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德性融匯文學 垂范踐行致遠——錢谷融先生的審美人格發(fā)微

如果只用一個身份來看我的導師錢谷融先生，我想應該就是文學批評家吧。這是一個專業(yè)身份。如果說到職業(yè)身份，那無可置疑就是教師。我是這樣傾向于樸素和簡單地來說我的導師。我的個人成長乃至生命歷程和我的導師直接有關，之所以我現(xiàn)在從事教師工作，并且還在文學批評的專業(yè)領域里，起源就在我是從進入先生師門才真正開始的。說錢先生是教師，對我個人有意義；說他是文學批評家，關聯(lián)的范圍就太廣泛了。我現(xiàn)在以一個學生的聆教所得、一個文學批評專業(yè)教師的些許體會，表達對于先生的緬懷。

錢谷融

一、“人的文學觀”和批評實踐：從錢先生的自選集說起

我開首就簡單地說錢先生是文學批評家。但批評家很多，只是有堅定明確文學觀并在批評實踐中一以貫之的批評家，實屬鳳毛麟角。原因可從文學觀和批評實踐兩方面來談。文學觀是文學專業(yè)者對于文學的基本看法，也是根本看法。不同于其他人，專業(yè)人員應該對此有明確的認知和表達。但事實上文學專業(yè)者并非都有明確的文學觀，或者說有時文學觀只是一種紙上的行文，撰寫者也未必對之有明確的認識，甚至，多數(shù)文學專業(yè)者并無明確的文學觀，多數(shù)或許只是一種經(jīng)驗性的表達吧，更談不上有一種堅定的立場態(tài)度了。之所以如此，我看主要是與文學專業(yè)者的理論素質(zhì)有關——必須有一種邏輯的系統(tǒng)方式表達關于文學的根本認識，也就是文學的價值觀。堅定的價值觀如同人的信仰。正是因此，批評家未必就是理論家或?qū)W者，當然，后者也未必就是合格的批評家。具有理論修養(yǎng)的批評家其實是非常之少的。像錢先生這樣具有高度理論修養(yǎng)、具有明確文學價值觀思想的立場堅定的批評家，在一個時代里也是很少見的。尤其是貫穿于批評實踐中的理論才是有生命的理論，而非灰色的概念邏輯。缺乏理論的批評失之隨機隨意，沒有基本穩(wěn)定性；理論意志過于強烈，則流入抽象世界而與文學現(xiàn)場和具體對象兩不相干，這樣的理論就起不到批評的作用。所以，批評實踐也是檢驗理論、考驗文學觀的一種文學活動。錢先生是一位在批評實踐中貫徹自身文學觀的杰出批評家。他對中外作家作品的批評研究，無一不是他的人性論、人道主義文學觀的體現(xiàn)和展開。反過來說，中外古今的文學經(jīng)典支撐了他的文學觀，他的文學觀正從文學經(jīng)典中孕育形成。文學觀和經(jīng)典意識是錢先生文學思想的兩種表達或體現(xiàn)方式，其實質(zhì)就是人性論或稱人道主義的文學。我姑且不必從理論或批評實踐上來討論，先從錢先生的一本自選集談起。

1995年，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了錢先生的一本論文集《藝術·人·真誠》，副標題是“錢谷融論文自選集”。錢先生平生所著不多，此前成單行本者也很少，晚年出版的幾種多有重復，有些是學生助手編輯成書，但這一本書確是作者唯一的“自選集”——平生論著的選集，且出版時間相對較早。既名自選集，作者的自我評價就在其中了。錢先生呈現(xiàn)自己的文學思想形象的方式和過程，首先就在該書的目錄次第編排中。該書目錄次第不以文章撰寫發(fā)表的時間為序，也不以文章體例或名目為序（比如序文類文章就前后分置在不同位置，并不連貫），同樣也不按文章所論對象類型（如小說、詩歌等文體，或中外作家作品等）歸總為序。錢先生是按照自己的文藝思想、文學批評的主要面貌和重要觀點的體現(xiàn)為主規(guī)劃了該書的框架，在此基礎上適當兼顧了論題的大類歸屬（比如有關魯迅、曹禺的文章相對集中編排），所以該書的結(jié)構其實就是錢先生畫下的平生文學經(jīng)緯。該書編選出版時，先生已過75華誕。

《藝術·人·真誠——錢谷融論文自選集》 錢谷融著，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

我把該書目次簡析為、也是解讀成這樣一個個人色彩鮮明的文學批評理論系統(tǒng)。開首兩篇（《且說說我自己》《對人的信心，對詩意的追求——答友人關于我的文學觀問》）可視為引論，兼有思想和生平表達的雙重效果，用意比較顯豁容易理解，總體上闡明了自己的文學觀大旨和主要的相關史實。對此主旨起補充作用的還有該書的《后記》，由此可以基本明了錢先生的文學思想生平。兩篇自述后是三篇俄國文學文章，分論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高爾基，這三篇文章的文體各不相同，分別為論文、序文、書評。接下可看作是第三部分的是先生的長篇名文《論“文學是人學”》及相關說明文字為附錄三篇。這是一個有意思的細節(jié)：為何不將《論“文學是人學”》排在正文之首？這是一篇提綱攜領、綱舉目張的系統(tǒng)闡釋文學思想、文學價值觀的論文。而置前的三篇文章不僅文體不一，寫法上的詳略也不一致，而且寫作時間也遠靠后20多年，內(nèi)容又并非所論對象的系統(tǒng)研究或全面考察，加之錢先生素來不以俄國文學研究名家。這三篇文章的重要性究竟從何體現(xiàn)呢？這就需要了解和熟悉錢先生的文學淵源、趣味和寫作歷史環(huán)境了。

其實答案在錢先生的多數(shù)文章里已經(jīng)就有了。作為文學專業(yè)研究的知識積累和觀念認知，歐洲古典文學是錢先生的基礎資源，其中以國別文學論，尤以俄國文學為最。這是錢先生的主要文學來源，中國文學傳統(tǒng)的重要性自然更不在話下。看錢先生文章里的引文和類舉，明顯以歐洲、俄國古典文學為最多。中國作家中除古代外，就是魯迅了。就此可以說歐洲古典文學熏陶了錢先生的文學趣味，培育了他的文學價值觀的形成，而俄國文學成為先生文學研究理念和實踐的直接表現(xiàn)與支撐——俄國文學的修養(yǎng)和研究，既能顯示、張揚錢先生的文學價值觀表達，并較能順利獲得時代氛圍的呼應與共鳴，而且也成為中國文學研究的一種示范和啟發(fā)。自選集以俄國文學三大家領銜，正說明了錢先生將之當作自身文學研究的一條路徑顯示，鮮明提示了自己的思想和觀念的來源、文學實踐的基本方法，間接地標舉和強調(diào)了文學評價的高度所在。某種程度上，這也暗示了“文學是人學”的歷史來源，同時代表了這一文學思想對于世界文學的經(jīng)典性實踐，并體現(xiàn)出這一文學思想實踐的當下性意義和功能。換言之，在世界文學的意義上，歐洲、俄國古典文學與“文學是人學”觀，一脈相承，同氣連枝。對此可用為顯證的還有錢先生的另一本文集《閑齋外集》（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該集專有一部分（第二部分）收載了先生歷年間的部分譯文，全是歐美包括俄蘇文藝作品，尤以古典作品為最多。以錢先生為代表之一的中國當代文學批評是世界文學尤其是世界古典文學的一種中國文學現(xiàn)場的承傳、拓展與新創(chuàng)。而在客觀上這也使我們認識到新文學以來，現(xiàn)代學者的人文修養(yǎng)、知識結(jié)構、一般趣味的廣博與深厚，絕非如當代后人幾乎都局限于狹隘的個別專業(yè)范疇，難越雷池。

《閑齋外集》 錢谷融著，曾利文、韓星嬰主編 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

《論“文學是人學”》之后，是錢先生的各類專題論文、文章的次第分編?？梢詫⒅斫鉃槭窃诳傮w價值觀論述的立場上，對于各種文學現(xiàn)象與問題的專門性批評，至于這些批評文字的文體區(qū)別完全無關緊要，即便是一篇序言、一次發(fā)言稿，也總含有一種針對理論或現(xiàn)象、問題的灼見。也許這種“含蓄散亂不經(jīng)意”的文體編排與作者的性情更相合。稍作細分，其后該有這樣幾輯吧，一是重要的文藝批評概念、命題、宏觀現(xiàn)象等的理論探討，如關于細節(jié)（《文藝創(chuàng)作的生命與動力》）、藝術形式（《關于藝術性問題》）、審美情感（《藝術的魅力》等）、文藝批評（《談文藝批評問題》等），有一批文章是以序言、書評形式撰寫的，如《有情致，有詩意》是從柯靈作品談及散文和文藝的品質(zhì)，《對文學的執(zhí)著和追求》是為饒芃子教授的著作寫序而論及文學研究問題，還有關于小說藝術特征的探討（如《我看小說》、《“特寫”與“小說”》）等，篇目數(shù)量上這一類文章在集中大致居半，而其文章形式最為自由多樣，不拘一格。二是關于魯迅和曹禺作品的專論，其中尤以《雷雨》人物論系列文章最為有名，堪稱文藝人物形象批評研究的典范之作，在當代文學批評史上無疑會有一席之地。三是關于個人治學和教學的經(jīng)驗性論述，包括為及門弟子出版的書序、談話錄等，如《〈郁達夫新論〉序》《〈個性·自我·創(chuàng)造〉序》《個性·啟蒙·政治》等，看似應酬命題作文，實在誠心論文，因很多緣起于身邊親近之人，所說都是肺腑會心之語，別有一種隨性動人的親切感。

這主要是按照所論的一般話題來區(qū)分的，如概括全書的內(nèi)容要旨來說的話，以我對于先生的了解和這次重讀的體會，以為當然可以稱先生是一位人道主義文學批評家和理論家，錢先生在多數(shù)場合也是這樣自許的。但我也更愿意視先生為一位人性論立場的批評家和理論家。籠統(tǒng)地看兩者似乎也并無太多差別，甚至沒必要區(qū)分其中的差別，但切近深入地品評先生的理論闡述和批評實踐，這兩者的不同傾向或側(cè)重特點，在先生的文學價值觀表現(xiàn)上還是比較鮮明的，應該值得重視。在我也是學生尊重導師的一種努力吧。

人性論和人道主義在很多情況下、特別是通常使用中很難區(qū)分，或者說就是互用、混用的。對其含義一般會意即可，應該無虞出錯。因其基本內(nèi)涵都是以人及其存在為中心，討論并重視人和人性的價值。兩者的區(qū)分或側(cè)重可能在于人道主義的思想歷史相對更加綿長和廣博，而人性論則以18世紀的英國哲學家休謨出版了《人性論》一書后成為一種哲學思想體系的專門理論。人性論的旨趣在討論人的社會性，重視人的認知、邏輯、倫理、道德以及其中非常重要的情感問題，對道德哲學的形成和發(fā)展貢獻尤著，同時極為重視審美經(jīng)驗等感性論域的探討，強調(diào)了價值觀形成的心理機制。從理論意義上說，人性論更傾向于哲學層面的探討，有著相對鮮明的理論或概念的規(guī)范性。人道主義比較復雜而泛化，一般我們視其為道德規(guī)范的思潮，進而成為人的基本行為準則。但更重要的是人道主義也是一種世界觀，是認知世界、判斷社會價值地位的立場，誕生于歐洲文藝復興時期，提出以人為中心的價值觀，反對、顛覆以神為中心的神學世界觀和價值觀，即以人權否定神權，伸張人的自由意志，由此特別提倡科學和教育，崇尚人的理性，視理性為人類歷史的進步動力，倡導建立所謂理性王國。在此也可見出與人性論的重視道德和情感的感性傾向、道德哲學有著基本取向的不同。人道主義顯然在現(xiàn)實政治和社會運動中更能發(fā)揮出革命性的影響作用。對于中國新文化運動啟蒙就產(chǎn)生過巨大的思想動員和號召作用，并成為中國現(xiàn)代文化思潮的最強大主流。在意識形態(tài)語境中，直到今天仍有資產(chǎn)階級和無產(chǎn)階級、社會主義之分的人道主義區(qū)別——這也成為當代政治意識形態(tài)領域中的一種有著階級斗爭性質(zhì)的理論分野，而非主要是一般道德觀或文化觀的范疇了。

錢先生的文學觀不待言就是以人為中心的文學價值觀，他的名文《論“文學是人學”》可為顯證，論者已多，無需贅述。以人為中心的文學觀就是以人性的表現(xiàn)、尊重人的第一價值地位、堅守人性正義，也就是對待人的基本態(tài)度的道德原則為文學立場準繩，因此審美標準上就以人物塑造的藝術性為圭臬，如以性格、心理、情感等的表現(xiàn)為主要藝術評價對象，并對諸如細節(jié)、語言、環(huán)境描寫的具體性、生動性尤其是與人物塑造的具體關聯(lián)性當作藝術水平高下的衡量標準。所以，錢先生的文學觀最為重視的是有關于人的具體感性的藝術表現(xiàn)和創(chuàng)造，這在哲學基礎上更傾向于人性論的立場，具有道德和審美心理的雙重融合特征，而在廣義的一般思潮范疇的表現(xiàn)上，可以匯入新文學以來的中國啟蒙思想和人道主義的文學潮流。因為極端重視文學創(chuàng)造的審美感性，所以錢先生的文學觀既是一種理論主張，同時也是一種藝術技巧或創(chuàng)作方法的批評理論——是一種能夠在批評實踐中具體、直接運用和踐行的理論方法。這時，我們就會進一步明白先生的自選集為何將三篇俄羅斯作家作品論置于書首領銜于《論“文學是人學”》。我說錢先生是一位有著理論立場的批評家，根本原因就在他的文學批評也是具體的，而非抽象的，但在具體的批評中，理論立場的堅定性和明確性則無處不有自覺和頑強的表達。在錢先生的感性流露中蘊含著執(zhí)著的理性精神，這使他一生能夠堅守自己的價值觀和人生準則。后來人說先生堪稱教育家，我以為這不僅是說培養(yǎng)了門下多少專業(yè)弟子，最重要的應該是對先生融會了文學價值觀精神的人格、性格和人生觀化入了具體的教育踐行與身體示范的一種評價。

二、文章所見的性格與人格：有所為或無所為皆為誠和善

風格即人，也有說風格即人格；風格就是或成于人格，反過來說是人格成就風格。這話在大多數(shù)情況下可以適用，相當程度上說出了文藝與創(chuàng)作主體之間的精神思想關系，如果不太深究藝術表現(xiàn)的特別復雜性的話。錢先生給人的印象乃至于我此前長期對他的直觀認識，以為他確是一位隨性謙和、隱忍大度、淡泊明達的君子學者，但這次重讀先生之作，有些細節(jié)忽然使我有了新的認識，而且以往親炙教誨的一些經(jīng)驗和體會重上心頭，忍不住想先生性格中實有恃才自雄、傲骨嶙嶙、率性耿直、甚至不已于言的鮮明特點，只是歷經(jīng)磨礪、艱辛萬苦終于達到了明哲保身、寧靜致遠的人格境界。那應該已是先生過了從心所欲之年了。很多人對于先生的印象或許主要緣于最后二三十年間的交往吧。先生百歲安詳仙逝，何等境界才有此福報。一生經(jīng)驗足堪后輩敬仰參悟。

自選集由同門學長兄王曉明教授撰序，先生感于弟子所言，遂有《后記》一篇附綴書末。此文中的有段情節(jié)我應在其他場合承先生見示，但恐怕沒有太深印象，不記得當時的所想所感了。這次前后對照，忽有所悟。仿佛更近了先生一層。錢先生的這段話比較長，讀來兩面理解的話，或可體會先生的人生自況之意。援引如下：

“解放初，我的確很亢奮了一陣子，有過‘狂飆突進時代’那種心情。但過不多久，運動一個接著一個地來，起初盡管感到非常違反我的本性，我還是竭力約束著自己，盡量去適應它。一直到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興起，對我的心靈震撼之劇烈，使我實在無法承受。我雖沒有在運動中被劃成右派，但從此被打入了‘另冊’，即使仍舊想順應潮流，跟上形勢，卻再也跟不上，再也無法適應了。于是我又一天天的懶散下去，愈來愈無所作為，其實是再也不敢有所作為了?！?/span>

“本來，‘江山易改，秉性難移?！螞r我這種最初的秉性，又經(jīng)過了幾十年環(huán)境、遭遇的培育熏陶，豈是短時期內(nèi)某種外在形勢的變化所能徹底改變得了的？即使后來并不是運動一個接著一個，即使黨對知識分子的政策更寬松一些，恐怕我也仍然會是、而且只能是像今天這樣的一個懶散的毫無作為的人。因為我的習性，我的志趣好尚，在解放前就早已鑄就定型，牢不可破了。”

（錢谷融：《〈藝術·人·真誠〉后記》，《藝術·人·真誠》，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5，p619）

一方面是自謙懶散而無所作為，另一方面也分明流露出了年輕時敏于時勢政治的亢奮，對于社會的自覺適應，逆境中仍有順應潮流、跟上形勢且有所作為的努力與自許。不管是哪一面，其實都不是“短時期內(nèi)某種外在形勢的變化所能徹底改變得了的”，僅及一面那是對于先生性格的誤會吧。合理的經(jīng)驗和情形應該是這兩面、或先生的性格都經(jīng)由長期曲折的人生磨礪和生活教育而形成并強化的。在我的觀察中，直到中老年，先生文字和生活中流露出的心性志趣，這兩面仍是相當明顯的交互共存，相輔融合，直到最終徹悟了也完成了淡泊致遠的人格境界。用先生自己的話說就是因“再也不敢有所作為了”，終于成就了“這樣的一個懶散的毫無作為的人”。所謂明哲保身的人生觀，實在是中國文化人格的一種豁達了悟的高尚情操的概括。這是對能夠明智地踐行善良道德而獲得天年之福的一種高度褒揚。既是君子之德行，也是君子之福報，其要義在于德性德行的價值要高于世俗的利益乃至生命本身，卻由此成就了善行福報的超越性人生，其精神境界的涵義要比具體的現(xiàn)實福報方式更為重要。錢先生一生成就的就是這樣一種可望而不可及的人生。但現(xiàn)在我想說的重點不在此，先生性格和人格的來歷卻也平常而世俗，并不脫出我們常人的料想，我們的經(jīng)驗也多能理解。所不同的是最后的趨向和成就的境界各有殊途，緣于人生的航向目標不同，則過程航線各異罷了。

《錢谷融<論“文學是人學”>及其他》

自選集的首篇是先生的自述《且說說我自己》。其中詳述了自己年少時的一個故事，因為作文出色反被老師誤會成抄襲，少年恃才膽大，不服師長的輕率褒貶，得理不讓人，竟一再反擊、冒犯和挑釁師道尊嚴，連續(xù)公然直接羞辱師長難堪下不來臺，最終逼使師生反目而自己也受到了責打。雖說此事并無任何惡果，但先生年少時的沖動張揚甚至輕狂傲物的性格，借著他的文學天賦確是表露得淋漓盡致了。就在這段故事的前后，還穿插有先生弟兄一起讀書的情節(jié)，比較來看也能約略見出先生少年時的自吟自得性格。雖年少于兄，但讀書既不相弱，甚而有過之，可見天賦出色。這都在說明了先生的從小個性并非如后來老成持重的表現(xiàn)，性格和人格確實可以歷經(jīng)修養(yǎng)和教養(yǎng)而充分養(yǎng)成的。言行如此，文字文章也差無多吧。

錢先生回憶說，《論“文學是人學”》一文并非自己主動撰寫發(fā)表，而是應于時勢所為，毫無刻意用心。

“我在各方面的一再動員和敦促下，遂勉力于那年（1957年）的二月初寫成了《論“文學是人學”》一文?！?/span>

文章在不久后的討論會上就受到了批評，但錢先生顯然是不服氣的，還是配合了刊物的約稿而很快就發(fā)表了。

先生的執(zhí)拗和有所作為之心是顯然的了，雖然文章是被“一再動員和敦促”而寫的。發(fā)表以后當然很快就招致了激烈的批判。錢先生仍不覺得出大事了，反而認為還可以有申辯反駁的機會和權力。這不是一個處事淡泊性格的人所想的方式吧。這事的結(jié)果雖不致使錢先生被打入“右派”的厄運，從此歸于“另冊”卻是顯然的了。錢先生汲取教訓了嗎？顯然沒有。這應該是性格的作用，或者，畢竟還年輕啊。那時先生尚不到40歲，讀書滿腹而見解異類，正是躊躇滿志隨時表現(xiàn)的年齡。果不其然，狂風暴雨的批判后不兩年，錢先生又被“號召和動員”應允“寫了《〈雷雨〉人物片論》（后改名《〈雷雨〉人物談》）一文”（同上，p13）。結(jié)果無意外，被校內(nèi)外連著開會批判，還與前兩年的《論“文學是人學”》一并算賬了。但錢先生依舊不服，或者說心存了一個辯論說理的頑強期待。我想這恐怕也是他上次沒有被劃入“右派”的膽大妄為之舉。他以為自己還是正常人。否則就輪不上再生出發(fā)言妄動之心了。有意思的是這段情節(jié)：

“接著是一九六〇年，文藝界的形勢又嚴峻起來。上海作協(xié)舉行十九世紀歐洲資產(chǎn)階級文學討論會，我當時并不是作協(xié)會員。會議卻特地通過學校指名邀請我參加，學校在我第一次赴會時還特地派車子送我前去。我本來不想發(fā)言，會議主持者卻一再打招呼，希望我談談。我不便固辭，又聽到一些同志在會上對十九世紀歐洲資產(chǎn)階級文學否定過多，特別對巴爾扎克、托爾斯泰等人的批判過于粗暴，于是忍不住講了幾句，這下就被抓住不放。這個‘討論會’斷斷續(xù)續(xù)開了七七四十九天……（被批判的）主要對象是我和蔣孔陽同志?！c此同時，華東師大內(nèi)部也召開了對我的批判會……領導上一定要我談談自己的感想。我一面對大家的幫助表示感謝，一面也稍稍申述了一下自己的觀點，作了一些辯護。于是就又受到了更大規(guī)模的更加嚴厲的批判。會后不久，我十二指腸潰瘍大出血，住進了醫(yī)院?！?/span>

（錢谷融：《且說說我自己》，同上，p14）

特邀的高規(guī)格待遇的與會，不過是一次“釣魚”行動，給會議預備下攻擊的現(xiàn)場靶子而已。按說這次的遭遇夠殘酷、教訓夠深刻了吧！錢先生在會上、會后卻還是表達了并不服氣、不肯認輸?shù)膽B(tài)度，“忍不住講了幾句”，“申述”，“辯護”，結(jié)果精神上還沒被擊垮，身體先倒了。但先生的不諳時勢和不甘于心的較真性格，較之他的散淡和放任，此后仍繼續(xù)頑強、頑固地在年富力強的中壯年期間表現(xiàn)無遺。

“這樣，大約到了一九六一年將結(jié)束時，學術界氣氛又緩和下來了。我一直不肯相信我的《〈雷雨〉人物片論》會是毒草，這時就另外寫了幾句附記，把它改名《〈雷雨〉人物談》寄給了《文學評論》。在該刊一九六二年第一期上發(fā)表后，反映不錯，來約稿的很多。于是我又寫了周沖和周萍兩篇?！c此同時，我還寫了《管窺蠡測——人物創(chuàng)造探秘》一文，寄給了《文藝報》?！痪?，黨的八屆十中全會公報發(fā)表，強調(diào)階級斗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我在《文學評論》上發(fā)表的《〈雷雨〉人物談》，又立即受到了批判?！蝿萑绱?，我就自然只能擱筆了。自那以后，學術空氣一年比一年嚴峻，不久就來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許多人被逼含冤死去，我總算幸存下來了?！?/span>

（錢谷融：《且說說我自己》，同上，p14-15）

這一段的結(jié)果確如錢先生所說，他是被逼遭打后才“再也不敢有所作為了”。但是其中的過程卻更是他的真實、本真性格的顯露。他并不是從一開始就是一個與世無爭的“隱于市”的低調(diào)名士。有所作為、不平則鳴也是他個性中的鮮明特征。說到底，世俗中他也是無奈自保而不得不選擇了沉默蟄伏。先生有次對我說，諸葛亮淡泊寧靜是一種精神境界的表達，同樣“茍全性命于亂世”也是一種人生的智慧，后者并非全是犬儒的消極，實仍須有明志、致遠的精神抱負在心里。我以為錢先生這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的人生選擇和擔當，終使薪火承傳于劫難之后。先生也在其中完成了自己的性格和人格修為。

《<雷雨>人物談》，錢谷融著，上海文藝出版社1980年版

再回到錢先生的文章里來看，惹了大禍、也贏得盛名的《論“文學是人學”》固然顯示了超同儕、超時代的理論勇氣和思想睿智，從其行文看，不啻同樣是作者性格的顯露。他在正面立說立論的同時，也用駁論的方式給自己的文章樹立了駁難、論敵的對象。比如，前有關于托爾斯泰世界觀和創(chuàng)作方法問題討論而與王智量、文美惠兩位的商榷，后更有因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而與張光年之間的觀點和思想方法的鮮明分歧，甚而這樣說：

“但是我并不像張光年同志一樣，好像為了保衛(wèi)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就非保衛(wèi)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的定義不可。（雖然他也說，他并不以為這個定義就是“十全十美”的，甚至還說，“要不要一個詳盡的定義，究竟是次要的問題?！钡推湔麄€精神來說，卻是竭力在為這一定義，特別是其后面一句，辯護的。）”

（錢谷融：《論“文學是人學”》，《藝術·人·真誠》，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5，p89）

不能不說，錢先生的行文鋒芒還是相當尖銳而凌厲的。他不是一個容易被壓服和說服的人，也不是一個墨守成規(guī)、吞吞吐吐、隱忍不發(fā)、自我矮化甚至不得不自我欺騙的庸人，更沒有一絲一毫的投機、諂媚、迎合、僥幸的功利之心，即便很快就被剝奪了正常說話的權利，烙上了“另冊”的痕跡，他也絕不做、也從未做過傀儡和木偶。沉默是金，如果不能說真話的話。這與逆境暴政之下寧折不彎、舍生取義的性格和道德一樣，都是人生無價美德。

因《論“文學是人學”》而倒霉之后，需要為接受批判而有所表示，錢先生就在當年（1957年）10月26日，

“寫了一篇自我批判的文章——《〈論“文學是人學”〉一文的自我批判提綱》。文章的寫法是這樣：按照《論“文學是人學”》一文中所涉及的五個問題，先列出‘原文要點’，次說明我‘當時的想法’，再談一談我‘今天的認識’。這最后一部分也就是我所作的自我批判。而所謂‘今天’，當然是指寫這篇《自我批判提綱》的日子，也就是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六日?！?/span>

（錢谷融：《關于〈論“文學是人學”〉——三點說明》，《藝術·人·真誠》，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5，p119）

這篇《自我批判提綱》當年并未公開發(fā)表，是文革結(jié)束后發(fā)還被抄搜去的文稿時才又回到錢先生手中。1979年先生參加《文藝報》會議時，談到了此文的想法，引起強烈反響，但他仍未允公開發(fā)表。后因《文藝研究》一再索稿，先生“萬不得已中”遂將此文交出“搪塞”。時過境遷，尤其是政治環(huán)境和形勢已經(jīng)截然不同，文中的“自我批判”部分顯然不合時宜，且于80年代初的理論語境無益，編輯部商之錢先生，擬將“自我批判”部分刪除或改寫，主要發(fā)表“當時的想法”部分。最后定稿發(fā)表時沿用了原來的題目（《文藝研究》1980年第3期發(fā)表），這便竟成了一篇“沒有‘自我批判’的《自我批判提綱》”（同上，p120）。這個故事真相也是直到1980年才由錢先生特加說明的。我現(xiàn)在想說明和強調(diào)的是，就在被批判期間寫成的這篇《自我批判提綱》中，錢先生對于自己在《論“文學是人學”》一文中所表述的觀點，進行了同樣鮮明有力的陳述和闡釋。他的觀點沒有任何改變——我這里最想說的是，他的思想和性格個性也沒有任何改變。這也就能理解為何20多年后此文內(nèi)容重新公諸會議和媒體后仍會引起重大反響。我還想再次重復補充的是，自選集的開首三篇俄羅斯作家論也是寫于1980年。將之置于卷首及《論“文學是人學”》之前，錢先生的編排用意該是明了顯豁的吧。散淡固是先生的性格氣質(zhì)特點，堅韌同樣也是先生的個性底色。有所為或無所為，都是誠心和善意之所為。先生的為人和行文中透露的是他生活磨礪、性格鍛造、人格涵養(yǎng)的生命升華精神。這也才是“寧靜以致遠”的根本力量淵源。

《錢谷融文集》，錢谷融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1984年9月，我正式進入師門。此前為求學考試，已經(jīng)見過先生兩三次吧。但先生的道德文章風范，則是入師門之后的聆教受益。

三、吾道一以貫之：敏行慎言，垂范教人

從知識經(jīng)驗和趣味修養(yǎng)論，錢先生是一位融通古今、兼達中外的學院學者，尤以經(jīng)典審美的人格化育為重，以接續(xù)傳統(tǒng)文化為專業(yè)己任。無論東西，他對古典的喜歡和評價都是要高于現(xiàn)代文學（20世紀文學）的。這也是先生審美之道和文藝價值觀的一以貫之，畢生未逾。

謝春彥作《仁者壽（賀錢谷融先生百歲華誕）》

從專業(yè)身份及其實踐論，錢先生的突出貢獻或標志性地位，在于成就了一個堅守自身文藝觀和價值立場的理論批評家人格，他不僅是一種理論觀點的代表，而且更是一種人文形象和風范的象征，是一種中國士人風骨的當代典范。相比而言的專業(yè)文章事業(yè)，只為小道末技。這也是錢先生一再說自己懶散無所作為的又一義，他心里其實是并不以文章為意的。他的自信源于對于自我的確認和堅守。并且由此而成放任、曠達、自如、自由的從心所欲。

從德性境界論，錢先生是一位明哲保身的達觀智者。不以物累，不以己悲。隨遇而安，既可為社會盡一己之力，助人為功，也無妨退而獨善自身，不改其樂。無求聞達，完善自我。他的人生觀和處世態(tài)度相當程度上已經(jīng)超越了日常的功利心，誠心適意，恬淡慈祥，乃至好惡都很少形于色。這是對于世事和人心洞明之后的練達與超越，而非無視是非。我仍要說，這是先生的一種德性德行境界，他有自我的確認和堅守，有吾道一以貫之的信念本能。這是他人生的根本。你無奈我何，世界也不能左右我。

《論語·學而》有孔子所云：君子“敏于事而慎于言”?！独锶省菲钟小熬佑G于言而敏于行”，這都是對君子在行動與說話上的德行要求或贊譽。用來表達我對錢先生在言行上的多方面認識及基本看法，是很感恰切的。不過，還是先要排除掉一點歧義才好。在錢先生身上，所謂事、行，并不能單單是指一般社會或職業(yè)事務及作為，對此先生幾乎在所有場合都多次表達過不耐俗務的秉性，他也確實沒有一般行政做事的興趣和動力。我把錢先生身上表現(xiàn)出的事和行，看作是他的日常為人躬行的道德自律，也就是他所身體力行的教養(yǎng)品德，所謂君子之風就在先生的生活日常行為里?！懊粲谑隆薄懊粲谛小焙芎玫乇磉_了先生在外在行動自律上的高度自覺，這是與他的放任自我的率性形成一體兩面的精神表現(xiàn)風貌。所以，雖不事俗務，先生的行為規(guī)范卻無時不在俗世俗事中體現(xiàn)、洋溢出德性德行的示范感召力。接近、親沐先生教誨的師友對此應該都會有極其深刻的體驗和體會。先生之受人崇敬和愛戴，以日常經(jīng)驗論多由于此。

2016年3月，錢谷融先生在家中讀《世說新語》 (徐瑞哲 攝）

所謂言，也可有兩解。特別是對一個教師和寫作者而言，言是他的說話言語，又是他的文字文章。在說話言語中，還有日常之語和垂教弟子之言的不同。其中分寸和態(tài)度的把握有著微妙而又明確的區(qū)別。如上所說，作為一個批評家和理論家，錢先生的文章可謂誠于心而盡于言，應該不能以一般理解的慎或訥來看待；他不是一個吞吞吐吐、忐忐忑忑、欲言又止的人，襟懷坦蕩而毫不顧忌也不留心措意于文學政治。否則，他也不會一而再再而三地因文章而“犯錯誤”。或者說，錢先生并不會因君子之慎或訥，累及君子之言的充分表達，文章也是他的君子之言的踐行方式之一。所以，他對自己的文字文章向來還是很珍重的，少有利害憂懼的考慮和負擔，倒并非所謂或一般自謙的敝帚自珍。在他去世前不久最后出版的文集《閑齋外集》（曾利文、韓星嬰主編，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中，就仍收入了新發(fā)現(xiàn)的早年各類佚作多篇，該書也多是先生此前出版文集中未收入的文章。此為先生君子之言的文章一面。

另一面就是先生的日常之語和垂教弟子之言，這是平時的說話之言。錢先生不是一個健談的人。日常交流中，除非老友熟人，一般寒暄之后便無多語，假如客人無事可談的話，場面也是有點窘迫的。先生看人論人極重對人的趣味氣質(zhì)的品評，閑時有說有品無品的評價。這很像《世說新語》的風度了。但他是很少說破的，這大概算是慎于言、訥于言吧。一言一語中見識了人品，于細微處觀人之大節(jié)，不多語，少臧否，有時竟而枯坐良久不發(fā)一言。先生時常對我說，可能是我說話太多且隨意吧，說話須真，否則沉默也是好的。我以前也記過這句話，但未深究。先生沒說或假設“如果不允許說真話的話”。這話太尖銳了，似乎還有所指，他只說沉默也是好的。正面教人，悟解在己，這就是言之慎訥了吧。與此相應，一言既出駟馬難追。重然諾，是先生慎于言的人品體現(xiàn)。他幾次告誡我不要輕諾，輕諾必寡信，是個人品問題?？墒菓M愧，迄今我還是做不好?？梢婂X先生日常之言固是慎而訥之，垂教弟子則是直截了當，言簡意賅。門墻之內(nèi)，毫無禁忌。而且因材施教，誨人不倦。有時辭色見于形，語氣也為之大變，如果不算是聲色俱厲的話。先生的種種垂教之言，如有一部日常談話錄留下，而非略顯刻意修辭的學術談話錄之類，我以為是堪比孔子而為當代《論語》的。所以，言之慎訥，與事行之敏，在先生也是一種圓融自如的境界和體現(xiàn)。先生做人、教人的示范垂訓，我既概括為明哲保身四字，也可用另外八個字說明，即達觀誠心、圓通不執(zhí)。此為先生的修為常道，他就是這樣一位得道的智者。何其之幸，有先生之為師也。

先生壽百人瑞，生前仙后，多有人論及先生的風范人格，且多視為名士。一部《世說新語》，百數(shù)名士，不可一語括盡。不外以道德文章事功立身揚名。立事功于國家者有之，遁乎山林隱逸不出者有之；文章入仕或登顯位或招厄運者，皆有之。維德性德行的堅守才能超然于亂世而為千數(shù)百年后的人格典范。先生晚年修成謙和隱忍、自在自如的君子德性名士氣，當世恐無第二人。也許，他的生命百年演化了從才子、經(jīng)名士、至君子的精神氣質(zhì)的蛻變與升華。等到如孔子設壇授徒時，已是德性臻于化境之年。敏行慎言，垂范教人，成就了一代宗師的事業(yè)。這又比文學觀的踐行更多了人間實在的感性溫情，“人的文學”真正現(xiàn)實地展開在了錢先生的人間生活中。至此，文學與人生，方成為體用一致、相生相融的一種大圓滿。

錢谷融先生和弟子吳俊

（轉(zhuǎn)載自“文藝批評”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