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意義的確應該從目的轉(zhuǎn)向過程

1990年代的時候，我讀到了現(xiàn)在已去世的史鐵生先生的作品，其中最讓我震撼的，是《我與地壇》。

《我與地壇》如今已經(jīng)成為中國文學的經(jīng)典，這個經(jīng)典與其說是文學性的，不如說是精神性的，史鐵生寫出了我們這代人的精神創(chuàng)傷和受傷后重新尋找理想的心路歷程。

理想主義最重要的問題是什么？如何確證我的生活意義？這些問題解決不了，人就沒法確證自己。

雖然北島很早就說“我不信”，但是一個不信的人是很孤獨的。而按照崔健的說法，孤獨的人是可恥的。因為孤獨的人不再與宏大的目標聯(lián)系起來，就變得非常渺小。

我們這代人一定要將自己的人生與某種理想和意義聯(lián)系起來，但是我們曾經(jīng)所信仰的那些東西都幻滅了，看不到理想有成功的時候，那怎么辦？

史鐵生告訴我們一種新的理想主義，我稱之為“后理想主義”。傳統(tǒng)理想主義是目的論的，把理想建立在一個宏大的烏托邦目標之上，這種目的恰恰與過去的革命悲劇一樣，過于實質(zhì)化，為了實現(xiàn)理想，踐踏路邊的小草都在所不惜，最后走向了其反面。這是一種實質(zhì)性的理想主義。

實質(zhì)性的理想主義，到了1990年代初已經(jīng)幻滅。在這片信仰的廢墟上，一個虛無主義的時代到來了。如何既克服傳統(tǒng)理想主義的虛妄，又避免虛無主義呢？史鐵生講得非常好：

“意義的確應該從目的轉(zhuǎn)向過程”

“生命的價值，就在于你能夠鎮(zhèn)靜而又激動地欣賞這過程的美麗與悲傷，從不屈獲得驕傲，從苦難獲得幸福，從虛無創(chuàng)造意義?！?/p>

這需要人生的一些閱歷去感受它。

史鐵生年輕的時候是一個很健康的人，后來因為生病坐在輪椅上，就像一頭猛獅囚禁在牢籠里面。在最絕望的時刻，他每天獨自駕著輪椅到地壇公園沉思默想：我活著到底有什么有意義？

這是一個哈姆雷特式的生與死的問題。最后史鐵生想明白了：

對于我們這個時代的理想主義者來說，最有意義的不是你最后實質(zhì)性地獲得了什么，真正的意義在這個理想的過程。至于最后你是否實現(xiàn)了理想，這不是最重要的。

這種人生過程論的理想主義看上去好像比較荒謬，卻有深刻的哲學意蘊。

法國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的加繆寫過我最喜歡的《西西弗的神話》。

西西弗因為得罪了宙斯，被罰每天推著沉重的石頭上山，但是一推到山頂，石頭就會隆隆地滾下來，他的命運就是周而復始的，每天重復做著一件似乎沒有結(jié)果的勞作。

西西弗的人生是夠荒謬、夠悲慘的。但是他有一天想明白了，自己的命運的確很荒謬，但是只要他意識到這個荒謬，他就戰(zhàn)勝了這個荒謬，他就成為一個永遠不能被打敗的英雄。因為他人生的意義不在于結(jié)果當中，而是他能夠向這個荒謬的命運抗爭。

西西弗的精神不是西方人獨有的，也是中國古代士大夫的精神。孔子說“知其不可而為之”，也是這個意思。

孔子也很悲慘。他當年周游列國，去傳播儒家之道，但沒有君主把他當回事，但是孔夫子還是堅韌地實踐他的理想，激勵他與后來無數(shù)代士大夫的，正是“知其不可而為之”。

這種精神與西西弗的精神是相通的。

魯迅曾經(jīng)寫過一篇《過客》，是我最喜歡的魯迅的散文，他筆下的那個過客，明知前面是一片墳地，人家都勸他不要往前走，都是死亡和鬼魂等著你，但過客依然要往前行。

這就是后革命年代的后理想主義。

在史鐵生、西西弗、孔夫子和魯迅身上，有這樣一種“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精神，在虛無的命運中超越了宿命，成為反抗虛無的英雄。

到了1980年代后期，能夠支撐我與一批80年代的過來人，大概就是這種“后理想主義”。我們受到的挫折實在太多，如果是過去那樣的在乎結(jié)果的實質(zhì)論理想主義，大概是支撐不下去的。能夠讓我們堅持下去的，正是這種帶有虛無感和荒謬感的“后理想主義”。

我不在乎是否成功，而是自我價值、自我意義的確認，不管結(jié)果如何，為自己的理想努力過了，奮斗過了，就樂在其中。為信念而活著，為享受過程而活著，除此之外，別無他求，如此而已。

02

工具理性成就不了大才

1990年代中期以后，中國進入了一個世俗社會，整個社會開始市場化、世俗化。社會發(fā)生了大變化，理想主義變成非常可笑的東西，社會上下出現(xiàn)了一種新的理性，叫做工具理性。

韋伯指出，現(xiàn)代人就采取了一個新的理性標準，用工具理性代替價值理性。終極的目的和價值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設定一個具體的、功利的目標，理性的功能就是為了實現(xiàn)這個目標。

采取什么樣的方式是最合理和有效的？比如說許多人要當公務員，但他不會去考慮當公務員有什么意義，是否適合自己，他考慮的只是為了考公務員，如何安排自己的行動計劃。

人的一生就變成設計一個階段、一個階段的具體人生目標，以及為實現(xiàn)這些目標而采取的努力步驟。這就是工具理性的人生。

這樣的工具理性人生，同樣從社會，影響到大學。工具理性不僅在社會上，而且在校園里面，也逐漸成為一套主流價值觀，一個沒有價值的價值觀。

然而，一個真正有意義的人生，不是自我設計的結(jié)果，而是有一個理想的大目標，根據(jù)自己的個性和愛好，將自己打造成器，然后順應機遇，一步步接近自己的理想。通往理想的道路，不是只有一條，而是有可能有多條。

今天這個社會千變?nèi)f化，人生不會跟著你的設計走，而是設計跟著人生走。因此，人生不是靠工具理性設計出來的，不是設定一個一個具體的目標，關(guān)鍵是讓自己成為優(yōu)秀的人，有理想，有抱負，但是理想和抱負又不能太具體。要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東方不亮西方亮。

智力中等的人也能干大事，只要你不那么功利，有一份興趣，有一點勤奮。為什么？今天這個時代，聰明人太多，總是在窺測什么是時髦的，什么是賺錢的，就在后面跟風。但是你們發(fā)現(xiàn)沒有，太聰明的人成不了大事。為什么？因為他沒有自我，總是不斷在變，結(jié)果沒有一個行當他是站得住，有大成就的。

如果你要成功人生大事業(yè)的話，比拼的不是看誰更聰明，而是誰更傻，是傻子精神。所謂傻子，就是對某個東西有興趣，而是以游戲的心態(tài)去鉆研，不在乎成功不成功，他的動力不是要以此換來世俗的好處，而只是自己喜歡。

游戲是一種最高的境界，只有在游戲里面，你才能超越平日的焦慮感，以一種喜悅的心態(tài)來欣賞自己的努力。游戲所成就的，要么不成功，要么就是大成功。

同學們，不要太聰明，要有一股傻勁。今天看起來是為聰明人準備的時代，實際是為傻子準備的時代。

你看喬布斯傻不傻？一定要去搞一個工藝與藝術(shù)完美結(jié)合的玩意兒，精益求精到了極致。這只是因為他有完美主義的追求，一種在所不惜的完美主義，這也是一種理想，竟然最后脫穎而出，成功了，而且是大成功。

沒有興趣就沒有天才，天才首先是從興趣里面產(chǎn)生的，不要老是去想做這事有用還是沒用。有的時候，沒有用的東西恰恰是有大用的。

比如，在大學里面，究竟學什么？許多同學可能以為是學本領，學知識。然而，這種理解不說是錯的，至少也是膚淺的。本領和知識不必到綜合性大學，到一般的職業(yè)學校就可以學到，甚至效果更好。

在大學里面，最重要的是要使自己成為博雅之士，一個有智慧的人。智慧這個元素，就像撒在湯里的鹽一樣，看不見，摸不著，但品得出來。

沒有鹽的湯，淡而無味，缺乏智慧的知識，也是這樣。

智慧這個東西，看上去好像沒有直接的用處，實際是有大用。一個人是否優(yōu)秀，是否可以成為卓越人才，關(guān)鍵看有多少智慧。

近兩年，許多企業(yè)家和高管熱衷于學習歷史、文化、哲學和宗教。我問他們?yōu)槭裁赐蝗幻陨狭巳宋闹R？有一個中歐國際商學院畢業(yè)的大企業(yè)高管這樣告訴我：

“要論管理知識，最尖端的我們都了解了、掌握了。但到我們這個層次，發(fā)現(xiàn)要進一步提升，必須有大智慧。而大智慧，在管理學里面是沒有的，都在文史哲里面。”

誠哉斯言！

如果你覺得人文知識沒有用，那只是說明，你所從事的工作層次還不夠高，還用不上大智慧。

03

公共生活熏陶出來的卓越

比較起今天，1980年代大學校園的特點是雖然私人生活比今天枯燥得多，但公共生活要豐富得多：各種講座、學生社團、時政座談會、人大代表競選……校園整天是熱火朝天，沸騰一片。

而一個學生的健康人格，是需要在公共生活里面熏陶出來的。

今天的大學生們，不少人一方面覺得自己很孤獨，另外一方面很不愿意參加各種社團和公共生活。如果有交往的話，很多是通過虛擬的網(wǎng)絡：人人網(wǎng)、QQ群、微信，還有微博?，F(xiàn)實生活中的面對面交往反而少了。

然而，一個人的青春，一個人的能力，一定是在公共空間里面才能獲得滋養(yǎng)。

楊振寧先生回憶他在神奇的西南聯(lián)大的大學生活。戰(zhàn)爭年代的西南聯(lián)大，最沒有錢，沒有圖書設備，缺乏實驗設備，條件是最艱苦的。然而，就是這么一所只有8年歷史的臨時大學，培養(yǎng)出了3個諾貝爾獎獲得者，150個兩院院士，無數(shù)個人文社會科學大家。

其成功的秘訣在哪里？楊振寧先生說，我在西南聯(lián)大最大的收獲，不是從老師那里學來的，而是同學的相互交流獲得的。許多關(guān)于學術(shù)的爭論，從圖書館爭論到宿舍，躺在床上，一團漆黑，還在繼續(xù)爭論。

所以臺灣中研院的院士、著名歷史學家王汎森教授說過一句話：“天才總是成群結(jié)對而來?！?/p>

不要以為你有一批豬一樣的隊友你便能成為天才，錯了，天才都是成群結(jié)隊而來的，豬圈里面很難出一頭雄獅，因為只有通過相互磨礪，才能出人才。

你的隊友越強，你的競爭對手越強，你也就變得越強大，一個人的水準是以他所設定的對手來衡量的。

現(xiàn)在越是好的公司和機關(guān)，招聘大學生的時候主要不看你出身什么專業(yè)，而是具有什么樣的素質(zhì)。具體的專業(yè)本領，只要素質(zhì)夠好，培養(yǎng)三個月、半年就能教會。但是一個人的素質(zhì)沒法培養(yǎng)，要靠四年的時間熏陶出來，而且大學四年下來，差不多已經(jīng)定型了，要變也難。

除了素質(zhì)之外，還有氣質(zhì)。氣質(zhì)這玩意兒最虛，但是不同學校出來的學生，氣質(zhì)是不一樣的。

在素質(zhì)和氣質(zhì)之后，第三個是品位：學術(shù)的品位、文化的品位、生活的品位。

所謂品位，簡單地說，是能夠鑒別什么是好的、卓越的，什么是差的、平庸的。

04

青春精神是一種內(nèi)在的價值追求

青春精神是什么？在我看來，青春就是對內(nèi)在價值、內(nèi)在品質(zhì)、內(nèi)在卓越的追求。

2012年倫敦奧運會閉幕式上中國代表團旗手，是之前并不出名的帆船運動員徐莉佳。她從小一只眼睛的視力和耳朵的聽力都不好，腳還開過一刀。但她喜歡大海，喜歡帆船，不計功利去努力，還很動腦筋，英語一流，最后戰(zhàn)勝了眾多好手，在西方人的強項、東方人從未染指過的帆船項目上，在人家家門口拿了金牌。在獲得2012年CCTV體壇特別貢獻獎的現(xiàn)場，她發(fā)表獲獎感言：

“我贏或者不贏，團隊都在那里，不怨不悔。我開心或失落，朋友都在那里，不悲不喜。我安康或傷痛，父母都在那里，不離不棄。男或女，老或少，高或矮，貴或平，帆船都在那里，等著大家去玩?！?/p>

在這段充滿文藝范兒的獲獎詞轟動網(wǎng)絡之后，她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

“我就是一個普通的女青年，沒什么特殊的東西，唯一特殊的是我對帆船的那份熱愛?！?/p>

是的，熱愛與玩的心態(tài)是最令人珍貴的。

美國倫理學家麥金泰爾《追尋德性》里面講，人對利益的追求有兩種：一種是外在利益，另一種是內(nèi)在利益。

所謂的外在利益，就是以工具理性的方式追求成功，而這個成功，可以用世俗的名利標準來衡量。外在利益是可以替換的，哪一個更容易獲得名利，就從事哪一個。

今天的許多人，不知道自己究竟愛好什么，鼓勵自己努力的動力都是對外在利益的追求。

然而，價值理性追求的卻是內(nèi)在利益，這種利益可以稱為“金不換”，就是在從事自己愛好的事業(yè)的時候，能夠獲得一份獨特的快樂，而這種快樂是不可交易、不可替換的，具有內(nèi)在的價值和內(nèi)在的快樂。

麥金泰爾認為，人雖然同時有這兩種利益在追求，但對于一個完整的人生來說，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的內(nèi)在利益，能夠不計功利地追求自己所喜歡的東西，這是真正能夠讓你安身立命的意義所在。

如果沒有這個內(nèi)在利益，即使你一生在外在利益上很成功，可能也會很痛苦、很彷徨、很糾結(jié)。因為你總是在與別人比，覺得無論是名譽還是權(quán)勢，總是有不滿足。比起無窮的欲望來說，你所得到和擁有的，總是有限的。

然而，一旦你有了愛好，有了自己的內(nèi)在利益追求，就不會與別人比，就不會用世俗的標準來看自己的人生究竟是成功還是失敗，而是有一種樂在其中的境界。

美國著名的公共知識分子薩義德在《知識分子論》一書中，很深刻地指出：

知識分子就是一種業(yè)余精神。所謂業(yè)余，就是不為稻粱謀，不計功利，不在乎成敗，以業(yè)余愛好的游戲狀態(tài)去做，不僅可以得到真正的快樂，而且可以安身立命。不期而然地，也能干出一番大事業(yè)。

喬布斯就是這樣玩出來的，因為他沒有將job當作一回事，最后成就了Jobs！

05

在一個小時代里面，理想主義如何可能？

不一定要像我們當年那樣胸懷祖國、心系天下。你是否關(guān)心家、國、天下，是你個人的選擇，無法要求所有人都成為范仲淹、王安石。

但是理想主義這種精神，如果抽離出具體的時代，作為一種精神傳統(tǒng)繼承下來的話，那么，在我們這個小時代里，會有另外一種理解，就是對內(nèi)在價值、內(nèi)在利益的追求。這種內(nèi)在價值，正是你的志業(yè)。

馬克斯·韋伯寫過兩篇重要的文章：《學術(shù)作為志業(yè)》和《政治作為志業(yè)》。志業(yè)與傳統(tǒng)的天職有關(guān)。

但到今天，那些宏大敘事已經(jīng)消解，天職已經(jīng)世俗化，轉(zhuǎn)換為一種世俗的志業(yè)。也就是說，每一個行業(yè)都有自己獨特的專業(yè)品位和專業(yè)價值，如果你喜歡它，對它有深刻的理解，那么你就有可能不計功利地將它做得完美，從而獲得自己的內(nèi)在利益和內(nèi)在快樂。

如果我們都能夠?qū)⒆约簭氖碌墓ぷ髯龅猛昝?，做到極致，不僅僅是一個養(yǎng)家糊口的飯碗，而且是一份安身立命的志業(yè)的話，那么這就是一種新理想主義精神了。

有一次我在電視上看記者采訪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華裔學者崔琦。記者問：你每天在實驗室里，工作一定很辛苦吧？崔琦回答說：哪里！我每天都帶著好奇的心情進實驗室，不知道實驗的結(jié)果會給自己帶來什么意外的驚喜。每天的實驗就像過節(jié)一樣快樂！

有同學問我：如果我從事的職業(yè)與我的愛好有沖突怎么辦？

我回答說有三種選擇：

第一種是想辦法將職業(yè)發(fā)展為志業(yè)，只要是兢兢業(yè)業(yè)地做好它，追求完美，最后你會先結(jié)婚、后戀愛，即使在平凡的、枯燥的崗位上也會發(fā)現(xiàn)其內(nèi)在的價值和境界。

第二種是將愛好變?yōu)槁殬I(yè)，業(yè)余的鉆研久了，也就成為專家了，成為吃飯的職業(yè)了。

第三種是飯碗與愛好并存，白天為飯碗，晚上為愛好。這大概是大部分人可以選擇的方式。

最優(yōu)秀的人才，不一定是考試得第一、第二名的。教育中有一種叫第十名現(xiàn)象。研究者發(fā)現(xiàn)，十年、二十年以后真正有出息的、成大器的，往往不是那些考試拔尖的，而是第十名左右的學生。

這些學生也是很聰明的，如果拼一拼也能名列前茅，但是他們不愿意為增加三五分而去整天重復地做習題，而是在保證基本功課的情況下，玩自己喜歡的，最后玩出了大名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