效的、真誠的、平等的交流。季亞婭則補充說到，曾經的私寫作或者從身體出發(fā)的女性寫作都有潛在的對象，要回到當時特定地歷史語境和文化思潮中探討，而不能將其簡單化，認為女性寫這些內容就具有解放性的意義。當時代發(fā)生變化，這個問題已不再是女性面臨的主要矛盾，女性寫作自然會發(fā)生轉向。

“美發(fā)生著變化，像一只蜥蜴

將皮膚翻轉，改變了森林；

又像一只螳螂，伏在綠葉上，

長成一片葉子，使葉子更濃密，

證明綠比任何人所知的更深。

你手捧玫瑰的樣子總好像在說

它們不僅是你的；美發(fā)生著變化，

以這樣仁慈的方式，

為了別樣的發(fā)現(xiàn)，永遠希望

分離事物與事物本身，并將一切

在片刻間釋放，變回奇跡。”

這首詩出自美國詩人理查德·威爾伯的《美發(fā)生著變化》，是作家周曉楓推薦給張莉的。那是一個夏日的午后，當曉楓在電話那頭一字一句念出這首詩時，張莉一下子便記住了那句“美發(fā)生著變化”，最終也聽從她的建議，以此作為“新女性寫作專輯”第一季書名。

饒翔特別喜歡 “美發(fā)生著變化”這一書名。雖然對于“新女性寫作”，現(xiàn)在還不能很清晰地說明“新”在哪里，但是能夠感知到變化，他說，關于女性的寫作，關于女性的話題，永遠是一種未來性的，它用現(xiàn)在進行時，它永遠都不是完成時，因為永遠都有男性和女性。

張莉的內心一直有一個美好地愿景：“有一天，有一個女孩子讀到其中一篇文章，她覺得寫得太好了，我一定也要寫作，這當然很好。還有一種情況是，她看完這本書說，他們寫的都不如我知道的那個故事好，所以我要寫作。我特別期待第二種?！保ㄖ袊骷揖W李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