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陳寅恪評論時人論著的片語只言亦頗有深意，1936年4月給沈兼士回信評論沈氏《“鬼”字原始意義之試探》一文時說“凡解釋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即是一例。這既是對沈文的稱許，亦提示了一種由字/詞觀察歷史的途徑。當時學界深受西方語言學影響，強調“語音中心主義”，應和與追隨者不多。今天隨著再思漢語與漢字關系，漢語常用詞研究的推進，以及史學研究的不斷開掘，重溫陳寅恪此語，開展結合一般使用者、使用場合的關鍵字詞研究，不止是關心演變，亦分析延續(xù)，循字見人，由詞觀史，有望成為史學研究的一條可能進路。

關鍵詞：陳寅?。徽Z言學；字詞；常用詞；歷史研究

2019年10月適值陳寅恪先生逝世五十周年忌辰，歲月流轉，人事代謝，世界幾經變化。陳先生個體生命，在風雨如晦的年代走到終點，其學術生命卻因海內外學人不斷誦讀思考而得以延續(xù)。那些完整的論著當然是需要再三回味的重點，其評騭學人論著的只言片語同樣閃爍著思想的光芒，亦值得反復咀嚼。

1936年4月18日，陳寅恪在讀過《“鬼”字原始意義之試探》一文后，給作者沈兼士的回函中寫道：

大著讀訖，歡喜敬佩之至，依照今日訓詁學之標準，凡解釋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中國近日著作能適合此定義者以寅恪所見，惟公此文足以當之無愧也。專此奉覆，敬頌

著祺 弟陳寅恪拜覆四月十八日[1]

其中“凡解釋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不只是對沈氏論文的贊許，亦提示了一種研究歷史的途徑，對后輩學人時有影響，弟子楊聯(lián)陞甚至以此作為平生治史的重要追求[2]，當代學者亦有專門加以闡發(fā)的[3]。短短一句話，前人做過分析，仍感意猶未盡，需要放到當時的學術場景中予以討論。更有進者，今日看來，此一思路仍有賡續(xù)與發(fā)揚之必要。故不揣谫陋，略作探討，以表達對先輩的仰慕與敬意。

一、“凡解釋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探微

《陳寅恪集·書信集》中收錄的陳寅恪給沈兼士信件僅兩封[4]，兩人何時相識，未見記載。依生平推斷，兩人過從，當在1926年10月以后。陳寅恪該年7月到北京清華研究院任職，此時沈兼士尚遠在廈門大學國學研究院與國文系教書，10月下旬沈方離廈回京[5]。此后十余年，兩人在北平共同參與故宮所藏明清檔案整理，均任職一度在北平北海靜心齋辦公的中研院史語所，執(zhí)教北大，面晤機會當不少[6]。

陳、沈兩人學術上的交誼不止此文。此前沈氏《右文說在訓詁學上之沿革及其推闡》長文（以下簡稱《右文說》，收入《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紀念論文集》，1933年）完稿及刊出后兩度寄給多位學者求教，多人回覆。先有李方桂、林語堂、魏建功、吳承仕等，刊出后復有楊樹達、陳寅恪和蔡元培。陳的回信長達數(shù)百字，肯定其貢獻之外，亦坦率指出意見與建議，強調應從比較語言學的角度，補充“詳考與中國語同系諸語言，如：西藏、緬甸語之類，則其推測之途徑及證據(jù)，更為完備”[7]，可知后一封信并非純是敷衍溢美之詞。

陳寅恪自述“平生為不古不今之學”，或指兼攝、調和古今中西之學[8]，因而對沈兼士及其師章太炎抱有相當?shù)恼J同。1929年梁啟超去世后，研究院導師零落，陳寅恪曾向清華校方建議，邀羅振玉、章太炎、陳垣擔任導師，馬衡任特別講師，最終僅馬衡應聘。前述三位盡管未允[9]，陳寅恪推重三人學問的態(tài)度于此可見。

有學者指出“陳寅恪每每好借評點他人論著的機緣，提示其心儀的治學取徑與做法?！忉屢蛔旨词亲饕徊课幕贰斣诖死?，倒不必過分拘泥于所評點的對象是否當之無愧”，并認為回函中所謂“訓詁學”，“其實是歐洲比較語言學、比較文獻學和比較宗教學的事實聯(lián)系比較方法”[10]?！坝栐b學”是否確指歐洲新學，或可再酌。陳在給沈的前一封信中說：

“右文”之學即西洋語根之學，但中國因有文字特異之點，較西洋尤復雜，西洋人《蒼》《雅》之學不能通，故其將來研究亦不能有完全滿意之結果可期；此事終不能不由中國人自辦，則無疑也。……總之，公之宗旨，方法，實足樹立將來治中國語言文字學之新基礎，若能再取同系之語言以為參證之資料，則庶幾可臻于完備之境域也。[11]

此處陳寅恪明確提到需取資同系語言來參證，強調比較語言資料之意義，所指當是與漢語同屬漢藏語系的各語言，如藏文、緬甸文，甚至西夏文之類，針對的則是“中國語言文字學”的未來，而非“訓詁學”。以陳寅恪用詞之審慎，在他眼中，兩者實有區(qū)別。

陳寅恪寫后一信半年前黃侃去世，黃侃生前在中央大學講授“訓詁學”，構建其理論。弟子潘重規(guī)曾在1935年11月《制言》紀念黃侃專號上刊發(fā)聽課筆記《訓詁述略》，其中云“真正之訓詁學，即以語言解釋語言，初無時地之限域也”[12]。黃侃所論，不出語言文字范圍，陳寅恪所言，承此又擴展到歷史。沈文致力于探討“鬼字字形之演變。字義之引申，語辭之分化”，正與側重分析字形，討論字義的訓詁學相合[13]。

沈兼士此文，篇幅不長，衡以當時學術的水平，也屬上乘。其基本結論有四：

1.鬼與禺同為類人異獸之稱。

2.由類人之獸引申為異族人種之名。

3.由具體的鬼，引申為抽象的畏，及其他奇?zhèn)プH怪諸形容詞。

4.由實物之名借以形容人死后所想象之靈魂。

開篇便指出“挽近學者復知《說文》所說尚不足以代表文字之原始意義，且每字之原始意義亦不盡具于一般訓詁書中?！淖忠饬x之溯源，恰如考古學家之探檢遺跡遺物然，重要之目的物，往往深藏于地層之下，非實行科學的發(fā)掘，不易覓得。故探檢字義之原，亦須于古文獻及古文字中披沙檢金，細心搜討。文獻方面應直接觀察其歷史情形，玩味其文句解釋，文字方面應從形音義三面貫串證發(fā)其當然之義類”。看法受到乃師章太炎啟發(fā)，眼光卻并未拘于師說。傳世文獻、前人訓釋之外，還引用了金文、甲骨文來證成其說，并明言得到董作賓的幫助。此文亦兼與日本學者出石誠彥、英國學者Waley的研究對話，最終落腳到古人對死后的想象，已超出了語言文字而進入古人思想的探討[14]。

“鬼”字字形與初義，學界迄今尚無一致看法，本世紀初匯集到的學者解說，有數(shù)十家之多[15]，1997年還有學者基于沈說再探“鬼”字的形義[16]。

沈兼士寫作此文，應與當時蓬勃開展的歌謠征集、民間文化研究有關，此前這類問題一向難登大雅之堂[17]。近代以前學者對此偶有討論，南宋陳淳《北溪字義》有“鬼神”一目、顧炎武《日知錄》卷六有“鬼神”一條，不過討論得頗為粗略。

陳寅恪此處所說的“文化史”亦當時流行的習語，應取其一般認識，即為廣義通史之謂也，不應視為帶有陳寅恪個人色彩之“用其種族文化觀念研究中國歷史”，且此時陳告別“殊族之文，塞外之史”未久，探索“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尚在途中[18]。

文化史之說出自梁啟超，廣義所指即通史，并為胡適等所接受與闡發(fā)[19]。1923年1月出版的《國學季刊》創(chuàng)刊號上，胡適代表國學門同仁撰寫的《發(fā)刊宣言》中指出“國學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國文化史”，要達到這個目的，則先須從事專史式的系統(tǒng)研究，并開列了構成中國文化史的10種專史清單，隨后在談如何開展研究時說“專史之中，自然還可分子目……子目的研究是專史修正的唯一源頭，也是通史修正的唯一源頭”[20]，這里的“通史”即是前面所說的“文化史”。1924年6月，顧頡剛曾在演講中說“整理國故，即是整理本國的文化史，即是做世界史中的一部分的研究”，亦本自《發(fā)刊宣言》[21]。稍晚，錢穆在介紹研究文化史的方法時，亦云：“以上七講有關研究政治、社會、經濟、學術、人物、地理各方面，均屬研究中國文化的一部分。我們如果專從文化史來講，則其范圍應仍比上述各方面為大。可以說，文化是全部歷史之整體，我們須在歷史之整全體內來尋求歷史之大進程，這才是文化的真正意義。”[22]應在此義下去理解陳寅恪所說的“文化史”。若此說不無道理，他實際提示了一種由字詞觀察歷史的途徑。

陳寅恪游學歐美十余年，通曉十多門語言，熟悉歐洲近代比較語言學，對語法、字詞來歷、翻譯與使用極其敏感，并將此關注引入史學[23]。1929年，他在《元代漢人譯名考》文末云“一時代之名詞，有一時代之界說。其涵義之廣狹，隨政治社會之變遷而不同，往往巨大之糾紛訛謬，即因茲細故而起，此尤為治史學者所宜審慎也”[24]，正如學者所指出的“長期的比較語學訓練令他對語義的流變分外留心”，他在中文遣詞造句上則偏愛駢儷與用典亦顯示對語言表達的高度敏感，研究中例證甚多[25]。陳寅恪一直對中古音韻問題情有獨鐘，先后發(fā)表過《四聲三問》（1934年《清華學報》九卷二期）、《東晉南朝之吳語》（1936年《史語所集刊》七本一分）、《從史實論切韻》（1949年《嶺南學報》九卷一期），1936年他將關于字的看法凝練為一種認識歷史的途徑，亦屬水到渠成。

二、眾舸爭流：語言文字學的新舊并立與交融

1916年10月蔡元培主掌北大，沈兼士與多位章門弟子一道入校任教，成為時人目為浙籍或法日派教授中的一員，章氏的思想隨之廣為傳播。章太炎被稱為乾嘉樸學殿軍，其學問中“小學”是根基，他集舊學之大成，旅日期間也吸收了相當多的西方新學的營養(yǎng)，其《文始》《新方言》《成均圖》諸書不僅上承清代文字訓詁之學，亦包含很多新的推進[26]。較之清代學者，章太炎及其弟子已屬新潮，不過，20世紀初以來“趨新”讀書人主導士林的大環(huán)境下[27]，尤其是歐美留學歸國的更為新進的年輕一輩學者眼中，章氏學問已漸成為批判的對象。

傅斯年即是其中的一位。他早年頗受章太炎思想的啟發(fā)[28]，但隨著思想不斷走向激進，加上游學歐洲多年，西方近代學術的熏陶[29]很快便沖出其藩籬，甚而反戈一擊，將章太炎視為創(chuàng)立新史學與新語言學的討伐對象。他在籌備歷史語言研究所時的聘書中強調設立研究所“非抱殘守缺、發(fā)揮其所謂國學；實欲以手足之力，取得日新月異之材料，供自然科學付與之工具而從事之，以期新知識之獲得”[30]，表達了走出國學，擁抱西方自然科學的立場。1928年10月，他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寫道：

亭林、百詩這樣對付歷史學和語言學，是最近代的：這樣立點便是不朽的遺訓。不幸三百年前雖然已經成就了這樣近代的一個遺訓，一百多年前更有了循這遺訓的形跡而出的好成就，而到了現(xiàn)在，除零零星星幾個例外以外，不特不因和西洋人接觸，能夠借用新工具，擴張新材料，反要坐看修元史修清史的做那樣官樣形式文章，又坐看章炳麟君一流人尸學問上的大權威。章氏在文字學以外是個文人，在文字學以內做了一部《文始》，一步倒退過孫詒讓，再步倒退過吳大澂，三步倒退過阮元，不特自己不能用新材料，即是別人已經開頭用了的新材料，他還抹殺著。至于那部《新方言》，東西南北的猜去，何嘗尋揚雄就一字因地變異作觀察？這么竟倒退過二千多年了。

除了強調擴充材料，傅斯年同樣推重擴充研究工具與方法。這方面，傳統(tǒng)的小學中的重要一支音韻學又淪為了反面的標靶?！吨既ぁ分姓f：

凡一種學問能擴充他作研究時應用的工具的，則進步，不能的，則退步?！袊鴼v來的音韻學者審不了音，所以把一部《切韻》始終弄不甚明白，一切古音研究僅僅以統(tǒng)計的方法分類，因為幾個字的牽連，使得分類上各家不同，即令這些分類有的對了，也不過能舉其數(shù)，不能舉其實，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秩缃忉屗逄埔?，西洋人之知道梵音的，自然按照譯名容易下手，在中國人本沒有這個工具，又沒有法子。又如西藏、緬甸、暹羅等語，實在和漢語出于一語族，將來以比較言語學的方法來建設中國古代言語學，取資于這些語言中的印證處至多，沒有這些工具不能成這些學問。[31]

與他同調，研究非漢語語言學的大師李方桂私下亦曾表示，1929年回國后之所以轉入對漢語上古音的研究，是因為“看到章黃學派胡來”。李方桂所謂的“胡來”，主要指章太炎強調的“一聲之轉”，方法上的不科學[32]。此刻章太炎既然被傅斯年視為材料與工具上退化的代表，其成果自然入不得其法眼，眾弟子也會置入另冊，多少受到牽連。

章太炎及其弟子的語言文字之學，承前的意義大于啟后，與美國大學（趙元任、李方桂）或北京大學（羅常培）培養(yǎng)出來的新式語言學家確有相當?shù)牟煌?，也與深受歐洲比較語言學影響的史家旨趣有距離[33]。后者在全新的框架與工具下從事語言學的研究，不是埋頭古籍，討論古音分部，更多的精力投向了活的語言，從各地的方言到非漢族語言，方法上也從爬梳舊籍抽身，轉到了開展語言調查與語音記錄，分析現(xiàn)實中鮮活語言。他們大多也兼事歷史語言學研究，但它不再一統(tǒng)天下，甚至變?yōu)橄鄬Υ我墓ぷ?。依?jù)的理論不只是從上古文獻中歸納出來的現(xiàn)象，更是仰仗從歐洲歷史語言學中取經得來的“普通”語言學規(guī)律。

取徑、學養(yǎng)上盡管存在差別，仔細分析，章門一系與趙、李之間的分歧并沒有粗看上去得那么嚴重。最為要緊的區(qū)別是比較語言學的知識背景與記錄語音的具體方法，以及研究的先后次第。在重視方言、強調音先于字上，雙方的立場已頗為接近。正如學者所指出的“‘方言即古語’的思路乃是中國傳統(tǒng)與近代西方學術共同作用下的產物”，盡管雙方目的并不相同，章太炎的《新方言》亦成為傳統(tǒng)方言學與現(xiàn)代方言學間的橋梁[34]。

1923年1月開始出版的《國學季刊》，一開始的重心便落在語言文字學上，且以傳播西方比較語言學成果與挑戰(zhàn)章氏學說的姿態(tài)登場，作為國學門主任的沈兼士等的態(tài)度，亦可想而知[35]。沈本人的見解與研究的確也是不斷熔鑄新知，突破藩籬。其研究亦從強調字形、字義到強調字作為意符而體現(xiàn)音的轉變，逐漸跳脫傳統(tǒng)文字訓詁之學的束縛，并開始倡導方言調查，只是尚未能將其與傳統(tǒng)訓詁學之間的關系完全打通。他在《右文說》中指出：“文字為語言之符，語言不能無變化，斯文字不能無訓詁。語言之變化約有二端：（一）由語根生出分化語，（二）因時間或空間的變動發(fā)生之轉語。二者多依雙聲疊韻為其變化之軌跡，故訓詁之道亦應以音為樞紐”“語言必有根。語根者，最初表示概念之音，為語言形式之基礎”[36]。強調語言為本，將“音”置于核心，與新派語言學家的立場并無二致。李方桂在讀罷《右文說》后，給沈的信中說：

尤其是您拿字作音符看，然后再用他來求音與義間的關系，不為許君的因形取義所累，這是先生的卓見，也就是右文對于古代語言上的一大供獻。

……中國文字最古也不過有五六千年的歷史，而中國語言要比文字古遠的多。從文字上的研究我們可以得到古時語言的大概，但是想要知道文字未發(fā)生以前的語言如何引申演變成文字中的語言，以及語根上的各種研究，我們就非拋開字形，而用語音作根據(jù)不可。語音的研究，固然有借重字形的地方，但是一旦我們得了一個較可意的周秦音系，我們就可以算上了正軌……

先生在這篇文里，注重字音，免去了許多從字形立論的弊病，這是我最贊成的。[37]

李方桂研究上古音時，出發(fā)點依然是段玉裁發(fā)現(xiàn)的“同聲必同部”，而不是什么西方的新理論[38]。傅斯年十多年后完成的《性命古訓辨證》，思路與做法也更接近沈兼士，乃至章太炎，而不是趙元任與李方桂。不清楚此研究的產生是否受到陳寅恪想法的影響，至少在楊聯(lián)陞看來，是符合陳的思路的。

另外一位在漢語研究上做出巨大貢獻的學者王力，亦是出入新舊，對章太炎不無批評[39]，卻也積極繼承清代音韻學成果而取西方語言學之方法與成果加以改造和推進。

新舊兩派關注重點有別，取徑亦見分歧，背后的私議中仿佛水火難容，其實雙方相互影響，相向而行，落到具體問題上，差異更需要仔細分疏。

三、訓詁治史、常用詞研究與字詞觀史

陳寅恪回函言短意長，因強調“字”，與當時主流語言學并不一致，其說也不是永過無痕。沈兼士后來的研究也可以看到陳寅恪的影響。他在1940年完成的《?、殺、祭古語同原考》一文的結尾寫道：

考證文字之作，多流于破碎支離。即能以精義古音貫串證發(fā)之，猶嫌未足。必也于當字形音義演變之原委，語文表里交流分化之形勢，及其與古代文化史之關系，三者具有綜合一貫之見解，方為合作。

沈氏此文感悟有四，此為最后一點[40]，由考證文字到關注與文化史的關系，陳寅恪想法的痕跡斑斑可見。

學生輩學人中深受陳寅恪此說影響的非楊聯(lián)陞莫屬。楊畢業(yè)于清華大學經濟系，聽過陳寅恪“隋唐史”課，畢業(yè)論文亦為陳指導[41]，治學上得其親傳。楊聯(lián)陞1957年以英文發(fā)表了《報——中國社會關系的一個基礎》一文，備受中外學界推重。三十年后，楊聯(lián)陞在回顧自己治學特色時指出：

我一向以為中文一字多義（西文亦多如此）有其妙用。語文與思想，關系甚密，有人說：不會德文則不能了解康德哲學。同樣也可說不會古漢語，很難了徹古代思想。

因此，我想重復已經說過的意思，用“訓詁治史”一詞，西文“Philology”指語文，即訓詁。1962年3月我被邀在法國法蘭西學院作了四次演講……第一講即指出漢學家須通訓詁，第四講用五六頁講“均”與“和”兩個重要概念。

更令我向往的是考據(jù)而兼義理的訓詁創(chuàng)見。大書如傅斯年先生的《性命古訓辨證》。單篇文章如沈兼士先生《“鬼”字原始意義之試探》……

文末附《陳寅恪先生來函》說：

一個字牽涉許多重要事物，則其研究皆可構成一部（不必是全部，亦不可能是全部）文化史。寅恪先生之說甚是。[42]

楊聯(lián)陞高度重視語文、思想與歷史之間的關聯(lián)，不止得益于陳寅恪，還與他多年跟隨趙元任在美國大學講授漢語分不開。

同樣，受教于陳寅恪且在此方面卓有建樹的還有季羨林。季羨林1934年畢業(yè)于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大學期間，旁聽過陳的“佛經翻譯文學”一課且自陳受益最多，后在德國哥廷根大學留學十年，習比較語言學[43]。早年發(fā)表的《浮屠與佛》一文便是由考察兩個譯詞的西土來源進而揭示佛經翻譯的先后，甚至包含對佛教傳來路線的新思考[44]。季羨林晚年出版的《糖史》更是這方面的巨著，比較語言學視野下對照字詞獲得靈感催生的文化交流史。用作者的話“我寫《糖史》，與其說是寫科學技術史，毋寧說是寫文化交流史”，“像蔗糖這樣一種天天同我們見面的微不足道的東西的后面，實際上隱藏著一部錯綜復雜的長達千百年的文化交流的歷史”，全書論述亦是從若干漢字的辨析開始[45]。兩人的研究或集中于中土，或倚重比較語言學，領域迥異，思路相近，展現(xiàn)了這一路徑的廣闊前景。

此外，語言學家羅常培在這方面也做過不少努力。羅的文集《語言與文化》目的是“想從語詞的涵義討論語言和文化的關系”，該書第二章題目是“從語詞的語源和變遷看過去文化的遺跡”，便包含了從字詞看歷史的企圖，當然視野早已越出了漢語，取資的語料廣及印歐語系以及北美印第安語的眾多語言。他在第八章“總結”所言：

第一點，對于語義的研究，咱們不應該再墨守傳統(tǒng)的訓詁學方法；應該知道詞義不能離開上下文而孤立存在，詞書或字典里的解釋是不可靠的；應該用古生物學的方法分析各時代詞義演變的“累積基層”；應該用歷史唯物論的方法推究詞義死亡、轉變、新生的社會背景和經濟條件。取材的范圍不可再存“雅”“俗”的偏見，……研究的方法，一方面要由上而下地從經籍遞推到大眾口語，另一方面還得根據(jù)大眾的詞匯逆溯到它們的最初來源：照這樣就可以把古今雅俗的材料一切都聯(lián)系起來了。[46]

1954年羅常培在向年輕人介紹自己學習語言學的經歷時坦陳：“我寫的第二本書是《唐五代西北方音》?！敃r陳寅恪先生在北京，我得到他很大的幫助。他指導我讀參考書，找其他材料。我埋頭鉆研，以三個月的時間完成了這一本書。當時正是長城戰(zhàn)役猛烈進行，北京可以聽到炮聲的時候?！盵47]長城抗戰(zhàn)發(fā)生在1933年3月到5月，此時史語所還有部分人員在北平，陳在清華教書，并兼任史語所一組組長，故兩人時有往來。

除了直接受教于陳寅恪的學者，還有一位古文字出身的學者劉翔亦在此方面成績突出。他出版過一部名為《中國傳統(tǒng)價值觀詮釋學》的著作，從人與人、人與神和人與自然三個方面展開，充分利用古文字的研究成果，結合思想史的視角，集中選取并分析了二十多個體現(xiàn)先秦時期價值觀的關鍵字詞，包含神、德、禮、義、孝、友、信、生、死、命、有、無、道、氣等，希望“以中國古文字研究的成果，建立一個中國哲學論說的基礎”[48]，思路與陳先生倡導的研究多有暗合?？上r段不出先秦，字詞亦限于價值觀層面，更可惜的是作者1999年已去世。

有陳先生開示軌轍，羅、楊、季等先生示以范例，踵隨其后的研究卻并不多見。先秦史領域，可以見到一些從字詞角度的考察。反而是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涌現(xiàn)過若干由字詞、稱謂或概念觀察歷史的名作，甚至早于陳寅恪給沈兼士的回函。陳寅恪在清華中文系的同事聞一多亦利用古文字學來治古典，圍繞字詞展開的研究頗多，有些發(fā)表在陳寅恪回函之后，如1945年發(fā)表的《說魚》[49]。聞一多結合民俗學、人類學與神話研究古典，意在揭示各種“隱語”，有時不免穿鑿。隨時間推移，學科分化日甚，除甲骨文下至漢簡研究中，考釋文字的研究猶不時可見外，史學的其他領域，目力所及，除了周一良先生研究中古史時，在此方面下過功夫[50]，創(chuàng)獲多多之外，能賡續(xù)此類研究的難得一見[51]，只有訓詁學家與漢語史學家們在并肩前進，不能不說是件憾事。

最近二三十年，漢語詞匯史研究異軍突起，尤其是常用詞演變研究，成果卓著。1995年，張永言、汪維輝指出：

（中古詞匯研究）論著大多偏重疑難詞語的考釋，研究的對象集中在從張相到郭在貽一貫強調的“字面生澀而義晦”和“字面普通而義別”的這兩類詞；也就是說，主要還是訓詁學的研究，是傳統(tǒng)訓詁學的延伸和擴展。……

訓詁的目的是“明古”，訓詁學的出發(fā)點是為了讀古書——讀懂古書或準確地理解古書。因此，那些不必解釋就能理解無誤的詞語，對訓詁學來說就沒有多少研究價值。詞匯史則頗異其趣，它的目的是為了闡明某一種語言的詞匯的發(fā)展歷史及其演變規(guī)律，而不是為了讀古書，盡管不排除客觀上會有這種功用?！?/span>

王（力）先生所說的“新訓詁學”實際上就是詞匯史。

強調了研究“作為語言詞匯核心的‘常語’”的意義：“不對常用詞作史的研究，就無從窺見一個時期的詞匯面貌，也無從闡明不同時期之間詞匯的發(fā)展變化，無從為詞匯史分期提供科學的依據(jù)。”“詞匯史的研究不但不應該撇開常用詞，而且應該把它放在中心的位置，只有這樣才有可能把漢語詞匯從古到今發(fā)展變化的主線理清楚，也才談得上科學的詞匯史的建立”[52]。

自20世紀40年代開始呼吁， 50年代王力《漢語史稿》第四章“詞匯的發(fā)展”中的初步嘗試，20世紀末蔣紹愚、張永言、汪維輝、李宗江等多位學者先后的探索，到21世紀崛起為詞匯史研究中的顯學[53]，改變了詞匯史研究的重點和方向，或可稱為詞匯史研究上的“常用詞轉向”。

這一轉向在推動詞匯史整體發(fā)展上居功甚偉，自不待言。從外行角度觀察，常用詞研究關注的核心是詞匯的演變，當屬詞匯使用史中重要一環(huán)，除了演變，常用詞匯中依然存在延續(xù)與不變的一面，這一面的研究剛剛起步[54]。進化論帶給我們的應該是更豐富的認識，不可因過分看重變，將我們的詞匯史消減到僅僅圍繞演變來旋轉，忘卻了另外的面向，不然我們無法理解古今之間語言詞匯的聯(lián)系。

對史學來說，亦需接過這面旗幟繼續(xù)前進，開辟“常用詞研究”的新戰(zhàn)場，或可簡稱為“字詞觀史”。史學不可能將所有的字詞作為研究對象，那是詞匯史的任務，是字典與詞典編纂者的擔當，史家更樂于傾注心力的是歷史長河中常用且關鍵的字詞。這類研究某種意義上可謂陳寅恪“凡解釋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的復活與延伸。

詞匯史下的常用詞研究注意的是歷史時期的語料：語言材料。關心的是表達形式本身，而不是內容，亦非文辭所稱述的人及其活動；且是以例證方式、圍繞某個字詞按照時間先后，摘錄用例語句構成分析對象，尋求的是歸納和揭示詞匯演變規(guī)律。

史學關注的核心是過去時代的人及其活動，字詞不過是古人表達想法、從事活動的工具，是研究者返回古人經歷的歷史現(xiàn)場的媒介。通過字義可以將字詞使用者與使用場合勾連起來，另辟觀察過去的蹊徑。這方面，字形與字義以及兩者的關系尤應受到重視。語言學家丁邦新指出：

依作者的意見，對于極大多數(shù)的中國文字而言，屬文字本身的除形以外，也有義。這是和拼音文字迥然不同之處?！匆粑淖值淖帜赋我酝猓襞c義都受之于語言；而中國文字則形體本身就包含著意義，有的形體只表示意義的大類，由語言足成之。[55]

依此說，研究中國的文字，不能排除字義，換言之，字的形與義中包含了豐富的內容，值得深挖。如文字學家所揭示的，漢字表意字與形聲字頗多，字符中都包含了字義，或部分字義，而其發(fā)音，則在歷史過程中歷經變化，有別于純粹的表音字，盡管漢字在發(fā)展中也產生了一定數(shù)量的假借字和記號字。行用至今的表意字往往出現(xiàn)很早，長期使用中積累了豐富的意義[56]。漢代以后，形聲字不斷增加，亦是學界共識。語音從上古到中古、近代，乃至當下，多次變化，此外，還有各地方言發(fā)音上的共時性差別。字形與字義之間穩(wěn)定關系的持續(xù)時間往往要長于字形與字音之間的關系，分析前一組關系因而成為重要課題[57]。學者通過分析漢字字形結構改造的方式，發(fā)現(xiàn)改造中形體結構的表意趨向要比表音趨向強烈[58]，證明字形與字義間更為緊密而持久的聯(lián)系。

近年，漢字與漢語關系的討論相當活躍，頗有一些學者的看法與丁邦新相似，強調漢字并非僅僅是漢語的記錄，漢字認知的神經心理學研究亦通過實驗證明了字形在認知上的優(yōu)先性[59]，甚至做了進一步的哲學反思，指出不加反省地接受印歐語系、西方語言學與哲學中的“語音中心主義”假設帶給中國語言文字研究一些基本認識偏差[60]。

另一方面，字與詞之間亦無絕對的界限，字的研究和詞匯研究亦無絕對分別，漢語學界在此頗有爭論，實可擱置分歧，彈性看待。

再者，正如奧地利哲學家維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后期的語言哲學研究所倡導的“意義即使用”，他指出：

當哲學家使用一個詞——“知識”“存在”“對象”“我”“命題”“名稱”——并試圖把握事物的本質時，人們必須經常地問自己：這個詞在作為它的老家的語言游戲中真的是以這種方式來使用的嗎？——我們所做的乃是把詞從形而上學的使用帶回到日常的使用上來。[61]

日常使用需要結合歷史中的使用者與使用場合加以分析，揭示其中的延續(xù)與變化。我們要考慮的字義不僅是《說文》或《康熙字典》等歷代小學著作中的釋義，甚至主要不是，而是歷史過程中不同層次的使用者使用實踐中的“義”，以及這些“義”與時人生活實踐或創(chuàng)造歷史之間的關系。

借助古今語言文字學的積累，繼承并發(fā)揚清代樸學開創(chuàng)的由訓詁而通經明道的舊傳統(tǒng)，與“訓詁治史”的晚近新風，不是關注生僻字，那是古文字學家與訓詁學家沖鋒陷陣、建功立業(yè)的主戰(zhàn)場，不只關注思想史上重要的字/詞，或詞匯史上所看重的“常用詞”以及基于一般語言學提煉的帶有普遍性的“核心詞”[62]，返回更豐富多樣的歷史現(xiàn)場，開展“字詞觀史”。采取“主位立場”，發(fā)掘與關注歷史場景中反復出現(xiàn)，帶有關鍵意義的字/詞，包括體現(xiàn)人們之間關系、顯現(xiàn)歷史常態(tài)的字詞，在文字字形、音之外，關注“義”與場合、與使用、與使用者的關系，挖掘常用字/詞中豐富的歷史意含，揭示其中的延續(xù)與演變，打通古代與近代、字與詞、中與外、表達與實踐。循著常用字詞去觸摸歷史上使用這些字詞的人，不只是發(fā)布詔令文書的帝王將相，也包括抄寫、使用與執(zhí)行文書的普通小吏，下及使用契約文書、身陷辭訟的販夫走卒，借助字義詞義去揭示意義的分類及其與人們行為的關系。

“字詞觀史”包含了“訓詁治史”，并有所推進。其中的“史”不只是“史料”，不只是“文本”，更是“歷史”，是過去的人與事。若此，一條研究眾人歷史的新徑由此開通，同時可處理問題的范圍亦隨之擴張：不再僅僅聚焦于具體的文本及文本背后的人物、事件、制度、觀念思想等常見研究對象，或斷代、專題等史學通常的分類方式，字詞可以成為勾連人—觀念—事/物/制度的新紐帶與觀察過去的新視角，超越20世紀以來形成的學科分類與問題域，拓展新的觀察視野，續(xù)寫新的研究篇章。

簡言之，這是跳出單純梳理字書釋義、古書注釋與單純的文本，結合更一般的使用者、使用場合，并以此為中心開展的常用字詞研究，循字見人，由詞觀史，亦可視為“常用詞研究的史學轉向”。隨著研究的推進，我們也將會對歷史中常用字詞的含義領悟得更充分，其中一些將有可能發(fā)展為認識中國歷史思想與文化的基本概念，逐步構建起中國歷史、思想與文化的理論解釋，向理論自信更進一步。這方面一些哲學史家也做過不少工作，但要跳脫源于西方哲學的分類框架，跳脫僅從思想家著作尋找范疇的做法，系統(tǒng)吸收學界既有成果，尚有長路要走。近來頗為流行的概念史、觀念史研究，成果多多，可惜多局限在近代產生的新字新詞新義，上溯古代只是為了追蹤詞匯的源頭，且停留在將概念作為研究對象的層面。西方20世紀70年代在墨西哥歷史研究中出現(xiàn)的“New Philology”（新語文學）開始引起海內外研究中國史的學者的注意，盡管其關注點仍不離文本，不少思考亦值得吸取[63]。吸收這些新進展，繼承陳寅恪“凡解釋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之說，到最一般的字詞使用事實中去歸納、提煉與構建認識過去，開辟切近歷史的新途徑，天地廣闊。

四、結論

陳寅恪1936年給沈兼士回函中所說的“凡解釋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既是對沈文的稱許，亦提示了一種由字/詞觀察歷史的途徑。當時深受西方語言學影響，強調“語音中心主義”的學術氛圍下，應和與追隨者不多。今天隨著對語言與文字關系的新思考，隨著漢語常用詞研究的開展，以及史學研究的不斷開掘，重新思考陳寅恪此語，在楊聯(lián)陞倡導的“訓詁治史”基礎上，開展結合一般使用者、使用場合的關鍵字詞研究，不止是關心演變，亦分析延續(xù)，循字見人，由詞觀史，可成為史學研究的一條可能進路。謹以此文紀念陳寅恪先生。

（附：本文草撰后得到屈濤、祁萌、王彬、馬力、郭偉濤、張欣毓諸君的指教；修訂期間，孫正軍、曹天江、王東杰、游逸飛與趙平安先生/小姐先后予以惠助，謹此致謝。）

參考注釋：

[題目中“字”的注釋]“字”本是中國傳統(tǒng)語言文字學的術語，“詞”乃20世紀初引入的新概念，后者進而成為漢語研究的基本單位，“字”則變?yōu)槲淖謱W的分析對象。隨著漢語研究中“字本位”理論的產生，強調“字”為形、音、義三位一體，構成漢語口語和書面語的最小結構單位?！罢Z法字”涵蓋了“書寫字”，溝通了傳統(tǒng)語言文字學與現(xiàn)代語言學，為擴展“字”的研究空間提供了新思路（此說的意義與問題，可參陳保亞《20世紀中國語言學方法論研究》“7.字本位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版，第308—380頁）。此理論下，用“字、字結、字組”取代“語素、詞、詞組、固定詞組、離合詞”來說明句法。考慮到百年來積淀的認知習慣，姑且從眾，依然使用“詞”。不過，歷史研究中，詞的研究離不開書寫下來的“字”，本文所說的“字詞”，相當于字和詞，基于文字，亦包含語言，尋求發(fā)掘字與詞的形/音兩者與義的關系所蘊含的歷史信息，而不是探討字與詞之間的關系。感謝趙平安兄提醒我注意此問題。

[1]沈兼士《“鬼”字原始意義之試探》附錄，原刊《國學季刊》五卷三號（1935年），第45-60頁；完成于1936年，后收入葛益信、啟功編《沈兼士學術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版，引自第202頁。

[2] 見楊聯(lián)陞《中國文化中“報”“保”“包”之意義》“引言”，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頁。

[3]桑兵：《解釋一詞即是作一部文化史》，收入所著《治學的門徑與取法——晚清民國研究的史料與史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308-313頁。

[4]兩人之間往復書信不止此，蔣天樞曾轉錄過抗戰(zhàn)期間沈兼士給陳寅恪的兩封信，見《師門往事雜錄》，收入錢文忠編《陳寅恪印象》，上海：學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75-76頁。

[5]張星烺1926年10月16日給陳垣信，陳智超編：《陳垣往來書信集》（增訂本），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10年版，第241頁。大致經過亦可參陳以愛《中國現(xiàn)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以北大研究所國學門為中心的探討》，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76-281頁。

[6]參《北平故宮博物院報告》，1929年12月刊行，轉自胡旺林主編《明清檔案事業(y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發(fā)展歷程 1925—2015》，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1-22頁；陳以愛《中國現(xiàn)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第82—83頁。

[7]《沈兼士學術論文集》，第183頁。

[8]見黃清連《不古不今之學與陳寅恪的中古史研究》，收入黃清連編《結網三編》，臺北：稻鄉(xiāng)出版社2007年版，第152—177頁。略有不同的理解，見羅志田《陳寅恪的“不古不今之學”》，《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6期，第24—44頁。

[9]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增訂本）卷中，民國十八年條引藍孟博（文徵）《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始末》（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72頁。

[10]桑兵：《解釋一詞即是作一部文化史》，第309頁。

[11]《沈兼士學術論文集》，第183頁。

[12]見《制言》第7期（1935年），第1頁。

[13]關于20世紀初“訓詁學”內涵的討論，參見周光慶《二十世紀訓詁學研究的得失》，《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2期，第35—44頁；王濤《20世紀訓詁學學科名稱定義的爭論》，《漢學研究通訊》22卷2期，2003年），第10—12頁，此文電子版承在日本京都的曹天江同學檢示，謹謝。

[14]《沈兼士學術論文集》，第186—202頁，引自第186頁。

[15]見李圃主編《古文字詁林》第八冊，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77—190頁。新近研究見趙林《說商代的鬼》，收入宋鎮(zhèn)豪主編《甲骨文與殷商史》新四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57—96頁。感謝屈濤提示查閱前書的網址。

[16]程邦雄：《“鬼”字形義淺探》，《華中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7年第3期，第102—104頁。

[17]可參趙世瑜《眼光向下的革命——中國現(xiàn)代民俗學思想史論（1918—1937）》，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18]見“陳寅恪致劉永濟”1942 年9 月23 日, 收入《陳寅恪集·書信集》, 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01年版，第244—246頁。

[19]參見金毓黼《中國史學史》“附錄：最近史學之趨勢”，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21、422頁；陳以愛《中國現(xiàn)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第249頁注釋33；趙立彬《梁啟超與“文化史”研究:“文化”視角的闡釋》，《福建論壇》2009年第11期，第101—107頁。

[20]胡適：《發(fā)刊宣言》，《國學季刊》1卷1期（1923年1月），第12—14頁。此《宣言》代表了國學門同仁共同意見，有關分析，見陳以愛上引書，第169—180頁。

[21]1926年7月5日顧頡剛給殷履安信，轉自顧潮《顧頡剛年譜》，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97頁。參見劉龍心《學術與制度：學科體制與現(xiàn)代中國史學的建立》，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141—143頁。

[22]錢穆：《中國歷史研究法》第八講“如何研究文化史”，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01年版，第132頁。

[23]詳參陳懷宇《在西方發(fā)現(xiàn)陳寅恪：中國近代人文學的東方學與西學背景》，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62—69、122—132頁；張谷銘《Philology與史語所：陳寅恪、傅斯年與中國的“東方學”》，《史語所集刊》87本2分（2016年），第410—422頁。

[24]初刊《國學季刊》二卷一號，收入《金明館叢稿二編》，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01年版，第105頁。

[25]許冠三：《新史學九十年》，長沙：岳麓書社2003年版，第268—269頁；陸揚：《陳寅恪的文史之學——從1932年清華大學國文入學試題談起》，《文史哲》2015年第3期，第33—49頁。

[26]其貢獻的概括，可參王力《漢語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1頁；王寧《章太炎與中國的語言文字學》，收入陸宗達、王寧《訓詁與訓詁學》，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27—336頁；周光慶《二十世紀訓詁學研究的得失》，第38—39頁。

[27]詳見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激進與保守》，收入《錢穆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年版，第197—212頁；羅志田《新的崇拜：西潮沖擊下近代中國思想權勢的轉移》，收入所著《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與社會》修訂版，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37—52頁。

[28]扼要的分析見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兼論其對儒學傳統(tǒng)的沖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03—205頁。

[29]關于歐洲philology發(fā)展的扼要概括，及對傅斯年與陳寅恪的影響，見張谷銘《Philology與史語所：陳寅恪、傅斯年與中國的“東方學”》，第375—460頁。

[30]史語所公文檔·元130“1928年傅斯年手擬史語所聘書草稿”，王汎森、杜正勝主編：《傅斯年文物資料選輯》，臺北：傅斯年先生百齡紀念籌備會1995年版，第62頁。

[31]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史語所集刊》1本1分（1928年），第4、6頁。

[32]梅祖麟：《中國語言學的傳統(tǒng)和創(chuàng)新》，收入《學術史與方法學的省思——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研院史語所2000年版，第475、476、487—491頁。

[33]傅斯年與趙元任在語言學認識上的差異，見張谷銘《語文學還是語言學？跨越洲際的反應》，中譯本，收入賈晉華等編《新語文學與早期中國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0—66頁。感謝孫正軍示知此書。

[34]具體分析參見王東杰《聲入心通：國語運動與現(xiàn)代中國》，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341—387頁，引文見第360頁。

[35]詳參陳以愛《中國現(xiàn)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第200—202頁。

[36]《沈兼士學術論文集》，第76、168頁。

[37]李方桂先生來書，見《右文說在訓詁學上之沿革及其推闡》九、附錄，收入《沈兼士學術論文集》，第176—178頁。

[38]梅祖麟：《中國語言學的傳統(tǒng)和創(chuàng)新》，第487—489頁。

[39]見王力《新訓詁學》，收入《龍蟲并雕齋文集》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315—320頁。

[40]《沈兼士學術論文集》，第225頁。

[41]參見《楊聯(lián)陞自傳》《追憶陳寅恪先生》，收入楊聯(lián)陞著，蔣力編《哈佛遺墨：楊聯(lián)陞詩文簡》，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第6、35頁。

[42]楊聯(lián)陞：《中國文化中“報”、“保”、“包”之意義》引言，第2—3頁。

[43]季羨林：《回憶陳寅恪先生》，收入錢文忠編《陳寅恪印象》，第162—173頁。

[44]此文見《史語所集刊》20本上（1948年6月），第93-105頁；后又撰《再談浮屠與佛》補充前說，《歷史研究》1990年第2期，第3—11頁。

[45]季羨林：《糖史》“自序”及上冊“國內編”第一章，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6頁；第1—8頁。類似的表述又見“國內編”“引言”，上冊，第5、15頁。

[46]分見羅常培《語言與文化》，北京：新星出版社2015年版，第86、188頁。

[47]羅常培：《我是如何走上研究語言學之路的？》，收入《語言與文化》，第229頁。

[48]劉翔：《中國傳統(tǒng)價值觀詮釋學》“后記”，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294頁。

[49]聞一多《說魚》初刊《邊疆人文》第二卷第三、四期，收入孫黨伯、袁謇正主編《聞一多全集》第三卷，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1—252頁。感謝孫正軍提示。

[50]參見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札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版。

[51]郭永秉的新作《九個漢字里的中國》（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9年版），是近來罕見的著作，作者本人亦是古文字出身。

[52]張永言、汪維輝：《關于漢語詞匯史研究的一點思考》，《中國語文》1995年第6期，第401、402、411頁。

[53]參見汪維輝《東漢—隋常用詞演變研究》，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漢語核心詞的歷史與現(xiàn)狀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年版；丁喜霞《關于“常用詞演變研究”命題的思考》，《語言研究》33卷3期（2013年7月），第25—32頁；相關綜述不具引。

[54]新動向見汪維輝《漢語核心詞的歷史與現(xiàn)狀研究》，第13—17頁。

[55]丁邦新：《中國文字與語言的關系——兼論中國文字學》，收入所著《中國語言學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517頁。

[56]詳見裘錫圭《文字學概要》（修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版，第9—20、114—197頁。

[57]近代以來的語言觀則轉向認為“文字起于聲音”，形成“言語中心主義”的語言觀，詳參王東杰《聲入心通：國語運動與現(xiàn)代中國》，第180—221頁；《歷史·聲音·學問：近代中國文化的脈延與異變》，北京：東方出版社2018年版，第131—167頁。

[58]參見趙平安《漢字形體結構圍繞字音字義的表現(xiàn)而進行的改造》，收入所著《文字·文獻·古史——趙平安自選集》，上海：中西書局2017年版，第93—114頁，特別是第111—113頁。

[59]如胡敕瑞《對漢字與漢語性質的一點認識》，《古漢語研究》1999年第1期，第55—59頁等。認知心理學家亦通過實驗分析過漢字認知的特點，發(fā)現(xiàn)與拼音文字偏重人腦左半球不同，而是呈現(xiàn)兩半球“復腦效應”，見郭可教、楊奇志《漢字認知的“復腦效應”的實驗研究》，《心理學報》1995年第1期，第78—83頁；字形對字義的識別要先于字音，見黃健輝、陳烜之《中文閱讀中的字形與語音加工》，《心理學報》2000年第1期，第1—6頁等。

[60]顧明棟：《西方語言哲學理論是普適性的嗎？——中西關于漢語漢字懸而未決的爭論》，《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6期，第144—153頁。

[61]維特根斯坦《哲學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116，1953年初刊，李步樓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72-73頁。

[62]現(xiàn)在語言學界通用的“核心詞”（Swadesh List）是美國語言學家莫里斯·斯瓦迪士（Morris Swadesh）在20世紀40-50年代統(tǒng)計印歐語系語言而提出的，其普遍意義需要論證，而不是簡單地接受與應用。

[63]有關墨西哥史研究的回顧參Matthew Restall, “A history of the new philology and the new philology in history，”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38.1(2003),pp. 113-134；歐洲中世紀史方面的研究，見Speculum, 65.1(Jan., 1990)“New philology”專號上的諸文，Stephen G. Nichols，“Philology in a Manuscript Culture，”pp.1-10;Siegfried Wenzel,“Reflections on (New) Philology，”pp.11-18；中文研究參見賈晉華、陳偉、王小林、來國龍主編《新語文學與早期中國研究》導論及王小林、來國龍的論文，第1—5、12—13、67—80、92—110頁。