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1世紀已經過去20年。這20年里，我們越來越多地使用“高速”、“加速”、“劇烈”、“驟變”、“創(chuàng)新”、“多樣”來描述世界的變化、生活的變化。文學也一樣，從創(chuàng)作思潮到門類、題材、風格、群體，包括文學與生活、文學與讀者、與科技、與媒介、與市場的關系等等，都發(fā)生著深刻的變化，如何認知、理解這些變化，對于我們總結過往、思索未來都有重要的意義。為此，中國作家網特別推出“21世紀文學20年”系列專題，對本世紀20年來的文學做相對系統(tǒng)的梳理。

我們希望這個專題盡量開放、包容，既可以看到對新世紀20年文學的宏觀掃描、理論剖析，也可以看到以“關鍵詞”方式呈現(xiàn)的現(xiàn)象或事件梳理；既有對文學現(xiàn)場的整體描述，也深入具體研究領域；既可以一窺20年來文學作品內部質素的生成、更迭與確立，也可辨析文化思潮、市場媒介等外部因素與文學的交互共生；既自我梳理，也觀照他者，從中國當代文學延展至海外華文文學和世界文學，呈現(xiàn)全球化加速的時代，世界文學之間的相互影響與異同。

從文學史意義上來說，20年看文學或許略短，難成定論，難做定位，但文學行進過程中這些適時的總結又非常必要，它是回望，更指向未來。

（中國作家網策劃“21世紀文學20年”專題文章即將陸續(xù)推出，敬請關注）

中國國內對海外華文文學的關注，始于上世紀80年代的東南亞華文文學研究，后逐步擴展到北美等地，歐洲華文文學作為世界華文文學的一大版塊，是最遲進入我們研究視野的。事實上，歐華文學已有百余年歷史，更是華文文學藏龍臥虎之地，甚至可以說，海外華文文學作品在世界享譽最高的可推歐華文學，在海外傳播中華文化傳統(tǒng)最有成效的也當屬歐華文學。而歐華文學作品在21世紀第一個二十年中井噴似的涌現(xiàn)，書寫了海外華文文學的厚重一頁。這里，只敘述我觀察到的21世紀歐華文學的三種現(xiàn)象，從中卻可見歐華文學“遠行”走來的堅實身影。

“出土文物”，改寫文學史

這里的“出土文物”，指的是長期湮沒的文學作品被重新發(fā)現(xiàn)，重新以各種方式出版，獲得新的價值。歐華文學的百余年歷史正是在21世紀得以呈現(xiàn)，早期歐華文學的諸多重要作品在2000年后第一次在中國大陸問世，為中國文學界和廣大讀者所接納，從文學接受史的角度看，是新世紀歐華文學的重要展現(xiàn)，也改寫了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史的某些重要篇章。

海外華文文學有兩種主要形態(tài)，一是所在國的少數族裔文學形態(tài)，它由加入居住國國籍的華人作家（既有第一代移民，更有在海外出生的更多代移民）創(chuàng)作，可進入外國文學范疇；一是中國作家的“海外語境”創(chuàng)作。這里所言“海外語境”創(chuàng)作是指作品的創(chuàng)作目的、產生過程、傳播影響等都不同于我們所熟知如郭沫若、郁達夫、巴金、老舍等有海外經歷的作家創(chuàng)作的海外背景的作品，“海外”成為其作品創(chuàng)作、傳播最重要的語境。它主要產生于這樣一種情況：晚清后不同時期，一些中國文化人較長時間居留海外，他們大多從事雙語創(chuàng)作，其寫作動機往往并非參與中國國內的思想啟蒙、變革救亡等社會潮流，創(chuàng)作常常發(fā)生在跨文化對話之中，作品面向海外讀者并被廣泛接受，世界由此了解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的發(fā)生、發(fā)展，其中文版本返回中國，參與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的進程。早期歐華文學主要就是這樣一種形態(tài)，而它在21世紀返回中國。

晚清陳季同（1852—1907）是中國近代第一位在海外產生重大影響的作家，他的法文版中篇小說《黃衫客傳奇》（1890）和“中國獨幕輕喜劇”《英勇的愛》（1904）在歐洲反響強烈。以《黃衫客傳奇》為例，出版當年，法國《文學年鑒》《費加羅報》等報刊稱贊“作者以一種清晰而富于想象力的方式描繪了他的同胞的生活習俗”而充滿“新意”，出版的翌年4月，他成為法國《畫刊》雜志的封面人物。這部小說問世百余年后，才被赴法的中國學者發(fā)現(xiàn)，帶回中國，2010年出版了中文譯本。中國現(xiàn)代文學界視《黃衫客傳奇》為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重要起點，或者說，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發(fā)生因此提前了好幾年，因為陳季同在將原作《霍小玉傳》中的負心人改寫成《黃衫客傳奇》中陷入困境的有情人時，已經自覺進入到了現(xiàn)代小說的創(chuàng)作：小說所描寫的，無論是心理活動的內容、心理分析的方法，還是人物悲劇的命運，在中國文學中都前所未有，而其細膩、深入，在日后中國現(xiàn)代文學中得到呼應；敘事語言則有對古典漢語詩意的保存和現(xiàn)代法文資源的汲取?！饵S衫客傳奇》對中華民族文學的現(xiàn)代性進程發(fā)生在海外寫作的語境中，呈現(xiàn)出“中國與海外”的文學新格局。

五四至二三十年代，中國作家在歐美真正享有盛譽的有四位，一位在美國（林語堂），三位在歐洲。最早的一位是五四那年，以“五四運動嫡系的延續(xù)”勤工儉學的身份來到歐洲的盛成（1889-1996），旅歐時間長達20余年。他的重要作品在歐洲出版，同時期也在中國出版了中文版本，稱得上第一位雙語寫作產生重要影響的作家。盛成處女作、長篇傳記《我的母親》1928年在巴黎出版，當時法國最負盛名的作家、法蘭西學院院士瓦雷里作長篇《引言》，熱情稱贊《我的母親》以一種“最高最上的情感”在“吾人”（歐洲人）面前“宣傳中國民族的文化”。作品發(fā)行達百萬冊，法國《世界報》《巴黎時報》《歐洲雜志》等數十種報刊以及《紐約時報》等國際性媒體和羅曼·羅蘭、蕭伯納等知名人士，都撰文評價。《我的母親》被譯成16種文字，一些章節(jié)被收入法國中小學課本，《我的母親》迄今仍是法國高校文科必讀名著。

《我的母親》以“我的母親”寫出“中國的本來面目”，其中所體現(xiàn)的，無論是從近代科學出發(fā)去看待女性，還是立足個人感受深切懷念母親，都突破中國家族制度的歷史局限，讓歐洲第一次從中國作家筆下感受到經受了五四洗禮的胸襟和視野，反封建、尊人性的五四精神更在以“返魂梅”為中心意象的日常化敘事中得到鮮明表現(xiàn)。當時盛成在法國還出版了4部紀實文學和散文集，統(tǒng)一結集為5卷本《歸一集》，以東西方的對話、溝通探求人類的“大同”、世界的“歸一”?！稓w一集》中所體現(xiàn)的“五四”精神的延續(xù)，在海外語境中，又溝通了中國古典文化傳統(tǒng)，恰如盛成在《意國留蹤記》中所說，五四的中國面對“外來居上”，自然也該“使固有的文化，重新復活起來”。就此而言，盛成的海外創(chuàng)作無疑豐富了五四文學史。

另外兩位是蔣彝和熊式一。蔣彝（1903年—1977）1937年在英國出版了《湖區(qū)畫記》，這是他44年旅居歐美生涯中出版的13本《啞行者畫記》系列的第一本，以包含中國書法和傳統(tǒng)水墨畫的“畫記”這一文圖互釋的形式，呈現(xiàn)一個中國旅歐者眼中的西方(倫敦、牛津、愛丁堡、巴黎、舊金山、波士頓……)，以中國詩畫的豐富資源表現(xiàn)出包括五四新文化在內的中國文化的“東學西進”，在歐美長期擁有廣泛的讀者。2010年后，蔣彝“畫記”在中國大陸問世，恰逢文學與圖像關系成為文學界關注的焦點，圖文互文成為文學史的重要新內容，而蔣彝“畫記”以其跨界的成功讓現(xiàn)代文學史獲得了一種新的起點。。隨后，曾與冰心、林徽因并稱為“民國文壇三大才女”的凌叔華創(chuàng)作的自傳體小說《古韻》（中文簡體譯本2005年出版）也采取作者自己配畫的形式，《古韻》之畫所展示的雅風秀韻，與《古韻》敘事相呼應，將歐洲讀者領入一個古老文明的詩意國度，凌叔華也由此被稱為“第一位征服歐洲的中國女作家”。

西方文化界有“東林西熊”的說法，主要來自林語堂的《京華煙云》在美國享有盛譽，熊式一（1902-1991）的《天橋》則在英國廣受青睞，兩部小說都誕生于二次大戰(zhàn)期間。長篇小說《天橋》是熊式一繼其四幕話劇《王寶川》（1934年起，《王寶川》在英國連演三年，達900多場，后被譯成數十種語言，并被一些國家列為中小學必讀教材）后又一次轟動全英的作品，1943年在倫敦出版當月即售罄而重印十余次，也很快有了法文、德文、西文、瑞典文、捷克文、荷蘭文各種譯本。英國桂冠詩人梅斯菲爾德（John Masefield）更是為《天橋》作詩為序，表達英國社會對《天橋》的喜愛和解讀?！短鞓颉返膭?chuàng)作和《王寶川》一樣，表現(xiàn)出極為自覺的“讓西方了解中國”的創(chuàng)作動機，無論是講述主人公李大同32年人生經歷所呈現(xiàn)的中國社會變革，還是小說章節(jié)安排所包含中國傳統(tǒng)的智慧、信仰、倫理等，都讓歐美讀者真切感受到古老國度的新生。《天橋》2012年在中國大陸首次出版中文版，連同2006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王寶川》，再次讓21世紀的中國讀者看到歐華文學傳播中華文化的強大成效。

大隱于西，走進尋常百姓家

2002年，作家程抱一入選法蘭西學院院士，成為法國思想文化最高榮譽機構370余年歷史中唯一的亞裔院士，可謂與孟德斯鳩、伏爾泰、雨果、大仲馬、泰納、法郎士、柏格森、尤奈斯庫等大師并存的“不朽者”。這恰是歐華作家“大隱隱于西”的成果。

程抱一是最典型的“大隱隱于西”，他1948年旅法后的最初十余年中“一無所有”，中國大學畢業(yè)文憑在法國無效，更無職業(yè)。那時候中國文化、藝術在法國遠未受人矚目，致力于中華文化傳統(tǒng)的延續(xù)不會帶來任何現(xiàn)實功利。就在這種環(huán)境中，程抱一潛心于吸收西方文化的精華，又孜孜不倦地探索中國本土古代藝術、繪畫和詩歌傳統(tǒng)的意義，由此展開自己的文學創(chuàng)作。在這種文化“隱居”生活中，程抱一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而影響最大的是他對語言，尤其是漢語資源的深入開掘。

程抱一最初在法國有影響的著述，就是運用結構主義、結合唐詩研究漢語的《中國詩語言》。之后，他一直視“美”為“生命內在噴發(fā)出的向著讓其此在的生命完美的沖動”，而文學作為一種“第三元”（“第三元”思想是程抱一從“道家和儒家共同之道”中提升出的“人類的宇宙觀”）的存在，不斷趨向生命大開的過程，實現(xiàn)以語言呈現(xiàn)生命“至真”狀態(tài)的歷程。語言的探求，就是要將文學反映人生命最終“大開”歷程的門扉打開得更大。他從傳統(tǒng)最悠久深厚的中國古典詩歌中，開掘漢語“得以表達人與世界的微妙的互相依存關系”的潛能，并在漢語與法語的“相遇”中，將漢語潛能轉化為現(xiàn)代詩歌和小說表現(xiàn)的方式。他的長篇小說《天一言》（1999）獲得法國極有權威的費米娜文學獎，2004年和2009年，中國大陸出版了兩個版本的中文《天一言》，成為新世紀在中國大陸影響最大的歐華文學作品。小說以主人公天一和他的三位摯友（玉梅、浩郎、薇荷妮克）的生命歷程，呈現(xiàn)出生命的永恒正是存在于來自生命源頭的寫作，而整個敘事以“語言的力量”實現(xiàn)對生死二元的超越，達到生命的永恒。敘事語言更有回歸大地的至美，融匯著中西文化深度溝通后的智慧，展現(xiàn)出“從無以探測的土地深處，僅靠語言的力量”來呈現(xiàn)中國人一生“所累積的珍寶”的魅力。

程抱一另一長篇小說《此情可待》（2001）使他成為首位獲法蘭西學院頒發(fā)的法語文學大獎的亞裔作家，被法國文學界視為“傳世之作”。小說傳達出的中國民間男女戀情故事被明末中西文化交流所激發(fā)出的愛的真義，正是人的生命“大開”的境界。他最新的小說《游魂歸來時》（2015）以“荊軻刺秦”的歷史“積淀”探尋“友情和愛情是否能并存？‘三’的關系是人類所能及的嗎？”這一人類生活的根本性問題的答案，小說敘事采用的戲劇獨白體在“荊軻刺秦”的史傳傳統(tǒng)中融入了中國抒情傳統(tǒng)，讓人們所熟知“荊軻刺秦”的歷史故事在人物獨白所深入的內心世界中生發(fā)“在靈與肉的對話中得以實現(xiàn)”的“真正的三”。而其戲劇獨白體敘事的成功甚至完美，在于形式與內容的水乳交融，尤其是以詩畫合一的風采傳達出中國文化的精華和神韻。

程抱一的詩集《萬有之東》2005年列入法國伽里馬出版社《詩》叢書?！度f有之東》包容、超越的高遠意境，將一種從個人心靈深處噴發(fā)而出的跨文化對話轉化成神韻生動的中西山水畫，揭示了永恒存在于主體之間的“生命真諦不應是一物對另一物的主宰，而是彼此間的融通。”恰如他2009年的新詩集《真光出于真夜》所呈現(xiàn)的，“真光，∕從黑夜里噴涌而出；∕真夜，∕孕育噴涌而出的光”，于天地萬物交流中實現(xiàn)生命大開的詩意，始終充盈在程抱一創(chuàng)作中。

程抱一成就于“大隱隱于西”中，然而，他的作品卻能走進法國“尋常百姓家”，為法國各界所喜愛、接受。他的作品一再售罄，2006年，他在法國作了五場關于“美”的公開演講，來自各方的民眾，“東方通或中國通，以至對東方或中國一無所知的人”，聚集在一起，聚精會神地共享程抱一“美的沉思”。

旅歐四十多年，創(chuàng)立了歐華作家協(xié)會的趙淑俠曾在散文《書展》中，表達了希望中國文學作品和作家“真正能夠像西方作家”那樣，“進入西方的‘尋常百姓家’，為社會上一般消費者，像閱讀他們自己國家的文藝小說一樣，能引起讀欲并喜愛的”的心愿。這種希望和追求，使許多歐華作家的作品脫出了以往留學生文學表現(xiàn)“無根放逐之苦”的傳統(tǒng)，努力體悟人類之情、人性之根，顯示出開闊的藝術視野。趙淑俠的20多部作品就一直有著這種追求。她2009年的長篇新作《凄情納蘭》取材清代詞人納蘭容若的愛情生活，表達了對“情”超越現(xiàn)實功利，甚至超越生死的看法：“情是天地間的靈氣凝聚成的最美的精神”。小說將納蘭容若這一形象刻畫得血肉豐滿，不只是因為作者歷史考據功夫甚深，更因為作家理解了納蘭容若的情感世界。作為滿族達官貴人的子弟，納蘭容若的“情”完全突破了族群、門第、性別等傳統(tǒng)世俗觀念，包容起人類的共同性。小說在臺灣的《世界日報》和大陸的《作家》雜志同時發(fā)表，更被歐華文學界稱為成功塑造了“跨越時空”的融合“文學人類”的“陰和陽”的歷史人物形象。

如程抱一那樣，“隱居”中全身心投入寫作，孜孜以求守護文學精神的歐華作家大有人在。例如定居荷蘭30年的林湄“十年磨一劍”，創(chuàng)作了長篇小說《天望》（2004）、《天外》（2014），持續(xù)展開對人性和自我超越現(xiàn)實的探尋，也在中西文化交流等問題上提出思考。作品走進歐洲“尋常百姓家”的歐華作家也大有人在。例如出生于北京的山颯旅居法國25年，她創(chuàng)作的小說有如當年林語堂的作品一樣，先在西方傳播中華文化（如2001年獲法國青少年龔古爾獎的法語小說《圍棋少女》被譯成30余種文字，并被改編成話劇在德國上演；2003年的長篇小說《女皇》也被譯成20多種文字在日本、韓國、美國暢銷），再被中文讀者所接納。這種語言、傳播上的“遠行而回歸”來自山颯極其自覺的文化交流意識，其作品題材一開始就切入純然的中國故事，用“古典法文”表現(xiàn)中國文化的內在意蘊，“遠行”至異種語言之中而表達自己靈魂中的“根”，敘事方式上則往往“越界”而出，中國傳統(tǒng)的“詩書畫”同構也被她發(fā)揮得淋漓盡致。

“五湖四?！保S富的地域路徑

歐洲華人來自“五湖四?！薄＝?0多年，海外一些地區(qū)的中國大陸“新移民”文學頗有“一枝獨秀”之勢。而在歐洲，上世紀80年代后從中國大陸移民的作家固然十分活躍，從個人性的創(chuàng)作到荷比盧華人寫作協(xié)會、歐華文學會、歐華文學筆會、歐洲新移民華文作家協(xié)會等文學社團的創(chuàng)立，一大批大陸新移民作家在崛起；但從中國的臺灣和香港，甚至東南亞移民歐洲的華人作家也未沉寂。以上世紀70年代后從臺灣移居歐洲的作家為例，定居德國的陳玉慧的長篇小說《海神家族》（2004）獲香港第一屆紅樓夢獎評審團獎（2006），并被譯成德文出版。這部多線索交叉講述臺灣移民和被殖民歷史的小說成為新世紀德華文學的重要收獲。旅居瑞士的朱文輝20多年前開始在一系列長、中、短篇推理小說中塑造了旅瑞華人名探張漢瑞的形象，兩度獲“林佛兒推理小說獎”。他創(chuàng)作的偵探推理小說，從他當年在臺灣中國文化大學接受的中華民族豐富的文化遺產中，運用有別于西方偵探推理小說傳統(tǒng)的方法，去解剖人類的共性，同時也寓閱讀趣味于富有詩意的“中國智慧”中?，F(xiàn)居荷蘭的丘彥明曾任聯(lián)合文學雜志總編輯，久居臺北的她移居歐洲后，卻創(chuàng)作了《浮生悠悠》《家住圣·安哈塔村》《荷蘭牧歌》等一系列鄉(xiāng)村田園散文集，在自家“種地”的生活中再次回歸中國人最悠久的田園情結，在海峽兩岸均獲好評。旅法作家鄭寶娟創(chuàng)作的豐碩，早被林燿德稱為“天下第一捕快”，海外生存環(huán)境強化了其小說所寫的人性沉淪、靈魂救贖，她將偵探小說視為“最貼近文學就是人學”的作為，展開對深層人性的求索。新世紀以來，除了繼續(xù)創(chuàng)作了小說集《桃莉紀元的愛與死》（2003）、《極限情況》（2005）外，她更多轉向了散文創(chuàng)作，《在綠茵與鳥鳴之間》(2001)、《無苔的花園》(2003)等散文集，對生活、社會的種種觀察、體悟，溫婉細膩而又筆鋒犀利，文化思考獨特，更有汲取中西文化營養(yǎng)、于現(xiàn)實生活中提煉新鮮感，被認為“在質、量上甚至超越了小說”，成為她“創(chuàng)作的新高點”（臺灣張瑞芬語，2006）。專寫散文的呂大明是歐華作協(xié)“第一個會員”，旅歐后創(chuàng)作了15部散文集，有著浸潤于中西藝術想象中的“絕美”。他晚年體弱，卻依然創(chuàng)作了《世紀愛情四帖》（2012）、《生命的衣裳》（2014）等散文集，其藝術質量之高，入選了臺灣九歌出版社的“九歌100年散文選”。這些臺灣旅歐作家的創(chuàng)作，無論是從歐洲回望臺灣，還是在歐洲重溫中華家園夢，或是讓中、歐相遇中升騰起人性、人類之美，都在他們原有的民族、地域文化資源中融入了歐洲不同國家、區(qū)域的文化養(yǎng)分。

從香港旅居法國40余年的蓬草，迄今仍被視為重要的香港作家，就因為香港人認同蓬草所寫的海外生活，即使香港“不在場”，也是有獨特香港見解的海外。至于中國大陸的移民作家，其祖籍或生長地分布廣泛，而歐洲各國語種之多（2015年前歐華文學分布的22個國家中共有16種官方語言）、文化傳統(tǒng)之別，又遠甚北美或大洋洲的華人旅居區(qū)。這就給歐華文學帶來了豐富的“地域路徑”，即我20多年前就描述過的，華文文學，尤其是海外華文文學的基本格局是由幾個大的文化遷徙群體的流向決定的，這些文化遷徙群體都將自身原先擁有的文化資源“旅外”遷移至現(xiàn)時文化空間，與原先的當地文化相遇、對話、交融，形成華文文學的豐富性。尤其是文化的交融，往往越過國家的層面，而發(fā)生于“地域”層面。來自“五湖四?！钡臍W華作家，與多元的歐洲文化相遇，碰撞出豐富的文學話題。例如出生于瑞士、成長于中國、1988年后長居歐洲的楊煉，從“斯洛文尼亞只有二百萬人口，卻有數種方言能用自己的文字書寫”中悟到，方言“在所在地域扎根深”，同時“又向周圍文化敞開”才極有活力，而“沒有真正的‘地方文化’，更逞論‘個人文化’”，于是身體力行地去推動漢語“方言寫作”，成就了他個人創(chuàng)作，同時也是漢語文學的一個重要突破。

歐華文學“地域路徑”的豐富還在于孕成于祖居地或幼居地的作家個性甚至天性與歐洲文化的多樣性碰撞形成的創(chuàng)作個性。例如虹影，在21世紀繼續(xù)貢獻了《一個流浪女的未來》《阿難》《孔雀的叫喊》《上海之死》《好兒女花》等小說佳作，其小說中經常出現(xiàn)的“河流”，從流過家鄉(xiāng)的長江、嘉陵江，到三峽河流、長江入海處，再到印度恒河、歐洲塞納河……成為她筆下精神品質、審美意蘊、文化認知最豐富深邃的意象，承載著從巴蜀山水向世界擴展開去的廣闊人生，躍動著虹影叩問、追索歷史和命運的身影。同樣從川地走出的戴思杰，他那部獲法國“費米娜”獎的小說《巴爾扎克與小裁縫》（2000）在中外皆有影響，就在于小說借“小裁縫”的命運變化寫出了作者所經歷過的中國西南山村文化與法蘭西文化之間的對話，不是文化勝負的較量，更不是文化征服，而是在生命的自由境界這一文學的終極追求上的溝通、呼應。

本文尚未一一述及新世紀20年歐華文學中諸多創(chuàng)作有成、值得關注的作家：關愚謙、祖慰、簡宛、萬之、友友、章平、綠騎士、黎翠華、池蓮子、王露祿、老木、穆紫荊、郭鳳西、譚屏綠、郭小櫓、陳平、周勤麗、葉小明、俞力功、張執(zhí)任、林冬漪、孫一琪、王展鴻、趙燕、孫逸勤……還可以長長列下去。而這名單又是流動的。如果我們將他們的“故鄉(xiāng)—旅歐”路徑一一梳理，會呈現(xiàn)出從中原、齊魯、燕趙、吳越、關東等地域到西歐、北歐、東歐、南歐等的豐富路徑，從而給華文文學帶來嶄新面貌。

“出土文物”呈現(xiàn)了早期歐華文學在21世紀的當下活力，“大隱于西”是戰(zhàn)后歐華文學長期積累在21世紀結出碩果，而上世紀80年代后的歐華文學則在新世紀展現(xiàn)了豐富的“地域路徑”，都預示出歐華文學的興盛前景。

（中國作家網原創(chuàng)專題【21世紀文學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