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平凡的世界》的多重辯證法

摘要：伴隨著中國社會的個體化進程，路遙的《平凡的世界》塑 造了個人歷經(jīng)苦難，自我教育、自我成長的范式。這一范式契合了 1990年代以來中國發(fā)展的核心理念，并有效地鼓舞了青年。本文嘗試 從進城、勞動和個人化三個層面解讀這部小說。與《人生》相比，路 遙把孫少平的“進城”沖動從具體的時代環(huán)境中抽離出來了，將“進 城”等同于“闖蕩世界”，賦予其浪漫化的光環(huán)。站在新舊世界交叉 地帶的孫少平，既渴望流動的自由，又依戀國家體制所賦予的安穩(wěn)。同時，勞動被濃墨重彩地描寫，并獲得了象征意義，勞動是一個人戰(zhàn) 勝自我的過程。勞動與精神的互相證成，關聯(lián)著自我意識的生成。由此，《平凡的世界》提供了一個有意義的“標本”:一個時代通行的互相抵牾的價值觀念都在小說中留下或深或淺的印跡。

關鍵詞：路遙 《平凡的世界》 進城 勞動 個人化

在一個時代所攜帶的觀念行將耗盡其能量之時，承載了這一時代精神的作品反而會浮出水面，再次吁請人們的注意。在我看來，路遙的《平凡的世界》就是 這么一部作品。它伴隨著中國社會的個體化進程而誕生，塑造了個人歷經(jīng)苦難， 自我教育、自我成長的范式。這一范式契合了1990年代以來中國發(fā)展的核心理 念，并有效地鼓舞了青年，特別是處在社會底層的青年，從這個意義上說《平凡 的世界》被稱作“勵志讀物”。然而，當個人主義的燈火逐漸黯淡之時，《平凡的世界》再次回到了人們的視野，引起了文學界的多方討論。人們在如何理解這 部小說上產(chǎn)生了各種分歧，到底應該將它視作社會主義傳統(tǒng)在1980年代的慣性運 行，還是認為它開啟了改革開放時代的話語空間。這一討論似乎不應當簡單被視為對于一部文學作品的重燃熱情，也不僅僅是對歷史的再勘探或“再解讀”。我們沿著一部文學作品的腳印回到一個時代的開端，是在個人主義陷入危機之際，重新發(fā)現(xiàn)“斷裂”的內(nèi)在關聯(lián)，也是重新尋找未來的可能性。

一、進城與返鄉(xiāng)

討論《平凡的世界》，“進城”意義重大。事實上，這也是塑造了當代中國整體面貌的歷史性事件。對于個人來說，進城意味著擺脫土地對人的束縛，意 味著視野的轉換，意味著流動性的增強，同時也意味著身份的改變。從社會層面看，隨著20世紀七八十年代經(jīng)濟改革的開啟，中國進入現(xiàn)代化的快車道，城市對于農(nóng)村勞動力的需求快速增長，造成了最大規(guī)模的人口遷移。這一歷史進程也成 為作家書寫的著力點。

事實上，在《平凡的世界》以前，路遙就以《人生》中的“進城—返鄉(xiāng)”敘 事引起強烈反響。不妨重溫這一敘事。在《人生》中，高加林必須要進城這一勢 能是由危機情境造成的。大隊書記明樓將民辦教師的職位從高加林手中奪過來，換成了自己的兒子，給高加林一家?guī)砹穗y以言喻的打擊。這一危機形構了小說 敘事的動力，也成為高加林進城的起點。

那么，何以如此呢?這要從高加林的身份談起。在《人生》的時代，對一個受過高中教育的知識青年而言，鄉(xiāng)村還沒有做好吸納知識以及知識青年的準備。農(nóng)民們按著祖祖輩輩傳承下來的方式勞作。是否接受過教育并不構成差異。由此，民辦教師這一職業(yè)就成為不同體制之間的縫隙。一方面，它允許知識青年 以傳承知識的方式謀生，知識成為門檻。同時還使青年們避免遭遇繁重的勞作。就像高加林說的:“農(nóng)民啊，他們那全部偉大的艱辛他都一清二楚!” 1 承認勞 動的偉大是教育的結果，而“艱辛”則是他的親身體驗。兩者疊加起來，共同構 成了高加林對于農(nóng)民的認知。所以，他讀書的目的就是逃離農(nóng)民的命運。另一方 面，民辦教師這一職業(yè)又是農(nóng)民與國家體制之間的橋梁。通過考試，民辦教師可以轉為國家教師，是當時農(nóng)村除了參軍、考學以外的進入體制的路徑。因而，民辦教師的這一屬性決定了它必然是稀缺資源。這也是為什么高加林被剝奪了民辦教師的崗位這一事件給高家?guī)砹藲缧源驌簟?/p>

這一挫折讓高加林產(chǎn)生了強烈的報復情緒。他立志要比高明樓他們強，比他們更有出息?？墒?，怎么才能勝過高明樓這樣一個鄉(xiāng)村里的強人的事實呢?只 有離開高家村這一條路。這背后隱藏著城鄉(xiāng)二元結構中城市處于優(yōu)先地位。只要進入城市這一有利“地形”，就意味著進入了現(xiàn)代空間，無論個人能力高低，都可以跟鄉(xiāng)村里的強人比個高下。反之，在高加林看來，成為農(nóng)民，就意味著處處被人瞧不起?！度松穭?chuàng)作于1981年，其時，大規(guī)模的農(nóng)村人口向城市轉移還沒有開始。路遙已經(jīng)意識到，從最基本的生存層面考量，農(nóng)村勞動力，特別是像高加林這樣受過基本教育的勞動力，需要通過進城獲得物質上的保障和精神上的自由。否則，無論是對于高加林個人還是高家整個家庭來說，“往后的日子肯定不好過”。今天，有論者從資本的角度看待進城，認為為了滿足資本對大量廉價勞 動力的需求，農(nóng)民是無差別地被驅趕到城市大工業(yè)中的。這一論斷脫離了具體的活生生的人的欲望和精神，顯得凌空虛蹈了。

如果說，在《人生》中，高加林主要是為了生存以及擺脫被歧視而進城， 到了《平凡的世界》中，路遙對孫少平進城的理由進行了“改寫”。像高加林一樣，孫少平在結束了三年的民辦教師生涯后，回到雙水村當了農(nóng)民。對于成為農(nóng)民，孫少平不像高加林那樣表現(xiàn)出強烈的憤慨情緒，但他也確實渴望掙脫農(nóng)村。他的理由又是什么呢?首先，和高加林一樣，他們因為在外求學，感受到了更廣闊世界的召喚?！八鲜歉杏X遠方有一種東西在向他召喚。他在不間斷地做著遠行的夢。” 2 待在農(nóng)村，成為農(nóng)民，就和廣大的自由自在的精神世界隔絕。他認為肉體上的熬苦將使他的精神變得麻痹。其次，他認為農(nóng)村大家庭限制了他，使他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安排自己的生活。他甚至感慨說:“農(nóng)村的家庭也是一 部復雜的機器啊!”

路遙創(chuàng)作《平凡的世界》第二部的時間，是在1986—1987年。此時，“家庭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任制”在農(nóng)村改革中基本完成，生產(chǎn)效率得到提高，農(nóng)民的經(jīng)濟收入也得到增長，城鄉(xiāng)之間的差距也在逐漸縮小。3 在小說的時間線中，孫少安的燒磚窯已經(jīng)開工。一種蒸騰著熱氣的生活正在徐徐展開。對于孫少平來 說，經(jīng)濟因素已經(jīng)不構成他進城的主要因素了。精神因素開始占據(jù)這個小知識分子的頭腦。路遙將之歸結為少年意氣、青春沖動。他特地用了一段抒情性的 話語來替孫少平辯護。

經(jīng)過不斷的內(nèi)心斗爭，孫少平已經(jīng)下決心離開雙水村，到外面去闖蕩世界。有人會覺得，這后生似乎過于輕率和荒唐:農(nóng)村的生活已經(jīng)開始變 得這樣有希望，他們家的事業(yè)也正在發(fā)端之際，而且看來前景輝煌，他為什么要去不屬于自己的世界自尋生路?那個陌生的天地會給他帶來多少好 處?這恐怕只有天知道!

但是，寬容的讀者不要責怪他吧!不論在任何時代，只有年輕的血液 才會如此沸騰和激蕩。每一個人都不同程度有過自己的少年意氣，有過自己青春的夢想和沖動。不妨讓他去吧，對于像他這樣的青年，這行為未必就是輕舉妄動! 4

在這里，路遙把孫少平的“進城”沖動從具體的時代環(huán)境中抽離出來了，抹掉了城市和鄉(xiāng)村的意識形態(tài)內(nèi)涵。將“進城”等同于“闖蕩世界”，顯然是賦予 其浪漫化的光環(huán)。這是一次有意味的改寫。表面上，《平凡的世界》召喚了青年 進城的熱情，以至于被視為青年人的“圣經(jīng)”。同時，小說又與改革意識形態(tài)暗中契合，為城市化的進程準備了大量勞動力?！镀椒驳氖澜纭窂妱诺臍v史能量正 在于此。

對于孫少平來說，想法固然是浪漫的，但生活卻是堅硬的。孫少平在進城之前就非常清楚，除了到工頭承包的各種建筑工地上做小工，他別無選擇。教育同樣不能在他進城過程中為其賦能。除此之外，路遙還敏銳地意識到了孫少平的“進城”對于農(nóng)村意味著什么。從農(nóng)村本位出發(fā)，孫少安不能接受孫少平“闖蕩世界”的想法，稱之為“到外面去逛”。在他看來，農(nóng)村勞動力缺 乏，且農(nóng)村收入正在不斷提高，從經(jīng)濟上考量，“進城”并不合算。孫少平也 清楚，一旦他出走，就意味著父親和哥哥的負擔更重。但無論如何，他一定要走。站在城市化進程已然改變中國社會面貌的當下，我們或許很容易后見之明地將孫少平的執(zhí)意出走視為一個時代的先行者，但是，這無法解釋，當時當?shù)爻鞘械奈烤购卧?

答案還要從孫少平的“進城”經(jīng)驗中去尋找。如孫少平所預期的，進了城 的他也只能到工地上做個小工，而且是以低于市場價格出賣勞動力才能獲得一席之地。在得到曹書記一家的肯定后，孫少平意外獲得了在陽溝落戶的機會。陽溝也是農(nóng)村，只不過與雙水村相比，更靠近城市邊上，在城市化過程中有可能率先被納入城市的軌道。孫少平毫不猶豫就答應了，并視為難得的機遇，即使分不了地，即使家里人的戶口轉不過來也沒關系。孫少平意識到曹書記此舉意在讓他當上門女婿嗎?小說為了保護孫少平的正面形象，試圖讓我們認為孫少平對此是一無所知的。這時候的孫少平，未免過分天真了。即使我們相信路遙所述為真，讀 到此處也有些許的不適，顯然，落戶這件事與“闖蕩世界”的少年意氣之間仍然發(fā)生了微妙的錯位。有經(jīng)驗的讀者大約在此處會猶疑，孫少平真的只是想在廣闊世界里闖一闖嗎?他為什么如此在意落戶與扎根?在這一點上，路遙已然觸及了此后微弱而長期的“放開戶籍限制，變農(nóng)民為市民”的呼聲。不過，在小說中， 這一“落戶”的情節(jié)只是鋪墊，要到銅城礦務局招收二十來名農(nóng)村戶口的煤礦工人之時，“落戶”的意義才能顯現(xiàn)出來。當曹書記因為孫少平落的是空頭戶口， 擔心市上和地區(qū)的勞動部門找麻煩時，孫少平則胸有成竹地想到了田曉霞可以出 面給他想辦法。

這一情節(jié)再次與《人生》中高加林通過特權進城形成了對照。在《人生》 中，高加林固然有通過二爸的關系進城的主觀愿望，但客觀上他是在馬占勝的運作下進的城。路遙對于農(nóng)村青年通過特權關系進城是持批判態(tài)度的。敘事者與小說人物之間隔著相當?shù)木嚯x。但是，到了《平凡的世界》的時候，孫少平非常篤 定地要求田曉霞去想辦法，并告訴她這是唯一可以走進公家門的途徑。此時，敘 事者與小說人物之間是同一的。敘事者完全肯定且認同孫少平的行為。事實上， 這也是《人生》與《平凡的世界》在文學界評價差異明顯的部分原因。從形式上講，敘事者與人物保持距離，一般被認為是更為高級的敘事形態(tài)。再者，《人生》對于現(xiàn)實有批判性，而《平凡的世界》則不僅完全認同了現(xiàn)實，而且還浪漫化地裝飾了現(xiàn)實。

不同于高加林的進城終究以返鄉(xiāng)而結束，孫少平的故事終止于煤礦。在仲平好意提出通過他的父親給銅城礦務局局長寫信把少平從大牙灣煤礦調(diào)到省城來工作時，孫少平拒絕了。為什么進城的敘事沒有被復制而是停留在某一處呢?路遙向我們解釋說，那是因為少平與煤礦有了難以割舍的感情。如果我們還記得，就在遷戶口之際，少平也曾經(jīng)流露出對于鄉(xiāng)村難舍的依戀之情。顯然，完全用感 情來解釋恐怕是不夠的。一種可能的理解是，孫少平成長為一個成熟的人。他對 于人生價值的判斷不再依賴于身處怎樣的環(huán)境，無論是城市還是鄉(xiāng)村。有人據(jù)此 將他想象為一個有著選擇自由的強大主體，認為“這種盡管模糊、無法具體賦形卻又真真切切的對‘其他選擇’的想象、遠見和不放棄，總能夠在此后歷史展開中為后人提供打開‘理性’、‘自我’、‘發(fā)展’、‘市場’、‘現(xiàn)代’等合理化限制的可能。這難道不是20世紀中國文學最值得人去珍重的品質?正是秉持著對人生的不竭思索，對未來的特殊想象，當改革開放初見成效，利益共同體初步形成，其他人都安于甚至急于‘對號入座’在其中尋獲一份‘歸屬感’之時，孫少平在不斷放棄固定自我的流動狀態(tài)中成就了一個豐富的主體” 5 。也有人認 為，當孫少平以為自己成為勞動主體的時候，他不過是成為了廉價勞動力?！半p水村的后代們，將被‘看不見的手’驅趕到礦井中，生產(chǎn)出‘帶血的煤’。” 6在我看來，另外一種解讀方式是，孫少平在體制內(nèi)有了安身之地。他的闖蕩世界的雄心就熄滅了。他更愿意以一種按部就班的方式獲得人生的成功。從這個意義上說，站在新舊世界交叉地帶的孫少平，既渴望流動的自由，又依戀國家體制所賦予的安穩(wěn)。這意味著，在一個高流動性即將來臨的時代，孫少平孜孜以求的是勞動的穩(wěn)定性。這一悖論性關系構成了現(xiàn)代社會的特征之一。很難簡單地用一種 解讀方式覆蓋另外一種。這大約就是《平凡的世界》的迷人之處?？此茊渭兊那?節(jié)，卻容納了不同的解讀，可以投射不同讀者的不同經(jīng)驗。隔著三十年的時光距 離，重讀這部小說，我們大約會猜測孫少平將要經(jīng)歷怎樣的命運。煤礦可能會被關閉，他將再次成為四處流動的個人。當讀者將目光聚焦在孫少安、孫少平兄弟的生活時，往往會忽略，在進城的敘事中，還有一個人，那就是王滿銀。在小說 中，王滿銀并非一個正面的形象。他總是在外面閑逛，其行動范圍遠遠超出雙水村的諸人，足跡甚至遠至上海、深圳。他的閑逛，并不以追求財富為目的。除了 偶爾倒賣小商品維持生計以外，他始終一無所有地處于流動狀態(tài)。顯然，不同于孫少平的正面塑造，小說中的人物與敘事者都對其持否定判斷，甚至輕蔑地稱之 為“逛鬼”。這是因為，王滿銀的閑逛，是以蘭花的沉重勞動為代價的。這是基于鄉(xiāng)村本位，從勞動力的角度所做出的判斷。如果拋開各種道德化的評判不談， 王滿銀這一人物形象或許與本雅明所說的無所事事的閑逛者有幾分神似。但是， 改革時代的意識形態(tài)無法接納這一過于現(xiàn)代的意識。小說安排王滿銀在某一刻 “幡然醒悟”，指認閑逛的生活“荒唐而愚蠢”，回到家鄉(xiāng)，重新成為鄉(xiāng)村的一分子。這是另一種“進城—返鄉(xiāng)”的敘事，但也意味著，對于路遙而言，現(xiàn)代意義上的自由，尚未到來。

二、勞動與尊嚴

在路遙看來，一個人只有誠實勞動，才能保證其在“進城敘事”中處于合法地位。像王滿銀這樣無所事事的閑逛者，注定是無法在城市擁有一席之地的。事 實上，對于《平凡的世界》而言，勞動都是無法繞開的巨大價值物。甚至于，路遙的作家形象也是建筑在勞動之上。這在當代中國作家中確實是罕見的。

在著名的創(chuàng)作談《早晨從中午開始》中，路遙塑造了一個以勞動倫理為最高 倫理的自我形象。

作家的勞動絕不僅是為了取悅于當代，而更重要的是給歷史一個深厚 的交代。如果為微小的收獲而沾沾自喜，本身就是一種無價值的表現(xiàn)。最渺小的作家常關注著成績和榮耀，最偉大的作家常沉浸于創(chuàng)造和勞動。勞動自身就是人生的目標。人類史和文學史表明，偉大勞動和創(chuàng)造精神既是 產(chǎn)生一些生活和藝術的斷章殘句，也是至為寶貴的。

勞動，這是作家義無反顧的唯一選擇。

這是典型的路遙式的敘述方式。歷史、人生、生活、藝術、勞動、創(chuàng)造...... 這些詞語在修辭的意義上具有同一性，是可以互換位置而不影響意思的表達。但如果細細品味，又似乎會發(fā)現(xiàn)，勞動與其他詞語之間，有著微妙的捍格。盡管勞動確實分為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然而，當我們提到“勞動”一詞時，想到的多為體力勞動，而將作家的創(chuàng)作歸為創(chuàng)造一類。路遙打通了這一區(qū)隔，將作家的創(chuàng)造與農(nóng)民的春種夏耘并論。事實上，路遙也是從體力勞動這一角度談論他為《平 凡的世界》所付出的艱苦卓絕的努力的。讀書、查閱報紙，在生活中奔波，乃至于寫作過程中生活的艱苦，以及漫長的抄寫過程......在對于自己寫作過程事無巨細的敘述中，創(chuàng)造的神秘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勞動者艱苦而有尊嚴的勞動。

在歷經(jīng)千難萬險完成《平凡的世界》的創(chuàng)作時，路遙再次以莊稼人的勞動為 喻談論寫作:

再一次想起了父親，想起了父親和莊稼人的勞動。從早到晚，從春到 冬，從生到死，每一次將種子播入土地，一直到把每一顆糧食收回，都是一絲不茍，無怨無悔，兢兢業(yè)業(yè)，全力以赴，直至完成——用充實的勞動完成自己的生命過程。

我在稿紙上的勞動和父親在土地上的勞動本質上是一致的。由此，這勞動就是平凡的勞動，而不應該有什么了不起的感覺。由此，你寫平凡的世界，你也就是平凡的世界中的一員，而不是高人一等。

奇異的是，經(jīng)過換喻的修辭，勞動兼具了平凡與神圣兩種性質，并從日常 生活中抽象出來，具有了精神的維度。我們不禁要追問，這樣的轉換是怎么發(fā)生的?在《平凡的世界》中，勞動又發(fā)揮著怎樣的作用?

一般而言，對于勞動的價值判斷往往來自鄉(xiāng)村倫理。具體地說，由于鄉(xiāng)村勞動的個體性、直觀化，是否會勞動，是鄉(xiāng)村衡量一個人能力大小的重要標準。在《人生》中，敘事者與小說人物的距離，某種程度上也來自小說人物對于勞動 的態(tài)度。一開始，路遙就借高玉德老兩口之口，指出高加林“不習慣勞動”。一 個農(nóng)家子弟，竟然不習慣勞動，可見家庭對其溺愛。但是，失去了民辦教師一職 的高加林也不能不勞動，他十分清楚，他的不勞動，已經(jīng)讓全村人側目?！扒f稼人嘛，不出山勞動，那是叫任何人都瞧不起的?！?7 可他是怎樣“表演”勞動的呢?他穿上最破爛的衣服，在腰里束了一根草繩，把自己“化裝”成了農(nóng)民。他 以這種形式來表達自己的憤怒，以及內(nèi)心深處對于勞動的鄙視。他以過度勞動的姿態(tài)與真正的勞動劃清界限。他視勞動為一種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他向德順 老漢解釋他如此這般的原因——“德順爺爺，我一開始就想把最苦的都嘗個遍，以后就什么苦活也不怕了。你不要管我，就讓我這樣干吧。再說，我現(xiàn)在思想上 麻亂得很，勞動苦一點，皮肉疼一點，我就把這些不痛快事都忘了......手爛叫它 爛吧!” 8 由此可見，高加林一開始就沒有像莊稼人一樣長遠地打算在土地上投入他的勞力。他以戲劇化的形式向村莊人展示自己的意志品質，同時又以這種方式跟恒久的日常勞動劃清界限。到了《平凡的世界》，孫少平雖然不像高加林這般以情緒化的方式表達對勞動的抗議，但也遵循了相似的邏輯，將體力勞動與精神世界對立起來，認為過于沉重的體力勞動壓抑了精神自由?？梢姡卩l(xiāng)村，勞動與精神是分離的，是互相獨立的領域。

有意味的是，盡管在鄉(xiāng)村生活中的勞動如此煩難沉重，但并沒有在小說中獲得同等程度的描寫。只有當小說里的人物遇到了難以解決的困惑的時候，勞動才成為他們的“避難所”。盡管路遙承認勞動對于鄉(xiāng)村有著特殊重要的意義，是倫理式的存在，但是，鄉(xiāng)村里的勞動卻是“看不見的”，更無法被指認。我們得以認識勞動在人身上留下的深深印記，要到孫少平進城以后。勞動被濃墨重彩地描寫，并獲得了象征意義——勞動是一個人戰(zhàn)勝自我的過程。這是一個有意味的現(xiàn)象。

每當背著石塊爬坡的時候，他的意識就處于半麻痹狀態(tài)。沉重的石頭幾乎要把他擠壓到土地里去。汗水像小溪一樣在臉上縱橫漫流，而他卻騰 不出手去揩一把;眼睛被汗水腌得火辣辣地疼，一路上只能半睜半閉。兩條打顫的腿如同篩糠，隨時都有倒下的危險。這時候，世界上什么東西都 不存在了，思維只集中在一點上:向前走，把石頭背到箍窯的地方——那 里對他來說，每一次都幾乎是一個不可企及的偉大目標!

三天下來，他的脊背就被壓爛了。他無法目睹自己脊背上的慘狀，只感到像帶刺的葛針條刷過一般。兩只手隨即也腫脹起來，肉皮被石頭磨得 像一層透明的紙，連毛細血管都能看得見。這樣的手放在新石碴兒上，就像放在刀刃上! 9

在路遙的筆下，勞動不再成為勞動本身，勞動甚至也不僅僅是塑造自我的 方式，這樣艱苦的勞動根本就是偉大的獻祭，而祭品就是一個人的身體。這不禁讓人想起，在創(chuàng)作《平凡的世界》時，路遙也是像孫少平這樣，以身體為代價， 不顧一切地投入艱苦的勞動。路遙在《早晨從中午開始》里描述了自己工作的狀 態(tài)。他將寫作的地方稱為黑暗的“牢房”，為了寫作，他完全放棄了常人的生 活，過度勞累，而且因為忙于寫作常常饑餓。我們于是留下深刻印象——如果說創(chuàng)作是一座熊熊燃燒的火爐，那么，身體就是薪柴。從這個意義上說，《平凡的世界》之所以給我們留下的深刻印象，一個隱而不彰的原因是，它的誕生是以作者，特別是作者身體的損毀為原料的。路遙是這樣描述寫作所帶來的身體的崩潰——“身體軟弱得像一攤泥。最痛苦的是每吸進一口氣都特別艱難，要動員身體全部殘存的力量。在任何地方，只要坐一下，就睡著了。有時去門房取報或在院子曬太陽就鼾聲如雷地睡了過去。坐在沙發(fā)上一邊喝水一邊打盹，臉被水杯碰開一道血口子?！?0 在路遙的自述中，我們依稀能看到孫少平的影子。這意味著，在路遙的邏輯里，不是勞動的成果而是勞動的代價決定了勞動的價 值。這不禁令今天的讀者想起鄭小瓊曾經(jīng)在詩歌里描述過的流水線上的斷指?？梢哉f，《平凡的世界》構成了此后一系列工廠與身體的敘述的開端。只不過，當鄭小瓊們憤怒地批判城市與工廠如怪獸吞噬身體，而路遙驕傲地視傷痕為勛章。所以，小說勢必以孫少平的受傷結束。容貌被毀了，一道永遠不能消失的疤痕，既是高強度勞動的見證，也是強者的榮譽勛章。

在路遙看來，自虐式的勞動帶來主體的充實，賦予一個人凜然不可侵犯的 尊嚴。細究起來，這其實是窮人才有的捍衛(wèi)自身的方式。當一個人一無所有的時候，他只能通過勞動來確認自身的力量，以超限度的出賣勞動的方式來獲得別人的尊重。這似乎印證了蔡翔所說的勞動所具有的強大的解放力量。但是，正如黃子平提醒我們的，為勞動賦予崇高價值的往往不是勞動者，而是知識分子。“勞 動價值單獨地提出來形成了一種‘單維’或者說是‘單向度’。”“尊嚴不可能是單向度的、單維地由勞動價值來確定?！?1 這也是孫少平打動讀者的地方—— 他帶著累累傷口在燭光下聚精會神地看書的情景幾乎令所有《平凡的世界》的讀者難以忘懷。勞動與精神追求重合起來，共同為孫少平賦予了神圣的光暈。他不同于那些同居一室的攬工漢，勞動之于他更像是儒家傳統(tǒng)里所說的人格修煉;他也不同于只會夸夸其談的知識分子，勞動使他深植于社會現(xiàn)實中，并獲得了令田曉霞等仰望的力量感。無論是勞動還是精神追求，都關聯(lián)著自我的發(fā)展，成為個 人化的選擇。

三、沒有個體主義的個體化

從根本上說，《平凡的世界》講述的是個人的故事——個人如何在中國邁向市場經(jīng)濟的時刻，以強盛的欲望與勇氣，參與了社會性流動，并實現(xiàn)了階層的躍遷。這個在小說開頭一貧如洗的家庭，經(jīng)過艱苦的奮斗，到了小說的結尾，已經(jīng)部分地擺脫了貧困。孫少安所經(jīng)營的磚廠欣欣向榮，像這樣的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將在未來中國經(jīng)濟發(fā)展中扮演重要角色;孫少平成為煤礦工人;蘭香成為一名大學生，新的充滿希望的生活正在向他們展開。從這個意義上說，路遙與他的精神導師柳青恰恰描繪的是截然不同的場景:后者描繪的是集體如何改變了農(nóng)村的生活面貌與人們的精神面貌，而前者表現(xiàn)的是個人如何從集體中掙脫出來，尋找新的出路。

簡而言之，《平凡的世界》的意義正在于描繪了“奮斗個體”(triving individual)的形象。所謂奮斗個體，即有著強大的內(nèi)驅力，對于個人發(fā)展有著長 遠的規(guī)劃和打算，能不屈不撓地執(zhí)行這一計劃和打算的個人。孫少安和孫少平的 魅力正來源于此。他們有強烈的意愿要改善個人的生活，希望能按自己的想法過自己的生活，追求自己的人生。路遙把這種對個人選擇的熱望和承擔的勇氣描寫 得充滿了激情和力量。兄弟倆始終對于美好遠景抱有樂觀的期待。這一朝向未來的理想主義精神也鼓舞了讀者。烏爾里希·貝克是這樣描述個體化的，“現(xiàn)代生活正在把我們所能想到的一切:上帝、自然、真理、科學、技術、道德、愛、婚姻，都轉變成‘不 確定的自由’。所有形而上學和超驗的東西，一切必然性和確定性，正在被藝術性(artistry)所取代”12 。個人化的要害在于，身份不再是給定的東西，相反，個人要通過行動來確立自主性與合法性，來承擔責任。在《平凡的世界》中，孫少安意外地通過拉磚掙了一筆錢，同時也發(fā)現(xiàn)了磚瓦的稀缺 性，于是把目光投向了燒磚窯。小說是這樣描寫他的心理活動的，“他當時打算回來給大隊領導建議開辦個磚瓦廠......現(xiàn)在既然集體分成了一家一戶，人就更自由了，為什么自己不能辦呢?沒力量辦大點的磚廠，開一個燒磚窯看來還是可以的——像他們家，男女好幾個勞動力，侍候一個燒磚窯也誤不了種莊稼!”在傳統(tǒng)生活里，社會對于個人往往有著嚴明的規(guī)則，比如，限制流動等，在小說所描寫的這一個時間節(jié)點，舊的規(guī)則逐漸失效了，人們獲 得了自己做決定的權利。因此，在孫少安拿定主意后去征求父親的意見，父親只是讓他自己做主。同樣地，孫少平離家進城打工的決定雖然不被家人所 完全理解，但也獲得了自我決定的自由。

問題在于，自己做出選擇，同時也意味著自己要獨自承擔選擇失敗所帶來的 巨大風險。如人們所想象的，在經(jīng)歷了成為“冒尖戶”的巨大喜悅之后，孫少安的磚燒砸了，一時間發(fā)生了戲劇性的轉折。孫少安轉眼陷入了破產(chǎn)的境地，甚至無力支付銀行的貸款和傭工的工資，幾乎陷入絕境。小說進行至此，路遙有一番議論:

對于一個平凡的農(nóng)民來說，要在大時代的變革浪潮中奮然躍起，那是極其不容易的。而跌落下來又常常就在朝夕之間。像孫少安這樣一些后 來被光榮地奉為“農(nóng)民企業(yè)家”的人，在他們事業(yè)的初創(chuàng)階段是非常脆弱 的。一個偶然的因素，就可能使他們處于垮臺的境地;而那種使他們破產(chǎn) 的“偶然性”卻是慣常的現(xiàn)象。因為中國和他們個人都是在一條鋪滿荊棘 的新路上摸索著前行，碰個鼻青眼腫幾乎不可避免。

這就是人們面對的現(xiàn)實。

而問題在于，我們能不能在這條路上跌倒后，爬起來繼續(xù)走下去? 當然，我們毫不懷疑整個社會將奮然前行! 13

在路遙看來，自主的人生轉眼變成破裂的人生，并不源于社會保障機制的不足或脫落，即貝克所說的“中國社會主義的社會安全網(wǎng)的消失殆盡”。相反，他將個人的經(jīng)歷提喻為民族國家的發(fā)展歷程，認為在個人經(jīng)歷困苦的時候，中國同樣在摸索一條全新的艱難的道路。經(jīng)由這樣的話語轉換，個人生活的意義超越了個體本身，從而具有了普遍性和神圣性，實現(xiàn)了民族國家與個人的同構?；蛟S是 為了安慰與激勵尚處在個人化轉型過程中的讀者，路遙最終讓孫家兄妹以極大的 意志力從困境中崛起，克服了風險，獲得了個人的成功。像個人那樣去選擇，去行動，同時，承受選擇所帶來的不確定性，個人承擔個人的失敗，已經(jīng)成為當下 不言自明的共同意識。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將這種觀念的源頭追溯到這里。

說到個體化，人們很容易想到孤零零的、單打獨斗的個人形象，卻往往忽略了個體的身份仍然是由個體與集體的關系決定的。事實上，這也是《平凡的世 界》的題中之義。在個人獲得一定的自主性之后，如何與集體重新建立關聯(lián)，是路遙思考的問題。

當孫少安通過經(jīng)營磚窯場改善個人生活的時候，也是雙水村的另外一些人們陷入貧困的時刻。事實上，這也是個體化進程的必然結果，貧富差距拉大，社會不平等進一步顯現(xiàn)。對于孫少安來說，個體化并不意味著與既往的社會關系 的全面斷裂。恰恰相反，長期以來的共同勞動和生活使他對鄉(xiāng)鄰的生活感同身 受?！白鳛橥遴徤?，怎能自己鍋里有肉，而心平氣靜地看著周圍的人吞糠咽 菜?”“這種樸素的鄉(xiāng)親意識，使少安內(nèi)心升騰起某種莊嚴的責任感來。他突然想:我能不能擴大我的磚場?把現(xiàn)有的制磚機賣掉，買一臺大型的，再多開幾個 燒磚窯，不是就需要更多的勞力嗎?”14 在路遙的敘述中，孫少安自然而然地將個人的事業(yè)發(fā)展與他人的生活緊密聯(lián)系起來，他感到了對于他人的強烈責任。發(fā)展與平等的問題以這種方式攜手并進。這是路遙站在1980年代對于未來的樂觀想象。然而，根據(jù)人類學家在廣東某村莊所做的田野調(diào)查可知，像孫少安這樣的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家大多不會雇用鄉(xiāng)鄰，以解決同村人的生活問題。在他們看來，外鄉(xiāng)勞動力更為廉價，也更方便管理。就現(xiàn)實而言，金錢的原則恐怕更為實際。對于普通村民來說，“他們對先富裕起來的農(nóng)民，如老板，依據(jù)血緣、地緣上的傳統(tǒng)倫 理關系寄予某些希望，卻不能得到滿足。于是，他們也終究不得不認可，老板們 ‘按照市場經(jīng)濟規(guī)律辦事，按照資本增值本身的規(guī)律要求辦事’，有其道理。這種針對經(jīng)濟差別的自我心態(tài)調(diào)適，在通常狀態(tài)下有一定作用，但又有其限 度，輕則責怪老板們不夠照顧‘叔伯兄兄弟’，重則批評其‘為富不仁’‘沒 人味’”15 。從這個角度上說，孫少安的行為更像是某種理想，而現(xiàn)實則更接近田海民的情形。事實上，就是在小說里，孫少安的善意也并沒有得到應有的回報。當他因為失誤陷入破產(chǎn)的境地時，鄉(xiāng)鄰們并沒有善待這位鄉(xiāng)村英雄—— “僅僅一夜之間，許多人就用另一種眼光來看孫少安了。實際證明，這個幾年來喧天吼地的人物，看來也不過如此罷了!”16 這也與我們今天關于個人的想象一致——一位站在眾人之外的孤零零的英雄。在孫少安身上，我們或許能發(fā)現(xiàn)期間隱藏著的梁生寶的印跡，然而，這位并無太多個人主義想法的個人，終究還是走出了人群。

當孫少安為了他的磚廠殫精竭慮的時候，孫少平在煤礦將自己重新嵌入集體之中。我以為，路遙特意安排這位內(nèi)心孤傲的個人在集體中錘煉與成長。在危險的勞動環(huán)境中，人與人更能構成休戚與共的情感共同體。如梁生寶一樣，孫少平 成了這個小小集體的領頭人。有意味的是，盡管孫少平能設身處地地替他的年輕 工友們著想，并贏得了他們的信任，甚至，在關鍵時候，他毫不猶豫地救助別人 犧牲自己，然而，我們卻很少看到孫少平與他的小小共同體之間的精神交流。他更愿意一個人閉著眼睛躺在蚊帳中聽一會兒音樂?！耙驗槭羌w宿舍，蚊帳有一 種房中之房的感覺;呆在里邊，就是自己一個人的獨立天地?！?7 這意味著，盡 管個人的崛起是小說著力表現(xiàn)的對象，但是，在價值、信仰與自我認同領域，轉型時期的個人仍然無可避免地在個體與共同體之間徘徊。

《平凡的世界》提供了一個有意義的“標本”:一個時代通行的不同的甚而互相抵牾的價值觀念都在小說中留下或深或淺的印跡。站在時代的轉折路口，路遙一方面將流動性、個人化視為現(xiàn)代社會的發(fā)展方向，贊成個體從社會性制約中脫嵌;另一方面，對于抽離出來的個人，路遙又尋求個人的“重新嵌入”。路遙所描繪的這一路徑，已經(jīng)成為我們理解當下中國現(xiàn)實的重要通道。

注釋：

1 7 8 路遙:《人生》，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20年版，第9、16、65頁。

2 4 9 路遙:《平凡的世界》(第二部)，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7年版，第501、502、

519頁。

3 “根據(jù)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專家的研究，1978—1985年城鄉(xiāng)收入的差距是縮小的，從1985年起擴大。1989年到1991年農(nóng)民收入增長基本停滯，城鄉(xiāng)收入差距又恢復到1978年以前的情況?！眳⒁?汪暉《去政治化的政治》，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8年版，第67頁。

5 金理:《在時代沖突和困頓深處:回望孫少平》，《文學評論》2012年第5期。

6 黃平:《從“勞動”到“奮斗”:勵志型讀法，改革文學與〈平凡的世界〉》，《文 藝爭鳴》2010年第3期。

10 路遙:《早晨從中午開始》，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2年版，第91頁。

11 黃子平:《當代文學中的“勞動”與“尊嚴”》，《文藝爭鳴》2019年第11期。

12 [德]烏爾里?！へ惪恕⒁聋惿住へ惪?格恩斯海姆:《個體化》，李榮山、范譞、 張惠強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4頁。

13 14 16 17 路遙:《平凡的世界》(第三部)，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7年版，第982、 875、985、1112頁。

15 譚同學:《雙面人:轉型鄉(xiāng)村中的人生、欲望與社會心態(tài)》，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6年版，第22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