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比較語言學主要研究語言的發(fā)展和演變，其主要理論是運用歷史比較法歸納語言的親屬關系及其歷史演變，“同源詞”是這一理論得以實現(xiàn)的關鍵。同一種語言在不同的地區(qū)經(jīng)過歷史分化形成了不同的語言，表示同一語義的詞語在這些不同的語言中可能具有不同的拼寫形式。但是，這些不同的拼寫形式卻具有整齊的語音對應規(guī)律，這些詞語被稱為同源詞（cognate）。

今天，我們對歷史比較語言學應該持有一種更為辯證的態(tài)度。這種辯證精神同樣適用于對“現(xiàn)代漢語史”進行深刻的反思。

從“竹夫人漢語”到“歐化漢語”

王力說，“如果因為西洋沒有竹夫人，就忽略了我們家里竹夫人的存在，就不對了”，這原本是反對漢語語法學模仿西方語法學的有力論據(jù)。在此，我們以“竹夫人”作為隱喻，說明“現(xiàn)代漢語”的構成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漢語從什么時候開始沒有了“竹夫人”？“空調(diào)／電風扇”是從什么時候進入漢語的？

模仿、嫁接、借詞、意譯，都是現(xiàn)代漢語“歐化”的主要路徑。王力說，“從民國初年到現(xiàn)在，短短的20余年之間，文法的變遷，比之從漢至清，有過之無不及。文法的歐化，是語法史上一樁大事。咱們對于這一個大轉(zhuǎn)紐，應該有一種很清楚的認識”。然而，近70年過去了，歐化似乎已經(jīng)成了漢語發(fā)展的“內(nèi)部因素”，人們對歐化也習以為常，不再在意了。

現(xiàn)代漢語研究也需要歷史層次分析

現(xiàn)代漢語的來源是什么？大概包括：古白話、歐化成分、新造成分、方言、古代文言，等等。這些要素在融合之后形成的白話，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被稱為“新白話”，所以，有些學者把新白話看作現(xiàn)代漢語的起點，或者把新白話看作現(xiàn)代漢語的主要組成部分。

以歐化為例，賀陽認為“大部分歐化語法現(xiàn)象與漢語固有傳統(tǒng)之間的差別主要體現(xiàn)在某個語法成分的出現(xiàn)頻度上，是罕見與廣泛使用之間的差別，而不是絕對的有和沒有的差別”。朱冠明說，“‘是時候VP了’結(jié)構式在世紀之交漢語口語中出現(xiàn)，是對英語‘It’s time to...’結(jié)構的模仿，短短20年間，已成為年輕人同類結(jié)構中最主流的表達方式”。事實上，即便是“年輕人”在口語中也極少那么表達，除非是為了強調(diào)時間，否則，漢語口語中只說“VP了”，“上課了／吃飯了／睡覺了”幾乎從來都不說“是時候……了”。在書面語中，現(xiàn)代漢語“是時候VP了”主要為了特意地強調(diào)時間，因為漢語的傳統(tǒng)思維并不注重時間表達?！爸耍^”在古代漢語中雖然已有使用，但它們在現(xiàn)代漢語中高頻率使用卻應該是歐化的結(jié)果。王文斌認為“英語具有時間性特質(zhì)、漢語具有空間性特質(zhì)”，據(jù)此我們可以推論“著／了／過”的高頻率使用并非漢語傳統(tǒng)。古代漢語中也有“是時候了”，例如“天是時候了，該磨豆腐了”，“該……”特意強調(diào)了動作行為的時間。對于歐化對現(xiàn)代漢語的“廣泛影響”，我們很難從科學研究的角度對其準確定量、絕對定性。即使如此，歐化確實極大地改變了漢語，“語感”本來就是語言科學的研究證據(jù)。

除了歐化成分、新造的語言成分以外，對現(xiàn)代漢語其他的來源要素進行歷史層次分析的難度更大。比如說，白話和文言糾纏了千余年，方言自身就有復雜的歷史層次，等等。

我們強調(diào)現(xiàn)代漢語的歷史層次，旨在避免靜止地對待“現(xiàn)代”，單一地分析“現(xiàn)代漢語”。

辯證思考歷史比較語言學的理論

歷史比較語言學嚴格區(qū)分同源詞和借詞，不能憑借借詞構建語言譜系。

同源詞和語言譜系是否存在循環(huán)論證？因為“原始的同一種語言”是確定同源詞的前提，在確定同源詞存在整齊的語音對應規(guī)律之前，這“同一種語言”只是一個科學假說。我們認為，同源詞是一個個的個體，語言譜系是一個系統(tǒng)，通過個體推導出系統(tǒng)不是循環(huán)論證。另外，借詞是建立在語言接觸的基礎之上的，語言接觸屬于“語言的外部因素”，因此可以借助于語言的外部因素判定借詞。

構建出語言譜系有什么用處？我們認為，語言譜系是語言比較的關鍵，同一系屬的語言便于比較，不同系屬的語言不宜盲目地比較。比如說，一頭驢和一棵楊樹比較、一匹馬和一塊石頭比較，那能比較嗎？這種反思，對今天的語言比較研究仍具現(xiàn)實意義。

上古是否真的存在完全統(tǒng)一、毫無方言差異的“原始祖語”？這涉及人類的起源，即人種是單一起源還是多起源問題。至今，科學家大多仍然相信人類是單一起源的，這是“原始祖語”存在的一個有利的根據(jù)。當然，對于原始祖語，人們基本上不可證偽，也難以絕對證實。

以上這三個方面的辯證精神，至今都無損于歷史比較語言學的科學屬性。

歷史比較語言學辯證啟迪現(xiàn)代漢語

歷史比較語言學的辯證精神，能夠啟發(fā)我們進一步地完善現(xiàn)代漢語研究的學術觀念。

現(xiàn)在，人們不再把漢英（英漢）研究歸為比較語言學，而把它們歸入“對比語言學”。對比語言學可以應用于那些沒有親屬關系的語言，更側(cè)重究其異而非求其同。比如說，東施效顰了，還向西施借了胭脂，如果有人拿東施的胭脂、顰和西施的胭脂、顰比較，并驚奇地發(fā)現(xiàn)那竟是一樣的胭脂、一樣的顰——“現(xiàn)代漢語中的英化”和“英語的特點”相同、相似太正常了，除了可以證明那是借的、效的之外，實在是不具有“語言類型學”的意義。當然，能借、能效的有可能是驢、馬、騾子，而不太可能是“驢和一棵樹”或“馬跟一塊石頭”。另外，現(xiàn)代英語的各要素的來源也十分復雜，英語的“他化”也很嚴重。

李春陽說，“今日的讀者與當年新文藝語境總算隔閡了，大致會同意（我站在樹旁）其實比（站在樹旁的我）順暢，才是地道的漢語，新文藝運動光環(huán)消失后，當初大量名噪一時的作品，委實不堪卒讀”。例如“有了四千年吃人履歷的我，當初雖然不知道，現(xiàn)在明白，難見真的人”，插入語“當初雖然不知道”是外語語法的嫁接，“……的我”應屬于“歐化的類推漢化”。英語中，“……的我”的原型“I, who...”罕見。who從句多作“他者”的定語，“The man/He, who...”多見，而“……的我”可能是“He, who...”的類推漢化。傳統(tǒng)上“英語多從句，漢語多分句”，“……的我……”漢語完全可以使用多個獨立的句子，沒有必要讓“……的我”和“我……”擠在一個長句內(nèi)。當然，這種歐化也許不是來源于who從句，“有了四千年吃人履歷的我今年18歲了”／I’m 18 years old with a 4000-year history of cannibalism，“有了四千年吃人履歷的我累了”／I’m tired after 4000 years of cannibalism。如果遇到這樣的英語句子，即使到了今天，我們?nèi)圆涣晳T譯為“……的我……”，似可譯為“我吃過四千年的人，可今年才18歲”“吃了四千年的人之后，如今我卻累了”。這種“不習慣譯為”，大概可以佐證“‘He, who...’的類推漢化”是一種“過度類推”，可能源于過度的文化歐化，而不僅僅是漢語歐化。

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是“思想觀念的歐化”影響了漢語，還是“漢語的歐化”影響了思想文化，并不容易區(qū)分，這兩種不同的情況都可以造就“歐化的漢語”。隨著中西交流的深入，歐化從單純地作為漢語的“外部因素”，逐漸地生長出一定數(shù)量的“內(nèi)部因素”，這就使得我們對歐化漢語逐步地習焉不察、習以為常。我們可以以開放的心態(tài)對待歐化，漢語也可以不奉行“語言純潔主義”，但是，理性地分析現(xiàn)代漢語的歷史層次卻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

（作者單位：鄭州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