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世俗的目光看，魯迅的新學學歷和舊學學歷一樣令人遺憾。他的舊學是用了11年時間做準備，最終卻未能在科舉考場獲得證明；他的新學竟然也是認真研讀了11年，最終也沒拿到一份體面的文憑。魯迅手里唯一能夠證明他的新學學歷的憑證，是1902年在南京礦務鐵路學堂獲得的畢業(yè)《執(zhí)照》。學者們對魯迅在南京求學時期的情況關注甚少，但對于魯迅的成長，這4年無疑是重要的。本文要做的，是進入歷史現場，對魯迅接受新學教育的過程和表現做些必要的考察，為深入了解魯迅和他的時代提供并核實一些細節(jié)。

一、江南水師學堂的無緣過客

1898年5月7日，魯迅從紹興來到南京，走進了江南水師學堂的大門。這標志著他新學學歷的正式開始。

在紹興周家這樣的家庭，科舉是孩子們的人生首選。魯迅的啟蒙教育一直在為此做準備，所以等待他的本該是秀才、舉人、進士……然而，一樁科場案導致祖父坐牢、父親病逝、家道急劇衰落。按照大清律規(guī)定，守孝期未滿不能參加科考，而魯迅家已經沒有力量支持3個孩子在等待中坐吃山空。怎么辦？出路是有的，正如周作人所說：“前清時代士人所走的道路，除了科舉是正路之外，還有幾條杈路可以走得。其一是做塾師，其二是做醫(yī)師，可以號稱儒醫(yī)，比普通的醫(yī)生要闊氣些。其三是學幕，即做幕友，給地方官‘佐治’，稱作‘師爺’，是紹興人的一種專業(yè)。其四則是學生意，但也就是錢業(yè)和典當兩種職業(yè)，此外便不是穿長衫的人所當做的了?！比欢?，周氏兄弟對這幾條道路似乎想都沒有想，而是一門心思在讀書。在科舉道路之外讀書，有什么出路？洋務運動帶來了新出路：求新知，治新學，成為大清朝廷應對歷史大變局所急需的人材。魯迅在《〈吶喊〉自序》中說過：“我要到N進K學堂去了，仿佛是想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們。我的母親沒有法，辦了八元的川資，說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為那時讀書應試是正路，所謂學洋務，社會上便以為是一種走投無路的人，只得將靈魂賣給鬼子……?！?/p>

這時的魯迅似乎對故鄉(xiāng)、對周家的一些人都有些厭煩。他曾這樣寫道：“S城人的臉早經看熟，如此而已，連心肝也似乎有些了然?？偟脤e一類人們去，去尋為S城人所詬病的人們，無論其為畜生或魔鬼。那時為全城所笑罵的是一個開得不久的學校，叫作中西學堂，漢文之外，又教些洋文和算學。然而已經成為眾矢之的了……但我對于這中西學堂，卻也不滿足，因為那里面只教漢文，算學，英文和法文。功課較為別致的，還有杭州的求是書院，然而學費貴。無須學費的學校在南京，自然只好往南京去?！?/p>

考察當時的情況，應洋務需要而出現的書院和學堂已經不少，但在南京的水師學堂、陸師學堂和在福州的船政學堂，以及在天津的北洋水師學堂等“武學堂”卻有特別的吸引力：這些學堂不僅無須交學費，而且拿“贍銀”。什么是贍銀？周作人把它稱作“津貼”，事實上也可以稱作“助學金”。大清國雖然是專制帝國，但對百姓并非時時處處都殘酷。作為家天下的專制帝國，統(tǒng)治并未征得被統(tǒng)治者同意，所以它與百姓的關系從根本上說是征服與被征服、占有與被占有、奴役與被奴役的關系。但是，像歷代統(tǒng)治者一樣，當百姓已經歸順之后，統(tǒng)治者只要思維正常，就希望國家穩(wěn)定、繁榮和富強，因此就會讓百姓休養(yǎng)生息，甚至常常會表現出一些人情味兒。清末的學堂所采取的措施就不乏人情味兒。因為洋務學堂所學的知識不能用來考取功名，所以官宦子弟和富家子弟一般不會來。國家需要人才，就只能吸引貧家子弟。如何吸引呢？最基本的辦法就是管吃、管住、不收學費。僅是這個條件，吸引力仍然不很大。因為百姓把孩子養(yǎng)到十幾歲，可以幫父母干活兒了，官府把他們招來培養(yǎng)，百姓家中就少了一個放牛娃，下田耕種也少了一個小幫手。官場不乏通情達理的官員，如李鴻章等，他們把這種種情況都想到了，于是就有了“贍銀”之說。也就是說，你上這樣的學堂讀書，不僅不用交學費，而且還可以拿錢補貼你的父母和家庭。李鴻章就親自把北洋水師學堂的贍銀由每月一兩提高到四兩。四兩白銀意味著什么？從江南陸師學堂建校時的銀兩支出賬目可見：在當時的南京，四兩白銀可以購買三分土地，或三間草房，或一片竹林，或一個桑園。據張燾記述：北洋水師學堂的情況是考生“一經入選，八口有資”。也就是說，只要成為北洋水師學堂的學生，八口之家就有了生活保障。

正是朝廷的這種助學制度，吸引魯迅來到南京，進了江南水師學堂。

江南水師學堂創(chuàng)建于1890年，是當時的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曾國荃開辦的。撇開大環(huán)境不談，直接的原因是曾國荃當時已經有一支小規(guī)模的海軍艦隊，急需駕駛、管輪、魚雷等方面的人才，所以他奏請皇帝批準，創(chuàng)辦了這個學堂。也許因為江南比較富裕吧，與已有的福州船政學堂和北洋水師學堂相比，江南水師學堂很闊氣，有漂亮的校園，有辦公、上課、住宿、進餐等用房360多間，而且有魚雷廠、機器廠、翻砂廠、打靶場、雨天操場……以及游泳池和高高的桅桿。總而言之，因為有北洋水師學堂作為參照，新建的學堂設施比較齊全，硬件和軟件都比較先進。

然而，江南水師學堂的命運卻不太好。首先是它的辦學條件一開始就有一個嚴重不足：自己的南洋水師沒有實習的條件。從1890年發(fā)布的學堂章程可見，它的招生規(guī)模是每年120名，但因為自己沒有實習的地方，需要送到北洋水師去實習，而北洋水師在安排天津學生后無力再安排南京學生。因此，在學堂成立的第二年，劉坤一就奏請皇帝批準把招生規(guī)模從120名縮減到80名。劉坤一還擔心人材培養(yǎng)過多無處安排會成為禍患：“彼挾有為之具，安肯日久賦閑，勢必投效外洋，轉為中國之患?！备鼮橹匾氖?，它生不逢時，學堂創(chuàng)辦的第四年，大清帝國的海軍就在甲午海戰(zhàn)中全軍覆沒了。海軍沒有了，海軍衙門裁撤了，水師學堂雖然勉強留下來，卻再也找不回創(chuàng)辦之初的精氣神。

所以，到魯迅入學之際，一些規(guī)章已形同虛設。比如招生，學堂章程明文寫著：“惟其圖籍俱屬英文，欲讀其書，必先識其文，故招募學生自以已通英文者為重”，報考者須是“曾習英文三四年者”。魯迅來了，而且考取了，他卻沒有學過外語，英文是零起點。試想，學堂的課程每周有四天是用英文授課，沒學過英文的魯迅如何適應？教學質量又如何保證？學堂的情況也算是大清國的社會縮影：一個腐敗的社會很難保全一方凈土，也很難讓一個新生命長久地保持生機。

魯迅在水師學堂學習不到半年，就離開了。為什么離開？流行的說法是因為那里“烏煙瘴氣”。這說法來自魯迅，他對水師學堂的印象很差：“總覺得不大合適，可是無法形容出這不合適來?，F在是發(fā)見了大致相近的字眼了，‘烏煙瘴氣’，庶幾乎其可也。只得走開……去考礦路學堂去了”。

“烏煙瘴氣”的具體表現在哪里呢？根據魯迅的回憶，主要是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文化氛圍有點怪，科學與迷信混雜，讓魯迅難以接受。水師學堂，培養(yǎng)海軍，自然要有水池。然而，因為淹死了兩個學生，水池就被填平了：“不但填平，上面還造了一所小小的關帝廟……辦學的人大概是好心腸的，所以每年七月十五，總請一群和尚到雨天操場來放焰口，一個紅鼻而胖的大和尚戴上毗盧帽，捏訣，念咒：‘回資羅，普彌耶吽！唵耶吽！唵！耶！吽！?。　?/p>

其次是嚴重的等級差別，也是魯迅不喜歡的。在這里，學生地位很不平等，不僅發(fā)贍銀是三班生二兩、二班生三兩、頭班生四兩，而且宿舍的床板和桌椅也有差別：“初進去當然只能做三班生，臥室里是一桌一凳一床，床板只有兩塊。頭二班學生就不同了，二桌二凳或三凳一床，床板多至三塊?！鳖^班生“不但上講堂時挾著一堆厚而且大的洋書，氣昂昂地走著……便是空著手，也一定將肘彎撐開，像一只螃蟹，低一班的在后面總不能走出他之前。”

魯迅寫的是否屬實？周作人的文章提供了佐證：低班學生去食堂吃飯都比較困難，因為餐廳里的桌子被頭班生占據，本該坐8人的桌子只坐幾人，低班生卻不敢去坐。所以，低班生就要頗費心思地搶座位：“一聽吃飯的號聲，便須直奔向飯廳里去，在非頭班所占據的桌子見到一個空位，趕緊坐下，這一頓飯才算安穩(wěn)的到了手。在這大眾奔竄之中，頭班卻比平常更安詳的，開張兩只臂膊，像是螃蟹似的，在曲折的走廊中央大搖大擺的踱方步。走在他后面的人，不敢繞越僭先，只能也跟他踱?！?/p>

其三是教職員的做派和水平。魯迅回憶說：“一個新的職員到校了，勢派非常之大，學者似的，很傲然?？上恍矣龅搅艘粋€同學叫‘沈釗’的，就倒了楣，因為他叫他‘沈鈞’，以表白自己的不識字?！标P于這一點，也有不少材料為魯迅提供了支持。汪仲賢在回憶中說：“還有一位教漢文的老夫子告訴我們說：‘地球有兩個，一個自動，一個被動，一個叫東半球，一個叫西半球?！敝茏魅艘仓v到一位教習遇到“社會”一詞，“誤認為說古代的結社講學，刪改得牛頭不對馬嘴”。

這一切大概都是事實，但我想指出：學術研究不應像眼下的一些魯迅傳記和研究著作那樣，因為魯迅說江南水師學堂“烏煙瘴氣”，就認定它真的烏煙瘴氣。事實上，作為那個年代海軍教育的重鎮(zhèn)之一，江南水師學堂的正面形象是不應該因為魯迅的一句話而被抹殺的。

種種材料證明，江南水師學堂在開辦初期名聲相當好。從各個環(huán)節(jié)看，招生嚴肅認真，門檻設置相當高。學堂章程規(guī)定：報考者年齡須在13歲至20歲，“已讀二三經，能作策論，文理通順”，參加招考時學堂要審查其年齡、相貌、籍貫和三代情況，要考核中英文字是否通順，而且要“由西醫(yī)驗明氣體結壯，身無隱疾”，還要“由本人家屬出具甘結及紳士保結，聲明家身清白并非寄籍外國，亦不崇奉異邪等教”，錄取后試習4個月，如果“口齒不靈或性情執(zhí)拗、舉止輕浮，即行剔退另選”。尤其是對英文水平的要求，是福州船政學堂和北洋水師學堂都沒有的。

從教學環(huán)節(jié)看，學堂專業(yè)課都是英語授課，教材都是英文原版，而且使用的多是權威著作，或居于學科前沿的新成果。比如駕駛專業(yè)所用的教材《航海與航海天文學》就是剛剛出版的，作者是當時的英國海軍參謀長。

社會影響頗好的還有每年的兩次考試，不僅總辦親自主持，而且兩江總督也親自到場?！渡陥蟆吩啻螆蟮涝搶W堂的考試情況。這是1892年的年終考試：“金陵水師學堂年終，例由總辦考試優(yōu)劣以定明年去取。日前，桂薌亭觀察聘請鏡清兵船何心川管帶為主試，及稟明督憲，一面會同提調沈仲禮司馬及中西各教習于初一日清晨齊集一堂，令上中下三班各學生，鶴立階下，按冊點名，辨別年貌，以杜頂冒之弊。初一日先試英文，次算學，次打靶，次升桅，次擊劍，及泅水、駕駛各法。初五日考試華文，凡五日而竣事。有技藝超群者，受上賞；瑕瑜互見者，受下賞；平等者，準其在堂學習；不堪造就者，黜之棄取?！薄陡裰聟R編》曾刊登《南洋水師學堂考試紀略》，說到“英國名進士”傅蘭雅在主持完專業(yè)課測試之后說：“水師學堂創(chuàng)僅二年，全借英文習練，已得臻此進境，實覺奇異，大堪嘉美，英國學徒肄業(yè)考試，不能過此各分，何中國之多才耶！”這種話當然不必太當真，但傅蘭雅敢于這樣說，也需要一定的現實支撐。所以，劉坤一曾經為它的辦學成績而非常興奮，把許多事都寫進了給皇帝的奏折。

魯迅對江南水師學堂印象極不好，感覺它“烏煙瘴氣”，有學堂自身確實存在的問題，但也有他個人方面的原因。

首先，魯迅被分到管輪班，這不是他所希望的。他進水師學堂的預期是當海軍，是駕著軍艦在海上巡邏。未來前途也比較清楚：從二副、大副到艦長。管輪的崗位卻在甲板底下，別說向敵艦開炮，甚至連海上風景也難得看到。魯迅曾對楊霽云說：“我也曾學過海軍……實習時卻只能在內艙機器間中，后來知道只有福建人才可在艙面甲板上工作，外省人一律只好管理機器間。照這樣下去，等到船沉了還鉆在里面不知道呢！所以我就不干了?！?/p>

其次，魯迅在水師學堂連續(xù)受了幾個處分，差一點就要被開除。這件事《朝花夕拾》中沒有寫，但后來在《忽然想到》中寫到了：因為那位新來的職員讀錯字，魯迅和同學們就譏笑他，“并且由譏笑而至于相罵。兩天之內，我和十多個同學就迭連記了兩小過兩大過，再記一小過，就要開除了?！边@種情況下，對學堂的印象自然不會好。

公道地說，學堂里有把“釗”讀作“鈞”的教習，有說“地球有兩個”的教習，有不知道“社會”為何物的教習，都不奇怪。即使是名牌大學，也不乏無知而可笑的教授，何況是那個年代的一個水師學堂！客觀考察，江南水師學堂的教學是不錯的，即使是最受非議的漢文教習，也不是都那么無知。從周作人日記可見：學生每星期寫一篇作文，有些題目出得相當好。比如《秦易封建為郡縣，衰世之治也，何以后世沿之，至今不改？試申其義》，再比如《淮陰侯登壇之對，較之武鄉(xiāng)侯草廬之談，其成效何如》。出這種作文題的，可能會讀錯別字，但不會是無知之輩。即使是周作人并不看好的那些題目，比如《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又曰，我善養(yǎng)吾浩然之氣；平時用功，此心此氣究如何分別？如何相通？試詳言之》，它所引導的思考對學生是非常有益的。這樣的作文題，在后來的中等?？茖W校里，是難以見到的。

所以，魯迅退學而去，只說明他與水師無緣，將在別處找到自己的位置，并不證明水師學堂多么糟糕。

此外，關于江南水師學堂，研究者所依據的材料大多來自周作人的回憶，但周作人的回憶并不完全可靠。尤其是關于水師學堂學制和班級差別的說法，與學堂文件多有不符，不能自圓其說，是應該存疑的。比如，在《魯迅的青年時代》中，周作人說：“水師學堂系用英文教授，所以全部正式需要九年，才得畢業(yè)，前后分作三段，初步稱曰三班，每三年升一級，由二班至頭班。到了頭班，便是老學生老資格，架子很大”。綜合他在《知堂回想錄》等多處的說法，可以概括為兩點：一、水師學堂的學制是九年，從三班到二班、頭班，每三年升一級；二、頭班、二班、三班的地位差別是年級之差。

但是，《江南水師學堂簡明章程》卻明文規(guī)定“在堂以五年為期”，而不是周作人所說的9年。即使加上“船課”，“駕駛科堂課五年，船課二年；管輪科堂課六年，廠課半年，船課半年”，也只有7年，而不是9年。至于頭班、二班、三班之分，學堂章程中也明文寫著：“學堂分駕駛管輪兩門，各以六十人為額，以二十人為一班。學生入堂試習四個月分別去留，后觀其英文深淺，第其資質進境，分作一、二、三班。英文勝者為一班，每月每人除飯食外給贍銀四兩，次者為第二班，每人每月除飯食外給贍銀三兩，再次者為第三班，每月每人除飯食外給贍銀二兩”。據此看來，學生中的地位差別并非年級差別，而是在同一年級中根據英文水平而分出了頭班、二班、三班。

從道理上講，周作人是水師學堂畢業(yè)的，他的話應該比較可靠，可是，他說水師學堂的學制是9年，而他自己是1901年9月考入水師學堂的，1905年3月就舉行了畢業(yè)大考，到1906年9月被派往日本留學，也只有5年。至于3年升一次級的說法，也與他自己的情況不符。1905年12月，北京練兵處要派學生出國學海軍，令各省選送，江南水師學堂的學生競爭激烈。為避免矛盾，學堂最后把頭班生全部送往北京應考，其中有周作人。這說明他是頭班生。如果3年升一次級，此時的周作人入學堂只有4年多，是升不到頭班的。所以，江南水師學堂的情況，還需要考證核實。

二、魯迅與叔祖周慶蕃

在一般的介紹文字中，人們已習慣了“魯迅，原名周樹人……”這樣的說法。這說法雖然不算錯，但嚴格說來不是事實，因為魯迅的原名并非周樹人，而是周樟壽。

魯迅出生后，喜訊報到京師，他的祖父周福清正巧會見一位姓張的官員，于是就給孫兒取名“阿張”，并照諧音寫作“阿樟”。因為魯迅在周家是“壽”字輩，譜名就叫周樟壽，字豫山。長大后進書房讀書，同學們開玩笑把“豫山”喊作“雨傘”，魯迅不高興，回家請求改字，豫山就改成了豫才。所以，要介紹魯迅的原名，應該是“周樟壽，字豫才”。紹興周氏宗譜上就是這樣寫的。

然而，周家的大少爺周樟壽走進水師學堂大門，幾天后出現在學堂的名冊上，名字卻成了“周樹人”，是他的叔祖周慶蕃給了他這個新名字。俗話說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叔祖為什么要給他改名字？這其中體現著那個年代、那個家族所特有的一些文化。

魯迅去南京，無疑是奔著他的叔祖去的。從當時的情況看，與別的學堂相比，江南水師學堂的待遇并不好，但魯迅還是去了，原因就是叔祖周慶蕃在那里當教習，并且兼做管輪堂的監(jiān)督。有叔祖在，遇事有照應，心理上也有所依靠，這是人之常情。

關于這位叔祖，人們的了解主要來自周作人。根據他的介紹，周慶蕃，字椒生，小名慶，所以魯迅叫他“慶爺爺”，又因為他在家中排行十八，魯迅也稱他“十八叔祖”。周作人則稱他“叔祖椒生”“椒生叔祖”，或直呼“椒生”。作為晚輩，不能對長輩直呼其名，但可以稱呼字或號。這位叔祖是舉人，頗為自傲，也頗以周家為榮。“新臺門周家”在紹興眾所周知，郵差送信不會出錯，但他的家書卻總要寫“文魁第周宅”。他年輕時心氣甚高，本打算像堂兄周福清一樣中進士、點翰林?？上Э茍霾豁?，會試總是落榜，無奈才到南京干了這差事。他雖然在水師學堂謀生，卻從心里看不起這樣的學堂，也看不起到這里來的學生。周氏子弟來投奔他，當然要幫忙，但家族的榮譽感卻使他心里很難過，覺得這有辱周家名聲。所以，凡是周家子弟來投考，他都不許他們用家譜上名字。根據周作人的說法：周慶蕃在江南水師學堂任管輪堂監(jiān)督達10年之久。周氏子弟進這個學堂的共有4人：最早是周鳳岐，改名周行芳；然后是周伯升，改名為周文治；魯迅來了，真名同樣不能用。對此，周作人的解釋是：“那時學校初辦，社會上很看不起，水陸師學生更受輕視，以為是同當兵差不多，因此讀書人覺得不值得拿真名字出去”。其實，關鍵還是時代的價值觀和家族的榮譽感。所以，周樟壽來到南京后，叔祖首先做的就是給他一個新名字。

真該感謝周慶蕃！是他使周樟壽變成了周樹人。盡管這做法無疑給魯迅澆了一頭冷水，但他給了魯迅一個好名字。無論從哪個方面看，“樹人”都不比“樟壽”差。周作人說這位叔祖雖然是舉人，卻“只能做八股”，“至于文章與學問還是幾乎談不到的”，但從他為周樟壽取的“周樹人”看，從他為周櫆壽取的“周作人”看，這舉人不是冒牌貨。

很顯然，這個名字是魯迅樂于接受的。他后來離開水師學堂而報考礦務鐵路學堂，沒有改回原來的名字；去日本留學，也沒有改回原來的名字；留學歸來到杭州和紹興工作，后來又到教育部任職，用的都是這個名字：周樹人。而且，這名字與他后來選定的事業(yè)多么切合！

關于魯迅與周慶蕃的關系，還有一點需要注意。在魯迅和周作人的筆下，這位叔祖似乎不可愛。他頑固保守，冰冷僵硬，對侄孫動輒教訓，毫無愛意。魯迅的《瑣記》中有這樣一段：“‘你這孩子有點不對了，拿這篇文章去看去，抄下來去看去?！晃槐炯业睦陷厙烂C地對我說，而且遞過一張報紙來。接來看時，‘臣許應骙跪奏……’，那文章現在是一句也不記得了，總之是參康有為變法的；也不記得可曾抄了沒有。”這“本家的老輩”就是周慶蕃，他曾對魯迅接受新思想給予警告。在周作人筆下，周慶蕃“信奉三綱主義，隨帶的相信道士教”，每天早晨起床后要先在凈室誦讀《太上感應篇》：“對于學生，特別是我們因為是他招來的本家，他最怕去搞革命，用心來防止，最初是勸說，措詞妙得很，說‘從龍’成功了固然好，但失敗的多，便很是危險?？匆妱褡锜o效，進一步來妨礙以至破壞，魯迅東京來信以及毫不相干的《浙江潮》等，屢次被扣留，日后好容易才要回來，最后索性暗地運動把我們開除?！边@樣一位叔祖，魯迅怎么與之相處？似乎斗爭和決裂是必然的。一些學者就向著這個方向論述去了。這似乎很合邏輯，因為魯迅是一個反叛者和反抗者，對社會如此，對家庭和長輩也理應如此?？墒牵瑲v史的事實并非如此。

周作人與叔祖的關系暫且不論，單就魯迅而言，他與叔祖的關系是和諧的。按照一般的理解，叔祖把魯迅招進水師學堂，而魯迅與水師學堂決裂，退學改進別的學堂，這至少讓叔祖很沒面子，很容易導致與叔祖的決裂或疏遠。但是，在魯迅這里，這種情況沒有出現。1898年臘月放年假，周慶蕃回紹興過年，帶回了魯迅的信，信中要周作人為他備辦許多東西：“云要抄書格紙百，書包布一張，糖姜一瓶，‘詞林妙品’一支，‘北狼交頭’一支，《東萊博議》一部”。周作人忙碌一陣備辦齊全，然后交叔祖給魯迅帶去。這時候魯迅已經離開水師學堂，仍找叔祖給他帶雜物，叔祖不嫌麻煩，樂于為之服務，可見兩人之間的關系依然不錯。

此后的日子里，祖孫的關系一直很正常。放假一起回紹興，開學一起去南京。第二年的春節(jié)，他們臘月十九日就從南京出發(fā)了，二十六日才回到紹興。他們不僅從南京帶回了食物、水果和雜物，而且一起到杭州監(jiān)獄里看了周福清。后來周作人到水師學堂讀書，也是魯迅與伯升一起跟叔祖說的。周作人日記在辛丑年（1901）七月十二日有記載：“晴。祖慈六旬壽辰……下午接大哥函，初六發(fā)，說已稟叔祖，使予往寧，充額外生……叔祖致大父函亦說此事，并云已為予改名作人”。1902年，魯迅在礦務鐵路學堂畢業(yè)后赴日本留學，臨行前叔祖為他餞行：“廚房所辦，八簋頗豐。”

由此可見，魯迅與叔祖的關系是不宜用斗爭思維去理解的。周慶蕃雖然思想保守、觀念陳舊，但即使是警告魯迅，讓魯迅去讀守舊文章，也是對侄孫的一片愛。這一點，魯迅應該是明白的。魯迅的母親對周慶蕃非常感激：“每逢他年假回家的時候，總預備一只燉雞送去，再三謝他的好意?！蹦赣H的這種態(tài)度，應該更接近雙方關系的本真。

三、礦務鐵路學堂的好學生

正當魯迅在水師學堂很不愉快之際，礦務鐵路學堂招生了。事情就這么湊巧，礦務鐵路學堂似乎是專為魯迅準備的，在他需要時開始招生，在他畢業(yè)后就停辦了，自始至終，就招了這一屆學生。

礦務鐵路學堂附屬于江南陸師學堂，招生卻比陸師學堂晚了3年。陸師學堂是張之洞任兩江總督時開辦的。1895年12月，張之洞奏請開辦江南陸師學堂，奏折中講了不少大道理：“整軍御武，將材為先，德國陸軍之所以用于泰西者，固由其全國上下無一不兵之人，而其要尤在將領營哨各官，無一不由學堂出身，故得人稱盛。今欲仿照德制，訓練勁旅，非廣設學堂實力教練，不足以造就將材。”所以，張之洞決定創(chuàng)辦陸軍學堂，并且托出使大臣許景澄延請德國教習。關于招生，他的計劃是：“慎選年十三歲以上二十歲以下聰穎子弟，文理通順、能知大義者百五十人為學生，分馬隊、步隊、炮隊、工程隊、臺炮各門，研習兵法、行陣、地利、測量、繪圖、算術，營壘、橋路各種學問，操練馬步炮各種陣法?！标憥煂W堂的學制是3年，前兩年學習“所有應習各門”，兩年后再令“專習炮法一年”，3年后“期滿合考，分別甲乙，是為畢業(yè)。仿照總署同文館章程三年期滿請準擇優(yōu)保獎，并選其學業(yè)貫通、秉性忠正者，分派各營任用”。

從1897年10月26日出版的《時務報》所刊載的《江南陸師學堂招募章程》看，它所要求的條件與水師學堂差不多，即“已讀數經，能做策論，文理已稱通順者”。報考時要寫明籍貫、年齡、相貌和三代，查驗沒有問題之后，由家屬出具甘結，由紳士作保。錄取之后，也是4個月的“留堂試習”，如果發(fā)現有“性情執(zhí)拗、資質魯鈍、或舉止輕浮、語言澀滯”的情況，即行剔退。由此可見，陸師學堂的招生也頗為嚴格。

陸師學堂的贍銀也有差別：第一年二兩、第二年三兩、第三年四兩。對魯迅來說，這是有吸引力的，因為它只有3年，可以節(jié)約幾年光陰。早拿薪水養(yǎng)家糊口，這不是小事情。陸師學堂學制短，待遇卻不低。成例是1900年劉坤一制定并報朝廷備案的畢業(yè)生月薪標準：“一等學生共三十二名，每名月給薪水銀二十四兩；二等學生共四十名，每名月給薪水銀十六兩?！蹦菚r的成績很重要，為了畢業(yè)后的薪水，也要好好學習。

按照魯迅的說法，礦務鐵路學堂的開辦是因為劉坤一發(fā)現了青龍山煤礦，所以在陸師學堂附設了這個學堂。但事實似乎并不這么簡單，因為早在張之洞1895年的奏折中，就已經提到：“鐵路一項，學有專門，與陸軍尤相關系”，所以：“今擬另延洋教習三人，招習學生九十人，別為鐵路專門，附入陸師學堂，以資通貫?！睆墓蕦m博物院明清檔案部所藏《江南籌防總局造呈大部核銷江南創(chuàng)辦陸師學堂起造房屋支用工料等項銀兩冊》可見，陸師學堂及鐵路學堂的開辦都是在光緒二十二年（1896）正月十五日得到皇帝批準的。但不知為什么，鐵路學堂的招生卻被擱置了，直到1898年才開始招生，而且學堂名字變成了礦務鐵路學堂。這個“礦”字的增加，大概來自劉坤一。不過，劉坤一把鐵路學堂辦成礦務鐵路學堂也并非自作主張，而是利用了一個好機會。查《清史稿?德宗本紀二》，在光緒二十四年（1898）六月之下有“諭南、北洋大臣籌辦水師及礦務鐵路學堂”的記載。在這個背景上，劉坤一于9月14日上奏折，28日即得到批準，并且馬上開始招生，10月15日（九月初一）即進行面試。

10月28日(九月十四)，上海的《中外日報》發(fā)表了題為《路礦總局開學》的報道：“月朔總辦陸師學堂錢觀察，傳授各考生到堂前面試，前日榜發(fā)，計正取二十名，副取十五名，俟西國技師到寧，即開堂授課?！?最后實際入校的，并不是35名，而是只有24名。而且，由于聘請的外國教習未能及時落實，學堂遲遲沒有開學，直到第二年，1899年2月21日，才開學上課。

魯迅的這段學歷，似乎也有解釋的必要了。因為1904年魯迅在日本仙臺填寫自己在南京的這段學歷是這樣寫的：“自光緒二十四年九月至二十七年九月，在本國南京官立江南陸師學堂學習?！边@與真實情況的確有所不符，但過去一直沒人關注。近年來一些人致力于給魯迅揭短，這種明顯的漏洞就被摳了出來。這里的問題有二：一是學堂名稱不對，魯迅讀的是名不見經傳的礦務鐵路學堂，卻冒充陸師學生；二是開學的時間和畢業(yè)的時間都是編造的。事實如何呢？必需指出，這不是偽造學歷，而是按照規(guī)定填寫。因為礦務鐵路學堂屬于陸師學堂，它就在陸師學堂校園里，學生吃住上課都在陸師學堂校園里，與陸師學堂的學生穿同樣的服裝，對外有同樣的身份。至于開學和畢業(yè)的時間，也不是魯迅自己的編造，而是礦務鐵路學堂畢業(yè)生統(tǒng)一的寫法。因為學堂本應在1898年秋季開學，但因為等待洋教習而拖延到第二年的2月。因為開學晚，所以畢業(yè)也晚，直到1902年1月17日才舉行畢業(yè)大考，畢業(yè)證書上的簽發(fā)時間是“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即1902年1月27日。由此可見，學堂的做法是嚴肅的，開學推遲了，畢業(yè)也推遲，讓學生真正學滿3年，但在填表時卻仍然要按照規(guī)定的開學時間和畢業(yè)時間填寫。

魯迅來到礦務鐵路學堂，似乎完全變了一個人。也許這就是投緣，他與水師無緣，卻與陸師有緣，與礦務鐵路學堂有緣。他在礦務鐵路學堂表現極好，最后以一等生第三名的成績畢業(yè)，并被選派到日本留學。

就教學而言，礦務鐵路學堂也許不值得特別稱道。但它與水師學堂不同，當時的水師學英國，陸師學德國。所以，魯迅在水師學堂一個很大的收獲是學了5個月的英語，而來到礦務鐵路學堂之后，專業(yè)教材都是德文原版，學生必須先學德文。所以后來魯迅的外語熟練程度是日語第一，德語第二，英文只是粗通。在礦務鐵路學堂，課程除德文之外，主要是格致、算學、地學、礦物學、熔煉學、地理、歷史、繪圖、測量、體操等。從課程設置可見，它以開礦為主，以修路為輔。前半期主要是學基礎知識，后半期才進入探礦、采礦、修路等專業(yè)學習。無論前期還是后期，魯迅都學得興致勃勃。尤其是對后半期的地學和礦物學，下了很深的功夫。當時的所謂“地學”，就是今天所說的“地質學”。據周作人所說：礦務鐵路學堂的“地學”一項功課“用的教科書是英國賴耶爾的《地質學綱要》的一部譯本，名為《地學淺說》。原書出版很早，在地質學中已是舊書了，但原是一種名著，說的很得要領”。此外就是礦物學，魯迅不僅把教材鉆研得很透，而且買來了課外參考書。紹興魯迅紀念館存有一套六卷《金石識別》，就是魯迅當時購買的，書中有不少魯迅的批注。學好教材之外，把相關著作找來讀一讀，是學好一門課的不二法門，魯迅當時就這樣做了。

考察當時上課的方式，其實很簡單，而且不足稱道：上課時教師把課本上的內容一段段抄在黑板上，學生再把黑板上的內容抄在筆記本上。知識的掌握主要靠死記硬背，相當枯燥。奇怪的是，魯迅對這種方法似乎很適應，沒有異議，也沒有與老師過不去。他專心致志地抄講義，抄得既快又好，以致同學們在后來的回憶中一致夸獎他抄講義的超常本領。這也許與他在紹興家中時常常抄書有關吧？他抄過的講義現存的不多了，現存有5種：紹興魯迅紀念館有《水學入門》《幾何學》《八線》《開方》4種，北京魯迅博物館存有《地質學筆記》1種。關于地質學的筆記，王冶秋在1942年寫的《辛亥革命前的魯迅》一書中說：“他曾手抄漢譯賴耶爾的名著《地學淺說》兩大冊，圖解精密，抄摹實在不易?！敝茏魅艘舱f過：“魯迅向來勤苦作事，為他人所不能及，在南京學堂的時候，手抄漢譯賴耶爾的《地學淺說》（即是《地質學大綱》）兩大冊，圖解精密”。由此可見，當時魯迅手抄的《地學淺說》是保存良好的，可惜后來不見了?，F存北京魯迅博物館的《地質學筆記》只有9頁，而且內容互不連貫，大概是那兩大本之外的筆記散頁。喜歡抄書，是魯迅的一大特點。這是一個優(yōu)點，因為對于記憶而言，讀幾遍都不如抄一遍。課堂上學的內容，整理之后寫下來，是一個消化的過程。

魯迅這個人，應該算是比較挑剔的。但他對礦務鐵路學堂沒有挑剔，包括對校長，感覺都非常好。也許與這種感覺有關吧，學習興致高，成績自然好?？梢宰C明魯迅學習成績的，至少有兩件事：

一、據張協(xié)和回憶：“當時學堂規(guī)定每星期只作文一次，凡獲得第一名者賞三等銀牌一個；每月月考一次，名列第一名者，賞三等銀牌一個。四個三等銀牌換一個二等銀牌，四個二等銀牌換一個三等金牌。同學中獨有魯迅換得金牌”。關于此事，不同的回憶略有出入，但只有魯迅得過金牌，卻是異口同聲。陸師學堂第二期學生茅迺封的說法是：“教師評分后，前三名可獎得銀牌一個，滿十個銀牌能換一個五錢重的金牌。魯迅和余維新經常是前幾名的，但只有魯迅一人得到過金牌?！?/p>

二、根據江南陸師學堂章程規(guī)定，學生畢業(yè)時要根據成績分出一二三等，一等生由總督發(fā)給《執(zhí)照》，二、三等生沒有《執(zhí)照》，只發(fā)給《考單》。這里體現著等級社會的思維方式，不是優(yōu)點，但這種等級劃分卻證明了魯迅的優(yōu)秀。因為魯迅有《執(zhí)照》，那是有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兩江總督等一系列頭銜的劉坤一簽發(fā)的，現存北京魯迅博物館。它開本相當大，高62厘米，寬47厘米，上面用毛筆正楷寫著：“學生周樹人，現年十九歲，身中面白無須，浙江省紹興府會稽人，今考得一等第三名。”《執(zhí)照》上還開列了7門主要功課的考試成績：礦學捌分陸厘，地質學捌分柒厘，化學捌分柒厘，熔煉學捌分陸厘，格致學捌分柒厘，測算學捌分柒厘，繪圖學捌分伍厘。學堂采用的是10分制，魯迅的最高分8.7，最低分8.5，很均勻，不偏科。這個分數今天看上去不算高，但在當時卻不低。中國歷史博物館明清檔案部藏有陸師學生王鳴瑤的《考單》：兵法學5.3，軍械學4.2，算學4.7，繪圖學6.9，德文6.5……漢文只考了1.4，但他是二等生中的第26名。他們那個年級一等生32名，二等生40名。這樣的分數我們覺得低，也可能是因為我們現在的分數水分多。那時候人們做事比較認真，比如，《考單》上不僅寫明年齡、籍貫、身高、面色，而且填寫著左右兩手十個指頭是“箕”還是“斗”。

在礦務鐵路學堂，魯迅學習成績很好，但他讀書的興趣仍然很廣泛。他對小說、詩歌、畫畫仍然很有興趣，甚至對養(yǎng)蠶、養(yǎng)豬、種菊花都有興趣。從周作人日記可見：1898年春節(jié)前，魯迅從南京寄回的書是畫報1本，《百鳥圖說》1本，《百獸圖說》1本；1899年10月，伯文從南京回家，魯迅托他帶的是《芥子園全集》3函12本，《閱微草堂筆記》4本；1902年1月礦務鐵路學堂畢業(yè)大考完畢之后，他給周作人帶去了4部書：一是《包探案》，二是《長生術》，三是《巴黎茶花女遺事》，四是《農學叢書》——包括《桑蠶問答》《牧豬法》《烘雞鴨法》《藝菊法》《瀏陽土產表》。張協(xié)和在《憶魯迅在南京礦路學堂》中說：“魯迅在下課后從不復習課業(yè)，終日閱讀小說（筆記小說、西廂記等），過目不忘，對紅樓夢幾能背誦。”由此可見，魯迅在礦務鐵路學堂的學習并不專心，而是大量閱讀課外書。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這時的魯迅已經開始大量接受新知識。他有很強的求知欲，常常跑到夫子廟去買書。嚴復譯述的《天演論》就是在那里買的。許多年后，魯迅在《瑣記》中寫道:“看新書的風氣便流行起來，我也知道了中國有一部書叫《天演論》。星期日跑到城南去買了來，白紙石印的一厚本，價五百文正。翻開一看，是寫得很好的字，開首便道:‘赫胥黎獨處一室之中，在英倫之南，背山而面野，檻外諸境，歷歷如在幾下。乃懸想二千年前，當羅馬大將愷徹未到時，此間有何景物？計惟有天造草昧……’哦!原來世界上競還有一個赫胥黎坐在書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鮮！一口氣讀下去，‘物競’‘天擇’也出來了，蘇格拉第，柏拉圖也出來了，斯多噶也出來了?！币粋€新天地打開了，魯迅接受新思想，從這里進入新的里程。

說到這里，我想指出一個問題：1898年是那段歷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年，先是“百日維新”，后是“戊戌政變”，皇帝被囚，六君子被殺，康、梁流亡海外，百日維新的成果毀于一旦……然而，讀魯迅的回憶文字，卻很難看到這些事件的影子。對戊戌變法這樣的大事件，作為時間上的經歷者，魯迅似乎沒有多少印象。這是怎么回事？

首先，魯迅在南京，而不是北京、上?；蜷L沙。歷史大事件發(fā)生時，置身何地是重要的。且不說北京那樣的政治中心，即使是長沙，假設魯迅去的是時務學堂，做了梁啟超、譚嗣同、唐才常等人的弟子，將會怎樣？范源濂和蔡鍔就是例子。但魯迅去的是南京，南京不是維新變法的中心，而且魯迅遇到的是叔祖周慶蕃那樣的人物，不但不會引領他走近時代新潮，而且會警告他，唯恐他離經叛道。這就不能不影響魯迅，延緩了他對新思潮的接受，也就沒有走近維新派。

其次，魯迅的故鄉(xiāng)紹興雖然算得上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重鎮(zhèn)，卻不是得風氣之先的現代文化前沿。因此，在他離開故鄉(xiāng)之前，除了明遺民的書之外，沒有多少讀禁書的記錄，沒有接觸多少新思想，對時代的政治風云以及思想界的變化情況所知甚少。因此，他對時代新潮的反應相對遲鈍。如上所言，南京不是維新變法的中心，但處于時代大潮中，像水師學堂這樣的地方，流行的報刊應該不難看到，教師和學生中也不能沒有反應。但是，凡能及時關注并接受的，都是接受者做好了準備。在1898年的夏季，剛剛從紹興來到南京的魯迅還沒有做好迎接時代政治風云和思想潮流的準備。

再次，恰恰是在那段時間里，魯迅很忙亂，心情也不好，這不能不影響到他對時代風潮的關心。初到南京，瑣事較多，新環(huán)境、新生活都需要適應。先是幾個月的試習期，小心翼翼不能出錯，尤其是要十二分努力地學英文，接著是受處分、被記過，面臨被開除的危險，再后來是另尋出路，報考礦務鐵路學堂……那一年的大事件恰恰發(fā)生在這段時間，忙亂中的周樹人幾乎無暇顧及時代風云。當他從忙亂中安頓下來，一切都已經塵埃落定。這就使他錯過了戊戌年的歷史大事件。

作為生命個體，對于歷史大事件，經歷過與沒有經歷過不一樣，置身其中與置身事外也不一樣。魯迅錯過了戊戌風云，所以沒有成為維新派，沒有成為康、梁的追隨者。直到第二年，他才遇到嚴復的書，在思想上打開了一扇窗戶。從此之后，他的書單里有了孟德斯鳩的《法意》，斯賓塞的《群學肆言》，甄克思的《社會通銓》，《穆勒名學部甲》等嚴譯名著，也有了另一些西方社會科學名著。魯迅去日本留學帶了一些書。其中既有《漢魏叢書》《古文苑》那樣的傳統(tǒng)典籍，又有《中西記事》《科學叢書》《日本新政考》等，而且有譚嗣同的《仁學》。從這些書，可以看到魯迅在結束南京學業(yè)時的知識結構。他已經不再是1898年到南京來時那個周樟壽，而是一個頭腦中有了新知識和新思想的周樹人。

眾所周知，魯迅后來遠離了他在礦務鐵路學堂所學的專業(yè)，但我想指出的是：在礦務鐵路學堂所學的專業(yè)領域，魯迅的貢獻是突出的，成就堪稱輝煌。因為魯迅后來在文學方面的成就太輝煌，其他成就被掩蓋了?？梢栽O想，如果魯迅不是作家，人們會知道他是翻譯家，因為他有幾百萬字的翻譯作品。如果魯迅不是作家也不是翻譯家，人們會知道他是學者，因為他有許多學術著作，僅一部《中國小說史略》，就使研究中國文學的人繞不過去。除此之外，魯迅還是中國地質學和礦產志的拓荒者。有人說魯迅是中國地質第一人，有人說他如果不改行，就可能是中國地質學界的泰斗。因為他在1903年發(fā)表的《中國地質略論》是中國最早的地質學論文?！百_紀”“白堊紀”等一系列地質時代的中文名稱，都是通過魯迅的這篇論文最先出現在漢語文獻中，而且被我們沿用了下來。包括“地質”這個名詞，也是通過魯迅的論文第一次在中文著作中出現的。從這個意義上說，魯迅的確是中國地質學的開荒人。

尤其值得大書特書的，是魯迅與顧瑯合作的《中國礦產志》。該書出版于1906年5月，12月出增訂版，次年1月出第3版，到1911年10月又出了第4版。它是中國的第一部礦產志。出版后轟動一時，被稱為“國民必讀”，第一版出版幾個月（1906年10月），農工商部即“通飭各省礦務議員、商務議員暨各商會酌量購閱”，至11月13日，學部將其定為學堂參考教材。

礦務鐵路學堂存在了短短3年，只培養(yǎng)了一屆學生就停辦了。魯迅作為礦務鐵路學堂的畢業(yè)生，在離開這個專業(yè)之際，把在校學習和研究的成果整理出版，對母校是一種怎樣的紀念！礦務鐵路學堂沒有白白培養(yǎng)他！僅這一點，魯迅就應該是礦務鐵路學堂最好的學生。

四、與《時務報》相關的可疑說法

從魯迅的回憶可見，他對水師學堂的印象很不好，而對礦務鐵路學堂的印象很不錯。同一個時代、同一個地方、同一種體制之下的兩所學堂，我們沒理由夸大它的差別，但也沒理由抹殺它的差別。因為在相同的大環(huán)境之下，不同小環(huán)境的管理者因為思想境界和見識的不同，有可能創(chuàng)造出不同的小氛圍?？疾祠斞傅牟煌惺埽怂谒畮煂W堂出師不利而在礦務鐵路學堂一帆風順之外，一個重要的因素是礦務鐵路學堂比較開明。而礦務鐵路學堂之所以比較開明，又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總辦。事情也許真有點怪，礦務鐵路學堂的第一任總辦錢德培，別的事也許乏善可陳，但德文寫得極漂亮，可以與印刷的美術字媲美。后來的俞明震更是與眾不同。俞明震何許人也？他生于1860年，比魯迅年長21歲，這是師生之間年齡的最佳差距。他是浙江紹興山陰縣人，也就是說，他與魯迅是紹興同鄉(xiāng)，只是不同縣。他是光緒十六年(1890)進士，欽點翰林院庶吉士，3年散館后授刑部主事，后至江蘇候補道，1900年出任江南陸師學堂總辦，自然也是礦務鐵路學堂總辦。1902年3月，魯迅赴日本留學，是俞明震親自把他和幾個同學送到日本的。

在人的成長過程中，常常會遇到一些人，受到一些人的影響，得到一些人的賞識和幫助，因而留下深刻記憶，甚至產生深厚的感情，以至終生不忘。每個人的生命中都應該有這樣的人，否則，就是他的生活有殘缺，或者他的心理有殘缺。在魯迅的求學過程中，作為老師，難忘的主要有四個人：第一個是故鄉(xiāng)紹興三味書屋的壽鏡吾先生；第二個就是礦務鐵路學堂的俞明震先生；第三個是日本仙臺醫(yī)專的藤野先生；第四個是章太炎先生。雖然招收魯迅進礦務鐵路學堂的并非俞明震，但他與眾不同的風采卻給魯迅留下了強烈的印象，這印象中既有新鮮感，也有贊賞與崇敬。從某種意義上說，魯迅真的應該感謝礦務鐵路學堂，因為是礦務鐵路學堂為在江南水師嚴重受挫的他找回了自信，而最后讓魯迅確立這種自信的，當然是俞明震。是俞明震做總辦的時間里，他成了一等生，是俞明震選送他去日本留學，并且親自把他送到日本，為他的未來鋪開了一條路。也正因為這樣，研究魯迅難免要涉及俞明震。不過，研究界關于俞明震在礦務鐵路學堂的一些說法，卻值得懷疑。

一種常見的說法是俞明震在做礦務鐵路學堂總辦時常讀《時務報》。與此同時，則是魯迅在礦務鐵路學堂時常讀《時務報》。這種說法遍及大學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教材和關于魯迅的種種傳記和研究著作。林辰是魯迅研究界的老一代，他的《魯迅傳》以嚴謹和平實著稱，但在敘述到魯迅在南京求學時，也這樣寫道：“在魯迅入學后的第二年（1900），學校里的總辦，是一個新黨。他坐在馬車上的時候，大抵看著《時務報》，考漢文也自己出題目，有一次是《華盛頓論》，弄得漢文教員反而惴惴地來問學生：‘華盛頓是什么東西呀？’學校里又設了一個閱報處，《時務報》《譯書匯編》，都可以經常閱覽了。”一般的所謂學術著作就不說了，就連對魯迅情有獨鐘而且研究頗深的林賢治，在他的《人間魯迅》中也這樣寫道：“第二年，總辦換了一個新黨人物俞明震。他坐在馬車上的時候，大抵看著鼓吹維新的《時務報》……學校變得相當自由化，看新書的風氣也流行起來了。校內設立了一個閱報處，除了《時務報》，還有《譯學匯編》?！?/p>

考察這些說法的根源，都來自魯迅的敘述。因為魯迅在《瑣記》中寫下了兩段話，第一段是：“第二年的總辦是一個新黨，他坐在馬車上的時候大抵看著《時務報》，考漢文也自己出題目，和教員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華盛頓論》，漢文教員反而惴惴地來問我們道：‘華盛頓是什么東西呀？’”；第二段是：“看新書的風氣便流行起來……學堂里又設立了一個閱報處，《時務報》不待言，還有《譯學匯編》”。很明顯，學者們大多是照抄魯迅的話。然而，無論是總辦俞明震坐在馬車上“大抵看著《時務報》”，還是學堂閱報處有《時務報》供學生閱讀，都是可疑的。

疑點之一：魯迅讀《時務報》到底是在何處？《時務報》是1898年8月8日?？?，那時候魯迅還在水師學堂。等到魯迅進入礦務鐵路學堂，已經是1899年的1月，譚嗣同等六君子已經被殺，康、梁逃亡海外，陳寶箴、江標、黃遵憲等數十名維新派人士被罷官，守舊派重新掌權，廢除百日維新期間的新政，禁毀鼓吹變法的書籍和報刊。特別需要注意的是：在被禁毀的報刊中，首當其沖就是《時務報》和康梁著作，傳閱者是要治罪的。在這種情況下，礦務鐵路學堂的閱報處會有《時務報》嗎？

魯迅與《時務報》相遇，在時間和地點上有兩種可能：一是1898年的5月至9月那3個月的時間，即從魯迅到南京至戊戌政變發(fā)生、《時務報》被劃入禁毀之列的那段時間。那時候魯迅在水師學堂。如果那時候他顧得上，如果那時候水師學堂有閱報處，他是能讀到《時務報》的；二是如魯迅所說，在礦務鐵路學堂。那么就有幾個問題：《時務報》早已?？?，魯迅讀的是舊報；《時務報》是被朝廷明文禁毀的，魯迅只能是私下里讀禁書，而不大可能是在閱報處。也就是說，如果魯迅最先讀到《時務報》確實是在閱報處，那就有可能是在水師學堂，而不是礦務鐵路學堂。人的記憶出現“串垅”不足為怪。作家根據記憶寫文學作品，張冠李戴或時空錯置，也是難免的。但作為研究者，卻不應該對作家回憶的真實性不作考查，就照抄過來當作史實使用。

疑點之二，俞明震出任礦務鐵路學堂總辦是在1900年，那時《時務報》已停辦兩年。他坐在馬車上的時候大抵看著這份舊報，就已經多少有點奇怪。這份舊報又是朝廷明令禁毀的，他卻總是在看，問題就有點兒嚴重。俞明震有那么勇敢嗎？考察俞明震的為人處事，故意冒險以身試法似乎不大可能。所以，俞明震在馬車上讀《時務報》，也有兩種可能：一、那是1898年戊戌政變發(fā)生之前的事，他作為新派人物常常在馬車上讀《時務報》，是正常的；二、做了礦務鐵路學堂總辦之后，在馬車上偶爾違禁看看舊報，也是可能的，但坐在馬車上的時候大抵在看《時務報》，就不大可能了。

魯迅所寫的，應該是關于這個“新黨”的傳說，或者是對這個“新黨”的想象。作為文學作品，而且沒有出現人物姓名，這樣寫或許未嘗不可。但學者根據這種描寫得出結論，說礦務鐵路學堂總辦俞明震坐在馬車上時大抵在讀《時務報》，就有點不負責任了。之所以出現這樣的問題，原因就在于一些學者在做結論的時候只是以魯迅的作品為依據，而未核實魯迅的說法是否屬實，也沒有到相關歷史事件和歷史文獻中去核實人物言行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