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冬天，我回老家省親，在一個飯局上遇到一位說來算認識很久的朋友，只是頭一次碰面。她曾經在公安系統(tǒng)工作了許多年，席間講起一樁十年前發(fā)生在本市的命案，感慨頗多。一是命案曲折復雜，在當年轟動一時，二是疑犯背景離奇，即便對她這樣一位經歷豐富的老公安來說仍算職業(yè)生涯中無可忘卻的一筆。講述中她提到一個細節(jié)，令我心中一動，當年兇手殺人后在外逃亡許久，新聞、議論、小道消息鋪天蓋地，后來被捕，是她和另一個警察去通知的兇手妻子。他們約在當年案件分管轄區(qū)的辦案中心門口會面，“我老遠地就看到了她，打扮得整整齊齊，穿著一條花裙子，竟然還撐了一把陽傘。我覺得實在不可思議，她表現(xiàn)得這么鎮(zhèn)定。我們簡短地告知她她丈夫被捕的消息，又聊了一會兒，當我問她，你接下來有什么打算時，她說，‘當然是砸鍋賣鐵也要救他’，說到此，兩行眼淚才一下子流了下來?！?/p>

觸動我的并不是眼淚，也不是打扮體面的兇手妻子，而是“竟然”二字。它蘊藏著許多層次的含義，折射出了一個獨屬于罪偵界的世界，是我事后才得以覺察。當時我還沒有領悟到其間的微妙，只是籠統(tǒng)地對這樁命案產生了好奇。于是當即便請這位朋友介紹給我當年辦理這個案件的探員，幾天后便聯(lián)絡上其中一位，希望能聽到更多的細節(jié)。但囿于我的身份和對方的身份所限，我并沒有從這次會面中得到更多的信息。

過了一年，此案在我心中久放不下，我終于找到機會申請進入了老家的公安系統(tǒng)實習，一是為了了解更多關于該案的信息，二是某種由來已久的對于刑偵的興趣。從派出所到刑警大隊，待了小半年的時間。第一個問題很容易就得到了結果，甚至過于平淡，因對任何一個工作有些年頭的刑警而言，此案稀疏平常，算不上多么離奇。與此相比，第二個問題就顯得極為精彩了。在我近三十年的生命里，還沒有哪一份工作讓我如此著迷，所獲甚巨。我很快就意識到，此案已經不再成為我這段“從警”生涯的目的，在每天五點起六點出門去離家車程一個半小時的刑警大隊“上班”，晚上一般十點后回來的日子里，我一度覺得寫作這件事非常虛無，如若將我經歷的這微不足道的半年故事寫下來，都顯得太輕浮了。每天，生生死死、悲歡離合高度密集地砸在我的眼前，大部分事件對于辦案人員來說，不過均是雞毛蒜皮的小事，但對于當事人來說又是扭轉了命運的慘劇。當現(xiàn)實以極為復雜的面目發(fā)生在你眼前，你會發(fā)現(xiàn)這往往很難用一種簡單的倫理學、法理學或社會學知識去理解和消化這些事件。當它們每日成為你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成為阻礙你獲得短暫休憩的難題，變成一項由體力勞動、腦力勞動、會議、文件、考評指標、負面情緒和伴隨著一定程度的生命危險所構成的你不得不完成的工作，你很快就會對其感到麻木，建立起一套適應系統(tǒng)，避免投入過多的情緒和思考在任何一樁案件上。

所有的事件變成了一套標準流程，在你的大腦內進行快速分析和判斷：是否足夠立案、涉及何種罪名、如何抓捕、如何審訊、如何取得完整的證據鏈等等。這其中還包括大量的繁重的甚或是無意義的勞動，以及各種這套運行的系統(tǒng)機制內不可能消除的場外因素的考量和無數(shù)的突發(fā)狀況。對于一個刑警而言，他起碼需要五到十年以上的時間才能成熟到可以獨立應對這項復雜的工作。這其中需要增長的是大量的技術經驗、對整套罪偵系統(tǒng)的認知適應和平衡生活與工作關系的自我情緒調控能力。在我國司法進程不斷前進的過程中，一方面技術發(fā)展令破案率大大提升，另一方面，公檢法系統(tǒng)的完善也創(chuàng)造了許多刑偵難點，以“審判”（“審”和“判”）為中心的執(zhí)法體系逐漸取代過去的以“偵查”為中心的執(zhí)法體系。這其中又折射出了許多時代巨變中“落到每個人身上的一?；摇笔降膫€人命運轉折和系統(tǒng)結構變化。

事情實在是太復雜了。

這就是為什么當我問起任何一位工作有十來個年頭以上、尤其是那些經歷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到如今的老公安，“你辦過的案子里有哪些比較精彩的？”他們往往一頭霧水地反問，“什么樣的案子才算得上精彩？”是那些經由媒體報道被廣為人知的案件？還是那些破案曲折的案件？是那些對探員來說過程緊張刺激的案件？還是體現(xiàn)在工作績效上有卓越成績的案件？很顯然，在大眾的認知和辦案人員的認知里，這個問題很難得以統(tǒng)一。就連在一位探員自己心中，恐怕也難得到答案。一個案件有可能千頭萬緒極為復雜，需逐年累月的查辦和多方協(xié)作完成，然而卻談不上“精彩”，譬如，電信詐騙。一個案件有可能非常刺激，需要探員冒著一定程度的生命危險，與疑犯你追我逃近身交戰(zhàn)，但呈現(xiàn)出的結果，也不一定“精彩”，譬如，涉毒、涉賭、涉黑案件。實際上，大多數(shù)現(xiàn)實生活中的案件不管如何“精彩”，往往三五句話也就說完了。提問者期待的“精彩”是一種經過高度提煉后的強敘事性的東西，而對于答題者來說，他們往往已經被大部分時間是在高強度的充滿了負面情緒的枯燥無奈中度過的工作折磨瘋了。這是從刑偵的角度去看，再換到犯罪者、受害人的角度去看，并將這些相關“存在”放入一個系統(tǒng)，作為罪偵世界去認識，事情就更復雜了。

對于那些經歷了巨大侵害的受害人和實施犯罪的犯罪者來說，罪行一旦發(fā)生，雙方的命運在那一刻便迅疾扭轉，這種他人命運的起伏剖面，又借由執(zhí)行刑罰的第三方的介入，成為一卷卷白紙黑字的卷宗，刻舟求劍般固定在歷史的軌道上。作為第三方，雖然仍算事件現(xiàn)場的一員，但他已確然落后于事件單向度上的發(fā)生，且“不得不”去修正、縫合、彌補這場在由命運共同體所選擇和確立起的規(guī)范標準中脫軌的事件，以另一種方式讓前兩者的命運看似得到“回擰”，但這是不可能的。對那個具體的個體來說是不可能的，因命運中兩次事件的發(fā)生是單向度的，后者的發(fā)生不可能覆蓋前者。一個人被殺了，警察抓到了兇手，但那個人卻不可能活過來，兇手也不可能因為被抓就“沒有殺過人”了。第三方的介入和執(zhí)行只能在系統(tǒng)整體上產生意義，即，對下一次罪案的發(fā)生與否產生影響，而借由這種對未來事件的局部影響，促成整體軌道的某種意義上的“回轉”。

加入警隊不過數(shù)月，千頭萬緒的信息紛至杳來，《白鯨》源起的那樁案件本已被我拋之腦后，此時重又席卷，帶來了新的問題。一樁殺人案件，僅是想搞清楚來龍去脈，似乎是簡單的，就像卷宗里說明書般記錄下案件的整個過程。然而這件事為何會發(fā)生？它的發(fā)生是偶然還是必然？有沒有可能避免這種悲?。窟@些問題就超出了作為執(zhí)行刑罰的第三方可以回答的范疇。絕大多數(shù)案件已經被高度提煉在一套標準詮釋框架下面，殺人動機無外乎就是幾個關鍵詞：情感糾紛、經濟糾紛、激情犯罪等等。除卻當事人，即便是一篇深度調查報道，也無法真正解釋事件是怎么發(fā)生的。

然而當事人自己就能解釋了嗎？

罪偵世界中出現(xiàn)的人多為底層，實際上真正的惡性案件僅占很小的比例，大多數(shù)案件看起來確實不過是各種“糾紛”。這些糾紛乍看上去很好理解，為錢、為色、為非理性的情感。上升到故意傷人、故意殺人，看上去也不過是動機和情緒的進一步升級。媒體上奪人眼球、歷史上占據一席之地的案件，往往是那類帶有獵奇色彩、無法用常人邏輯解釋的事情，比如無差別殺人、連環(huán)殺人之類。所以現(xiàn)代犯罪學中一度會出現(xiàn)像Cesare Lombroso提出的“天生犯罪人”這樣的面相學決定論觀點。然而只要身處罪偵世界，你就會意識到，即便是再尋常不過的案件——甚至談不上是案件的糾紛，也充滿了匪夷所思的情節(jié)。當事人認為情理之中的事情，很可能是其他人覺得荒唐透頂?shù)摹绶沁@樣，也不會出現(xiàn)在律法的視野中。

但更深層次的原因，還要覆蓋在個人、社群乃至時間之上。一個人是如何被所有這些他自知和不自知、他得以控制和無法控制的因素所裹挾，最終站在了他命運的終點面前？這篇小說慢慢變成了這樣一系列問題的思考。

在這個思考過程中，我開始試著跳開最初的案件，提煉出關鍵要素，創(chuàng)造一個新的實驗室環(huán)境，推想一個人的形成。這個人是如何被環(huán)境影響，又如何影響了環(huán)境中的其他變量。我沒有一個確定的答案，只是盡量像一個尋找兇手的警察那樣，通過已知的線索和合理的邏輯，去推敲兇手的想法。這件事是極其矛盾的，因為任何一個人都是特殊的，并沒有一個真正合理的邏輯幫助另一個人去理解他，除非你紋絲合縫的經歷過他所經歷的一切。

這便是《白鯨》開頭的第一句話：“要想完美的演繹一個角色，只有一個辦法，就是真正成為那個角色?！钡@并非問題的核心，問題的核心是：“存不存在一種可能性，當你真正成為那個角色之后，你就真的成為了那個人？”如果一個人的人性光譜是由他做過的所有行為所構成，當他被放置在一個充沛的情感處境和倫理選擇中，“不得不”去做一些他處在原本的生活環(huán)境不會去做的事，那么，他生命中此前并未有過的體驗和認知是否也會逐漸在他身上被喚醒？一個業(yè)已“形成”了的人，他接下來的行為是否能夠改變之前的行為或環(huán)境所塑造出的自我？從這個角度來說，思考這篇小說的過程就是自我指涉的，它所展示的內容，也就是小說形成的過程。

除了這個最核心的問題及其衍生問題之外，我還想展示的，是一個犯罪者、受害者與執(zhí)法者共同構成的現(xiàn)實罪偵世界。這個世界非常特殊，其特殊之處不僅在于它本身所具備的極端因素，還在于由此衍生出的人與人之間的特殊關系，但其實又沒那么特殊，一個人并不會因為他犯了法就變得和其他人不同。實際上，在暫時中止我的實習工作準備著手寫作這篇小說時，我已經幾乎失去了寫它的動力和興趣。因為我知道我沒有辦法寫出我想表達的全部東西，而要將它們全部表達是不可能的——無論是虛構還是非虛構都在此觸礁，除非讓人真正經歷這一切。也正是知其所不能，我才仍然將它寫了出來。在完成的過程中，我真切感覺到一個人正在形成，他并非是我創(chuàng)造出的，而是活生生的存在著。小說完成后，我后知后覺地意識到自己完全沒有在小說中寫過哪怕一句這個人的心理活動，讀小說的人不明白他究竟是個什么樣的人，其實連我自己也不完全了解，他在想什么，我只能推測。為什么小說是這樣的，全然因為他就是這樣一個人，他為什么這么做，我也只能推測。我只能替他寫出他給我的事實信息，并不能寫出他沒有透露給我的內心活動。也因此，在小說寫到末尾時，我感到莫可名狀的難受，就像是在看一個熟悉的人的一生，我知曉他的結局，盡管那不是我希望的，但也毫無辦法，他早已獨立于我，不再受我的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