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魯迅與1930年代風起云涌的上海新聞出版界，到張伯駒與他鑒識過“眼高手高”的京津畫派，以及正在展出的回歸祖國的天龍山佛首，近一段時間，魯迅博物館體現(xiàn)了博物館“國家隊”應有的藏品和學術兩個領域的厚實家底。今年舉辦的國學大師羅振玉學術成就展，半數(shù)展品是國寶級別。筆者雖抱著順路的心態(tài)而來，結果發(fā)現(xiàn)這竟是一場對既有認知的顛覆之旅。

商祈雨甲骨刻辭殘片

“封建余孽”曾是時代急先鋒

魯迅先生是公認的新文化運動旗手，作為“最硬的骨頭，民族的脊梁”為后世敬仰。相比之下，前清遺老羅振玉協(xié)助廢帝復辟、出任偽職，則屬于被歷史“大盤”否定者。在魯迅舊居這種自帶光環(huán)的地方，為這樣一個人舉辦專展，難免感覺有點違和。

原來，被千夫所指的遺老，甚至“余孽”，曾經(jīng)是晚清的改革急先鋒。他讓之后的新時代、新政權、新文化運動甚至今天的國人還在受用的遺產(chǎn)，遠不止一兩個領域。

于清末民初如雨后春筍般建立的公共圖書館，可謂近代開啟民智的重要陣地。展廳一隅，靜靜躺著一份《京師圖書館章程》手稿，見證著那段從零到一的破冰之旅。而招牌的蠅頭小草字跡、密密麻麻但不失整潔的增刪，正是出自羅振玉之手。而在1906年的《京師創(chuàng)設圖書館私議》中，他在中國第一次提出在京師及全國省府及各省學堂設圖書館、博物館，并給出了高屋建瓴的落地大綱，中國圖書館、博物館“第一人”實不為過。

至于中國近代教科書和農(nóng)學教育之父的頭銜，可謂舍羅振玉其誰。這一點，有創(chuàng)立于1896年的《農(nóng)學報》和1901年的《教育世界》雜志為證。前者是他創(chuàng)立的學農(nóng)社及農(nóng)報館的機關報，踐行著他“農(nóng)為邦本”的理念，后者則和他1898年創(chuàng)立的東文學社一脈相承，雖然那是在甲午戰(zhàn)爭備受震動后決定以日為師的產(chǎn)物，但學社不僅培養(yǎng)出王國維等杰出人才，他們翻譯的各種教科書，傳播的不僅是先進農(nóng)學在內(nèi)的西方現(xiàn)代學術，更是建立了現(xiàn)代學術分科體系，直接影響了教育事業(yè)。從此，羅振玉也受到張之洞、岑春煊等清廷高官中的有識之士賞識，步入體制內(nèi)，在江蘇、湖北等多地主抓教育體制改革。沿革至今的許多師范和農(nóng)業(yè)大學、學院、院系，都可以在校史中找到他的名字。

在士紳不分家的舊中國，這自然也意味著一個人學術話語權的提高，但羅振玉沒有固步自封，甚至居功自傲。比如展柜內(nèi)不起眼的一本《俑廬日札》，就是舊金石學的終結之作和中國古器物學的開山之作。而他偶然得知伯希和敦煌得寶，第一時間虛心求教，在四天之內(nèi)組織人手影印敦煌文獻八種、傳鈔一種，并親自將洋人所得文獻著成后來公認的敦煌學奠基之作《敦煌<石室書目>及其發(fā)現(xiàn)（見）之原始》，還建議朝廷將敦煌文獻運到北京來保存，羅氏之見識、效率和責任感于晚清官場少有。

《俑廬日札》《俗說》

舊體制里新道路的先行者

新時代里舊倫理的衛(wèi)道士

如此這般大作為，可以說和羅振玉的出身及早年經(jīng)歷密不可分。他扎實的舊學功底，得益于其紹興書香門第的出身打下的童子功。到他這時，兩次應舉落第，他便絕了通過科舉走仕途的念頭，教私塾、為人治印謀生，到后來開新學。諷刺的是，羅振玉后來入仕，乃至最終成了溥儀的“近臣”，靠的還是吃祖宗留下的當師爺這碗飯。

但如此精明識時務甚至敢于在多領域做第一個“吃螃蟹”的人，怎么會淪為開歷史倒車的封建余孽了？展廳一角或可找到答案——只見地上躺著幾塊羅氏收藏的六朝孝子磚，塑刻有“嚙指痛心”“老來娛親”“臥冰求鯉”等《二十四孝》中的幾位主人公，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墻上身為場館主人的魯迅先生，在《朝花夕拾》之《二十四孝圖》里的“名場面”：“我請人講完二十四個故事后，才知道‘孝’有如此之難。對于先前癡心妄想，想做孝子的計劃，完全絕望了。”

清末民初的大變革時代，包括羅振玉和魯迅在內(nèi)的絕大多數(shù)知識分子，思想傾向和學術興趣都經(jīng)歷了一個從舊到新的過程。只不過，辛亥革命后，無論“打倒孔家店”的激進革命，還是“多研究些問題”的溫和改良，速度和強度雖有別，方向都是繼續(xù)求新。羅振玉卻舉家流亡日本，從此踏上了由新轉舊之“倒”路，在他看來，辛亥革命革掉的不僅是清朝、也不是皇帝，而是中國文化特別是中國倫理文化的根基；因此，這甚至不是亡國，而是顧炎武所說的“亡天下”。

想起新文化運動主將之一胡適，身后得到一副“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的挽聯(lián)。其實，如果以這個價值譜系為羅振玉蓋棺定論，稱他是“舊體制里新道路的先行者，新時代里舊倫理的衛(wèi)道士”，算是允執(zhí)厥中、公正公平的。

少時進步老來昏庸的名人，古今中外屢見不鮮。但令人嘖嘖稱奇的是，全面趨向保守的羅振玉，人生下半場的學術成就卻比革故鼎新的上半場更精彩。

盡管痛心于自感的“亡天下”，但作為顧炎武信徒的實干家羅振玉，自認“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落實到具體實踐，“澄清之事，期以百年”，最根本的恢復中華文化法統(tǒng)之路，只有從學術上努力。展覽中有件名為“漢畢少郎銅葆調(diào)”的漢代藏品，造型奇特，羅氏自述“葆調(diào)狀如鑰，不知何用”。身為收藏泰斗和古器物學開創(chuàng)人的藏主，那實事求是的學術態(tài)度更值得敬仰。

漢畢少郎銅葆調(diào)

“國家與群力所不能為者

竟慨然以一人之力任之”

當時國學界盛行的康有為今文學，有著“不治訓話名物”的先天不足。羅振玉從文獻整理入手，為時人信今疑古的思潮踩下剎車。在搶救性發(fā)掘整理清廷典籍特別是大庫檔案上，他不惜成本，又慧眼獨具。比如《明熹宗皇帝寶訓抄本》和《清嘉慶元年暹羅國王鄭華進貢物表》兩件展品，乍看平淡無奇，細品卻發(fā)現(xiàn)，二者均寥寥數(shù)語，卻分別是高度濃縮兩個朝代政經(jīng)文化全領域的百科膠囊。

羅氏最后定居并終老旅順，其故居占大頭的組成部分，是一座碩大無朋的大云書庫。這座歷史上的東北第一藏書樓，雖然歷經(jīng)多年戰(zhàn)火和“運動”，散佚到只剩三分之一，但遵羅振玉遺孀意愿無償捐贈，讓旅順博物館和大連圖書館雙雙成為業(yè)界重鎮(zhèn)。

其中，旅博繼承了羅氏冠絕全球的甲骨文收藏之大頭。一件商代的祈雨卜辭甲骨殘片，背面還有“羅大人流（留）的，千萬別賣”字樣，其多年來收藏研究、終成甲骨“四堂”（另有王國維號觀堂、郭沫若字鼎堂、董作賓字彥堂）之首的篳路藍縷可見一斑。但除了孤詣苦心，雪堂先生也不乏將厚重學術舉重若輕的輕松一刻：比如以甲骨文書寫，贈與女兒女婿的幾副對聯(lián)，家國兩圓、長幼盡歡，堪稱整理國故中的一段佳話。

抱著求全并求實的學術態(tài)度，他在清亡后旅日的八年間，著書便有近五十種，涵蓋從甲骨學到敦煌學、從簡犢學到古器物學等各大領域，且不是開山就是扛鼎之作。其一生著作130多種、收藏數(shù)以十萬計，且培養(yǎng)高足若干，滋養(yǎng)的血親后學，從其幼弟振常以降，直到有當代大儒之稱的嫡孫羅繼祖，不一而足。

承前啟后的福字輩的五位羅家“學二代”，更是直接開創(chuàng)了一門名為西夏學的學科。羅振玉幼子羅福頤更是繼承發(fā)揚了乃父那個從飯碗到愛好、終成一代大家的小趣味——刻印。只是這位曾經(jīng)的少年圣手一枚刻于偽滿時的“內(nèi)廷翰林”，永遠為這一學術家族印下了洗不掉的污點。

“國家與群力所不能為者，竟慨然以一人之力任之。”歷史上不乏這樣真的猛士，但大多成了《挑滑車》高寵那樣的悲劇英雄。而逆歷史大潮而行的羅振玉，取得的學術成就卻能開枝散葉繁茂至斯。

在一位和筆者同場觀展的著名文史學者看來，這里面卻藏著不可或缺、也不可替代的必然主因，“民國收藏界十之八九是貴公子，只知往貴里買，加上從小熏陶的好品位，最后收獲總也能大差不差——反正沒有花錢的不是。反觀‘褒貶才是買賣’的雪堂先生，該花的從來手不慫、卻不被人‘架秧子’。憑的只是學識、膽識甚至經(jīng)濟學常識，正事辦了，還順便把自己從窮書生變成富翁。這樣的‘撿漏’才叫最上乘。能與之相比的，恐怕只有與起初受其提攜、其后與之相知相交三十載、開口提筆必稱‘雪堂先生親家有道’的王國維，那‘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的人生境界?！?/p>

“他因為其歷史污點而長期被選擇性忽視，就像他那些活到1949年以后的偽滿同僚，在新政權這里要先作為漢奸、戰(zhàn)犯老老實實服刑一樣，雖然不乏可惜甚至令人同情者，卻是公平的。而這么多年過去了，給予如此重要的學術大家一個正當?shù)脑u價，從給他一個被正常認識的機會開始，也許晚了點，但同樣是公平來了?！北M管云淡風輕，但往事終究并不如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